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昰「再生能源」

台湾非常适合发展绿能能源（包含海洋能源），原因如下：

台湾本身缺乏石化与煤炭燃料，本土没有大型煤矿与石油矿井，仅依靠南部平原地区有限的天然气矿井，远远不能满足台湾的能源需求，对于核能来说，台湾也匮乏铀矿，所需的铀矿石根据协议由美国提供台湾，所以台湾购买能源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外汇。

台湾本土有着丰沛的再生能源潜力。台湾的西海岸的平均风速约为8m/s～9m/s，预计等效小时数可达到4000小时，比欧洲项目高出约10%～15%。据国际工程顾问公司 4C offshore统计，全球 18个最适合建设海上风电的风场中，有 16个在台湾海峡。同时台湾东部海域蕴藏着全球最丰沛洋流发电能源——黑潮。根据台湾工研院的预估，东部的海洋洋流发电潜在的装置容量大约相当于4-8座大型核能发电厂。另外台湾本土的浅层地热资源以及太阳能发电潜力也非常可观（因为你的问题是海洋能源，这里就不提这些非海洋能源的项目）。

海上绿能项目已经成功开展。从蔡政府上台到年底短短半年，累计有7家能源公司（5家外资,2家台资）斥资超过新台币1万亿在台湾新建绿能项目，比如丹麦的东能公司斥资4000亿新台币建立大型海上风电项目，台湾电力公司斥资3500亿新台币建立海上风电项目，加拿大Northland与新加坡IanHatton联合投资1570亿新台币，德国西门子与台湾中国钢铁公司、上纬公司等合资设立海上风电公司投资超过1000亿新台币，德国英华威斥资300亿新台币，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投资250亿新台币，新加坡Equis集团投资150亿新台币，还有德国联邦政府复兴信贷银行打算设立1000亿新台币的金融融资项目投资台湾绿电项目。

Green-e认证方案能协助企业评估对于环境或在地影响，透过提供公开资讯与后续追踪，借此确认再生能源来源是否合乎要求，同时也能促进在地再生能源发电与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的发展。

资源解决方案中心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CRS)在与苹果合作之下，率先将运用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Green-e认证方案试行计画带到新加坡与台湾。

在新加坡与台湾地区推动的Green-e认证方案试行计画，均让苹果获得再生能源应用认证，其中在新加坡推行的太阳能应用计画，透过800个屋顶架设太阳能设备产生32兆瓦电力，而在台湾与万家香酱油合作，并且在屏东地区架设的太阳能电池板阵列，同样也让苹果获得Green-e再生能源应用认证。

借由苹果在新加坡与台湾两个试行计画案例，CRS执行董事Jennifer Martin预期将能推动更多再生能源应用与发展，并且在亚洲地区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目前在美国地区由企业自愿性采用的再生能源中，超过一半以上透过资源解决方案中心认证。目前此项认证也适用于亚洲地区的大型再生能源购买者与销售者，并且能协助企业评估对于环境或在地影响，透过提供公开资讯与后续追踪，借此确认再生能源来源是否合乎要求，同时也能促进在地再生能源发电与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的发展。

在此之前，苹果已经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达成导入100%绿能目标，同时也要求再生能源供应来源也必须符合环保。就先前苹果评估，最快在2020年将与供应链厂商在全球生产超过4吉瓦的绿能，约为苹果目前产生用电量的三分之一，同时其后将会持续往使用更多绿能目标前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在全球通胀及地球暖化日益严峻的此刻，2008年G8峰会在日本召开。而一如人们所预期的，这次峰会和过去几次相同，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且重要的结论。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次峰会除了一堆要人边吃鱼子酱边高谈阔论粮荒，以及声称为了环保要将三年积雪封存当作冷气这些豪奢、荒诞的画面外，即无其他。

最近数月，由于通胀及地球暖化问题日益严峻，全球已陆续有过粮食峰会、石油出口国及消费国峰会，以及世界气候会议等，G8峰会可能是这一连串会议的句点。但尽管会议频繁，主要国家却都只是要利用会议作为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无意把会议当做解决问题的平台。于是同样的话题说了又说，问题也就一直议而不决。例如在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峰会上，石油生产国强调供需正常，油价飙涨乃是投机炒作所致，美国参议院也对石油期货炒作展开调查，但在所有的会议上，美国却绝口避提投机炒作，而只是要求油国增产。对油价上涨因素里占了百分之七十的炒作不提，油价又怎么可能回软呢？再如美国自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即拒绝主动减排温室气体。这次G8峰会上它继续坚持立场，使得会议只能空口做出减排承诺，而对具体做法则避而不提。这样的承诺与不承诺又有何异？

今年的G8峰会，乃是这个峰会组织“去功能化”最明显的证明。由它今年的表现，就不由得让人想到2007年8月德国当东道主的那次峰会了。

2007年8月，美国的次贷风暴已由北美卷到欧陆。次贷问题的核心，乃是美国投资银行以“金融创新”为名，将庞大的房贷债务重新包装，变成“债权信用凭证”（CDO）及“贷款信用凭证”（CLO）等衍生性商品，向国际金融系统兜售。而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则替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背书，于是华尔街金融寡头遂得以将债权转化为资本，而将外国的储蓄挪为自己操作的金融资本。它的整个运作，有相当的欺骗性。法国总统萨科齐有鉴于它的欺骗性，因而认为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为次贷元凶，要求国际社会加以调查。问题在于设若调查，华尔街操弄全球金融资本的权力必将大受影响，因而萨科齐的提议遂未被理会，当然也就延误了及早处理次贷风暴的第一时间。萨科齐一年多之前指控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涉嫌对全世界诈欺，到了今年G8峰会闭幕的翌日，即7月9日，美国证管会（SEC）主席考克斯才正式承认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确实犯了评级不实、不能回避利益冲突等严重缺失。考克斯的承认等于确证了一年多之前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指控，但因为错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次贷风暴已更加不可收拾。

热钱已成全球通胀和金融不稳最大推手

2007年的G8峰会，萨科齐除了对次贷元凶三大评级公司做了先见式的指控外，也对国际美元资金的泛滥提出了警告。要求国际对热钱流动应予管制，但这却违逆了热钱最多的美英日三国的利益遂遭封杀，峰会只做了一项各国应注意热钱流动的空洞决议。看着近年来国际热钱泛滥，2006年进入发展中国家高达7600亿美元，到了2007年已增至10300亿美元，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七点五；而商品市场的投资资金则在过去五年里由130亿美元暴增廿倍，达到2600亿美元，已成全球通胀及经济失稳最大推手。

除了上述问题外，2007年G8峰会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鉴于“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届期，而美国已于2001年片面退出，遂希望在最后期满前的五年里，迫使美国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做出承诺。但因美国一向认为它主动减排，将使得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印度等有自后追赶、缩短与美国差距之机会，从而影响美国独霸之地位。这其实也是当年美国片面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考量。但在2007年由于这个议题被欧洲主导，美国饱受抨击，于是美国遂有了政策上的转向设计，那就是它同意减排，但必须将中印巴西等新兴大国也同样纳入。美国的政策转向，乃是企图藉此将减排问题再拖五年。美国此举促成了2007年底的峇里岛会议，以及今年G8峰会上的空洞决议。

在此特别追溯2007和2008两次G8峰会，主要是在表示这个峰会早已不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沟通平台，反而成了特定大国加以利用来实现其片面利益的工具。而美国所企图达到的，乃是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及经济秩序，并藉此摆脱它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如温室气体的减排问题，以及“美元本位”所造成的乱象之约束等，这乃是G8峰会“去功能化”的主因。由于G8峰会不能正视并约束信用评级公司对美国本地及外国金融体系的诈欺，不能约束热钱的泛滥与投机，特别是G8峰会过去长期以来不能约束美国无底洞式的国际收支及财政赤字，这些都是当今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滥觞。

美国次贷风暴继续向上延烧

今年G8峰会闭幕不到一星期，次贷风暴的向上延烧即再到新的高点，不仅加州印地麦克银行倒闭，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也爆危机；而华尔街投资银行“花旗”与“美林”的次贷曝险部位又再次表面化，必须编列近200亿美元之坏账亏损来打消。据统计，在未来十二至十八个月里，全美还会有大约一百五十家银行将倒闭。难怪全球股市应声而倒了。今年7月2日美国股市首度比上一个高点跌掉百分之廿，因而正式宣告进入熊市阶段。而今随着金融动荡而股市再跌，当然是恶化的扩大及深入化发展。它对未来可能将有下述影响：

其一，自次贷危机浮现，美国原本可藉加强管控而降低损失，但次贷问题在本质上乃是“美国将债务商品化，俾向全球抽吸资金以抑注其金融权力和经济持续力”的操作方式之一。任何管控都不符合华尔街金融寡头之利益。这也是美国对引发问题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不但不加以约束，反而在出了问题后持续以财政资源加以纾困灌救的原因。这使得以“增加流动性”为名的美元供给更加过度，也使得原本即疲软的美元又多了贬值的力道，而通胀压力也就无法缓解。这也就是说，这一波金融动荡其实是让美元的信用危机又再上层楼。稍早前，“国际货币基金”估计，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将达9700亿美元。但随着次贷损失的累积，房屋市场的崩盘，这个危机向上蹿升到主要房贷市场及银行体系，它的未爆弹潜力之大，不容掉以轻心。

其二，前面业已指出，到了目前，美国证管会已承认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所作所为有违法不当之嫌，但事实上次贷风暴延续至今已近两年，但暴露在次贷风险中的全球损失究竟达到多大的规模，却始终是个有如黑洞的谜团，因而西方遂将它称为“债务隧道”。而究其原因，乃是在1990年代初美国“创新”之说盛行，华尔街的“会计创新”和“金融创新”乃是两大重点。前者为了让投资银行及公司拥有更大的财务杠杆空间，在会计科目的编列，负债改列资产，透过在境外设立基金而从事隐藏式甚或虚构式的交易等方面都极力放松。这种“会计创新”除了稍后引爆“安隆案”、“安达信会计公司案”等造假弊案外，它也为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金融保险机构被次贷衍生商品交易及巨额亏损设下了陷阱。举例而言，次贷最早受伤害的德意志银行，即在它所设的境外基金项下因次贷而损失严重。而在“金融创新”上，最主要的乃是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根据投资银行的需求，配合其将债权转化为金融商品，藉以抽吸外国储蓄的要求，而将次贷商品包装美化。由于“会计创新”和“金融创新”能够将大量负债及亏损隐藏起来，形成外人难窥其中奥秘的“债务隧道”，因而纵使到了今日，次贷及其向上延烧而造成的损失仍无法确实知道，只是火烧到那里，问题即暴露到那里。目前它已继续延烧到主要的投资银行，并向上烧到“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二房”。这时候外国央行及金融保险公司暴露在美国债务里的问题遂逐渐浮现。目前由于美国财政部出面纾困，“二房”问题暂时被压了下来。但在美国房市下跌、舍弃房贷赎回权的案件持续增加，通胀压力仍持续升高的形势下，这波金融动荡的扩大及升级，对全球金融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已绝不容低估。

其三，目前美国金融形势再起动荡，它其实已显示出不动产及信用市场萎缩，美元贬值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消费紧缩这些连动现象正趋恶化。最后则会反映在全球资产缩水、外贸抽紧，全球原本就已存在的过度投资及生产设备过剩等即会表面化，进而造成工厂公司裁员或倒闭，失业人口增加的衰退甚或萧条。最近英美金融业大幅度裁员，失业率快速蹿升，中国大陆最近的出口增长率也下滑到了新低点，这都是全球市场紧缩之兆，但因美国为了救华尔街而持续将财政筹码投入，使得美元更加过度供给，再加上金融形势严峻，美国亦不可能在短期内以明显幅度加息，这意味着美元贬值动能不减反增，那种因美元贬值而推动的通货膨胀，并不一定会因市场需求减少而趋缓和。最近油价跌跌回回，始终在高档徘徊，即是证明。除此之外，油价带动的通胀还涉及美国石油战略利益。若今年美国大选后，唆使以色列以这样那样理由对伊朗动武，届时石油到达每桶三百美元的天价，那就是全球的超级大灾难了。

热钱的源头在哪里？

也正因此，在停滞性通胀的此刻，美国金融动荡再起已显示人们对当今全球经济情势实在不容掉以轻心。而除此之外，我们对这种形势，显然也必须有另一种更结构性的观察及思维架构。对此，我且就美国金融专家邓肯（Richard Duncan）的著作《美元危机的原因、结果及诊疗》（The Dollar Crisis: Causes, Consequences， Cures）及邦纳（波勒）（William Bonner）和同僚所著的《债务帝国：划时代金融危机的兴起》（Empire of Debt: The Rise of an Epic Financial Crisis）所提出的观点加以扼要叙述，只有如此，始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明白当今全球经济困难重重，市场及金融动荡方兴未艾，其实是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过去长期以来皆可勉强运作。在1990年代，甚至还因为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加入，以其低廉的劳力和全球自由移动的中低技术，使得工业制造品长期在低价位状态，瓦解了通胀力道，某些分析师和学者甚至提出“通胀终结论”之说。但到了今天，由于美国“以债养债”的基本结构已随着次贷危机而难以为继，一旦美元之信用危机浮现，美元加速贬值，通货膨胀、资产及消费萎缩、美元热钱全球流窜等今天所有的乱象即日趋扩大。索罗斯所谓“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泡沫”，另一投资家麦嘉华（Marc Faber）所谓“美国联储会是全球最大投机客”之类的话虽然说得难听，但其实是有道理在焉。

人们皆已深知，今天全球经济和金融乱象，本质上皆为美元本位时代难以为继后所附赠给全球的不受欢迎的礼物。在过去卅余年里，自从1973年规范全球贸易及金融的布里顿森林协议之后，当国际贸易和金融缺乏了黄金这个客观物质的中介，而改成以其庞大的总体国力为基础的美元本位，这时原本国际贸易及金融秩序遂成了主观的以对美元的信心为基础的体系。而这种“纸黄金”体系于是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美国双赤字——对美顺差国家将其顺差回流美国以弥补其双赤字”的经济循环圈。这个不均衡的循环圈，正因它的不均衡，遂使得许多新兴经济体，如过去的四小龙，后来的中印越南等有了过去不曾有过的机会，得以藉着贸易而追求国家的发展，而美国则有了持续经济和军事扩张的金融及财政筹码。但自从1982年美国财赤破千亿美元，1984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破千亿美元后，它的问题遂日益表面化。特别是1990年代后半期以降，这个问题已日益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它主要的征候有下列数端：

其一，乃是它本质上处于一种依靠他国顺差回流，购买美国公债、国库券、政府支持的公司之公司债，以及股市房市资产而存在的“债务帝国”；而在它本国内部，则长期以低利率将储蓄驱往资本信用市场，以股市房市的繁荣和相信它会永远上涨来支持其消费。这也是布什所谓“所有者社会”（ownership society）信念的来源。美国个人及家庭高度负债，以借贷炒屋购车炒股即是所谓“非理性的繁荣”之实像。这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帝国”有双重性，对外对内皆以债务为其支柱。这乃是它资产恒处于过热和泡沫状态的原因，也是次贷风暴的结构性因素。

建议在APEC会议提出热钱问题

其二，则是依靠对美出口而持有巨额顺差的国家，一方面会同样处于长期过热状态，但它们回流到美国的美元外汇存底，在经过市场运作后经常又以热钱形式再回流，扩大了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化的动能。过去的日本，今天的中国大陆以及诸如印度、越南等皆同样如此。中国近五年来热钱涌入17500亿美元，这乃是资产泡沫化、通胀压力加大、社会在资产泡沫化过程里社会的赌徒性格泛滥的主因。而这当然与1989年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打开了新兴经济体资金自由进出的大门有关。它也为今天全球股市在热钱进出下而爆起爆落，新兴经济体会出现“九七亚洲金融风暴”，最近越南出现金融和经济动荡有关。短期投机资金的问题已对新兴经济体的失稳造成了持续性的压力。

其三，可能更重要的，乃是在这种美元债务循环圈所造成的阶段性繁荣里，全球的设备及投资也已过剩，并到了相当高水位的程度，一旦对美国的信用失去信心或美国中衰，连动性的问题即告快速出现。美国次贷风暴与房市缩小，都市房价已跌百分之十，资产大幅蒸发，美元贬值，消费下滑等相互连动，最后是贸易缩减，全球受到威胁，中国大陆今年一至六月进出口增长率大幅下滑，边际利润大减，即为重要的征兆。

也正因此，当今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与失稳，乃是过去长期以来依靠“纸黄金”过度供给而形成扩张之局的自然附赠品。这种扩张造成了自然资源被过度掠夺，这也是全球暖化、气候及生态环境巨变的主因。它有待全球及每个国家加紧努力使其缓和。而在现行体系上，则是这种扩张已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动荡。由于美国并不可能自行削减双赤字，也不可能在政策上做出有违华尔街金融寡头利益之事，而只是寄望于其他国家的主权基金大幅抑注。由于根本的改革不可能，当今这种乱象也就注定将被继续拖延。而非美社会如何自我调整遂变得格外重要。

增加热钱流动成本和惩罚成本

首先就中国大陆而言，它的热钱泛滥已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水准，热钱的套利抽吸，的确已成了巨大的隐忧；其次由次贷的逐渐透明，人们也逐渐体察到中国外汇储备暴露在美国信用风险中的比例极高。设若美国届时将取减值重编的手段来替濒临倒闭的公司纾困，则包括中国大陆、日本、中东等主要债权国家皆必将受损严重；其次，则是由最近的趋势已可看出，这波金融及经济动荡深化至今，对全球总需求的降低已造成影响，中国出口减退已露征兆。我们同时也看到欧洲如芬兰等已正式进入了衰退阶段。这意味着对当今形势已不可能有片面的期待--期待情况好转；而必须要有更多长远的打算。我们认为中国已必须要在下述问题上做出准备：

1. 对热钱管控方面，已必须制定出更多策略，增加热钱的流动成本甚至惩罚成本。自从1989年遵循世银专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之议，而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华盛顿共识”后，热钱造成的贪婪与伤害，已使得它成了《金融时报》所称的“塑造经济失稳的管道之一”。至少有十余国即因此而出现金融及经济大幅动荡。由于它的为害日增，从前视为圭臬、无人敢有意见的热钱管制问题，已逐渐成为一种公议。短期资金信息的统筹和登录，热钱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流出；热钱造成的炒屋，藉着对“不在地主”的赋税加重而加以遏止；对热钱流动课以流动成本的“托宾税”（Tobin’s Tax）等。除此之外，过去热钱流动，由于缺乏新兴经济体的大国表示意见，它始终进入不了国际日程表；而今中印巴西等国兴起又皆有热钱之害的经验，再加上东亚多国曾受害，中国通过磋商而在亚太峰会或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论坛上将此问题提出，并采取同步措施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

寓调整经济结构于抗通胀之中

2. 有鉴于国际贸易的可能衰退，中国可能已必须有“寓调整经济结构于抗通胀之中”的新方向。它包括国内产业结构与产业附加价值的提升，区域均衡发展策略的加强，新兴策略工业如替代能源产业的扩大投入，粮农产业的强化等。中国在产业上极具“后发先至”的潜力。在这个通胀年代，藉此机会而调整出具有进步意涵的新经济策略，这对全球稳定后的再出发必将极有裨益。

3. 目前次贷问题持续延烧，并扩大到主要贷款市场，于是中国暴露在美国债务体系里的部位逐渐明朗。这也显现了中国在外汇存底的管理和应用、中国与全球信用市场的联系等问题。这些高端的问题已需要格外关注，必要的国际谈判也必将增加。这也是为了让过去全体国民多年的辛苦努力，不至于随美元贬值而蒸发，不会因为美国信用市场萎缩而受损的关键。

4. 随着通胀问题的严重，中国过去随着美国步伐而放任发展的阶段也确实到了应调整的时候了。这次全球通胀，就客观形势而言，未必严重过1972至74年间的美元及能源危机，但其动荡程度则与1930年代只差一筹而已。原因即在于在过去的扩张时代，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日益绝对化的年代，这也就是当今所谓的“M型化”。社会的M型化扩大了通胀的易受伤害性和人们的剥削感。这乃是通胀所造成的社会骚动遍及全球四十余国的原因。这也意味着抗通胀、经济调整、均衡区域发展，都必须以遏制社会M型化为主要目标，苟若如此，“和谐经济”始有可能。

其次就台湾而论，当今台湾早已远离昔日四小龙之首的黄金时代。由于过去八年的施政无能，台湾遂出现了“失去的十年”，错过了调整产业，设定方向的时间。演变至今，股市持续狂跌、房市不振、社会信心极度疲软。台湾面对通胀后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关键即在于它始终缺乏足够的方向性。因此设定方向，遂成了台湾当前之急务。对于台湾，应努力之方向为：

1. 过去在1972至74年间，台湾面对通胀，在李国鼎当家之下，其因应策略为亚洲之冠，因而在度过能源危机后即可快速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当年台湾因应策略最佳的，乃是在衰退之中设定出了下阶段的策略工业如石化工业和资讯工业等主要的商品工业。这也显示出如何为下阶段策略工业如再生能源工业、传统产业的再升级以及涉及两岸整合的产业等，应为台湾之努力方向。

2. 过去十余年，台湾在美国主控的秩序与价值下采行各种松绑策略。而人们也知道，所谓松绑，其实也就是在替强者自由度的扩大开路。这乃是近年来台湾赋税正义、贫富加速两极、M型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但我们也必须知道，这种对强者放任、扭曲了公平正义的体制，欧美虽不可能大幅改革，但一些新方向已告形成。今年以来欧洲德法意等主要国家大规模展开跨国抓逃漏税；美国也开始立法，规范银行（特别是瑞士银行）的逃税功能，以及禁止各州以避税天堂作为内部竞争的筹码；此外还包括强化对避税天堂的监督及迫使公开等。约束富人强人，强化公正的集税价值，而不是课税成本过高而放弃对富人的赋税责任之监督。这对贫富不均的台湾至关重要。

3. 最近，台湾持续片面开放对大陆的政策，包括直航包机、开放两岸资本市场之互动、准备开放陆资进入股市房市。这比过去的拒绝开放当然是重大突破，但台湾的开放毕竟仍以短线居多，仍缺乏长程的方向感，遂在为了股市、房市、航空旅游业等个别利益下加以附和，并予人没有整体性之感。如何为两岸金融经济设定出更大的互动合作架构，或许才更重要。

港币与美元是否继续挂钩？

而最后，则可能是更棘手的香港了。香港七百万人口里有二百万穷人。香港在长期放任下，房地产腾贵，又因香港始终拒绝港币与美元脱钩，在这个美元持续贬值、其他货币则普遍升值之下，香港通胀问题遂日趋严重。由于百姓生活艰难，遂有了一再退税补贴之笔。问题在于退税补贴乃是一种“施舍”，港币升值或重新设定赋税标准才是“制度”。以机会性的“施舍”来代替体制“改革”，这只能暂时缓和通胀的感觉，并不能改善和降低通胀压力。此外，全球货币普遍升值而港币仍钉着美元，这除了使通胀恶化，也等于是另一种“向下的竞争”，只是让自己变得廉价。也正因此，在抗通胀声中，港币的升值问题已日益迫切。目前美国持续以财政筹码救金融，美元不断扩大供给，贬值压力更增，而港币仍兀自钉着美元，将使通胀压力更重。当今全球皆以双率（提高汇率和利率）抗通胀，香港独树一帜，若再不思改正，港人的伤害终难避免。

也正因此，在这个美元泡沫出现危机，连带的金融和经济动荡日益升高，估计更多美国银行将加入破产行列，全球各国已需在“治理”上更加强化并自我调整了。这对两岸三地乃是新挑战， 不容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