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要取消玉米乙醇补贴

玉米乙醇汽油这个看上去也很单纯、很原生态的东东，是不是真的对环境“人畜无害”呢？看了看美国、巴西乙醇汽油的发展情况后，我惊呆了，发现这件事原来深了去了！没准下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我的了。

乙醇就是俗称的酒精，现在制作乙醇汽油的原料一般是玉米、甘蔗、甘薯等作物。我们先来看看乙醇汽油的历史，乙醇汽油可真不能算新能源，而且是很旧的旧能源。生产生物乙醇燃料最早始于19世纪末期，美国和巴西这两个现在乙醇汽油产量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的国家都是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从事乙醇汽油的研发，虽然诞生得挺早，但乙醇汽油一直没“火”起来，这是因为同样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东开始陆续发现大量油田，导致当时国际油价暴跌。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便宜的石油，谁还会用生物燃料呢？

从此乙醇燃料无人问津，到它再次吸引世界的注意是40年以后的事了。1973年在中东地区，埃及联合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纷纷出钱出人大力支持，结果还是打输了。憋屈啊，阿拉伯兄弟们把失败的愤怒投向了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决定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施行石油禁运。

美国也有被制裁的时候，而且这次制裁还真起作用了，高油价让美国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此时的美国为经济学贡献了一个名词——“滞胀”。高油价同样影响了巴西的经济。美国、巴西的政府突然意识到原来依靠石油发展经济是一件这么不靠谱的事！两国政府立刻成了“惊弓之鸟”，两国都从这时开始大力发展乙醇汽油，这一“惊”就一直到现在。

1973年以前进口石油占国内石油消费80%的巴西从1975年开始启动了“国家乙醇计划”，“青纱帐，甘蔗林”的巴西一直是食糖主要出口国，于是顺理成章地选择用甘蔗制作乙醇。对乙醇生产和消费采取各种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并以法律形式强制汽油中添加乙醇，添加比例从最初的7.5%增加到了后来的25%左右。巴西从此永远告别了纯汽油。

如今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乙醇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乙醇燃料替换了国内50%的石油汽油。2014年巴西生产乙醇燃料61.9亿加仑，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青纱帐，玉米林”的美国作为世界上玉米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自然选择用玉米制作乙醇汽油。2014年，美国乙醇产量143亿加仑，占世界总产量的58%。

对于乙醇汽油的生产成本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数学计算，乙醇燃料在19世纪末就可以生产，却一直到石油危机爆发后才开始受到重视。这就足以说明乙醇燃料的生产成本比石油制汽油高，否则卡塔尔还能有钱办世界杯？美国和巴西从发展乙醇燃料那一天起，这个行业就一直和政府补贴紧密结合在一起。巴西的补贴总额高达乙醇生产成本的50%。美国乙醇燃料生产企业瓦莱罗能源公司董事比尔曾对媒体说：“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和对进口乙醇的关税征收，乙醇行业不可能成为一个可行的、有利可图的行业”。

不过既然是保护环境，成本高一些就高一些吧。一想起“青纱帐，甘蔗林（玉米林）”就觉得很天然、很美好的赶脚，那么乙醇汽油是不是真的这么天然环保呢？研究了20年粮食乙醇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David Pimentel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教授Tad Patzek曾发表研究报告称，每加仑玉米乙醇含有76000个单位英热（英国热力单位）的能量，而生产1加仑玉米乙醇需要消耗98000单位英热的化石能量（煤炭、石油）。这些消耗包括种植、运输、加工、化肥使用等消耗的能量。

What？！没想到乙醇居然这么金贵！需要消耗这么多石油煤炭才能制作出来，制作玉米乙醇消耗的化石能量居然比乙醇本身含有的能量还高出29%。而由石油制造的汽油每加仑能量是116000英热，消耗的化石能量是22000英热，产生净能量94000英热。

不单是玉米，两位科学家研究认为，大部分植物制造的乙醇，制造过程消耗的化石能量都高于其产生的能量。所以把制造过程和消费过程加起来看，乙醇燃料的碳排放可能并不比石油制的汽油低，甚至可能更高。

那么使用乙醇燃料是不是真的可以减少石油的使用呢？如果真的减少了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使用也不错啊。然而事实是美国大量使用玉米乙醇每年也只减少了0.5个百分点的石油消耗。早在1997年，美国总审计署就认为，“乙醇对石油代替潜力如此之小，不太可能显著影响整个能源安全”。

乙醇燃料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就是粮食安全，大量玉米用于乙醇生产是否会间接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呢？2012年，由于国际粮食产品价格大幅飙升，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曾在英国某报撰文称，美国政府应“立即暂停政府指令的乙醇生产，让农产品市场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并让更多的玉米用于食品和饲料用途。”

看来乙醇燃料的问题还是不少啊，而且也有不少外国专家呼吁减少乙醇燃料的生产，那么为什么美国、巴西的政府还长年这么乐此不疲投入大量补贴支持这个行业呢？这就应了壹读君经常说的另一句话了：“人类经常会被自己发明的东西所控制！”

在美国，玉米乙醇的政府补贴关系着农场主、几大玉米乙醇生产商和像孟山都这样的转基因作物生产企业的切身利益，由他们形成的农业利益团体会团结一心利用选票影响政府政策向自己倾斜。而普通选民由于对这笔政府补贴的支出感觉并不明显，也不会极力反对。但尽管如此，到2011年，美国参议院还是以73票赞成、23票反对的结果，取消了这个在美国长达30余年的玉米乙醇补贴。

但是，同样由选票决定政策的巴西政府恐怕永远也不会取消这项补贴，这是因为在巴西，甘蔗乙醇工业直接、间接和衍生提供了500多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每个岗位代表一个家庭的利益的话，那么就有几千万人的利益和乙醇工业相关，对于全国只有2亿人口的国家，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选民队伍。同时考虑到巴西都是大的石油企业在进行甘蔗乙醇的生产，所以他们的利益几乎不可能被撼动。

把这种人类发明出的东东一旦形成一种经济模式后，就会导致人类社会对其深度依赖，无法摆脱它的现象称为“反向控制效应”（嗯，不起个学名怎么去申请诺奖）。就像《人类简史》中提到的，一个人类群体一旦开始农业生产，就会被这种生产方式所控制，不管是不是客观需要，都无法再返回狩猎的生产方式。

好了，就说到这吧，壹读君要去练习射箭了，看看能不能回到狩猎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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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湿法

原料:淀粉类、纤维素类

都是多糖

生产过程是糖发酵

淀粉类发酵，酿酒过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类是以谷物发芽的方式，利用谷物发芽时产生的酶将原料本身糖化成糖份，再用酵母菌将糖份转变成酒精；另一类是用发霉的谷物，制成酒曲，用酒曲中所含的酶制剂将谷物原料糖化发酵成酒。

上面说的是淀粉发酵制得乙醇，生物乙醇要考虑效率一般采用多种酶淀粉使分解为葡萄糖然后利用酵母菌制乙醇。

实际过程就是

淀粉

在淀粉酶、糖化酶等作用下水解为葡萄糖等单糖，葡萄糖在无氧情况下经过酵母菌无氧呼吸将葡糖糖转化为乙醇，并为酵母菌自生提供能量。

酵母菌发酵过程如下图：

纤维素在纤维素酶等作用下分解为葡萄糖等单糖然后再利用酵母菌发酵产生乙醇

2种原料制生物乙醇的共同之处都要在多种酶作用下，把大分子的多糖分解为葡萄糖，再利用酵母菌发酵制乙醇完全一样

比较两种生物乙醇来说，纤维素制乙醇更好，纤维素可以说在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像植物秸秆等等，像以甘蔗为原料的制糖厂的废渣富含糖类和纤维素等等，较之要消耗粮食用淀粉发酵来制乙醇来说更具优势。只是现阶段有些技术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美国大力推行玉米乙醇，是因为他们的农作物过剩，政府为了保护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

实际上，生产玉米乙醇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合算的，如果把生产时消耗的热（玉米发酵必须加热），以及种植时消耗的化肥、机械、灌溉、运输都折算成热当量，有时竟会发现生产出的玉米乙醇具有的能量比为了生产它而投入的能量还少。换句话说，生产玉米乙醇出现了能量的负增长，等于白折腾了。（原本生产玉米乙醇是为了获取能量）

所以现在国际上对玉米乙醇的反对态度越来越强。

还有一个方面，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食不果腹，发达国家却用大量的粮食来生产燃料，面临着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并不富余，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搞玉米乙醇。至于现在上的一些项目，多半论证不足，是各地领导人拍脑瓜拍出来的。

最后，要搞这个项目，还要看经济上是否合算，现在生产玉米乙醇的各种原材料都有上涨趋势，如果将来环境部门的监管变得越来越严（这是大趋势），项目在环保方面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大，很可能就赔了。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按照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的观点，很多研究认为玉米乙醇并没有真正的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原因在于在玉米和乙醇的生产制造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从环境保护和减轻气候变暖的角度，也需要寻找更加高效的能源来源。以上种种，美国政府对于新能源的扶持于2011年开始转向了二代能源，取消了对于玉米乙醇的补贴。这也是造成图一所示玉米乙醇生产趋缓的主要原因。

       二代能源多以多年生草类或者秸秆等农林业副产品为原料，因此最初并不认为会造成粮食问题。另外，相比玉米和甘蔗等作物，有研究也表明switchgrass等多年生草类能够提高土壤的碳含量，起到固碳作用减轻温室气体效应。目前，其在美国受到了政府的较大扶持，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要求到2036年必须生产16亿加仑的二代生物能源。如果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我认为以上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主持人：

　 美国环保协会曾涉及过很多美国环保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也对世界环境作出贡献，而且他们也在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来促进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首先我想我们应该邀请我们嘉宾来自我介绍。

佛瑞德·克虏伯：

　 我非常荣幸到人民网作客，美国环保协会1968年在美国成立，是一个非政府环保组织，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1880年，罗斯福是总统的时候，他开始保护美国的土地。当时美国把有些土地专门分出来进行环境的保护，那可能是代表美国的环境保护的第一期。

　 从1960年开始人们开始关心化学物品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当时，有一个教授叫理查·卡森写了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说因为在很多的地方鸟类春天已经不叫了。我想这可能代表了环境保护的第二个时期。第二个时期的末期美国环保协会诞生了，一开始我们的任务是限制生产杀虫剂的使用，很快美国环保协会就意识到不能只是应用抱怨的方法，而是应开始帮助设计环境的未来，和自然有一个和谐的共存，我想我把这个称为美国环保的第三个运动期。

　 我在过去20年里面一直作为美国环保协会的主席，来负责我们美国环保协会，领导我们的队伍。同时我们也更加涉足到国际的环境问题，比如气侯变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到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今后的全球气侯变化当中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在经历了这么巨大的经济增长之后，对国际环境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环保协会在国外设置的第一个国外办公室就是在北京的办公室。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们已经和中国建立了很多合作项目，共同分享我们在美国所学习的一些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践。

丹尼尔·杜丹德：

　 谢谢潘老师(主持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30年了，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我的博士，然后我为美国的农业部工作了六年，开始研究水的质量问题，从灌溉水的质量问题角度从事研究，还有降雨的水质问题，然后我到加州大学教书，当有一天我在给学生批改作业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美国环保协会邀请我加入。从那天开始就到今天20年，我是美国环保协会第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

　 过去20多年里，我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我想我们一个很大的成果是在和老布什总统政府合作的时候创作了利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来解决酸雨控制的问题。我同时也得到了机会来到中国，那是15年前，然后我也看到了中国在过去的15年里面对环保方面的巨大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过去大概10年左右，我们和中国开始了很紧密的合作，希望能够分享我们在美国关于酸雨控制方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和中国的地方政府、省级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合作。我想美国的经验是可以提供给中国，但是中国的一个很大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市场。

　 但是，在环保方面，这些机构还有政策，如同美国当时一样，相比经济发展是比较落后和缓慢的。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是通过美国环保协会和在美国工作过的人，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如何利用市场的手段，通过利用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来促进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同时，我也看到中国在过去15年当中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也看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很多国外组织合作，当然他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中国并没有跟美国一样的税法，在美国公司和个人捐给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这样的话激励了很多人捐赠，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这在中国还不存在。

　 我想中国的NGO发展还是处在发展的阶段，需要很多的公众参与，来鼓励公众的参与，在决策过程当中来促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绿色未来：

两位专家好，请问美国环保协会从何处获得资金？

佛瑞德·克虏伯：

　 我们的钱是从三种不同的途径来，我们有四十万的会员交会费；第二是从个体的会员来，给我们掏一千美元，或者很多钱。第三是从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也有自己的专业人士，在美国有好几百家这样的基金会提供资金，我们基本没有挣公司的钱，我们和公司合作，但我们不从公司获得资助。我们不想被看成是公司花钱雇我们来做这些事。

主持人：

　 美国环保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的非盈利组织。你们是普通工人，你们也有工资，你们是不是领工资？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你们的组织是靠人捐赠，你们的工资是否也是靠别人的捐赠？

佛瑞德·克虏伯：

　 我们的工资是和其他的非盈利组织相比较的，比如说大学的教授。在我们的体系中，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我们的工资要和其他组织的工资有可比性，我来决定他们的工资，我的工资由董事会决定。由他们来研究，保证我们的公平性。当然，我们的工资不可能挣到我们在企业或者是在盈利组织中挣到的钱，我们是通过做有益的事情来获得满足。

丹尼尔·杜丹德：

　 你去给一个企业工作，企业也不能保证老赚钱，老有工资。我们这个组织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做出好的工作，不能证明我们在工作中的进展，他们不会给我们钱，也不会有资金来支持我们，付给我们工资。这也是个人的决定，代表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个人对环境的承诺。很多人选择职业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有这样的机会和自由来集中我们的时间和能力，在环境保护方面帮助我们提高了我们可能成功的可能性。这样反过来也支持了我们的成功，保证了我们的工资。

主持人：

　 我们知道，美国环保协会在美国的环境政治当中非常有效，而且很有影响力，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美国环保协会怎么影响环境政策？

丹尼尔·杜丹德：

　 我提到了酸雨的例子，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88年老布什总统进入白宫之前，当时我们有一个叫做“项目吧”的项目，不管谁当总统，这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当老布什总统被选入白宫之后。当时他的过渡队伍的头儿找到我们说，我们赢了选举，您建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可以让老布什总统落实他的诺言，成为第一个环保总统。所以我们当时用应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酸雨的问题，开始了非常紧密的六个月和政府的合作。佛瑞德和我都在白宫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们设计了利用市场的手段，然后我们最终的建议被写到了美国的经济法当中，接着被政府引入，然后被总统宣布写入成为正式法律，我和佛瑞德·克虏伯都在白宫，成立工作委员会，发展进一步的工作法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我在美国的工作。<!--######-->

从美国学到的一点教训是要非常完整地建立起“游戏规则”

　 主持人：：你们两位在环保方面都做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在环境政策方面的工作和在发展方面的工作，我们确实相信中国和美国有好多共同的担心，关于气侯变化，是我们共同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想在美国所应用的市场经济的手段对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应用。美国在过去做了好多工作，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讲讲美国的环境从政府角度执政能力，各种利益均衡设计者在整个环境的治理过程当中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的？这个可以帮助中国来改进我们的环境管理体制。

　 佛瑞德·克虏伯：在美国，肯定是每一个不同的部门、社会的每个部门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说生意、企业有他们自己对环保方面的考虑，非政府组织经常以科学为背景和依据，同时也参与到对政府的政策进行评论和参与，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有这种机会来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来。

　 有一点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有些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判断哪些技术手段是最好的，要花费我们多少钱。但是最近我们看到，根据杜丹德先生和老布什总统时期的工作经验中发现，不用投资到技术方面，投资、帮助非政府组织，他们可以帮助创造出一种体制，让企业自由选择，哪种体制更好。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给企业这种自由，来挑选自己想进行的方式，而不是由政府指定他们用哪种方式进行。所以，让市场来决定哪种是最便宜、最合理的方法。

　 丹尼尔·杜丹德：我想要增加一点，我们从美国学到的一点教训是要非常完整地建立起“游戏规则”，这点特别强调的是法律的环境，这些规则可以做好多事情：第一是建立起这样不同的利益者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很好的界定责任，告诉给企业他们的环境责任是什么，公众也可以参与进来。另外，也可以告诉政府应当如何来应对这些企业对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的处理。在一段时期后，我们开始采用一些比较综合性的手段，我想这些教训是非常值得中国学习的。

　 比如在环境执法方面，在美国我们建立了一种处罚的措施，可以处罚剥夺公司由于不进行环保行动而获得的任何经济收益。在早期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教训就是在早期美国环境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点和运用这个理念。所以这些公司看到比较低的处罚额度之后，他们很自然的做法是在后面再进行投资，就是说采用观望的角度。我想，在中国这个时期应该是采取一种比较综合的手段和综合的观点，同时要很准确地来甄别出哪些是违法环境法规的行为。那些违反环境法规的公司和企业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把他们告上法院。我想，要用综合的办法让不同的利益者在这个体系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让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在这个体系中有所体现。什么样的办法能真正获得成功？有多少时间？比如说企业需要作出投资(像环保设施)的决定。怎么样他们才能够被合理满足，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对企业的要求也应该是合理的。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是一个令人非常失望的决定

　 主持人：1997年美国在联合国的气侯变化框架创造出了“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政府后来宣布：美国政府不会确认“京都议定书”，因为这对美国的经济会有所损害。第二，美国认为京都议定书原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减排”的责任。第三，他们认为“京都议定书”还有不确定性，那么发达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通过技术的转移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事情可以一块来做，来达到气侯变化的要求。

　 佛瑞德·克虏伯：我想，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是现任布什总统作出的一个令我非常失望的决定，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一部分，而且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美国最早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后来又拒绝参与，我想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气侯变化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我想美国也会开始今后寻找一些办法来达到自己满足的要求，我想问题是说中国和美国一块能做些什么事。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时期之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应该做什么？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应该做什么？如果能够超越第一个时期的“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因为美国没有参与第一阶段，我们可以想他在第二阶段可以干什么。

　 丹尼尔·杜丹德：我和克虏伯一起参与了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我想我们在在京都的时候，我们当时帮助建立了并且展示了全世界第一个温室气体的交易系统，当时是我们和英国石油公司共同建立起的这样一个温室气体的交易系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当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有他们就会努力找寻问题的答案。比如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些设施当中，他们就找到了一些跑冒滴漏，很简单地帮助降低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认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会伤害美国的经济，这种想法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

　 中国现在提出的建立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因为在社会当中有很多资源被浪费了，如果改变我们的观点，不是只是坚持一个目标，而改变一些我们生活的习惯。我想在气侯变暖科学方面，最近我们国家自然委员会、科学家委员会都在研究。像刚才佛瑞德所提到的，现任美国政府对气侯变化态度当中，越来越倾向于气侯变化问题的存在。

　 我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像中国有很多的人口，中国有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找到并且识别那些地方，我们可以帮助提高能源的效率，可以来降低比如建设电场的投资，把那些钱省下来，让那些钱应用于其他的项目，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和经济的和谐共赢。

　 如果忽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我想是不公平的，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因为在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意识是不足的。

　 主持人：有好多问题关于“京都议定书”，好多人比较失望。因为美国作为第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者，中国作为第二个二氧化碳的排放者，都没有控制减排的目标。问题是整个气侯减排未来是怎么样的？

　 佛瑞德·克虏伯：我想科学已经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问题，气侯变化问题确实已经存在是需要有很多行动和政策来采取。我想，美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最开始，美国有53的参议院人数批准了一项在今后美国应该采取强制的措施来降低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是第一步，当然今后还有许多步骤要采取，需要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上个月参议院做出的决定是一个突破，参议员开始意识到美国需要限制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能所有的参议员都同意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已经有了53名参议员同意。

　 丹尼尔·杜丹德：我想加一点，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当中，联邦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州政府是有这样的权利来发展自己的政策和目标的，在美国超过一半的26个州，已经发展了自己不同的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比如在东北部的州已经发展和设计了一种战略，像“京都议定书”一样，采用了所有“京都议定书”的核心观念，他们这些州相互合作，然后发展出一些气侯变化的法律法规，所以美国的法律法规整个在发生变化。

生物燃料的时代的到来言之尚早,但生物燃料行业却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谷物和能源市场, 代价高昂的行业。

3月初,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解读密苏里大学的研究,表示“目前玉米乙醇税收抵免实际上给纳税人增加了每加仑4.18美元的成本,并导致粮食价格上升。”

令人震惊的是,乙醇行业协会组织如Growth Energy和可再生能源协会却对这项补贴提出了异议。让我们接触一下事实。

在2010年,美国政府将实行可再生燃料标准,大约有120亿加仑的玉米乙醇被生产出来。美国政府将提供每加仑0.45美元的税收减免给精炼商来促进混合谷物乙醇,相等于总计54亿美元补贴。

此外,美国还给了一项间接补偿。巴西的生物燃料进口征收每加仑0.54美的关税,保护了美国本土乙醇生产商免收外来竞争。基本上,由于甘蔗乙醇相对谷物乙醇的优势,如果不存在关税,美国将多进口数十亿加仑的巴西乙醇的。

从热能上讲,120亿加仑玉米乙醇相当于90亿加仑的汽油——大约占美国汽油供应的6.5％,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有人认为,对第一代生物燃料的补贴必须考虑到食品费用的增加。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只使用大约30％的玉米来生产乙醇,那么玉米价格将会下降,因为部分玉米消费被人的消费挤占。

其他人反驳说,2009年美国的132亿蒲式耳的玉米收获纪录表明,玉米生产者继续将变得更有效率,而将谷物作为“燃料”或者“食物”的辩论根本没意义。

虽然玉米产量不断提高,但美国仍有3000英亩的农田缺口来生产生物能源。农田不足才是主要的,然后是间接土地利用率的问题。

虽然科学家对大农业和大乙醇的宣传到了“太假”的地步,但这个星球上的耕地数量太有限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农田开始种植生物能源——同时全球人口继续增长（每年增加8000万）,巴西和印尼的热带雨林正在消失——森林是富含碳的泥土,更适合种植农作物。

知道森林消失的主要原因吗？——知道了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现在分别是第三和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事实你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政府毫无疑问将被迫加大玉米乙醇的成本补贴,通过信贷与直接补贴相结合、通过可再生燃料标准、对巴西乙醇的进口税、以及在食品价格上涨和任何积极的碳排放量的间接补贴的形式都会有可能。

虽然玉米乙醇有助于玉米价格上涨,土地使用率也会提高,但最多也就是每年“数百亿美元”。那么玉米乙醇的经济效益在哪？

显然推行生物燃料乙醇是不明智的,包括推行玉米乙醇、大豆生物柴油,而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用藻类生物等来生产汽油、航空煤油、柴油,生物燃料的原料正在进行革命性变革。

为了评估第一类代生物燃料——乙醇的玉米的生产成本,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石油方面的数据:

据美国能源署的数据,从2005年到2008年,全球原油每桶平均价格从56.64美元上涨至99.67美元,2005年至2008年,增长了76％,而全球石油供应量增加了84.58％。全球供应紧张和供应链缩短增加了价格上涨的速度,而发展生物燃料的“战略性转移”有点反应过当。

在同一时期,可再生燃料协会报告说,美国国内乙醇产量增加了130％,从每年39亿加仑,增加到每年90亿加仑,从热量上讲相当于每天37.36万桶石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物燃料生产的增加是主要因素是美国进口的外国石油在同一时期下降,当时正处于经济强劲增长和美国的石油生产的减少时期。

能源市场需要新一代生物燃料

但如果不生产生物乙醇,美国将需要增加其石油总消费1.3％——主要是从国外进口——或全球石油供应的0.34％。

考虑到之前世界需求的增长1%,石油价格上涨43%,保守计算,生物燃料被石油取代将让全球油价每桶上涨15美元——每年可节省美国国民1200亿美元的石油消耗。更不必说生物燃料产业创造的就业、所得的税收,以及生物燃料对GDP的贡献。

在未来许多年,生物燃料将直接取代石油和弱化的原油在能源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在拥有25亿人口的中印两国。即将到来的石油市场波动部分地将被乙醇市场的存在而缓解,促进了能源市场的稳定和多元化——为此,我们有理由感谢玉米乙醇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