如何鉴定汝瓷真品

汝瓷美感很强，宋朝汝瓷为何能居宋朝五大名瓷之首？

汝瓷伴随着宋微宗的热爱而出神入化，却也伴着宋代的衰落而消声匿迹。至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都城失陷，宋微宗、钦宗及其皇家3000余人被金朝俘获，特供皇宫的汝瓷就再也不会烧造过。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觉得汝瓷但是强盛了20年。

汝瓷那时候一直是为专用窑， “为皇家生产制造器皿是极为独特、秘密的事儿，烧出而并没有被选定的陶器，都需要如数砸烂、摧毁、埋起来。而汝瓷自身更有‘十窑九不了’一说，成器非常少。加上一共就为皇家烧了20年，汝瓷在宋朝末、宋代初已属佳品，时间越长愈发宝贵。 汝瓷是铁复原，富含少量的铁，因而色调为青；而瓷釉又没有一切人力成分，是数十种纯天然砂石料配出，有关原材料和份量，也没有广为流传出来。 宋朝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曾尝试过复烧汝瓷，但没一次取得成功。

尽管宋微宗亡了国，宋朝也随着时间的东流亡国了，可是汝瓷的风彩一直为后人大家传扬，每个为皇帝也都想修复汝瓷的风彩，因此一直科学研究效仿，可是后人数千年间仍然没有成功。

汝瓷的烧造繁杂，共约七十二道工序，例如胎土清洗，瓷釉秘方，匣钵挑选，工业窑炉环境温度等层面，差了一点，就没法重现汝瓷的晴朗之色。 不论是清朝的皇上，或是明朝的皇帝们，她们都心怀不甘心，她们就给瓷工下严旨，一定要还原出雨过天青之色的汝瓷。因此，元明两代的官衙，她们都是在汝州复建了更高，更多的是窑口，然后就逐渐征募这些技术精湛的瓷工，但是这种瓷工匠人统统不了，从唐代到宋代累积出去的烧造晴朗陶器的技术性，由于战争，早已断代了。

到清代的情况下，乾隆爷偏要就不信，他传下来谕旨，一定要在汝州修窑烧瓷，重现传说中的“青如天，面明如镜，蝉翼纹，启明星稀，白芝麻支钉釉达到”的绝代汝瓷。但是一番勤奋下，最后烧出的汝瓷并不是色歪斜，便是形不齐，总之如何看，全是一个歪剌货。乾隆爷失败了，接着也有更坚强的人，1938至1941年，民国大资产阶级李绍初，下决心，他在汝州蟒川严和店逐渐模仿汝瓷，但是效果都是不成功。

1952年，周总理国家总理标示“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修复汝瓷生产制造”。历经上千次试验和分析，1958年烧造出第一批豆绿釉艺术品，1983年8月汝瓷天蓝釉通过专家鉴定，均做到和超出宋代汝窑水准。此后，汝瓷变成汝州市人一张个人名片。 汝瓷的工序也从此保存了出来。

可是宋微宗时代的发展汝瓷遗品迄今仅有87件存品，有67件各自储存在世界各国的展览馆中 假如你有收藏品所困下手，想找正规公司进行交易，可与福羲竞拍邢女性沟通交流，壹伍柒 六六一九 捌肆柒二。因而，秘方消亡，仿造难度系数极为繁杂，留世品也非常比较有限，也因而变成汝瓷夺冠军的关键缘由。自然，就算是那时候的汝瓷，也达到了中国陶瓷的巅峰时期，成就了中国陶瓷的稀世珍宝。

汝窑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首先提到它的是北宋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在《高丽图经》中第一次提到“其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到了南宋时叶在他的《坦斋笔衡》中写道：“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人周火军在《清波杂志》中写了一段据我看来颇值得质疑的记载，他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中的“宫中禁烧”这句话似有讹舛，或者当时人传抄时出了差错，果若是，则传世汝窑从何而来?所以说这“禁烧”的“烧”字恐怕是“卖”字之讹。在封建皇权时代如果宫中禁烧有谁敢抗旨行事冒诛九族之风险呢?而正确的原文应当是“汝窑宫中禁卖，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司出卖，近尤难得”。这样读起来文理较为通顺，也比较符合于历史史实。另外还有“唯供御拣退”的“御”字也绝非皇帝的代词，我们阅读古代的文献资料绝不能拘泥于字面的诠释，皇帝又岂能屈尊降纡地做拣瓷器的工作?那岂非笑话!更不符合于封建体制。古代的帝王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又怎能干这区区挑选瓷器的活儿呢?这是既悖于情理，又有乖于封建体制的行为，这是在宋代不可能有的事。然则这个“供御拣退”的“御”字又何所指呢?我们浏览过《宋史》的人都知道北宋朝廷有殿中省的建制，而殿中省有六大组成尚局”，即“尚仪局”“尚工局”“尚衣局”“尚药局”“尚食局”“尚寝局”。他们专司皇宫内府的饮食起居、出行狩猎，司礼服饰、医药保健，以及宗庙祭祀、殿宇园林修葺、宫廷陈设用品、清供古玩、餐饮用具等等的事务性工作，而在这诸多的事务工作中，有一专司陶瓷质量检验工作的官员，他的专业职称就名“典御”。而《清波杂志》中所提“供御”的“御”即“典御”的省略词。我们从《道光修武县志》卷十(百家岩题名)的一段文字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它是这样记载的：“政和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5年笔者注)秋七月二十五日典御太原王道醇车使怀孟，因往赭石口点检陶器。”这不是正好说明了“典御”即朝廷用来专门检验陶瓷质量的专职官员吗?《道光修武县志》的记载明确了周火军的《清波杂志》中“供御”两字的所指了。修武县在北宋时旧名怀州，也是北宋“当阳峪窑”的所在地。据当阳峪村残破(德应碑)的记载“??世利兹器，埏埴者数百家，资养者万余口”。这足以说明“当阳峪窑”制瓷工业的发达盛况了，所以朝廷才派典御官太原人王道醇出差怀州“当阳峪窑”去检查视察朝廷所需的瓷器。从《道光修武县志》中我们才知道原来宋时“当阳峪窑”也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这是我国历代瓷书所未曾见过的。这可能是由于“当阳峪窑”的产品工艺新颖、装钸技法创新，它创烧了一种刻划花并用技法，又有一种用多色釉剔划法非常典型。另外绞胎、三彩等颇具风格，故此朝廷派典御官前往点检，这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就在这“典御”两字上数百年来一直为瓷学家、鉴赏家们所忽略所误解，最为典型的要算是明代李日华的《紫桃轩杂缀》了，他说“汝窑以玛瑙末作釉，当时止供御，绝难得”，玛瑙末作釉没错，汝州却产玛瑙，《宋史》有记载“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但他误解了“供御”二字了，他认为“供御”即供给皇上，其实供给质检官检验其质量，他误解了。李日华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位博学通儒，仍出现这种误解，所以前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信勿我欺也。

在《中国陶瓷史》第285页上有关汝窑的论述：“《格古要论》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遵生八要》与《清秘藏》二书又据此加以引申说“汁中棕眼，隐起若蟹爪。”这就使人难以理解，棕眼本来是釉上的一种缺陷，小小的如棕毛大小的棕点，又怎能引起若蟹爪?高濂没有理解曹昭关于蟹爪纹的原意。因此错误的加以引申，以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读过这段议论以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曹昭蟹爪纹的原意呢?《中国陶瓷史》上没有说很遗憾。笔者对高濂这样的“出尘罗汉，住世真仙”的道德文章素所景仰，他学识渊博，文章经世，并精于考古格物之学，现我把高濂对汝窑的论述原文摘出:“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钉”。我再把曹昭的《格古要论》的原文摘录出来，写在下面：“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甚难得”。以上是摘录高濂和曹昭的原话。高濂的原话是“隐若蟹爪”但《中国陶瓷史》却变成了“隐起若蟹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濂所说的是釉下“隐纹，”而《中国陶瓷史》上所说的是釉上的“显纹”，这就误解了高濂的原意，难怪发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之感叹了。

汝窑棕眼的形成棕眼是釉的一种缺陷，如果我们要求得到玻化后的釉面平滑均一的铺展在胎体上面，那前提是窑炉内必需具有始熔的较高温度，才能保证胎体内的盐基氧化物诸如碳酸盐、硫酸盐之类的分解氧化在熔融前及时排出，否则就会形成棕眼，缩釉点的出现，其原因是如果炉内始熔温度较低的话，胎体内的盐基氧化物不能及时得到分解氧化向外排出，而滞于体内，待到进入高温烧成时，仍在继续分解氧化向釉面排出，而形成大小不同的气泡向上顶撞而把釉的分子向四周挤压，破坏釉面的平滑而形成大小各异的棕眼、缩釉点，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由于胎泥的力捏不充分，胎体内留有细小的空隙和水份，受到高温汽化后不断地向釉面膨胀，造成棕眼缩釉点的出现，这就是汝窑釉面的棕眼缩釉点所形成的机理。前不久《中国文物报》刊登了《宋汝窑古瓷亲历记》章，作者范围，文中写道：“其显著的一点就是有缩釉点，特别在一些器物的口沿部分缩釉点比较多，而且常常能够见到胎骨，这也是为什么在一部分皇家用器上面常常见到用金属器包裹口沿的原因。而现在的仿品，大都看不到那些非常自然有趣大小不同的缩釉点”。范君所见到的汝窑器正符合于高濂所论说的“汁中棕眼”。也和图示乾隆御题汝窑三足奁是一致的。是凡刻有乾隆御题器物书法绝对上乘，绝无缺乏功力而表现稚嫩的字迹出现。因为书写者都是宫廷书画高手的杰作，欣赏之余，不禁向往当时供奉于朝廷的书家造诣之深，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特殊的人文历史遗存，躲过了“文革”浩劫，传承文脉，体现文脉，永续文脉，未曾毁于“文革”劫火，倒作为历史回音壁上反回尘封多年具有中华文化艺术永恒魅力而无法再生千古绝唱的精粹回声。可算是幸运之星，得天独厚了。范文中另有一段叙说最大的汝窑器：“整器最大的是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椭圆形水仙盆，高6．3厘米，口径18．5×26．4厘米，底径15×22．6厘米，该盆底刻有乾隆御题诗一首。”这一席话引起笔者钩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记得此件椭圆形水仙盆即《陶成记事碑》中所记载的那件，此盆旧题为“犭呙食盆”，却是一件汝窑峰级产品，在雍正时曾经由内府发往景德镇御窑钦命唐英照此釉色再行烧制。这是雍正时仿汝窑之铁证。但却被乾隆御题为官窑器了，诗曰：“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犭呙食器，蹴枰却认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其石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这两首诗中乾隆引用了唐玄宗时的一个故事；明皇与客对奕，败局已陈，无奈之余，贵妃将康国狷子置于棋枰搅局以解皇上之围，这个故典出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另外，唐代诗人王涯有宫词云“白彐犭呙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这就证明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言不虚，“华清无事饲康居”，说杨贵妃在华清池豢养小狗恰有其事，唐代画家周日方的《簪花仕女图》不是也绘有一只犭呙子吗。此件所谓“犭呙食盆”的器名原是雍正时所定，而乾隆御题时知其不是一只“犭呙食盆”，所以说它是“讹传”，乾隆不愧为一位博学之主。蟹爪纹形成

任何一件瓷器的胎釉的化学组成，都是属于铝硅酸盐类，其中显微结构都是晶相，玻璃相，和气孔构成的多相体系，这种晶相是以多晶形式相聚集的。在烧制瓷器过程中，经过干燥工序后的器物，在装窑烧制前的釉是固相的，通过热运动开始由固相向液相转化。也就是由釉料熔烧成釉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在窑炉内必须经过分解化合、烧结、熔融、结晶这一复杂的理化反应后才能形成釉层。无论是高温、中温、低温或者石灰、长石、铅、硼等各种釉料，只要是附着在胎体表面形成连续相玻璃薄层，均匀地铺展在胎体上面都必须经过五个理化反应过程以后始能得到平滑光亮，硬度强，无渗透性，能抗酸、碱和其他有机化学物质的侵蚀的釉面。汝釉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汝釉是玛瑙末烧成，虽说玛瑙和石英的成分都是二氧化硅(SiO2)，但是晶体结构各不相同，故而在冷却结晶的理化反应中结成棉絮般的晶体，布满于釉中，这种毛茸茸的晶体好似蟹爪上的柔毛形象，所以称它为蟹爪纹。只要是真正的汝窑瓷器，几乎无一件例外，这也是汝窑瓷器的一个特征，它是有别于宋代南北青瓷系统所有窑口生产青瓷的区别所在。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原系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名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又号陶阳镇），宋代景德年间始称景德镇，一直延用至今。

据史书记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二千余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就在这个时候起，景德镇地区就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到了晋代，据载有个名工巧匠趟慨，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随着时代的进展和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制瓷技术也有所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都说明，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也有了较大的影响，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短促的隋朝倾圮之后，强盛的唐帝国继立，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陶玉是镇里的钟秀里人，他所烧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景德镇地区从汉到唐，不仅一直从事陶瓷业生产，而且经过近千年来的探索和追求，早已从制陶阶段进入制瓷阶段，唐代的瓷器已有相当成就，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代饶州刺史元崔写了《进瓷器状》赞颂了这里瓷器的美好。当然，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著名的陶窑、霍窑，遗址也还没有被发现，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景德镇市区周围黄泥头、白虎湾、腾梅亭、湖田等地发现的五代窑址，以及挖掘出来的大量碎片，却以实物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且以青瓷为多。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可见一斑。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纯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远远超过了越窑，冠于当世。

对景德镇来说，宋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因为延续至今的“景德镇”名称是在这个朝代产生的。这事在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五中说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有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这时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由于这里烧制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趟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由于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遂由此而得名。十一世纪末期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争频仍，北方诸名窑相继衰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集南北名窑技艺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陶记》记载，当时景德镇有窑300多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盛况。著名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的吟咏，词中的“玉忱”就是景德镇的产品。

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是一个创新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一只标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铭款的景德镇青花云龙象耳瓶。实物表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景德镇就已烧制成功质量很高的青花瓷器。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到很高水平。

一树绽开并蒂花，兴青花同时期，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是以铜红釉在坯胎上绘制花纹后，再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上呈现红色。釉里红兴青花一起绘制所制产品叫青花釉里红瓷器，画面红蓝相映，别有一番风韵。由于烧制难度较大，元代产量不多，留传器物也很少。我省保存的一件有“至元戊寅”款的青花釉里红器，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而流传至今的瓷器珍品。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齐蓝釉等新品种，使景瓷装饰丰富多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卵白釉枢府器，它是元朝廷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象鹅蛋，釉色比以前的青白瓷又有很大提高。在制瓷工艺方面，元代一个重大改进就是把制瓷原料从原有的瓷石一元配方改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方从而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烧成中的变形率，为制造大型器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元代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期间的景瓷生产发展却很突出。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就更加突飞猛进。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行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品种多，销路也很广。仅就装饰而言，除了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面世，而且“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使人惊奇不胜。《中国陶瓷史》所指出的：“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确实，明代的景瓷的确是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花色品种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著名的《天工开物》中就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另一明代官员王世懋的《二酉委谭》中也说：“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另一段记述则更形象，他说：景德镇“为天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明确认识到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之辉煌。在品种上，明瓷的异彩纷呈也是空前的。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书。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技艺绝伦，名震遐迩的陶艺家，如以制“卵幂杯”、“琉霞盏”闻名于世的“壶隐道人”吴昊十九，他所制的薄胎瓷“卵幂杯”被誉为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瓷器之一。仿古瓷制作名家周丹泉所制的仿古瓷器，使人无法辨其真假，以致一件精品问世，四方重价追求，千金竞市。另一仿古名家崔国懋声名更大，他所仿宣德，成化窑的瓷器号称“崔公窑”，名噪当时，四方争购。由于景德镇在制瓷方面的名气大，因此在明时就与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

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代皇室于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凭借帝王威势，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这些瓷器不仅品种兼备，风格齐全，而且质量上乘光彩夺目，精美绝伦，使人一见而爱不释手，不少成为传世珍品，在世界上也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500余年，对景瓷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是有巨大作用的。与明代御器厂相关，还产生过一个“童玉跳窑”的故事：明朝浮梁里村人童宝，在太监潘相于景德镇督造大器青龙缸期间，因久烧不成，以身赴窑，后被封为“风火仙”，立祠祭祀。

应该承认，由于明末战乱，清初的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到了康熙19年（公元1680年）以后，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不仅恢复过来，而且有旭日东升，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的广大瓷工和艺匠的艰苦钻研和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业绩，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从而跃上了历史的巅峰。清初的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还有那个叫“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土，他于康熙51年（公元1712年）9月1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唐英在他的《陶冶图说》中更进一步明确地说：“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而且还有不少的发明创造。比如康熙时的青花瓷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增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谰绚丽奇观的“窑变”等等。其他如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豇豆红最为著名。总之，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在清代景瓷的发展过程中，为景瓷作出突出贡献的督陶官唐英功不可没。他在景德镇督陶15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的督陶官。15年中，他不以“官”凌驾陶民头上，而以“民”虚心向陶民学习，与工匠打成一片。到镇之初，于制瓷一无所知，就杜门谢客，悉心钻研陶务，与工匠同食息三年，终于变外行为内行，掌握了制瓷方面的各种知识，并身体力行，与瓷工们一起从事工艺钻研。同时，对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特别是《陶冶图说》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成了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重要文献。他督陶时的瓷器产品世称“唐窑”，其制造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人蓝清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厂窑至此，集大成矣”。晚年，他把自已的诗文收集成册，名为《陶人心语》，完全以陶人自居。除唐英之外，还有几位督陶官，对景德镇制瓷器业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如从清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驻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臧应选，该时期出产的官窑瓷器被称为“臧窑”，产品诸色俱备，尤以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佳，鲜红色更为著名。清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的郎廷权，在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年的七年中，兼负景德镇督陶之责，他热心于瓷器的研究，突出成就是郎窑红（也叫宝石红）的烧制成功，还有素三彩等。年羹尧于雍正四年来景德镇兼管御窑厂窑务，此后十年官窑所产瓷器称为“年窑”，釉色发明甚多，以胭脂釉最著名，还有“雨过天青”等色釉也很突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外国图家也曾为景德镇瓷业作出贡献，他的中国名字叫郎世宁，意大利人，1715年作为传教土来到中国，并被招进宫廷，成为一名专职画家。他曾在景德镇为宫廷创作了大量的瓷板壁书和其他陶瓷作品，他的中西结合绘现风格给后人有较大影响。

随着岁月的更迭，世事的变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景德镇瓷业生产也遇到了挫折。清乾隆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外贸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摧残。延续500多年之久的御器厂也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不过沙漠中也有绿洲，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里，瓷业生产在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如出现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吹釉等较先进的方法。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显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家公司在设计上比较多元化，而且有不少创新，制作也十分精巧，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以煤代柴烧造等，有较大的促进力。民国期间，瓷业改革者杜重远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他力主重新振兴景瓷，成立陶业管理局，自任局长。从外地招揽人才，培训瓷业工人，制订改革陶瓷工业的各项措施，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陶瓷美术方面，随着清末民初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追求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之后，汪晓棠、潘?宇等又以粉彩颜料绘瓷，大大扩大了色彩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等八人在珠山定期聚会，切磋陶瓷美术，研讨装饰书艺，被称作“珠山八友”。这些文人艺友当时都有较高技艺和声望，各有专长，风格迥异，名噪海内外，把景德镇的粉彩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峰。

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因此外国人把我们称作“瓷器之国”，英语中“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作为“瓷都”的景德镇瓷器，早在唐、宋就已向全国各地伸展，特别是镇名改为“景德”之后，影响力、竞争力大增，可以与当时的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产品争奇斗艳。蒋祈在《陶记》中说：“蜒埴之器，漂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能泉青秘，相竞奇矣”。到了元代，景瓷更为畅销，不仅与“真定红瓷，能泉青秘”成鼎足，甚至还有垄断市场之势。进入明、清，景德镇瓷器就成压倒优势，在全国瓷器市场上高踞主道地位，所以《江西省大志》记述：“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有史料记载，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市有一个国际性市场，瓷器这种新商品使许多来华的外国人大感兴趣，他们纷纷购买。景瓷当时以“假玉器”称誉长安，当然也在购买之列。唐以后到宋朝，中国瓷器有两条路输往国外，一条是伴随“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一条是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所称“瓷器之路”的海上航线。景德镇瓷器最先是销往亚洲各国。据成书于南宋理宗时代的《诸蕃志》记载，当时亚洲的56个国家和地区，用瓷器作交易主要产地就是景德镇。同时，景德镇瓷器也已到达欧洲，荷兰人于南渡口宋时到福建泉州贩运景德镇瓷器。由于元、明、清景德镇瓷业生产大发展，外销瓷越来越多，元代发明的青花瓷也远销国外，菲律宾、印尼、印度、日本、马来西来都出土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残片。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先后到达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等30多个国家，船上的景德镇青花瓷是其重要商品。当时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就有不哇的“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的记载。此外，美洲、非洲、澳洲的人也非常喜爱中国瓷器。据记载，在明代隆庆年间，每年仅墨西哥银行银元流入中国的就有一二百万，其中相当部分是用来购买景德镇瓷器的。所谓“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实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就是景德镇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的真实写照。山有起伏，花有荣枯，尽管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有兴衰的变化，但千年窑火不断，2000多年制瓷历史所形成的漫漫道路，却是始终绵延不断、迤逦向前的。为什么能这样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水土宜陶”，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景瓷生产发展的先决因素。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水源、光照充足；境内山峦起伏，有丰富的森林资源；附近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优质原料，全世界此类瓷土均以此命名；境内河道纵横，东河、南河、西河和小北港河汇集昌江，然后自北向南流经市区，通向鄱阳湖往入长江。这样就从气温、光照、水源、原料、燃料以及运输上，全面为烧制瓷器解决了问题，促进了景瓷的发展。由于制瓷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技术全面而高超。工艺分工精细，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窑炉经不断改造，烧成质量越来越好。同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全面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如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的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逃到景德镇；其后元兵南进，南宋灭亡，各地瓷窑被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到集到这里来。这样，景德镇在自已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引外来技艺，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以至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促使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品种的丰富多彩。

景德镇的人口组成被称为“五方错亲”指的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周围的都昌、乐平、祁门、波阳、抚州、南昌、余干、余江、上饶等府县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汇聚到景德镇谋生，形成了“五府十八帮”的盛况。这些地区的人员为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促使景瓷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宋之后，景德镇瓷器由于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名声越来越大，不仅市场扩大，而且引起皇家的重视和索取，“且贡于朝”，并在景德镇长期设置御器厂，将大量皇室资金投到景德镇。这样就从市场瓷商和皇室两个方面为景德镇制瓷提供了资金来源。更重要是景德镇瓷器扬名世界，大批瓷器销往国外，获得大量国外货币。由于资金较充足，使景德镇瓷器得以不断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优越自然条件，制瓷技艺高超，人才劳力充足，资金来源丰富，是促使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的几个重要原因。

        王凤池(1824-1898年)是晚清浅绛彩瓷画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他因宦游景德镇而与瓷结缘，以超凡脱俗的文化品格，抱“寄志于物”的人文情怀，亲自组织制瓷画瓷，携手程门、王少维、金品卿共同开创了浅绛瓷画的鼎盛时代。（图1）

                  一、 宦游瓷都迷画瓷

        光绪元年（1875年），51岁的王凤池告别了供职十载的翰林院，赴离湖北老家不远的江西饶州任候补知府，次年“权榷务”。咸丰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于遭到太平军破坏。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派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重建御窑厂。再经烧制同治皇帝婚礼用瓷、慈禧储秀宫用瓷的历练，到了光绪元年已恢复到相当水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的政治生态、优良的御窑厂舍、高超的人才队伍，王凤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景德镇并掌管税务大权。制瓷业历来就是景德镇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和最著名的文化产业，王凤池参与其中是顺理成章之事。①②

        从今天的存世瓷器看，自光绪元年至三年王凤池参与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浅绛彩瓷器，足见其制瓷热情。这些瓷器包括他人绘画王凤池应嘱题字、王凤池定制馈赠和其自制用瓷。 可以想见，王凤池刚到景德镇，人际关系圈尚未完全建立，且对瓷画尚不很了解。同僚友人定制瓷器，因他的地位和书法，请他题字，他只是附后题跋。如光绪元年九月黄定占定制王少维画赠海帆司马人物瓷板，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王凤池参与创作的浅绛作品。③（见徐锦范、陈兵《中国晚清浅绛彩瓷器》）画中松下一高士，俯视一鹤，旁有童子抱琴而立，颇有古隐者之意境。这件瓷板也见证了王凤池与景德镇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往。第一段题识作者“定占”为景德镇掌管陶务的黄定占④；根据黄定占跋诗中“虞官纳言”语出《尚书》的典故，可知“海帆”姓龙。经查《湖南会馆总录续刊》有江西湖南会馆光绪元年收支表，载有“住岐卡龙海帆（照麟）同治十三年岁捐银六两”，因此确定龙海帆名照麟，字海帆，湖南人，同治十三年在江西吉安住岐卡为官。（图3）

      王凤池与程门的历史性合作发生在光绪二年秋天。程门虽早在同治4年便已画瓷，但显然不甘心画瓷为生。光绪2年夏，程门应邀再临景德镇，并于秋天为时任饶州知府薛云阶创作了山水瓷板⑤（马景政先生收藏）。此件瓷板画山水间一高士燕坐草庐，一派升平气象。程门款识前一段题书颇为引人注意，我认为应是王凤池所书。我们将这块赠云阶瓷板题首“富贵寿大吉祥”与金王合作瓷板的王凤池题字进行对比，无论是隶书还是楷书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另外，结合王凤池翰林身份并精通书法，此时又任景德镇权榷务，那这件代表景德镇赞颂云阶知府的瓷器由他书写赞文堪称最佳人选。（图4-1、图4-2）

        王凤池对瓷画品味极高，仅与王少维、金品卿及程门合作。通过日夕观摩御窑王少维、金品卿画瓷，王凤池对画瓷日渐谙熟，而金王二人对他的学识文采也愈加钦佩。 今天，一件王凤池书法金品卿王少维绘画的四方帽筒见证了三人的瓷画之缘。这件帽筒一面由金品卿绘凤鸟栖梧，一面由王少维绘寒猿撼藤，王凤池在一面写道：“品洁如玉方如圭，有时做帽架，亦有时做花插，有时做诗筒。吴山王氏少维、黟山金氏品卿，抽半日闲，绘其所擅，亦极足供大雅之观。丹臣凤池评选。”（图5）于是，由王凤池构思命题，金王绘画，然后再由王凤池题书品评，浅绛彩瓷画史上最强三人组合就此形成。

      王凤池相关瓷器多为金王二人绘制。按常理推断，王凤池本来便精通书法，再加上与程金王等画家日夕交流中，动手画瓷应不是难事。从相关瓷器款识中，我们认为如“作”、“寄意”、“寄事”、“学画”、“又临”款识有可能为其自画。

        2020年元月，蚌埠市博物馆“徽风瓷韵—安徽古陶瓷藏品展”展出黟县王克坚先生收藏的一对王凤池题赠吉堂山水帽筒。（图6-1）这对帽筒画法与金、王画风有别，与王凤池“坡桥夜月富川八景之一”的瓷板非常接近。（图6-2）此两件作品可能为其自画。另外，我们见到三件名为“涵春”的琮瓶，包括早年网上所见一件、（图7）河北藏友松林阁收藏一件（图8）以及本次中贸圣佳拍卖的一件。这些琮瓶用笔率意，构图简远，寥寥数笔而意境不凡。（图9）还有一件名叫“含春”的喜鹊登梅大瓶，与上述梅瓶统一笔意，明显区别于金王风格，亦宜归于凤池自画。（图10） 光绪四年后，王凤池离开景德镇赴南康任知府，但是其制瓷的传说仍在坊间流传，有红店伪托其名以牟利者。至于偶见“丹臣”款之浅绛，则多为闵丹臣所作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