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市井生活是什么

老北京（北京地区文化符号）

北京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

衣着打扮

1、戴帽子是满族男子的习俗，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剃发垂辫已成定制，因此北京的男子不分种族也不分长幼都戴起帽子来了。当时北京人戴的帽子大致可分为礼帽、便帽和风帽。所谓礼帽就是官帽，多用呢、缎或布制成，也有用皮子制成的。老北京的便帽，无论老少也无论尊卑都可以戴，这种帽子由6块同质料子拼制而成，据说早在明代初年，就因为它有天地四方的“六合统一”的意思而盛行于京城。风帽有棉、皮两种，用呢子或缎子制成的较多。帽扇至肩，可以保护脖颈以御寒。

2、清朝男子的服装以长袍、马褂为主。长袍的特点是，长过膝、领为圆，带大襟，有扣襻，袖适中，摆开衩。按规定：皇室宗族的长袍前、后、左、右开四衩，官吏的长袍开两衩。开衩的长袍，袖口要装饰箭袖，形似马蹄，故名“马蹄袖”，平时翻起，行礼时放下。普通百姓穿的长袍下摆不得开衩，俗称“一裹圆”，袖口为散口状。马褂是一种对襟、圆领、有开禊带扣襻儿的外罩衣，马褂多以绸缎织物为材料，也有用兽皮制作的。马褂颜色有蓝、紫、灰、黄多种，以黄色为贵，俗称“黄马褂”。一般平民不准穿，皇帝、巡行扈从大臣们可穿明黄色马褂。清代中晚期，赏穿黄马褂的勋臣相当多。

3、清朝的汉族妇女服装一般有披风、袄、裙等。披风即外套，作用与男人马褂相似。披风内依次为大袄与贴身小袄，下装为遮足长裙。满族妇女的便装一般为长袍。有些讲究装饰的妇女，往往在长袍的衣襟、领口、袖边处镶上绦子花边，作为美的点缀。

4、穿靴子也是满族的习俗。满族未入关前，常以皮子为面，然后絮进“兀刺草”，因此这种靴子被称为“皮兀刺”。入关以后则以布或缎为面制靴，同时也不再絮兀刺草了。当时，作为京城的主要居民的汉人，仍然是以穿鞋为主。总的来说，京城男子穿便服时以穿鞋为主，若穿官服则要以穿靴为主了。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惯，着弓鞋（尖足鞋）。满族妇女不缠足，多穿装有木底的绣鞋，俗称“高底鞋”、“花盆鞋”。

同时，老北京布鞋也是老北京穿鞋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由于布鞋的用料以布料为主，具有透气、休闲、舒适、绿色环保、轻便等特点，深受广大百姓爱戴，成为人们衣着不或缺的一部分，代表品牌有合记、步瀛斋、内联升等，在鞋文化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早期老北京布鞋以工艺绣花为主，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使用多种工艺相辅相成的布鞋。[1]

清末时，北京百姓还曾不分男女流行穿裤子。裤子分满裆和套裤两种。满档裤用绸或布制作的都有。女裤在裤腿边上往往还绣着各种花纹，男裤多为素色。至于套裤，是一种无裤腰裤裆、只有两只裤腿的裤子，穿着时用带系在腰间。

民国时期，北京妇女一般穿戴为上衣下裙。青年妇女多喜欢穿瘦身秀长的衫袄，衣领挺高，下穿黑长裙。后来，满族妇女穿的长袍推陈出新，逐渐成为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民国成立后，政府曾发布“剪发通令”，而且还制定了“服制条例”，条例中规定了男子和女子礼服式样。但这些并没有贯彻实行，对普通百姓的穿着打扮影响不大。[2]

2特色小吃

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小吃历史悠久。北京小吃俗称“碰头食”或“菜茶”，融合了汉、回、蒙、满等多民族风味小吃以及明、清宫廷小吃特色而形成，品种多，风味独特。北京小吃大约二三百种，包括佐餐下酒小菜（如白水羊头、爆肚、白魁烧羊头、芥末墩子等）、宴席上所用面点（如小窝头、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麻茸包等），以及作为零食或早点、夜宵的多种小食品（如艾窝窝、驴打滚等）。其中最具京味特点的有豆汁、灌肠、炒肝、麻豆腐、炸酱面等。一些老字号专营其特色品种，如仿膳饭庄的小窝窝、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合义斋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茸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等，其他各类小吃在北京各小吃店及夜市的饮食摊上均有售。

清代《都门竹枝词》写道：“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糕炸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也说明北京历来有许多风味小吃。

昔日北京不少家喻户晓的小吃，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早已消失，有的也很少见到，但是，大多数小吃保存了下来，有些小吃店还开到了一起，这样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顾客。

东华门夜市上聚集了凉粉、扒糕、莲子粥、酸梅汤、红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龙虾、烤鱿鱼、炸蚂蚱、炸蝎子、炸蚕蛹等等小吃，安全卫生。护国寺小吃店经营的从庙会中的“碰头食”传下来的北京小吃，经过改良变得精细起来，没了过去的“个儿大、经吃、一个就饱”的粗糙，墩儿饽饽、枣卷果都小巧可爱；姜汁儿排叉、糖耳朵可谓是百般玲珑。锦芳小吃是从民国创始至今的小吃店，有麻团、杏仁茶、艾窝窝、奶油炸糕、炒疙瘩等等，以元宵最为有名，有山楂、青梅、桂花、豆沙、什锦、奶油、椰蓉等十几种馅儿。九门小吃是在过去的几家著名老字号的倡议下，由北京小吃协会出面组织的。里面的老字号有很多，比如年糕杨、奶酪魏、小肠陈、爆肚冯、瑞宾楼褡裢火烧、李记白水羊头、月盛斋等。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还有：王府井小吃街、什刹海小吃一条街（原前门小吃迁来）等等。

3夏季饮食

老北京人称冷饮为“冰食”。中国人吃冰食的传统源远流长，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贵族炎夏要享用冰食，先决的条件是要藏冰。当时，皇室都建有藏冰室。在周代，朝廷还设有掌管冰事的官员，专管斩冰、藏冰等事宜。因为技术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藏冰很不容易，因此在隋唐以前，能享用冰食的人极少，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恩宠，在天气炎热时会将冻冰赐给大臣。到了唐代，我国开始有了人造冰，在京城之中亦出现了卖冰的店铺。但夏冰售价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只能“望冰兴叹”。

明清时期，由于藏冰业的高度发展，冰价暴跌，帝都北京城的“冰食”供给也很大的丰富了起来。北京老百姓也逐渐的开始用“冰食”消暑。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汤同，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在《红楼梦》中，记载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和凉茶等众多冰食。而清末民国以来，百姓家在伏天最盛行自制绿豆汤、莲子汤及用中草药熬制的暑汤，以避暑防热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场是什刹海，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盘”，远近闻名。

老北京的冰食花样繁多，而老百姓最喜欢的非酸梅汤莫数了。酸梅汤，我国自古有之。老北京人喝的酸梅汤是由清宫御膳房传到民间的方子配制，素有“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之说，因此口味独特。据说最为精制讲究的酸梅汤，不用水煮，而用沸水浸泡酸梅。饮时也绝不往碗里加冰，而是在汤罐外用碎冰块“镇”，所以酸而不烈，甜而不酽，冰而不钻牙床。清乾隆年间，诗人杨米人所著《都门竹枝词》记载说：“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老北京售卖酸梅汤的店铺伙计和小贩们掂打着“冰盏儿”——两个小铜碗，一上一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并吆喝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碗儿尝——一个大一大碗儿勒！”孩子们听到门外这个响声，便向家长要几分钱，飞跑到大门外，去买自己喜欢的酸梅汤了。

老北京的一些药铺在炎热的夏天，还经常在门前摆个长条桌，上面放着药店免费提供的药汤，这些药汤既解渴又祛暑。有一些药铺也常在供行人免费喝“暑汤”的同时，施舍一些藿香正气丸等小药包，上面通常印着店铺的字号以及“暑天防热，保重身体”等字样，既是社会慈善活动，也是做生意的宣传，从而扩大自家店铺的知名度。

在老北京，还有一些专门给大宅门送冰块的送冰人。这些冰块是送冰人从冰窖里批发来的，他们赶着小毛驴儿，每天将冰块送到大宅门住户的家中。大宅门的住户将这些冰放入“冰箱”——里面贴着铁皮的木制箱子，来冰镇食物防止食物腐坏。当送冰车来到时，胡同里的孩子们非常欢乐，有的去摸凉冰，有的去拣掉在地上的碎冰碴儿含在嘴里以此为乐。

老北京的冰食还有雪花酪、红白玻璃粉、果子干、杏仁豆腐、大冰碗等等。

现如今，夏暑季节乃至冬天，“冷食”、“冷饮”在市面上随处可见，花样也更丰富了，但这都替代不了老北京冰食的独特味道。

4胡同趣事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衕（胡同）来”之句。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个。

北京人是讲究走路的。因为老北京城无论大街小巷，多是横平竖直，所以北京人走路无法取巧，无论选择什么都是拐硬弯儿，比较比较也还是一样长短。即使是这样，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选择的。走大街，干净倒是干净，就是乱，搅和得你不得安生。穿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愿意见的人或事儿，多绕一下也就“躲过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什么的。北京的“扁担胡同”有11条，“井儿胡同”有10条。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荼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国，人觉得塌实。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如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等等。

实际上，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除了音译的之外，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司胡同、钱粮胡同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很多的胡同名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仁义胡同的来源，就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相传明代时，两位大臣是邻居，只一墙相隔。一次大雨泡倒院墙，在重修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因此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大家都知道慈禧垂帘听政的故事，她所用的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这些竹帘磨损后会被换下，因为旧帘子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5门神

门神是我国，也是北京市民俗中最多信仰的神祇之一，其历史之久，流传之广，种类之多在民间诸神中是最为突出的。仅将北京旧时傲立于千家万户大门上的门神书录于后。因为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和元明清数朝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所以全国各地的文人、商贾、官宦、旅游者纷纷来到北京，与他们的同时，他们家乡的门神也随至而到，以神佑他们平安。所以，在北京民宅的大门上，各地门神应有尽有。如：燃灯道人、赵公明，东汉的姚期、马武，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最可爱的是京北密云一带供奉的门神竟是夫妻二人－杨宗保与穆桂英。总之北京住宅院中所贴的门神多取自中国古典名著中的英雄好汉，这些武艺出众、仗义疏财、精忠报国的英雄，妇孺皆知，影响面广，备受民间的崇拜。[3]

今天，我们再贴门神已不是旧时的迷信色彩了。这些历史上的门神在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神佑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人们喜欢这种五颜六色的吉祥门画，只有贴上门神才能在欢度佳节的喜庆气氛中得到一种让他人难以想象到的思想满足和精神满足。

6交通出行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充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7宠物情结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传统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多。确切地说，过去老北京人把所喜欢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多称为“玩物”，而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养的宠物实在是不少，大致分起来有四类，一是鸟类，二是虫类，三是鱼类，四是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老北京人把养宠物当做一大雅事，是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事。

老北京养鸟的人大多生活悠闲。文人多养百灵、靛颏、红子一类；体壮者多养画眉；撂地卖艺者则多养交咀、“老西儿”一类。遛鸟不独是给鸟儿“放风”，主要在于驯鸟儿，教给鸟儿一些小技艺，并观赏、娱乐。北京人喜欢养鸟，除了图个乐儿外，还有养心健身的“作用”。过去有句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是人，心变宽了，体变壮了，日子过得就豁亮。”所以无论文人墨客、梨园名优、杏林国手，还是车夫、轿夫都有好养鸟的，只是贵贱不同而已。

北京人玩虫儿，主要玩蝈蝈儿。北京人养蝈蝈儿有不少的讲究，一是要选上品的蝈蝈儿，讲究全须全尾儿、叫声悦耳；二是颜色正、品相好，一般多选黑、绿、青三种；三是要善动爱跳，越是活泼爱闹的蝈蝈儿越有人缘儿。北京人买蝈蝈儿时绝少买一只，而是买一对，一则是老北京人有成双成对的习惯，双为吉利数；二则是两只可以相互戏逗，叫得更欢。买回来的蝈蝈笼子大都挂在屋檐、门楣、窗前或院子的葡萄架或海棠树上。从此，蝈蝈儿的鸣叫就成了四合院里最动听的声音，一直能叫到立冬。

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俚语。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的。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是“乐战九秋”。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

享誉国内外的水中宠物金鱼，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金鱼是鲫鱼变种，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而其他的金鱼则被称为“小金鱼儿”，两者价格相差也甚远。有身份、有地位的主儿，家中养鱼专有鱼把式伺弄。老北京家庭养鱼的，一般以圆形三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饲养。因时间用的已久，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观鱼更为艳丽。

在兽类宠物中，老北京人过去饲养较多的是猫和狗。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大多以毛长者为贵。一般认为白者、黄者为上品，黑者、杂色者次之。此外，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名曰“雌雄眼”，俗说“爹一只，妈一只”，此为“波斯种”。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以为不祥。北京人认为养猫乃高尚之情趣，其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以为礼品。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卖猫、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

北京人也喜欢养狗，但狗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猫的数量，有钱人一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袖狗、叭狗。袖狗仅一掌大小，然生性好斗，又叫“斗狗儿”，可藏于袖间，因此得名。这些人将狗置于桌案上观其争斗、撕咬，以博得一乐。普通老百姓在四合院里多养些小京叭、小柴狗，

此外老北京人饲养的宠物还有鹰、龟、猴、鸡、鹅、隼等，但数量不是很多，只有对它们特别喜好的人才会饲养。

老北京文玩把件

老北京文玩把件有文玩核桃 文玩葫芦这些都是老北京人最喜欢的玩意。

8规矩讲究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多，讲究多，禁忌也多。俗话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确实，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色景观和文化之一。老北京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但是，到胡同中去参观旅游，却不能用“逛胡同”或“串胡同”来表达，这是因为，胡同中妓院比较集中，一些嫖客今天去这条胡同，明天去那条胡同，在胡同里逛来逛去，串来串去，寻花问柳。日子长了，老北京人便把那些经常到胡同妓院里嫖娼的人，先说成是“逛窑子”，后来就含蓄地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了。再往后其意逐渐引申，把那些作风不正派、不正经而在胡同里闲逛的人也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

北京人还忌讳在屋子里面撑伞，老人们经常告诫小孩子：“屋子里面不可撑伞，否则房子会漏！”这当然带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顶棚就是北京平房的天花板，北京的平瓦房的顶棚，都是用木条加高粱杆和苇子杆扎的，再糊上壁纸。顶棚高不及丈，又是纸糊的，所以在屋内挥舞长物，极易捅破。

老北京人还都知道“夜晚不可以剪指甲”！因为在电气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夜间照明条件简陋，视线不明，夜晚剪指甲容易剪着皮肤，十指连心，疼痛难忍，那时医药缺乏，全城也找不到一两家医院。即使送到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也不是平民负担得起的。指甲长了忍个一天半天也无所谓，何必犯此禁忌？

北京人还有一种说法，小孩玩火会尿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玩火和尿炕并无必然联系。北京人之所以忌讳这个，是因为小孩好奇，喜欢玩火，不但会烫伤自己，又容易酿成火灾。小孩不知道玩火后果严重，却都知道“尿炕”后难免挨打受罚，又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听到“小孩玩火会尿炕”的警告后，也就不敢玩火啦。

在住房方面，北京人也很讲究，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住房条件的选择。除此之外，北京人还忌讳在四合院中种松柏树、桑椹树和梨树，因为松柏树大多种在坟地中，“桑”与“丧”，“梨”与“离”谐音。北京人有句俗语：“桑松柏梨槐，不进府王宅”，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人还忌讳院子里的地面比胡同、大街的地面低，原因是一进门就得跳蛤蟆坑，而出门从低向高，如似登山，明显不吉利。

此外，数目字中，单数不吉利，一般人都能接受。但是住宅间数除外，四合院中的北房或三间，或五间，如果有四间的地方也要盖三大间，每边再盖半间，美其名曰：“四破五”。至于东西厢房，也多以三间为准，目的是在院中建筑组合里产生一条中轴线，这条线如似人身上的脊梁，是院落中最重要风水源头。正因如此，双数在北京住宅建筑方面是不吃香的，所以，北京出现了这么一句俗语：“四六不成材”。

9

在京西门头沟王平村一带，有一处“蹄窝”奇观。在这条长约十余米的岩石上，遍布了百余个大小、深浅不等的蹄窝，这些蹄窝便是当年运煤的骆驼一步步走出来的印记。北京地区用骆驼运送物资已有千年的历史。至元代时，便出现了骆驼交易市场和骆驼车。在一些介绍北京风情的史籍中，如《明景帝实录》、《同治都门纪略》、《京华百二竹枝词》中都有记录京城骆驼送货的记载。近代文学作品中的《骆驼祥子》中都有对骆驼的描述。

骆驼体型高大、性情温驯，走起路来不停歇，驮运货物多，这些特点促使骆驼成为了古时运输业的中坚力量。由于骆驼可带来经济效益，在西郊一带的，东至阜成门，西到永定河沿岸，北到玉泉山，南到卢沟桥这一片区域内，大量的村子开始规模养殖骆驼，有的村庄多达一千只骆驼。由此催生了驼夫这个行业，驼夫不仅要拉骆驼，还要捡柴、值夜，很少休息。

驮运物资的骆驼多用去势后的公驼。尚未去势的公驼性情浮躁，常引颈常鸣，易找来劫匪，故驼队多用趋势的公驼。领头的骆驼是驼队的先导，用缰绳来牵引余下的骆驼，最后一只骆驼的脖颈上会系有一个铜铃。驼夫坐在领头骆驼背上，只要听不到最后那只骆驼走出摇摆时发出的铃声，便可以断定驼队的后半段出现了意外情况。骆驼驮送的多是煤炭。据《北京风物志》记载，京西的门头沟一带盛产煤炭，金末元初以来，百年间向城里供应，除车子外，主要靠骆驼运输。西山开凿出来的煤制做成煤砖，把煤块一块块整齐的码放在用柳条编织起来的筐中，压在了驼峰上。杨米人的《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写道：“煤鬼颜如灶底锅，西山往来送煤多。细鼻穿绳铃悬颈，缓步拦街怕骆驼。”运煤的骆驼队从西山一路走来，直奔北京西边的阜成门、广安门一带。早上天边擦亮时，骆驼一头连一头的排成队，静候城门打开。待城门打开后，驼铃声响，骆驼缓缓步入城内，路上的行人和汽车无不为驼队让道。中午卸货后，驼队又沿着城墙返回。

上世纪50年代前后，随着铁路的大力修建，物资的运输转向了铁路和汽车，骆驼从运输业中退役，北京城内的驼铃声已不闻，驼队走街串巷的身影已不觅。

填仓节在宋时已有记载，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正月二十五日，人家市牛、羊、豕肉，恣飨竟日。客至苦留，必尽而去。名曰填仓。”

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亦云:“每年正月二十五日，全家加菜盛餐；有客来，必苦留，使之醉饱而去。俗称填仓，取预祝填满谷仓之吉兆。”

其实，真正的“填仓”活动是在农村进行。在我国华北农村及北京郊区，这种大吃大喝的现象已不多见，但还有在填仓节吃干饭、喝面汤的习俗，就是民谚所说的:“天仓，天仓，小米干饭杂面汤。”香喷喷的小米饭，滑溜溜的杂面汤，是北方人家的美餐，胜过佳肴盛宴，反映了北方人家勤劳俭朴的良好风气。

填仓节分为小填仓、大填仓两个节日。小填仓为正月二十，大填仓为正月二十五。不少地方，如今不分大小，在正月二十三一并过填仓节。

老北京习俗正月二十三为“小填仓”，二十五为“大填仓”。清代，京师各大粮商米贩均祭祀仓神，鞭炮很盛。一般人家虽不祭神，但都要买些米面、煤炭来充实自家的生活储备。

所谓填仓活动就是于正月二十五黎明，家家户户都在院里或打谷场上，用筛过的炊灰撒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象征着粮囤。在里边放些五谷杂粮，再将鞭炮点燃，在圈内爆响，取意粮食爆满粮仓。这是祈望五谷丰登、粮食满囤的意思。

关于填仓节的由来。相传在很早以前，我国北方遇到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可是封建帝主不顾黎民百姓死活，同往年一样，横征暴敛，弄得怨声载道，饿殍遍野。却说有个看守粮仓的官吏，目睹这一惨景，于心不忍，便将粮仓打开，救济了百姓。他知道这触犯了王法，皇帝绝不会饶恕他。于是他让百姓把粮食运走后，就放把大火把仓库烧了，自己也活活烧死。这件事正发生在正月二十五。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好心的官吏，重补被烧坏的“天仓”，就决定这一天为填仓节。后人为了纪念这名仓官，每年这天清晨，就用草木灰撒成圆圆的囤形的粮仓，有的还镶上花边、吉庆字样，并在囤中撒以五谷，象征五谷丰登，来表达人们填满仓谷救仓官的深情厚意。现在这些习俗已经消失，但填仓佳话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提醒人们从这天起清仓扫囤，晾晒种子，整修农具，准备春耕。

另一说填仓节又叫天穿节。宋代以前，以正月二十三为天穿节，相传这一天为女娲补天日。关于这个节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节日时间有所不同，节俗也不一样。清人俞正燮《癸巳存麓》记载:“《拾遗记》曰，江东俗正月二十四日为天穿。……池阳以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饼投屋上，谓之补天。”又载:“《荆楚岁时记》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为补天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穿。苏轼诗曰:一枚煎饼补天穿。”说明这个节日由来已久。

填仓节主要盛行于农村，对于城市来说，则以粮商等与粮食有关的行业过节为主。此日，粮仓祭祀仓神，大放鞭炮，企求吉祥与生意兴隆。老百姓虽不致祭，但都要买些米面、煤炭来充实自家的生话储备。《帝京岁时纪胜》载：“当此新正节过，仓廪为虚，应复置而实之，故名其日曰填仓。”此外，全家人还要吃“犒劳”，诸如薄饼卷“盒子菜”之类，亦谓之“填仓”。并喝鱼汤，取年年有余之意。

民俗专家说，传统的填仓节体现了人们祈盼过上鱼米满仓，五谷丰登的富足生活的美好愿望。

在古代小到建筑，大到帝王陵墓，都有风水格局参与其中，北京古城也同样暗藏着千年风水秘密。

〝双龙〞布局

华夏民族尊崇君权神授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北京乃兴龙之地，帝王乃天降龙种。

近代科学家利用遥感技术拍摄了全北京城鸟瞰照片，并翻阅了大量有关史料，惊奇地发现，明朝人对北京城的设计建造是神奇的“双龙”布局，即一条“水龙”和一条“陆龙”衡山环水，蔚为奇观。

“水龙”以南海为龙头部分，湖心岛是龙眼， *** 和北海构成龙身，甚刹海是龙尾，摆向西北方向。

“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彷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故宫恰似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像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正阳门好似一宝珠。通览北京中轴线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极富匠心。

明代北京城建筑的这种“双龙”布局，是中国古人的艺术造诣，还是天然的巧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景山坐像

景山在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对面，元代时本是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叫“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营建宫殿时，把拆除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泥土堆在这里，取名“万岁山”，意在镇压元朝的王气，所以又叫“镇山”。传说皇宫在这里堆积煤炭，又俗称“煤山”。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煤山改成景山。

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曝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卫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被称为“景山坐像”。

照片中清晰可见，公园的整体建筑群落，酷似一尊闭目盘坐着的人像。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为“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眉毛由树组成，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组成了胡须，但它被寿皇殿外墙隔开了。

经过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

“景山坐像”引起了科技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还是一种巧合?几年来，专业人员为此作了大量的研究考证，但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颐和园的“福山寿海图案”

从卫星照片上看，颐和园的布局也极其奇妙。昆明湖变成了一个寿桃，万寿山展翅成了一只蝙蝠，连十七孔桥也成了一只长长的龟颈。

根据七代皆为清代皇家建筑设计总管的煌煌望族“样式雷”透露，当年为了给慈禧祝寿修建颐和园时，皇帝下令要在园林中体现“福、禄、寿”三个字，雷家第七代雷廷昌巧用心思，完成了皇上交待的任务。

他设计了一个人工湖，将这个人工湖挖成一个寿桃的形状，在平地上看不出它的全貌，但从万寿山望下去，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大寿桃。而十七孔桥连着的湖中小岛则设计成龟状，十七孔桥就是龟颈，寓意长寿。至于“福”字，雷廷昌将万寿山佛香阁两侧的建筑设计成蝙蝠两翼的形状，整体看来成了一只蝙蝠，蝠同“福”，寓意多福。

比对颐和园的卫星照片，可见昆明湖确实酷似一只寿桃，寿桃的“歪嘴”，偏向东南方向的长河闸口。寿桃的梗蒂，是颐和园西北角西宫门外的引水河道。

最为称奇的是，斜贯湖面的狭长的西堤，构成了桃体上的沟痕。而万寿山下濒临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则恰似一只蝙蝠，振翅欲飞。

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明显地呈一个弓形，弓形探入湖面的部分，形成蝙蝠的头部。弧顶正中凸出的排云门游船码头，像是蝙蝠的嘴。向左右伸展的长廊，恰似蝙蝠张开的双翼。东段长廊探入水面的对鸥舫和西段长廊探入水面的渔藻轩，适成蝙蝠的两只前爪，而万寿山及山后的后湖，则共同构或了蝙蝠的身躯。

中轴线有点“歪”

专家发现：一直被认为是正南正北贯穿北京城的中轴线，却出现了与子午线不重合的现象，似乎有点“歪”。

作为元、明、清三朝皇权至上和大一统思想的标志，中轴线是突出“正”和“中”的中心部位，同时也是向心对称各级建筑为依据的轴线。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条有着730年历史的中轴线并非想像中的正南正北，而是向逆时针方向倾斜。更令人不解的是，中轴线直指270公里外的元上都。

经准确测量显示：以永定门为端点的北京中轴线，从逆时针方向与子午线有一个2度多的夹角。虽然只偏离了2度多的夹角，但在永定门北6公里多的地安门已向西偏离子午线200多米，而在永定门北约8公里的鼓楼则向西偏离子午线近300米。由于偏差角度比较小，普通市民根本感觉不到。

北京现有的中轴线是沿用元大都时的中轴线，当时中轴线的南端是丽正门(今天安门)。明朝将城南移，北京内城东城墙和西城墙，均是在元大都土城基础上包砌城砖筑成，但中轴线方向未动。东直门至建国门一线是东城墙，西直门至复兴门一线是西城墙。清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未改动，至今已有730多年。

专家惊奇地发现，北京中轴线继续往北延伸，它的延长线直指距离北京270多公里的古开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兆奈曼苏默，而兆奈曼苏默是元上都遗址的所在地。

当年忽必烈就是从此地迁都到大都，即现在的北京，但仍将上都保留作为夏都。专家认为，北京中轴线北延至此并非巧合，因此兆奈曼苏默才是北京南北中轴线的北端点。

北京古城墙缺个角

据史书记载，巍巍北京古城墙在元代时是方方正正的，此所谓城方如印。到了明代，内城、外城和皇城均有缺角现象。内城没有西北角，破坏了北京城整体的对称性，从整体布局上看，似有缺憾之处。如今，古城墙已不见踪影，早已被二环路替代。

关于北京古城墙缺个角大体上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说，当初城墙是按矩形设计的，矩形图案的对角线交在故宫的金銮殿上，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但由于自然原因，最终还是偏离了金銮殿。为避免杀身之祸，工匠们只好去掉一角，这就是西北角。

另有一种说法是，相传，明朝建筑北城墙时，西北角修建为直角，但不知何故，屡建屡塌，前后百年间，不知道修建了多少次。出于无奈，最后建为斜角。

第三种说法是，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方向是个缺口。如西汉刘安写有《地形训》，认为大地八方有八座大山支撑着天体，其中支撑西北方向的山叫不周山。

《天文训》讲八方吹来八风，西北方向吹来的风称不周风，东汉班固解释为不周就是不交之意。按这种解释，西北两个方向不应该互相连接，而应缺口。

但不论哪一种说法，目前都只是个猜测，并不能证实北京古城墙为何独缺西北角。

     煤核二指的是没烧透的煤块或煤球，把煤渣磕打掉灰色的外层，里面往往有未完全燃烧殆尽的黑色煤核，煤核儿再利用。

     老北京人说的煤核儿的核儿，是内核、 核心的意思，但在北京话里要读“胡儿” （h u）。煤核儿，顾名思义就是煤球的内 核儿。现在很多年轻的北京人恐怕已经不知 道煤核儿是何物了，也难怪，现如今的北京 城，已经很少有家庭用煤炉取暖和做饭了。

     远了不说，头30年吧，住在胡同里的北 京人，谁家离得开煤火炉子？那会儿的煤炉 子用处可大了，除了冬天取暖之外，家家户 户烧水做饭都离不开它。在上世纪80年代以 前，北京还没有家用液化气，您不烧煤炉 子，烧什么呀？

坯体颜色是由坯体原料中铁，钛氧化物的含量决定的，含量越高烧成后呈现的颜色越深，它仅仅决定了坯体的颜色，不会影响到砖的质量.楼主可以在砖成型时改进下工艺啦、、、

不知道这个答案您是否满意o(∩_∩)o...

北京大院则指各部和军队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小群体，属于第一批官二代和军二代。院里应有尽有，得父辈的独特优势，最早接触时代前沿的人，形成了大院文化。这拨人排外，抱团，局气，仗义。一个带一个，人托人，最终火了半个娱乐圈，成了京圈的核心。

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后，首先得安置各部和机关单位。中某海大院自不必说，（封面就是神秘的第一大院）。国务院占了礼王府，政协占了顺承郡王府，解放军占了庆王府，外贸、煤炭和纺织部占了长安街，机器、财政部和计委占了复兴门三里河。

总参占了景山后地安门，中宣、文化部占了沙滩后街，统战部占了府右街，新华社占了宣武门。总后、空、海军、通讯兵、铁道兵等大院则从公主坟一直到西山。

当时90多个单位跑马占地，这批高干子弟生于此，长于此，童年的记忆铭刻在脑海，青少年的青春奉献给了大院。这点由他们不同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各自的大院情怀。

北京大院文化

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北京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后，新中国的中央直属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各部委、各军兵种机关、文教单位纷纷搬进北京，他们都需要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北京旧城区拥有产权的房子不多。

一时无法容纳大量进京的机关办工人员，和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各类人才。于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头10年，政府在北京兴建起众多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供各大机关办公及居住所用。

与生活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不同，这些共和国首都的新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操着各种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而随着第二代大院人的出生与长大，一种有别于传统北京文化的独特文化开始在大院里应运而生。

某种程度上，大院的红色文化丰富了老北京的皇城文化，两种文化在交互影响中，构成了北京“首都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重温大院文化，也是对高速发展中的北京城的一次“寻根之旅”，大院既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院人永远的心灵故乡。

众所周知，老北京城是由元大都改建、扩建而成。明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紫禁城、皇城、内城的格局。到明朝中期，为了拱卫北京城，抵抗蒙古骑兵的侵扰，嘉靖皇帝打算在内城的外面再修建一圈城墙。可是，由于国家的钱袋子不够厚实，只好先修建了内城以南的一部分。这就是老北京城的外城。

有城墙的地方，就有城门。外城一共修建了7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宁门、东便门、西便门。清朝时期，由于道光皇帝名叫“旻宁”，为了避讳，将广宁门改为广安门。又因为广安门与金国中都遗址上的彰仪门在同一轴线上，人们便称之为彰仪门。

广安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外城在西边的唯一城门，是南方、西南各省进京的必经之路，属于交通要道，也是展示京城形象的一道“窗口”——1644年，李自成大军正是通过广安门进入京城，结束了明朝近300年国运。

1766年，乾隆皇帝特意对广安门进行了扩建，提高它的规格，使得它的规格与外城规模最大的永定门相接近。

清朝时期，老北京城共有5条交通要道，只有2条道路是石板路。其中1条是连通永定门与正阳门，这是方便皇帝出正阳门后，前往永定门附近的天坛、先农坛祭祀，是一条御道，寻常人等不得使用。另外1条，就是广安门通往城外的道路。这是因为，雍正皇帝即位后，在河北大规模营建自己的万年吉地——泰陵，便下令从广安门到宛平城修筑1条石板路，方便后人前往泰陵进行祭祀。

在清朝时的石板路，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是非常“烧钱”的。从广安门到宛平城这条石板路，全长1500丈（约4950米），共花费了8万两白银，平均每尺长的道路用去白银5两3钱3分，民谣称为“一尺道路五两三”。

“要致富，先修路。”从广安门到宛平城这条石板路的修建，极大地推动了两地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广安门，很快成为四方商家云集的地方。从城外运送煤炭、建材、山货、土特产品的驼队，络绎不绝地通过广安门进入外城，成为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清朝诗人李虹若还写过一首叫《车马畜类多》的诗：“拦车遮路走成行，五六相连一串儿长。辱骂街头能忍耐，彰仪门外狠如狼。”为什么是“狠如狼”呢？是因为驼队身材高大，行动缓慢，占据了道路后对行人造成了不便，惹得行人怒骂。但驼队依然不急不躁地行走在石板路上。

当时，进入广安门，就是彰仪门内大街（今天叫广安门内大街），这条大街上商铺林立，售卖的商品琳琅满目，行人摩肩擦踵，人声鼎沸。彰仪门内大街是外城最繁华的地方，因此民间有了“一进彰仪门，银子碰倒人”的说法。

不过，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竣工并投入使用后，广安门逐渐失去了交通要道的地位，往来客商少了许多，慢慢地冷落下来。彰仪门内大街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外城其它地区。以至于到1949年时，整条彰仪门内大街上，没有一栋两层楼的楼房。

2001年，随着广安大街的修建，极大地促进了广安门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昔日的繁华热闹景象，又回来了。

如今广安门内大街正在成为北京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