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风能丰富的原因

能。在由内蒙古兴安盟发改委主办的风电开发权拍卖会上，大唐河北新能源公司在8家参与竞标的国内风电集团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拍得内蒙古兴安盟白音4.95万千瓦风电场开发权。风能是可再生能源，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必须加强管理，确保风能有序高效开发利用。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光伏电站竞争上网电价项目，是不通过主管部门发放路条的方式获得地面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资质，而是通过市场化的竞价方式获得该资格，在保证一定的发电效率和质量前提下，谁报的价低谁获得项目建设权。

在对输配电价的处理方面，核定了独立的输配电价格的市场，供需方均申报绝对价格，而在未核定独立的输配电价的市场，供需方均申报相对价格，即相对原来的核定的发电上网电价或用电目录电价的变化值。为了简化起见，这里主要分析绝对价格报价下的市场出清，结果对相对价格报价情况同样适用。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电力领域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上网电价/补贴、招标电价、净电量制、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等。

从整个可再生能源领域看，制定中长期目标，仍然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而这些目标，大部分是针对电力行业提出的。到2017年年底，有超过150个国家提出了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目标，其中有85个国家或地区提出，未来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全部电力的比重将超过50%。

制定中长期转型目标，可为行业提供明确的转型方向，但其局限性在于高度依赖持续的政治承诺，同时目标本身没有效力，需要持续的配套政策措施助其实现。

在所有的政策类型之中，采用固定电价(或上网电价补贴)与拍卖机制的国家数量最多，到2016年分别达到了83个和73个。其中固定电价(或上网电价补贴)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早期便被大量采用的政策，2009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拍卖机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发电竞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电力市场机制

易车讯  日前，我们从相关外媒渠道了解到，欧盟委员会的“创新基金”今天首次开始征集提案。这项基金将涉及10亿欧元，为可再生能源、能源密集型行业、能源存储以及碳捕获、使用和存储领域的突破性技术提供资金，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绿色复苏”，从而为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铺平道路，并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欧洲技术的领先地位。

据了解，“创新基金”是欧盟委员会发起的低碳和可再生示范项目投资计划，其资金部分来自欧盟“排放交易系统”排放配额的拍卖所得，旨在为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合适的财政资助，使其更好地投资下一代低碳技术，并为欧盟范围内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公司提供更多优势。

欧盟委员会称，这次提案征集活动将为大型清洁技术项目提供10亿欧元资助，帮助这些项目克服与商业化和大规模示范相关的风险，助力新技术走向市场。“创新基金”将针对项目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潜力、创新潜力、财务和技术成熟度以及扩大规模和成本效益的潜力开展评估。申请截止日期到2020年10月29日。

此次项目征集对欧盟所有成员国及冰岛和挪威开放，这些资金可与其他公共资助计划合作使用。据悉，在2020—2030年期间，除了该项基金之外 “创新基金”还将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排放配额的拍卖所得中拨出约100亿欧元，未来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37亿吨

中国在全球煤炭生产中占主导地位，2019 年占世界总产量的近 47%。年内开采量近 37 亿吨，年增长率为 4%。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消耗了全球约 53% 的煤炭。中国 2020 年宣布将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措施减少国内能源供应对煤炭的过度依赖。

2. 印度 – 7.83 亿吨

印度在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名单中位居第二，2019 年的产量约为 7.83 亿吨，略低于全球份额的 10%。国有的印度煤炭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矿公司，占该国产量的 80% 左右，拥有 360 多个矿山在运营。2020 年，印度政府最终确定了向私营部门开发开放该国煤炭储备的计划，以促进国内生产并减少对外国进口的依赖。大约有 40 个煤矿将被拍卖用于开发，尽管据报道早期兴趣很低，这反映出在煤炭越来越不受欢迎且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投资者缺乏兴趣。

3. 美国——6.4亿吨

美国的煤炭产量多年来一直在下降，2019 年达到6.4 亿吨，为 197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来自廉价天然气和日益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减少了国内电力部门对化石燃料的需求，预计未来几年下降趋势将加大。国际能源署估计，该国 2020 年的产量低至 4.91 亿吨，同比下降 23%，然后在 2021 年小幅反弹至 5.39 亿吨。2019 年，美国五个州的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 71%。它们是：怀俄明州 (39%)、西弗吉尼亚州 (13%)、宾夕法尼亚州 (7%)、伊利诺伊州 (6.5%) 和肯塔基州 (5%)。

4. 印度尼西亚——6.16 亿吨

印度尼西亚 2019 年的煤炭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6.16 亿吨，比上一年增长 12%。该国是世界主要的动力煤出口国之一，中国和印度是其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市场。高生产率，加上 2020 年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需求下降，给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带来压力，促使矿商降低生产目标。国际能源署预计印尼2020年煤炭总产量约为5.29亿吨，2021年增至5.45亿吨。 印尼政府设定的2021年产量目标为5.5亿吨。

5.澳大利亚——5.5亿吨

澳大利亚在 2019 年生产了 5.5 亿吨煤炭，其中超过一半是动力煤，超过三分之一是冶金煤。该数字同比增长 3.4%，尽管该国 2020 年的产量预计将下降约 9%，抵消了这些增长。澳大利亚在全球冶金煤生产和出口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其许多货物供应中国庞大的炼钢业。虽然全国六个州都在开采煤炭，但最多产的地区是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尤其是东海岸的鲍文盆地和悉尼盆地。煤炭产品是澳大利亚 2019 年第二大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仅次于铁矿石和精矿。

6.俄罗斯——4.3亿吨俄罗斯在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名单中排名第六，2019 年的开采量为 4.3 亿吨，仅占全球份额的 5% 以上。由于全年需求减少，国际能源署预计 2020 年俄罗斯煤炭产量将下降 8%，无论是国内还是欧洲和韩国等主要出口市场。该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煤炭储量，西伯利亚盆地在其估计的 1620 亿吨国家资源中占很大比例。政策制定者已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提高国内煤炭产量——目标是到 2035 年达到每年 6.7 亿吨。

加拿大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65亿8200万吨。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9：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67亿4600万吨。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8：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336亿吨。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7：乌克兰

乌克兰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338亿7300万吨，矿业是乌克兰的主要产业之一。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6：德国

德国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406亿9900万吨，在这个国家的煤炭生产总量的50%用于发电。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5：印度

印度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606亿吨，印度煤炭储量占据世界总储量的7%。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764亿吨，澳大利亚煤炭储量占据世界总储量的8.9%。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3：中国

中国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1145亿吨，中国煤炭储量占据世界总储量的13.3%。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2：俄罗斯

俄罗斯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1570亿1000万吨，俄罗斯煤炭储量占据世界总储量的18.2%。

世界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Top1：美国

美国在2012年估计煤炭储量达到2372亿9500万吨，美国煤炭储量占据世界总储量的27.6%。

　其核心内容是“20－20－20”行动，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

　为达成上述决议，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以下简称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欧盟气候新政策提出的依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风险评估报告“与前工业化水平相比，全球温度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结论。

　当前，欧盟27国总排放量比其1990年的水平低6％，为实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的目标，欧盟必须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14％。

　一揽子计划于2008年12月12日在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被认为是全球通过气候和能源一体化政策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基础。2008年12月17日，欧盟议会正式批准这项计划。

　欧盟对实施“气候和可再生能 源一揽子计划”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结论是尽管该一揽子计划的实施可能造成某些负面影响，但预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促进能源安全、增加就业、促进研发和创新等。

　从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看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出现了如下新动向和特点:

　一是加大温室气体控制范围，扩展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ETS)。

　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ETS)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基础和途径。它覆盖了欧盟当时25个成员国，包含近1.2万个排放实体，占欧盟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现正处于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

　一揽子计划提出了EUETS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的实施内容，大大扩展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第一，扩大了覆盖范围。目前，ETS包含了以下10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电站及其他燃烧设施、炼油、炼焦、钢铁、水泥、玻璃、石灰、制砖、陶瓷、纸浆和造纸。扩展后的ETS范围除以上10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外，还将包括石油化工、氨、铝部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制酸中的氮氧化物(如N2O)排放和制铝中的全氟化碳(PFC)排放。

　第二，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排放上限。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各欧盟成员设定了他们自己的目标水平，而在第三阶段，欧盟委员会提议在ETS下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一个排放上限，具体目标包括2013年比2005年降低9％，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线性下降21％。

　第三，在欧盟层次上分配配额。在EUETS第一和第二阶段，配额由各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分配计划，为强调欧盟内部协调和统一，第三阶段的ETS将在欧盟层次上而非成员国层次上分配。而且，原来企业免费的配额许可将从2013年开始逐渐由拍卖许可代替，并于2020年实现完全拍卖。

　具体包括:电力部门从2013年开始全部进行拍卖；所有其他部门2013年开始80％免费拍卖，逐渐到2020年实现完全拍卖；各成员国独立执行拍卖。90％的配额按成员国2005年排放水平比例拍卖。剩余10％按成员国较低人均收入重新分配。另外，拍卖所获得的收入，至少拿出20％专门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体配额分配规则将基于一份对欧盟能源密集型产业潜在碳泄露的审查报告，此审查报告将于2011年6月提交。

　第四，更灵活使用CDM/JI减排信用。如果国际社会未就后京都减排达成一致协议，来自清洁发展机制(CMD)和联合履行(JI)的减排信用将只能使用2012年以前批准的项目产生的剩余信用。

　这些信用将只能用到2014年，并且只能来自所有各成员国同意的项目类型，同时，只有与欧盟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国家产生的额外信用才被接受。

　如果届时能够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那么额外的CDM/JI信用将被允许使用。为了实现欧盟30％的减排承诺，成员国将被允许利用减排信用实现一般的额外减排(例如，如果需要的额外减排量是1万吨CO2，那么减排信用的使用将增加5000吨CO2)。

　为了提供额外的激励促使各国加入新的协议，只有批准这些协议的国家的减排信用才被接受，就像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实施CDM一样。

　相对于现有制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允许EUETS未覆盖的部门使用国内补偿信用。这些信用将在共同的欧盟条款下管理，以确保非EUETS的政策不受影响，避免减排量被重复计算。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实现内部减缓努力与国际交易间的平衡。

　第五，总配额的5％将储备起来用于新加入者(电力部门除外，因为该部门配额全部实行拍卖)，在2020年没有用于新加入者的配额储备将被拍卖。新规定将建立严格的监测、报告和核证程序以确保EUETS的完整性。但是，对于某些缺乏竞争力的高耗能部门将给予一定的豁免。

　二是制定并实施责任分担机制

　欧盟为承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承诺于2012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8％(相对于1990年排放水平)，因此，欧盟在成员国间推行责任分担协议(Burden　Sharing　Agreement，BSA)机制，要求成员国依据各自的能力与责任，承诺《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减排责任，希望借此能成功达到欧盟的整体减排目标。事实证明欧盟所推行的责任分担机制符合公平效率原则，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欧盟仍然借用了这一“责任分担协议”。基本思路是依据成员国的人均GDP，适当参考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潜力、能源结构等指标，将20％的目标分解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承担的责任从10％~49％不等。瑞典最多为49％，马耳他最少为10％。这里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包括电力、制热制冷、运输。

　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从哪一个可再生能源部门开展工作。而且，为成本有效地实现各自可再生能源目标，鼓励各成员国间可以进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

　三是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强调推行生物质燃料

　欧盟在其新气候政策中，突出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制定了气候、可再生能源一体化政策，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运输部门中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

　之所以强制推行可再生能源，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考虑，欧盟同样认为其具有丰厚的经济收益和重要的社会意义以及可靠安全的能源供给。首先，通过评估，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可以增加300亿欧元的收入，提供大约35万个工作岗位。

　而且，如此巨大的就业机会既包括低端风电维护技术，也包括高端的光电制造技术；其次，实现欧盟提出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可以每年减少6亿~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每年减少2亿~3亿吨化石燃料消耗，所有这些价值130亿~180亿欧元/年；另外，强调可再生能源还有其他环境效益考虑，除了温室气体减排外，可再生能源也很少会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

　四是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以及环境补贴的新规则

　发展碳捕获和封存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问题。据评估，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仅仅使欧盟在2013年~2020年间GDP增长率下降0.04％~0.06％。

　为此，欧盟积极寻求促进碳捕获和封存的安全使用和发展，开发一系列技术，允许工业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被捕获并封存到地下。

　欧洲委员会计划2015年鼓励欧洲建造10个~12个大规模的示范厂，并在2020年左右使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商业化运行。同时，修订国家援助环境保护指南，提出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使政府能够支持碳捕获和封存示范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