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文
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率随行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二是与苏联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三是同苏联订立新的条约，四是商谈向苏联贷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国民党政府曾于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以下简称中苏旧约）。这一条约及有关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的产物，基本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按照新中国“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苏旧约也应予以废除而另订新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旧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问题可留待毛泽东访苏时解决。毛泽东出访前夕，中方在与苏方磋商时又多次表示，希望这次访问的结果是缔结一个新的中苏条约。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晚即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讨论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年至五年的和平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稳定全国局势。中国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今后的和平前景。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尚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美国虽然发出战争叫嚣，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不仅能够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这一看法与当时中共中央的估计相一致。接着，毛泽东提出中苏旧约问题。斯大林说，那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苏联从日本手中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也是在雅尔塔达成协议的。因此，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给美国和英国要求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提供法律依据。要寻求一种可行的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在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中长铁路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毛泽东表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事业有利来行事，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但是，他又委婉地提出，照顾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斯大林答复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以后。在会谈中，毛泽东还提出，由于缺少海军和空军，人民解放军难以解放台湾，希望苏联以派遣志愿飞行员等方式给予支援，以便尽快解放台湾。对此，斯大林谨慎地表示，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是不能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苏联贷款和贸易问题以及出版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并作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外国领导人发表了讲话。24日，斯大林再次同毛泽东举行会谈，主要商讨越南、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兄弟党的事情。尽管在会谈前毛泽东已请苏方陪同人员转告斯大林，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中苏条约问题，但斯大林在会谈时对此却只字不提。此后，来莫斯科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陆续回国，毛泽东仍滞留在那里，斯大林没有再约见他。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他向苏方人员表示，他到苏联来不仅仅是祝寿的，而是来事的。由于毛泽东参加祝寿活动后，中苏双方都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报道，国际上出现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甚至散布谣言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印度和英国准备承认新中国。僵持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斯大林只好改变不废除中苏旧约的初衷。针对英国通讯社散布的谣言，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塔斯社记者对毛泽东主席的访问。其中特意披露，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是：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及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等。当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处理中苏条约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两国就中苏旧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在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第三，签订一个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毛泽东优先考虑的无疑是第一个方案。他强调说，把中苏关系以新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极大利益，中国人民将感到兴奋，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项法好。随后，双方为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谈判作出安排。1月20日，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2日晚，中苏双方开始就签订新约和协定的问题举行正式谈判。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表示，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对日战争时订立的，现在已落后于时代，因此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设想可以保留。毛泽东说明：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他强调：要把新条约和原来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说的是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现在应是防止日本侵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随后，双方对新条约的条款，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问题的原则，贷款和贸易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1月22日的原则性会谈中，经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赞同，委托维辛斯基和周恩来两位外长负责新条约文本的起草工作。经过几轮修改，双方就文本内容达成一致。新约的名称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共六项条款，有效期为30年，其宗旨和条文比之旧约作了重大的修改与补充。新约的宗旨是：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新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新约还增加了“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的内容。在条约起草工作开始之后，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三方面问题反复进行了谈判。虽然在谈判中出现了种种矛盾，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苏方表示愿意早日放弃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得的某些特权。中方考虑到共同防御帝国主义的需要，同意有一个过渡期。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施移交中国政府，中方偿付旅顺港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方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中方同意大连自由港问题待签订对日和约后再作处理。关于贷款问题。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斯大林表示，偿还期可延长为十年，年利率定为极优惠的1%。在贷款协定谈妥之后，苏方要求中方提供它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双方为此商签了一个秘密议定书。稍后，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是新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工业化的最初尝试。最后，关于空军支援问题。由于在谈判期间发生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方派遣空军保护华东。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之间要签署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得给予第三国（主要指美、英、日）租让权利，也不准许第三国公民进行经济或其他活动。中方经反复考虑后予以同意。随后，斯大林表示，要把苏军原在东北接收的日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教堂等财产交由中方接收。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同日，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4月11日，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批准生效。在批准这一条约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49年苏联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了以下行业：一、能源工业，二、原材料工业，三、民用机械加工，四、国防军工，五、造纸工业，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3-1957年，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
”由于政治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所以，经济上对中国的援助也十分有限。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因为，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对立状态。
从这一角度看，是美国逼着中国走“一边倒”这一步的。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就中苏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会谈。1950年1月，周恩来抵苏加入谈判。经过多次会谈，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1月29日，集团公司总经理曹修运同志代表集团公司通过湖南省民政厅向受冰冻灾害影响的湖南灾区捐款100万元。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政协原主席王克英从曹修运同志手中接过100万元捐款。
11月11日上午，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郭氏家族集团(KuokGroup)旗下的香港嘉里控股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11月9日至10日，省国企改革办主任莫德旺、副主任向曙光、樊建军、张美诚等一行在南宁与广西区国企改革办领导进行工作交流，并在集团公司下属的南宁德瑞科公司检查工作，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一宪同志陪同。
11月8日下午，集团公司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审议和通报了长沙融城置业股权收购项目、青园宾馆建设情况等议题。会议由党组书记何仁春同志主持，在家的公司领导及本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1月5日下午，集团公司与四川省自贡市政府在自贡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与自贡市的相关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共同做大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何仁春、董事杨伯华、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赵邵安，自贡市委书记刘捷
11月2日下午至3日，四川省自贡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国庆率领的自贡市政府代表团一行在长沙，与集团公司洽谈和自贡市相关企业的合作事宜。集团公司董事长何仁春同志、在家的公司领导、集团本部相关部门、中钨高新
11月1日下午，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副主任欧阳彪等一行在集团公司调研，集团公司董事长何仁春同志就当前的工作作了汇报。陈叔红同志肯定了集团公司的发展，对集团公司内外部资源整合、“走出去”战略的推
11月1日上午，集团公司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审议了郴州新田岭钨资源整合开发项目、湘南矿产品物流园项目、以及海外资源控制项目等议题。会议由党组书记何仁春同志主持，在家的公司领导、监事会主席卢光祖参加，集团
2007年10月19～20日，集团公司举办“21世纪的市场营销”、“执行力：组织环境中的理论与应用”和“商务礼仪”等知识的培训班，集团公司领导曹修运、李立、周献林、张文建等参加学习，公司本部人员、投资公司的人
2007年10月19日，湖南省国资委书记、主任莫德旺同志、副主任向曙光同志及相关处室负责人一行来集团公司调研，集团公司董事长何仁春、总经理曹修运与在家的集团公司领导李立、廖鲁海、周献林、赵邵安同志等参加会
2007年10月18～19日，省政府党组成员刘力伟同志一行到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水口山集团调研环保工作，听取了水口山集团总经理唐明成同志关于环保工作和水口山发展规划的汇报，并表示要大力支持水口山的发展。
2007年10月18日下午2:30，集团公司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审议集团公司管理创新第三阶段性成果、集团公司企务公开等管理制度以及集团公司给水口山提供担保等多项议题。会议由党组书记何仁春主持，党组副书记曹修运、
2007年10月11日，集团党组成员、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周献林同志与省国资委维稳办主任戴雪峰等在黄沙坪调研，并就自愿申请与黄沙坪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集访诉求召开了答复会。
2007年10月9～10日，股份公司在长沙召开澳大利亚堪帕斯项目作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曾少雄同志、澳大利亚堪帕斯资源有限公司（CompassResourcesNL）总裁施万德先生（Mr.Richardswann）参
2007年10月9日上午，锡矿山建矿“110周年”庆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康义同志莅临庆典仪式，集团公司董事长何仁春、副总经理吴龙云同志出席。
2006年11月27日，湖南有色集团与省内资源丰富的郴州市进行战略合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湖南有色集团在未来5年内，将投入20亿元以上与郴州市合作开发有色金属资源，组建白银集团，带动郴州有色金属资源开发
2004年2月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周伯华同志主持会议，专题听取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汇报，周省长在会上一锤定音，明确要求将省属几个大型优势企业组建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省有色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
2005年4月3日，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重组赴港上市动员大会，启动重组改制、赴港上市工作。2005年5月21日，湖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杨正午，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于幼军
2006年5月6日，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与堪帕斯资源有限公司（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在香港签订堪帕斯资源有限公司1200万股股票收购协议和合作开发该公司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等地拥有矿权的丰富有色金属资源的合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中铜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这一年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铝集团）推进铜板块业务整合，筹建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此前一年，2007年10月，云南省与中铝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暨增资扩股协议》，由中铝集团向云铜集团增资，持有云铜集团49%的股权，云南省国资委及云南工投集团合计持股51%。又三年，到2010年，云南省国资委将所持云铜集团2%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铝集团，中铝集团对云铜集团的持股比例提高到51%，实现控股云铜集团和云南铜业股份公司。
2015年12月，云南省与中铝集团再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有色金属产业方面开展全面深度合作，携手做强做大铜产业。2016年3月，中铝集团将中国铜业工商注册地址从北京迁入云南昆明，成为首家总部落户云南省的“中字头”中央企业。2017年4月，中国铜业与云铜集团实行一体化管理，中国铜业正式实行北京与昆明双总部运行，同月，中铝集团与云南冶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后，省方与中铝集团又多次会谈。2017年9月，云南冶金召开混合所有制改革投资人见面会。
2018年1月，当云铝股份、驰宏锌锗、云南铜业三家公司同时停牌，公告云南省国资委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的控制权与中铝集团进行合作。2018年12月，云南省再次与中铝集团深化战略合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铝集团的其他铜资产整体注入中国铜业，至此，云南省国资委、云投集团、云南能投集团、云南工投集团以及怒江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兰坪县财政局等退出云南冶金集团股东，顺势成为中国铜业公司股东。此次转让后，云南工投集团将退出中国铜业公司股东序列。
时间再向前推移。1989年2月，省政府将云南省冶金工业厅由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整体转制为经济实体，改制组建云南冶金工业总公司，同时将省属铝、铅、锌、锰等大中型骨干企业整合注入，1994年4月更名为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形成包括云南会泽铅锌矿、云南铝厂、昆明冶炼厂、云南建水锰矿、云南澜沧铅矿等企业集团，1995年12月控股云南文山斗南锰业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代管兰坪铅锌矿。2008年12月，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整体重组改制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云南冶金工业总公司成立七年后，1996年8月，经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云南冶炼厂、东川矿务局、易门矿务局、大姚铜矿、牟定铜矿等5家国有大中型生产企业合并组建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其时，云南冶炼厂、东川矿务局、易门矿务局等主要企业均隶属于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两年后，1998年6月，云铜集团组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成立于1983年，其成立的基础为两年前（1981年）成立的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时年5月，为加强对有色金属工业的领导，成立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直属国务院，由冶金部代管，同时提出总局要逐步向全行业工业总公司过渡。两年后的1983年初，成立直属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但是在延续15年后，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撤销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组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原总公司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按行业性质，分别组建中国铝业集团公司、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
但是好景不长，两年后的新千年伊始，2000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原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和原中国稀有稀土金属集团公司所属全部企事业单位、原中国铝业集团公司所属大部分企事业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地质勘查总局所属地质勘探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在各地的供销公司及直管和共管的进出口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下放地方管理，云铜集团、江西铜业等均在下放之列。但与此同时，由原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在河南、山东、山西的企事业单位和平果铝业公司、贵州铝厂、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重组的新的铝业集团，明确仍属中央管理的企业。
次年，2001年4月，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撤销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同年6月，撤销1998年成立并由中央管理的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所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同时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中国铝业公司。此后，中铝集团尝试重拾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的“旧山河”，2007年增资云铜集团，继而取得控制权，其后重组云南冶金集团，当然其间故事很多，既有1998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也有企业生产经营危机影响，还有落马的企业高管。如果以1981年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作为改革开放后有色金属企业改革的起点，新千年开始的2000年无疑是一道分界线，将近40年的有色金属企业改革分为特点鲜明的两段，这期间市场经济从尝试到确立再到深化，企业改革也经历了多轮调整，其是央地关系调整和市场经济改革共同促成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云南网：善“石”而强中国铜业助力云南打造有色金属新高地
每日经济新闻：拟入主云南冶金 中铝集团时隔11年再度参与云南国企改革
马建堂：我所亲历的2000年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云铜股份志（1958-2006）
云南冶金集团志（1983—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