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河北泊头段发现明代沉船，船上是否有古文物

2021年1月29日，沧州市的某一施工单位在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清淤河道时，在大运河的河北泊头处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沉船被淤泥覆盖，估测船体大约长十米，宽三米。目前，挖掘船体的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之中。考古专家也待沉船挖掘出来后，再做进一步的鉴定。沧州市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沉船上也清理了出一些瓷片和陶片，根据这些，初步判断是明代的沉船。

自宋元明清以来，京杭大运河来往贸易的船只非常多，沉船也不少。一般情况下，沉船在淤泥中是更容易保存下来的。并且由于京杭大运河与海洋还是有些区别的，河流里的含盐量相对较低，因此不会腐蚀掉船舱的整体结构。并且沉船在淤泥里掩埋，没有受到外力的破坏，腐蚀速度正逐渐降低。并且在淤泥里埋藏的沉船，由于习惯了咸水和淡水的交替浸泡，再加上由于人工清理河道因导致沉船所处的地方变成了陆地，因此浸泡船身的只剩下淡水。

目前，沧州市准备将沉船整体用集装箱吊上岸。经过现场的初步勘察，沉船的一部分船体已经暴露了出来，但是整体面貌仍然无法看见。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的工程，并且直至今天，仍在使用之中。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贯穿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对中国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沿线的农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京杭大运河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为了方便国家的军队征战其他国家而建立起来的。而在隋朝时，便将南北的运河进行贯通。由于隋朝南、北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便于管理，因此要求贯通京杭大运河。并且隋朝以后的各朝各代，也通过运河，将各地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运输到都城。京杭大运河也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使其重新发挥灌溉、防洪等多种作用，并且新建了许多的码头，改善航运条件。随着近年来，南水北调工程的兴起，政府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清理河道等整改工作，来促进南水北调工程的展开。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此次发掘的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真正的隋唐大运河流经宿州境内的一小段遗址，位于宿州市西关商业步行街建设工地。为了完整科学地解剖古运河在宿州境内的结构，考古人员在发掘地点选择遗迹较多的地段作了一个横段面，经发掘得知，该段古运河河口宽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河口南高北低，南端高出北端近1米；随后在河道内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文物，从河道的堆积情况看，基本上反映了河道开凿、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同时首次掌握了运河河床剖面的一手资料，弄清了运河宽度及河床基本结构，基本掌握了运河开凿技术、疏浚和使用等信息。名窑瓷再现当年繁华

据介绍，此次隋唐大运河宿州段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囊括了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和动物骨骼等，包括碗、盏盘等生活用具；健身球、围棋等文娱用具；钗、粉盒、水晶坠等装饰用具和医类用具、瓷制玩用品，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其中瓷器占出土文物总数85％左右。经过初步整理，这些瓷器归属窑口，有淮南寿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湖南岳州窑、河南巩县窑、钧窑、陕西耀州窑、河北邢窑、定窑、瓷州窑等二十多个名窑。其涉及窑口之众多，数量之大，器类之丰，实属罕见。尤其是北宋磁州窑的珍珠地花卉白釉钵，北宋定窑花口瓜棱腹小底青白瓷瓶，唐代巩县窑的绞胎枕、三彩枕、陶塑说唱俑等造型典雅、工艺精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还出土了许多唐宋时期的瓷塑人物、动物、玩具，都别具一格，耐人玩味。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唐代的“捶丸”引起了有关考古专家的注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安徽站副站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李广宁说，“这就是最古老的高尔夫球，早在唐代我们的祖先就是用木制工具打球，就像现在的高尔夫球”。考古发掘意义重大

专家介绍，此次发掘隋唐大运河遗址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9年隋唐大运河濉溪段首次考古发掘，并成为当年“国内十大考古发现”。此次唐宋时期的20多个窑口瓷器在我省运河遗址大规模集中出土，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不仅产量大、品类多，且质量高、制瓷工艺技术多样。在发掘的600平方米河床内就出土数以百万计瓷片，也充分说明了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为隋、唐、宋各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基础，且直接左右隋、唐、宋三代商贸活动，及官方和民间商品的交流、运输；通过这次发掘，反映出隋唐大运河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当时隋、唐、宋各时代的缩影，对研究中国漕运史、商贸史、陶瓷史以及隋、唐、宋的兴衰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另，京杭大运河船闸虽多，但最重要的几个应都在会通河段。比如济宁的天井闸、会源闸，那是元代运河的分水枢纽；济宁汶上县南旺镇的柳林闸、十里闸，是明代和清代会通河的分水枢纽；临清的板闸处于会通河和漳卫河的交会，也十分重要。另外在过江、过淮的地方船闸也十分重要。

另，聊城土桥闸的发现被列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土桥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大运河岸边的土闸村。2010年12月，考古学家们对土桥闸发掘完毕:深达7.5米、南北长6.8米、东西宽6.2米，规模宏大。出土瓷器、陶器、铜器、铁器和玉器近万件，石碑两通。瓷片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的遗物，有青花瓷、青瓷、白瓷、青白瓷、蓝釉瓷器、粉彩和釉上彩。碗、盘、壶、杯、盒、人物塑像应有尽有。在这些器皿的底部，大部分有底款，底款跨度从明朝的永乐、成化、宣德到清朝的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时，也发现了少量的宋元时期的碗、盘、罐等瓷片。这些瓷器标本的发现，为研究明清时期的陶瓷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标本。此外，在发现的铜钱里面，存在日本“宽永”年号的铜钱。

在出土的数百件铁器中，不仅有生活用具，而且还有船上用具、造船或者加固船板器具，还有河闸相关设施附件。这是运河山东段发掘的第一座古河闸现场。

“对土桥闸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堪比菏泽古沉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徐光冀深有感触地说:“土桥闸是目前京杭大运河上进行系统考古发掘的、保存条件最好的古代运河水利工程之一。”

土桥闸建于明成化七年，清乾隆二十三年重修，至1840年，一直由运河管理机构(河道总督)管理，是当时运河上的重要水利设施。

记者看到，发掘出的土桥闸由青石堆砌而成，结构基本完整。土桥闸由闸门、墩台、东侧的月河及运河两岸的进水闸、减水闸等组成。闸口呈南北方向，在闸口底部相邻石块上都凿有燕尾槽，并由铁扣固定。在迎水和分水底板两侧立有密集的木桩，据专家介绍，土桥闸底部采用木质梅花桩、碎石灌浆等固基技术，闸墩砌石采用燕尾扣连接，对整座河闸起到保护稳定作用。整个工程设计合理，施工精心，虽历经数百年，仍非常坚固，对研究运河漕运历史及水利工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垒砌河闸的石块，每块重达数吨，在古代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如此规模的河闸，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建筑水平。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介绍，土桥闸对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据了解，南水北调工程拟利用聊城境内的运河河道，为了保护土桥闸，将在土桥闸旁边修建一条暗渠。

据我所知左联的瓷器鉴定水平很一般，职业网络鉴宝师，有一点点瓷器的鉴赏的基本水平，价值几百元的瓷器可以看，稍微有点价值的瓷器看不准。听一些瓷器收藏藏友说，他们在一些网络平台去找左联鉴定，拍摄背景稍微昏暗点，明明是假的东西，他会以通篇一律“釉面温润，胎质干爽”之类的鉴定语言看真，感觉只会看包浆，不会看工艺，研究比较浅。瓷器收藏小白有几百元的瓷器可以找他鉴定，上万的东西还是不要去找他鉴定。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2021年1月29日，一施工单位对大运河河北泊头段进行清淤时，发现了一艘明代的沉船。该沉船发现地点位于泊头市区胜利桥南200米处的大运河河道河段，工作人员先挖出几块大木板，随后发现了船体，施工单位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有关部门。随后沧州市文物部门的专家快速赶到现场，经过排水和清泥之后，沉船已经暴露出了部分船体。根据估测，该船体大约长十米，宽三米。目前，挖掘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根据官方说法，考古专家也将在沉船挖掘出来后，再做进一步鉴定。施工单位已经根据文物部门的要求在沉船的周围打上了一圈木桩，之后将围绕沉船制作一个巨大箱体，然后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转移到室内进行细致发掘。 根据沧州市和泊头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在沉船上清理出的一些碎瓷片、陶片以及船体的层位堆积关系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艘明代的货船。

京杭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而且直至今日，运河仍在使用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最初目的是为了方便国家的军队征战而建立。在隋朝时，由于南、北方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为了便于管理和交流，因此贯通了京杭大运河。而且在隋朝以后的各朝各代，也通过大运河，将各地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到都城。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贯穿了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对于中国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以及沿线的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京杭大运河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当今，我国对于古代文物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而且该沉船对于专家们进行研究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从船体的结构以及船上的文物上来看，可以从而确定明代社会发展。明朝在我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明代，中西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明朝船体的构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船帆设计。由于目前缺乏一些相关的资料，现代科学家们对于明代造船技术的认识一直有限。从此次出土的沉船中，可以研究出相当多的东西。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考古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大运河河北泊头段清淤时发现一艘明代沉船，考古人呢元介绍根据已出土的文物和船体的层位堆积关系，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艘明代货船。 近日，某施工单位在大运河河北泊头段清淤时发现一艘明代沉船。文物部门正在完善打捞方案，预计2月上旬可转移至室内进行细致发掘。经初步勘察，沉船长约15米、宽约3米，由于大部分船体被淤泥包裹，暂不能确定船头和船尾。

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项活动，考古的现实意义很大，最明显的一个是可以证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 要证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光靠文字记载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历史文物作证，而这些历史文物就需要靠考古发掘来将它们带出泥土千年的封印，在世人眼前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奇光异彩。

考古也是增强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有了众多考古发现来证明中国古代那么多强盛的朝代并且作为其强盛的证明展现在世人眼前，考古是证经补史，探究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只有少部分遗迹遗址的清理是为了研究而进行的主动发掘。 现在主要是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如果不提前清理、记录、收藏，推土机一过，什么都没了。 清理被盗掘的遗迹，如果不清理、记录，很快就因为环境因素或人为因素，什么痕迹都不复存在。

考古可以提供审美和想象。考古属于社会公共领域，其劳动成果为社会的共同财富，遗迹遗址往往会建设成为遗址公园或者文化景观、出土文物往往会在博物馆中展出，社会成员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感知和参观，考古可以促进物质流通，一些商品的设计取材于考古的成果——出土文物，并且受到大家的喜爱这会激发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设计领域的进步，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中国考古直接参与了中华民族心态的建构、以及直接和间接推动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信息充分对称前提下对考古的评价，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意义被后人发掘出来，还考古一个真实、公正的评价。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龙纹高足杯 动脉影摄

战国水晶杯 杭州博物馆供图

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居游胜地，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名郡，又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都城……杭州，这座古称“钱塘”的城市，留给人们数不尽的美好记忆与想象。

笔者日前来到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杭州博物馆，徜徉文物海洋，一窥风雅钱塘的前世今生。

元“伯畿印章”铜印 杭州博物馆供图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穿过南宋御街，沿石阶走上吴山，至半山腰处，可见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这就是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由南馆和北馆组成，拥有常设展《最忆是杭州——杭州 历史 文化陈列》《珍藏杭州——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馆藏文物2万余件，尤以陶瓷、绘画、书法、玉器为特色。”杭州博物馆馆长金霄航介绍。

“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一带的先民已泛舟于湘湖……”进入南馆，“寻踪跨湖桥”单元以图文形式介绍了“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过程。这艘独木舟出土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已有7000-8000年 历史 ，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见证了当地先民的生活。展柜里陈列着同时期出土的稻米标本，反映了杭州地区稻作农业的悠久 历史 。

展厅正中摆放着一件淡琥珀色的透明杯子，它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这个水晶杯虽然今天看起来不算光彩夺目，但在2000多年前，它是非常难得的珍品。”金霄航说，它用一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录。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1号墓中发掘出这件水晶杯。它呈上宽下窄的造型，材质晶莹，保存完好。古代开采技术有限，要找到这样一块优质水晶十分不易。水晶材质硬而脆，古人用何种方式把杯芯掏空而保证杯体不碎裂，今天的研究还未能解开这个谜题。水晶杯内外抛光非常光洁，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早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后世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金霄航说。

魏晋以降，北方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杭州湖山秀美，吸引了众多文人与僧侣。隋唐时期，杭州已是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杭州。在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国策下，杭州经济文化日益兴盛，著名的雷峰塔即建于这一时期。塔内曾藏有数万卷佛经，皆用当时盛行的雕版印刷术印刷，印数空前，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博物馆展出的雕版印刷《宝箧印陀罗尼经》卷，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反映了杭州印刷水平之高。

“你看，这方砚台是用五代时建造雷峰塔的砖改造而成。”金霄航介绍道。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不少民众捡拾塔砖收藏。永康的姚允中将捡到的一块藏经砖改造成砖砚，后来赠予杭州收藏家朱孔阳。2014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将这块砖砚捐赠给杭州博物馆。砖砚背面刻有雷峰塔景观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记”，两面长侧边一面刻有“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几个字，另一面刻有鱼龙图案。砖质地紧密，做工精良，中空有孔，用以藏经。

战国玛瑙环 动脉影摄

商旅辐辏 华贵天城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了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商业繁华的盛况。

南宋时，杭州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商贸繁荣之余，文人雅士聚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成为宋人的追求。在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前，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金霄航告诉笔者，南宋官窑是宋代青瓷烧造最高水平的代表，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的窑场之一，位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该窑址的发掘成果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修内司官窑瓷器，均由窑址出土的瓷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青灰色的盏托，托盘呈花口形，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造型精巧别致，釉色淡雅润泽，体现出宋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宋人雅致生活的写照。馆藏《无款竹丛翠鸟图团扇页》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宋扇页画精品之一，于小中见珍奇。咫尺扇面上，采用工笔双钩画法描绘出小鸟憩于荆棘竹丛中，表现了安宁幽静的意境。

元代时，杭州凭借京杭大运河和海陆丝绸之路优势，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博物馆内，一件元代青花瓷塑海鳌山形笔架以其精巧绝伦而引人注目。

这件笔架出土于杭州朝晖路一处元代窖藏，整体为海兽驮峰造型，下部浪花翻涌，4座山峰饰如意云纹，一峰顶高悬一轮初升的太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背面自然凹凸，还留有当时工匠的指纹印迹。

“这件瓷器除了有搁笔功能外，海兽内部中空，可盛水作水盂，一器两用，设计巧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难得的一件文房用品，具有极高的 历史 和艺术价值。”金霄航说。

“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江南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生前流连西湖山水，死后葬于杭州。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玩，包括端砚、剑饰、铜镜、铜印等。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伯畿印章”印与“鲜于枢伯畿父”印，印面小巧，笔法精妙，为研究鲜于枢书法造诣又添实证。

清青花釉里红莲花纹瓷盘 动脉影摄

山水环抱 人文渊薮

“四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自南宋以降，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格局基本形成。因景色殊异，历代文人莫不流连西湖。明清以来，杭州文风更炽，湖光山色在文人雅士笔下凝练成优美的传世佳作。

走进杭州博物馆北馆，高达3米的《层峦秋色图》铺陈在眼前，这是明末清初“武林画派”创始人蓝瑛的代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距西湖不远的西溪秋色醉人，云淡天高，深山幽壑，又有回廊屋宇，游人于桥上扶栏缓行，轻漫潇洒，充满洒脱的文人意趣。

“欲借西湖作墨池，并邀春色入新诗……”明代散文家茅坤行书《西湖诗卷》以遒劲笔力书写了对西湖的热爱。茅坤耄年游西湖后作西湖诗14首，他的书法朴拙自然，是典型的“文人字”。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葫芦秋菊图轴》作于杭州西湖畔，笔法坚挺厚重，篆刻朴茂苍劲，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刻。

明清时期杭州文人留下大量精美的文房四宝，成为杭州博物馆重要的藏品类目。“任伯年”款象牙大毛笔、“徐三庚”款紫檀木笔筒、“鹿原”款端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精神与艺术品位。

“风雅，是刻在杭州骨子里的。”金霄航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杭州人文故事，感受杭州风雅气韵，杭州博物馆在展陈手段上不断创新，让文物“活”起来。在史前至六朝展厅，借助光影手段，还原考古发掘现场。在两宋展厅，通过投影和三维动画，生动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

杭州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参照四螭龙玉佩制作的壶承、以南宋莲花纹瓦当为原型设计的莲花纹碳雕等，备受观众喜爱。

随着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里光影，云看文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杭州博物馆，风雅钱塘的气韵，飘得越来越远，打动越来越多人……（文/王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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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用地面积约47.7亩，地下1层、地上3层，设中央大厅、展陈、临展、公共服务、教育等功能分区博物馆的整体建筑构思提取隋唐建筑的剖面轮廓特征，远看就如同一座唐代宫殿群的天际线，彰显了洛阳特色的盛唐风韵和文化象征；室内通过结构空间一体化的混凝土拱券形成了丰富的层次，暗示了“运河桥”的母题；在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方面，通过唐三彩碎瓷片饰面，彰显了洛阳特色的盛唐风韵和文化象征；屋面与墙体融合在一起，辅以青砖、清水混凝土等元素，使博物馆更具艺术氛围和洛阳特色。博物馆以《国运泱泱——隋唐大运河文化展》作为基本陈列，以贯穿大运河历史的时间脉络为线索，将总体内容划分为四大部分：即“形胜天下，运河中心”、“千年运河，万物通济”、“东都盛世，国运繁华”、“古今辉映，源远流长”，来讲述因隋唐大运河带来的都市繁荣和文化交流，展示居于隋唐运河中心的洛阳的城市地位，以及运河开凿的背景和天才的技术成就，向广大公众展现大运河这一人类的杰出创造及其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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