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别举例说明陶瓷文化是如何与中国食文化发生互动和联系的？
在中国、饮食与餐具息息相关，饮食带动餐具创新，餐具促进饮食进步与精致。远在10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华大地上发明了制陶术，拉开了陶瓷发展史的序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
饮食器便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不少人类活动遗址中考古发现的陶制釜、罐、盂等原始食用瓷器，便可追溯中国食文化的萌芽，最早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由此看来，中国食文化与陶瓷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起初是陶制食用器皿。
瓷制饮食器在饮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原始青瓷饮食器出现在商代早期，这一时期是我国瓷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陶器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它是在青铜文化与陶文化融合发展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形象，并以新的生命形式开启陶瓷艺术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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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陶瓷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容器或餐具。后来陶瓷制造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出现了只作为装饰功用的产品。殷商初期，随着烧制温度的不断提高，瓷器初具雏形。中国饮食文化，其实真正的是从陶瓷文化开始，从而，人类的文明才真正的开始。
在中国八千年的陶瓷历史长河中，实用性器皿形式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一部中国陶瓷发展史，就是一部物化的浸漫着中国人文精神的文化史；中国陶瓷器皿，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而今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到如今。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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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分类：
1、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 。
2、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
3、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bizenyaki）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瓷器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高岭土等烧制而成的传统工艺、日用品。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制陶工艺发展的基础上，于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创造出了原始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 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以后，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博得“瓷之国”的称号。
青瓷、白瓷 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因器表均施有一层薄薄的青釉而得名。商代青瓷已具备了胎质灰白、火候达1100℃以上、胎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等瓷的基本特征，但它在原料加工、器物成型以及烧窑技术上还比较原始，故称它为原始青瓷。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原始青瓷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城邑规模扩大,瓷器的烧制更加集中和专业化。此时烧制的瓷器，在胎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技术等方面已不同于原始青瓷。在造型上有精致的加工，多仿青铜器，如提梁三足鼎、、、整套编钟等。
秦汉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瓷器生产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长期制陶烧瓷的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坯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窑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到东汉晚期,终于烧成了成熟的青瓷。中国瓷器的出现,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国时期的青瓷仍保留着前代的许多特点，它的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施釉均匀。器物上的装饰常见的有弦纹、水波纹、铺首、方格网纹和耳面印叶脉纹等，并在谷仓上堆塑各种人物、飞禽、走兽等，极为生动。
西晋的制瓷技术益加精巧，既实用又美观，青瓷的用途也扩大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酒器、餐具和卫生用具等各个方面。东晋人口南移，南方出现城市繁荣，社会上对瓷器的需要量进一步增加。这时南方青瓷造型趋向简朴，装饰减少，有些器物只作简单的褐色斑点。南朝时期，青瓷上出现莲花瓣装饰。北方一度陷于战乱，但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制瓷业又发展起来。北方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与南方不同，一般器型较大，以尊、瓶、罐、钵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器表往往有玻璃质流珠现象。器物多以莲花瓣纹、忍冬纹作装饰，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划多种。北方青瓷的莲花纹饰与佛教的盛行关系密切。
白瓷的烧制,始于6世纪的北齐，当时尚属初创。隋统一全国，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瓷器生产除了继承北朝的青瓷外,还成功地完成了白瓷的烧制。这样,中国瓷器便由青瓷发展到了白瓷的阶段，为以后彩瓷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唐代建立了更加繁荣昌盛的大帝国。瓷器的生产不仅满足国内各大都市市场上的需要，还远销到国外。当时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南北两大瓷窑系统。邢窑白瓷质地坚硬，制作精致，胎釉洁白如雪。在它的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白瓷窑——定窑。此外，河南巩县、密县、登封、郏县、荥阳、安阳，以及山西浑源、平定，陕西耀州，安徽萧县等，都兴起了烧白瓷的瓷窑。唐代南方的越窑青瓷，以新的面貌出现。许多瓷窑受其影响而烧制青瓷，形成了越窑青瓷系统。唐代陆羽（733～804）的《茶经》里写道：“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磁类雪,越磁类冰”,这是陆羽对邢、越二窑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唐代瓷器生产成就的一个简略的概括。河南的禹县、郏县、鲁山等地区的瓷窑，还烧制出一种黑瓷地上带乳白色、中间呈现出蓝色针状的斑块装饰的花瓷，这一新兴品种为后来的钧窑窑变釉的烧制打下了基础。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商品经济相应地发展起来。各方面对瓷器的需要量增加，制作技术又有较大发展：①宫廷皇室需用的高级瓷器，由官办瓷窑烧制。官办瓷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式样进行生产，造型多仿古，以青瓷为主，注重釉色美。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烧制的瓷器严禁民间使用。②广大城乡民众所需要的日用瓷器，由南北各地民间瓷窑进行生产。由于它是商品生产,销路好的瓷器各窑争相烧制,一窑创新，各窑模仿，结果就形成了各种窑系。北方主要有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钧窑系；南方有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这些瓷窑不受宫廷规格的束缚，定窑的印花，耀州窑的刻花，钧窑的铜红窑变釉色，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龙泉窑的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景德镇窑青白瓷的色质如玉等，各具特色。③对外贸易用瓷，瓷窑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烧制有仿龙泉窑的青瓷和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两大类，它们分别属于龙泉窑系与青白瓷系。各类瓷窑在经营性质上是不同的，官窑与民窑具有严格的界限。官窑生产出类拔萃的精品，民间不得使用，而宫廷需求有限，时烧时废，得不到发展。民窑则相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向前发展。民间瓷窑的大量兴起，是宋代瓷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青花、釉里红和各种彩瓷 元代瓷器虽然继承了宋代南北各个主要瓷窑的生产，但北方瓷窑没有多大的创新之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如宋代。南方的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则超过宋代，得到了较大发展。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瓷器的进步。它的青花与釉里红瓷器的烧成，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青花是用钴料在胎上绘画，然后上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因它的蓝色彩绘是在釉下，故又称“釉下蓝”。青花瓷器具有呈色淡雅、永不退色、题材丰富与实用美观等优点，一出现，便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釉里红瓷器的作法与青花相同，只是呈色原料为氧化铜，因其不易烧成而未能与青花瓷器一样得到发展。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给景德镇带来了繁荣。
明代在景德镇设置专为生产御器的官窑（见彩图[明代景德镇瓷器御制厂(选自《景德镇陶录》)]）。又对民窑采取“官搭民烧”即“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等手段，来为宫廷烧制瓷器，民窑得到普遍发展，景德镇成为全国瓷器的烧造中心。明代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器，色调浓艳，具有元代青花的许多特征。明成化时，在釉下青花的瓷器上，再加上红、绿、黄、紫等彩，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斗彩”。明嘉靖、万历时，又兴起了“五彩”。清代也在景德镇设御瓷厂，但烧瓷主要都在民窑。清康熙时继承与发展了五彩，并创烧了“珐琅彩”。清雍正时期又烧制出“粉彩”。清乾隆时的突出成就是转心瓶的烧制，以及成功地仿烧漆、木、铜器物和各种果品等。清代瓷器，集历代烧瓷之大成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达到了中国瓷器烧造的历史高峰。
瓷器的对外传播 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即沿陆路和海路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在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地区都有出土，在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埃及的福斯塔特古遗址中均有发现。宋代海运发达，在通往亚非的交通线的主要地区，均发现有中国青瓷和青白瓷。宋人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记有近20个国家与中国交易瓷器。元代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出口，受到广泛的欢迎。明代郑和(1371～1435)开辟了横渡印度洋通往非洲东海岸的航路，中国瓷器行销更广。与郑和同行的费信(1388～?)在《星槎胜览》中记述,进行瓷器交易的有20余国。欧洲先是由阿拉伯商人贩去中国瓷器，16世纪葡萄牙、荷兰商人来中国贩运。近人考察，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中国瓷器即有1600万件以上。
中国制瓷技术最早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朝鲜在10世纪初即已仿造越窑、汝窑青瓷，日本在南宋和明初都曾派人来中国学习制瓷。11世纪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波斯，又从波斯传到阿拉伯，15世纪传到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各国。14～15世纪中亚、欧洲所造瓷器中常具有中国风格。
中国瓷器和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www.chinalqqc.com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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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县，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其产品特征与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白，白瓷釉色洁白，黑瓷漆黑。（2） 白瓷产品受邢窑和定窑影响，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唐五代器形主要有玉璧底碗、唇口碗、花口盘等。宋代的印花莲瓣纹碗，莲瓣的轮廓划以双复线，具有定窑作风。（3） 黑瓷器物有印花碗、剔划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露胎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4） 碗、盘底足一般平切，足内无釉。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县，故名。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四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和白釉黑花瓷，胎呈浅褐色，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一般平切。（2） 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受顶窑影响，产品胎体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碟有花口，花口下器内饰直线凸纹。产品主要为盘、碗、罐、盏、盆、盖碗等日用器皿。（3） 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等，印花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共同点，但不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婴戏牡丹等。（4） 受磁州窑影响，生产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及褐彩瓷品种。器物普遍敷化妆土，纹饰以折枝花叶纹为主，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亦多见，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5） 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孩童荡船纹饰，是介休窑的独特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霍窑：
在今山西霍县，故名。又称彭窑。创烧于金而盛于元，结束于清代，以烧白瓷为主。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体白而细腻，但不致密。釉色洁白。（2） 产品有仿定窑折腰盘、盏托、洗、高足杯、盖罐等，口沿极薄，制作规整。（3） 装饰仅见少量印花，大多光素无纹。见有折腰盘内印六条直线纹的。（4） 器物圈足足端一般平切，足内无釉，足内旋痕明显。金代盘碗挖足较深，器内刮釉一圈（即&xqypic涩圈&xqypic）。元代产品挖足较浅。（5） 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叠烧，碗盘器内及器足一般留有5个小支钉痕，与定窑不同。（6） 定窑白釉有泪痕特点，霍窑没有。（7） 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胎色灰黄，胎质较松，产品有唇口碗、高足杯等。（8） 明清两代绘花卉的较多，也有少量书写文字的。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市，故名。始烧于元代。以烧黑瓷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瓷。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黄，胎体较厚。（2） 黑釉乌黑发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器物内外均施釉。（3） 器形有小口瓶、鸡腿壶、罐、盆之类，以弦纹瓶及剔划罐最具代表性。剔花线条粗犷，因剔得较深，可见参差的刀痕。纹饰有卷草、水波、古钱绣球纹及鱼纹等。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县，故名。始烧于唐，终于元代，产品主要有白瓷和黑瓷两种。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唐代有白瓷和黑瓷两种产品，胎呈浅灰白色，胎质较粗糙，有黑点杂质且有小气孔，普遍敷有化妆土。产品以碗为主，碗身较浅，底有平底、玉璧底及圈足三种。平底及圈足施釉不到底，露胎；玉璧底碗的底心均施釉。有里施外釉，外施黑釉的碗，这种装饰唐代中仅河南巩县窑有类似制作，但巩县窑釉面不光亮，外釉乌黑；浑源窑则釉面光润，外釉介于黑、褐之间，具有其独特风格。除碗外，特色器形有唇口小罐，口沿凸起一道圆唇，平底，罐外印席纹装饰。还有一种碗形浅式、敞口、平底研磨器，器内划刻横、直线，线纹凸起，利于研磨。（2） 金、元产品仍以白瓷和黑瓷为主，白瓷的特征； 1． 白釉多呈牙黄色，胎、釉之间敷化状土。 2． 器形有碗、盘、罐、瓮、枕等器。 3． 器物分光素和带装饰两大类，装饰技法与划花、剔花、印花、贴花、绘花等，常见纹饰有葵花、叶纹、S形曲带纹等，纹饰剔、划花后露胎，呈咖啡色。 4． 白釉印花盘均采用叠烧法，盘心留有不同数量的支烧痕迹。白釉绘花盘有采用刮釉叠烧的，盘心一圈无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黑瓷的特征：1釉色乌黑滋润，流釉性较大，普遍敷化妆土。 2器形有罐、枕、盒等器，以各式罐为多。 3装饰技法有划花、剔花和印花，以剔花最富有代表性，施釉后剔刻装饰花纹，剔去的部分呈白色，衬托出黑色的花纹。纹样与白瓷题材相同，布局疏郎，线条简练。有一种纹饰是剔出一个小圆圈，中间留一朵小花，空地划一些花纹，这种方法是别的瓷窑中少见的。（3） 金、元时期还仿烧顶窑、钧窑和磁州窑器物。仿顶器物仅仿印花装饰技法，但纹饰题材与装烧方法均与顶窑不同。仿钧器物主要仿钧天蓝釉大碗，造型与釉色与钧窑有差别。仿磁州窑有白地黑花盘、碗及枕等器物，盘、碗纹饰为简单的花草，枕面则胎较薄，易碎。（4）白釉剔花装饰品种，河南修武当阳峪窑也有制作，两窑的主要区别如下表：当阳峪窑 浑源窑剔花露胎呈深或浅咖啡色 呈深咖啡色白花 雪白 灰白或牙黄色化妆土 洁白 内含黑点杂质纹饰 以方格辅助纹饰为其特色 以S形曲带纹饰为其特色技巧 成熟 稍差。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县，故名。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以烧黑瓷为主。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黄，较粗糙，胎体厚重。 (2) 产品大多是瓶罐之类，以罐为多。 (3) 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纹样多数是十分草率的卷草纹，只用单线划成，不剔空地。有的则是把空地划成席纹。此外，以弦纹装饰瓶多见。
阳城窑：
在山西阳城县，故名。文献少有记载，窑址于 1980年在阳城东关外的窑畔间发现。以烧制白瓷为主，多为盘、碗等日用器皿，其中折腰盘，显系仿定窑作品；定窑生产的大盖缸等，在该窑址中也有发现。胎色较灰，为增加白度，均施白化妆土。
盂县窑：地在山西盂县而名。文献最早记载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山西盂县磁窑坡发现了窑址。产品以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等装饰也有的以镂空装饰器足。
蒲州窑：
在山西省永济，因旧属蒲州，故名，系元代北方著名瓷窑。以烧法花器而称著，胎骨为土定、所烧瓷器，釉色鲜丽，色色俱佳，蓝如宝石，紫如紫晶（葡萄紫）黄似金箔，而孔雀绿一色，尤以妍丽。花纹以花草为多，也有用开光法作八仙或人物故事。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种有白釉、白釉红绿彩、 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 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 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 花多绘于碗内或罐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白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 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白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 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赭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 相同，赭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种有枕、洗等器， 但产量较少。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明代数属榆次县，故名。 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 （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 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窑址遗存大 量瓷片，以白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陕西省：
耀州窑：
在今陕西铜川市，宋属耀州，故名。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以后达鼎盛，终于元代。 烧制唐三彩、白瓷、青瓷、黑瓷和酱色釉瓷等品种，以青瓷最负盛名。其青瓷产品的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色灰白，胎质坚硬，露胎处呈现酱黄色。 （2）釉色青黄、深沉，釉层较厚，器物往往上部厚，下部薄，胎釉交接处呈姜黄色。此外，青釉釉面上有的出现小的露胎褐斑，为其它青瓷所不见。 （3）器型丰富，盘 、碗、杯、碟、瓶、壶、罐、炉、盒、香薰、注壶、注碗、盏、钵、灯、枕等均有，器物造型多变，有花瓣式、瓜棱式和多折式，外形美观。其中力士炉颇具特色，炉身底座四周跪有力士。（4）唐末、五代青瓷采用划花装饰，纹饰题材多为水波与花草纹。（5）宋代装饰技法主要是刻花、印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间，以刻花、印花为主。北宋中期刻花发展成熟，刀法犀利，线条刚劲有力，刀痕有斜度，是宋代刻花技法中最优秀者。北宋晚期的印花也很精美，布局严谨，对称匀衡。纹饰有缠枝莲、把莲、牡丹、缠枝菊、波浪、飞鹤、飞蛾、犀鹤、博古、海水游鱼、莲塘戏鸭和婴戏图案等，龙凤纹则是宫廷瓷器专用题材。水波纹外一般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水波中三鱼多见。婴戏图案则以荡秋千为主。宋代花纹装饰特点是，早期于器面刻 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则花纹满布器面；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大多纤巧。（6）金代产品瓷胎呈灰白色，青釉呈色偏黄。大量使用陶范印花，满布器面的花纹逐渐减少，而在盘、碗内壁，大量出现菊花、莲花、水波、鱼鸭纹等，构图简单，呈圆圈形。（7）元代产品器外一般施半釉，挖足浅，足较宽，似玉环底足，足内心有乳 状凸起。（8）晚唐、五代盘、碗一般采用支钉支烧，通体满釉，足内有3个支钉痕。宋代器物足端无釉，足内有釉。金、元时期一般采用叠烧，盘、碗内有叠烧痕，也有用一钵一器装烧的，则仅足端无釉。
旬邑窑：
在今陕西旬邑县，故名。烧瓷于金、元，以青瓷为主。其产品特征是：（ 1） 胎色灰白，釉色青黄。因距耀州瓷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2） 装饰技法有刻花和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3） 金代产品盘、碗的内心多刮釉一圈，与耀州窑金代瓷器特征相似。
山东省：
淄博窑：
在今山东淄博市，故名。根据考古发现，窑址一处在寨里，烧造瓷瓷，年代为北齐，是目前已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唯一的青瓷窑址。另一处在磁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 ，金代有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绞胎等品种。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北齐时期产品 1胎体一般较薄，胎质粗，色带灰白。 2釉色深淡不同，有青褐色的，也有青黄的；釉面厚薄不匀，杂有黑色斑点。后期采用二次上釉法，釉层加 厚，明亮光泽。 3器物以碗、盘、缸为主，造型与南方青瓷略同。但修坯不太细致，底足多挖成凹形。 4装饰主要是刻划莲瓣纹和同心圆纹。 5采用三足支钉叠烧，器物内心留有三足支钉痕。 （2） 唐代产品 1黑瓷釉色莹洁滋润，色黑如漆。 2器物以碗为多，还有壶、罐、炉、瓶等。葫芦瓶造型独特，大底，颈肩之间无双系。 3器物底部均为平底，有的中心微内凹。底足厚，有的厚达2厘米以上。 （3） 金代产品 1装饰出现蓖划纹。 2碗心都有一圈刮釉。
河北省：
邢窑：
在今河北内丘县，唐属邢州。故名。以烧白瓷为主，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白瓷窑，与同时代著名的越窑所产青瓷齐名。白瓷分粗细两类，其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粗白瓷 1胎色白，胎体厚重，胎釉之间敷一层化妆土。 2釉色银灰，积釉处泛青或泛黄。 3产品有碗、杯、壶、罐、钵和直口平底盘较有特色。 4施釉方法器内满釉，外壁施釉不到足。 5器外旋削痕较明显，部分器物足底外缘有一道切削斜棱。 6光素，无纹饰。（2） 细白瓷 1胎白而细洁，瓷花程度高，胎质坚实致密，胎体厚重。 2釉色白润如雪，微闪黄或闪青，釉厚处呈浅水绿色。 3不施化妆土。 4产品有碗、盏、瓶、罐、喷、盒和烛台等，其中凤头壶、皮囊壶和穿带壶等别具一格。 5碗类有葵口、菱花口等，碗身较矮，碗壁弧度不大，底足外墙壁略高于内墙或相当，挖足较浅（玉环底）或为玉壁形足。 6施釉方法为器内外、足心满釉，足端露胎。 7光素，无纹饰。 8器底心有的刻“盈”、“翰林”或墨书“翰林”款，为官用瓷。
定窑：
在今河北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品种，宋代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白瓷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唐、五代产品胎色灰白，较粗，胎釉之间往往敷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器物以碗为主，碗身较浅，唇口多见。底足见有平底、玉壁形足和圈足三种，平底碗一般外施黄釉内施白釉；玉壁形足碗里外施白釉，底足无釉露胎；圈足碗则足端无釉，足内有釉。尤以印花鱼鸟纹海棠式碗别具一格。器外底有的刻划“易定”和“官”字款。（2） 北宋产品：1 胎薄而轻，胎色洁白。 2 白釉呈乳黄色，积釉处多见泪痕，隐现黄绿色。器外壁薄釉处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 3 器形以盘、碗、碟、盒和枕为多，还有净瓶、海螺等佛前供器。 4 主要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和剔花，印花以花卉纹为多，常见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整齐，讲究对称，印花定器是宋瓷中的佳品。刻划花常见莲纹、水塘双鱼和莲池游鸭等，刻划花纹多装饰在器物的一面，或里或外，里外都刻划纹饰的极少见。 5 北宋早、中期定窑覆烧法尚未出现，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粘附着垫烧的砂粒或支烧痕。北宋后期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上多不施釉，俗称“芒口”，其它部分满釉。芒口处往往镶上金、银、铜的边圈，芒口为定窑产品的一大特征。 6 北宋定窑器底有刻划“官”、“新官”及“尚食局”等字款的，多见于盘、碗、小罐等外底部。（3） 金代产品胎质细白，釉色多呈乳白色，胎釉与北宋定窑并无多大差别。但装饰大为逊色，无论印花还是刻划花，均差于北宋产品，少有佳作。纹饰流行印花石榴纹、印花犀牛望月纹及刻划花萱草纹，还有缠枝石榴、缠枝菊、鸳鸯纹等等。盘、碗内心印双鱼，器内壁鸳鸯莲花或牡丹飞凤也常见。烧造方法除一部分产品继续采用北宋后期的覆烧法，烧制“芒口”瓷外，一部分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器物的内底（以盘碗为多）刮釉一圈露胎。金代定瓷产品有纹饰，较好的一般采用覆烧法，反之，往往采用沙圈叠烧法。（4）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窑瓷器，称为“粉定”，亦采用覆烧法，口沿无釉，用金属镶包口沿，刻划花水平也较高，几可乱真。区别之处是景德镇仿定瓷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磁州窑：
在今河北磁县，宋属磁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终于明代。产品以烧白瓷、黑瓷为主，品种繁多，有白釉黑花、白釉酱彩、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珍珠地划花、绿釉黑彩、红绿彩等等，以白釉黑花为主要特征，是宋代北方民窑的代表。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有两种，一种质地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质地粗松，呈红褐色。（2） 白釉是奶白色，不太透明。（3） 普遍使用化妆土，器内一般多不挂釉。（4） 以生产瓶、罐、盒、碗、缸、瓮、枕等日用品为主，还生产玩具。枕以长方形和如意头枕面方座两种形式为多，枕底有的“张家造”、“赵家造”等款字。（5） 装饰题材丰富，富有生活情趣，如马戏、熊戏、孩童钓鱼、池塘赶鸭、蹴球等，线条流畅，风格豪放。尤其白釉黑花、黑白色彩对比强烈,最具特色。（6） 白釉划花盘、碗采用叠烧法，器内均有5个条形支烧痕迹。珍珠地划花色调为橙红色，色彩鲜艳。（7） 器物上常见题写唐、宋诗词及通俗的诗句民谚作为纹饰。（8） 元代产品特点是厚重，硕大，浑圆，大盆，大罐，枕多见。纹饰主要有云龙、云凤、云雁和鱼藻纹等等。
曲阳窑：
因在河北省曲阳县境涧磁村，故名。这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定窑白瓷产地。在涧磁村窑区的北宋堆积层下，有晚唐五代的黄釉、黄绿釉、褐绿釉和白釉碗、盆的碎片，故习惯上将这部分宋以前的遗存称作 “曲阳窑”。曲阳窑白瓷器皿，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器形特点是沿口均折边成厚唇，丰肩，平底，底加圈饼状实足，也有玉壁形底的。胎骨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略呈灰，黄。采用蘸釉法，器物外壁的腹部至底部不施釉。釉的质地随器物不同而异，胎体厚重的器物施釉较粗，釉面凝厚；釉色一般白里泛黄，釉水凝聚处多呈泪痕状；釉面不开片。胎质细腻洁白者；则施很细的白釉，釉面莹润，洁白如玉，是曲阳窑白瓷的佳作。五代时期的白瓷，以唇口碗较多。唇口的作法是在成型后把碗口翻折过来粘合，使口外形成一条凸出的口唇。
贾壁村窑：
窑址在河北省磁县贾壁村，故名。是一处在北方有代表性的隋代青瓷窑场。所烧青瓷瓷质可分为两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胎面施透明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品种以碗、高足盘、钵为多。特征为胎体厚重，件大而不变形，器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由于迭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装饰除钵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以外，其它均以光素无纹饰为主。器物成形主要用轮制法。
辽宁省：
江官屯窑：
在辽宁辽阳市江窑屯，因名。为辽金时期民窑。创烧于辽晚期，盛于金。以烧白釉粗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器、黑釉器、三彩等。白釉色白而微黄，黑釉色纯黑。所烧器物，以碟、碗、杯、盘、瓶等生活器皿为多。均旋化妆土，黑釉产品多粗糙大器。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或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 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 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 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内蒙古：
辽上京窑：
在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故名。为辽代晚期的官窑。窑场规模不大，但烧制瓷器较精。从遗存瓷片中看，瓷胎很细、纸白、不上化妆土、瓷化程度高、无吸水性。釉色多纯白，偶有淡青或闪青色，也有黑釉和低温的绿釉器。器皿有杯口长颈瓶、长把执壶器， 海棠花式长盘和方盘等。仿定窑制品的盘、碗、瓶、罐、盂、盒等器，极精细。
林东窑：
在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 “林东窑”。为辽代民窑，窑场规模大，专烧茶叶末绿釉和黑釉大型粗瓷器。胎质粗黄厚重，硬度高而坚致。茶叶末绿釉器以鸡腿瓶为最多；黑釉器则多瓷、罐，其中以双耳小罐为多。
赤峰窑：
也称 “缸瓦窑”。在今内蒙昭乌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驸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甘肃省：
安口窑：
在甘肃省的平凉，华亭的安口，因名。旧有 “陇上窑”之称。始烧于唐代，宋元时期以烧制黑瓷&xqypic铁锈花&xqypic和青瓷。至明清烧制黑陶与白陶，以粗缸等日用器为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特产， 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 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 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 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 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湖南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 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 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岳州窑：
在今湖南湘阴县，唐属岳州，故名，烧瓷于隋唐五代，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白，胎较薄、较轻，胎体不太致密。（2） 釉色灰青或豆青，也有青黄或酱绿色的。釉拨且光亮，釉面有细小纹片和气泡，胎釉结合不好，易剥落。隋代产品均施半釉，内壁与器外下腹部位往往露胎，有流釉现象。（3） 器物有碗、盘、钵、瓶、高足盘、四系罐、八棱短流壶等。碗足以圆饼形和玉壁形足多见，高足盘、浅盘口四系罐、八棱短流壶具有自己的风格。（4） 装饰以印花为主，配以划花，器物肩腹部往望装饰着由团花和卷叶纹组成的带状纹饰，高足盘盘心纹饰多达30种以上，尤其是盘中心部位的多层花纹装饰，为其它各窑所不见。此外，还见有浮雕莲瓣纹装饰的。（5） 装饰方法与长沙窑基本相同，五代时有所改进，采用支钉支烧，所烧盘、碗底部均留有4-6个小而圆的支烧痕。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隋 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心纹饰即达三 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 窑的一部分。乌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安徽省：
寿州窑：
在今安徽省淮南市，唐属寿州，故名。共发现隋唐窑址六处，是唐代著名的黄釉瓷产地之一。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隋代产品 1隋代烧青瓷，胎质坚硬，胎体较厚，胎色青灰；断面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质斑点。 2釉色青中带黄或带绿，光泽很好。器物一般只施半釉，釉面常有小开片。 3装饰方法有印花、划花、贴花三种。划花有莲瓣纹、单弦纹、复弦纹、波浪纹等；贴花仅见卷草纹。图案的组成常采用带状或团花状。 4器形主要有四系瓶、高足盘、小口罐等（2） 唐代产品 1胎体比较厚重，胎色白中泛黄。 2釉色以黄为主，釉面光润，开小片纹，表层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大多施用化妆土，但釉与化妆土结合不牢，有剥落现象。 3采用3足支钉或托珠叠烧，碗、盘内心和底足留有3个支钉或托珠痕。 4器形有碗、盏、杯、钵、注子、枕、玩具等。器多数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盏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
萧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金。唐代烧黄、白、黑釉瓷器，入宋 以后主要烧白瓷。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唐代产品 1胎体厚重，胎质不纯，呈焦黄色，胎体内杂有不少白、黑或红褐色微粒。 2黄釉瓷产品釉色黄中闪绿，流釉处成墨绿色，积釉处有小开片。 3萧窑与寿州窑相距较近，深受寿州窑影响,产品工艺特征与寿州窑基本相似. (2)宋、金代产品 1胎色有灰白和焦黄两种。胎质有精粗之分，灰白者精，焦黄者粗。 2以白瓷为主，釉色白，釉薄处灰暗无光，釉厚处呈牙黄色，并透出乳白色亮光。此外，还 兼烧黄釉、黑釉、白釉黑花等品种。 3采用3足支钉或托珠叠烧，故碗、盘等器内心和底足留有支钉或托珠痕，一般3个。 4器形除碗盘外，还有枕、双耳罐、小件瓷塑动物等。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县，故名。烧瓷于宋代，专烧青白瓷。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较薄，胎色白中闪青，釉面光润。（2）碗盘类器物施釉一般近底部，外壁旋削痕明显，底足可分三类； 1平底内凹。 2圈足平切。圈足壁斜切。（3）产品中以注子和注碗配套的温酒器最富特色。（4）器物大多无纹饰，碗内心饰团花纹较多见。（5）采用垫饼垫烧，器物足内无釉。
淮南窑：
因在安徽省淮南市而称名。是一处隋代的青瓷窑场。烧制的器物有四系瓶、高足盘、小口罐等。胎质坚硬、 细腻、击之音脆。胎壁较厚、断面较粗、有大小不等的 气孔和铁质斑点。青色釉为透明玻璃质、光泽好。釉层 厚薄不均，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有的釉色青中带 绿，有的青中带黄
在我国有个不成文的看似规矩，又不是规矩的规矩，叫做“乱世藏黄金，盛世兴收藏。”为何这么说呢，如果追根溯源，找到出处，还真不是个难事。
因为早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儒家大哲圣人先贤就有这样的名言“仓顶实而知礼节”。意思说的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只有让老百姓吃饱了肚子，解决了温饱的前提下才能够学习知识，团结同志，尊重长辈，友爱邻里，甚至更进一步报效国家。
这个极为精辟的论断，一直支持着中华文明自夏朝为开端，延续到如今的5000多年。
花团锦簇
收藏只是爱好切莫走偏
所以“乱世藏黄金，盛世兴收藏。”在今天来说更是进入如火如荼，甚至让少数人走火入魔的阶段。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可以当之无愧的说，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当然，对于收藏陷入走火入魔的人，要晓之厉害，断掉他们不切实际的发财梦，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爱上收藏当然要给与鼓励。
尤其是现在什么都走产业化之路，收藏这个也能称之为产业来说正是方兴未艾之际，更不能损了多数人的兴致，至少这个产业养活了许多人，如拍卖行，古玩鉴定专家，贩卖倒腾古玩的市井商人，甚至包括以身试法的盗墓贼等等。
两只耳朵竖起来
当然，至于我喜欢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根本没想到会赶上收藏这样的热潮的。那时，可以说，我只是单纯的喜欢。说起来有点惭愧，我这人爱好很少，不会打麻将，不喜欢参与和赌博有关的事宜，工作之余，太多的闲暇时间怎么办呢。
有了这样的爱好人精神了
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活人怎能让尿憋死呢是不是。不走大众化之路，独辟蹊径的我，竟然鬼使神差的喜欢上了收藏青花瓷片，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不规则的性手涂鸦
于是，在茶余饭后的把玩间，尤其对青花瓷片上的那些各种式样的构图津津乐道。除了赞叹先人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这一伟大发明之外，更对瓷片上描绘的一个又一个简洁明快，仿佛不经意间的描绘的图画所折服。
柳丝飞舞
这里不烦引出台湾歌星周杰伦演绎的那首经典名歌“青花瓷”来，可谓道出了对这一传统文化精髓的认知：“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让人不由得感慨时空转换，随着歌词的意境进入到那清新恬静，而又淡雅脱俗的世界。
这美妙的歌词是在讲述一个品相完美的瓷器的故事，至于我何尝不想收藏完整的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呢，谁不知道完整的青花瓷器，能够真实的再现创作这幅作品作者的真实意图，可以尽情的欣赏她的全貌，而不留丝毫的遗憾。
绿叶相映
而青花瓷片，当然不同于完整的青花瓷器，一片残缺不规则的青花瓷片，她在我的眼里如同断臂的维纳斯一般，让人遐想无限。
那些摆放在我家柜中的那些青花瓷片，由于太多的缘故，只能屈居在塑料筐里，受到如此的对待，应该是非常委屈的，每每让我看到后心生不忍。但是，正因为有了她们作为活化石一般顽强的存在，却使我看到青花瓷片她是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脉搏，在悄然之间流传着、延续着，讲述着过往中华在那个时期的伟岸。
青花瓷片连接着过去和将来
在没有接触到青花瓷片前，说实话，总半信半疑的对京剧、黄梅戏等戏剧里的戏服，在600年前就是古人的衣着，不用说是充满了疑虑，甚至完全不相信的。
终于在我捡拾到的一块青花瓷片，经过清洗后展现出真容，可谓是在这块青花瓷片上得到了极为真实的反映（下一篇在展开说人物）。一个头戴冠巾的儒生，手臂里抱着类似公文的卷轴，长须飘散开来，眼神和蔼亲切，好像是官员上朝议事，又像是散朝后的样子，还有点类似于盛唐时派出的出使西域的使臣。
当然，我收藏的更多的青花瓷片是以山水、花鸟为主，怒放的菊花，报春的燕子，在巴掌大的一块青花瓷片上述说着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在我收藏的青花瓷片中当然少不了她的风采。在我收藏的青花瓷片造型为龙的图案，既有写实风格很逼真的龙，刚劲有力的龙爪，孔武舒展的龙身，活灵活现。
只是毕竟是瓷片的关系，非常可惜的是缺少神来之笔的龙头。不过，那些具有抽象意味的，似蛇似龙的造型，在残缺的青花瓷片中跃动，相互缠绕，栩栩如生，仿佛要驾云而去般，真的为古人丰富的创造力点个大大的赞。
刚劲有力的书法
青花瓷片既然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自然离不开书法艺术的相伴。在我收藏的青花瓷片书法中较多的是“寿”字。写成各种字体，充分展现出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表现出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朴素的愿望。
一片片青花瓷片对于我来说，应该是透露出浓厚的文化气息，不禁让我想到在明清时期，在青花瓷器的烧制过程中，决不只是简单的烧窑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由取得一定成绩的画师、得到文人雅士认可的书法家们的共同协作。那一件件曾经精美绝伦的青花瓷器，可谓是他们集体创作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那些掩埋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历史，又残缺不全的青花瓷片，被各种方式唤醒后，尤其是被我得到之后，又以各种方式静静地伴随着我。对于我来说，看着青花瓷片上那构勒的风光山水，似有似无的写意，让我久久地陶醉期间，以至于在别人说什么三缺一，还是其他都毫无兴致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