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实施文件

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将更低

“十三五”时期，能源供需形势和“十二五”相比发生巨大变化。“十三五”能源规划强调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以较少的能源消费支撑经济社会较快发展。

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5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8亿吨左右，其中煤炭作为控制总量的重点，消费比例将降到一次能源的60%以下。这些目标值均在此前《行动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变得更加严格。

更加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十三五”期间，煤炭依然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但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得必须更加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在“十三五”规划中，煤炭将被进一步引导至集中高效燃烧，推行煤电运等一体化运营。

到2020年，将有超过60%的煤炭消费量用于发电。同时，将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大幅降低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现役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10克/千瓦时，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300克。到2020年，将原煤入选率提升到80%以上，同时，大幅减少煤炭分散使用。

煤炭开发将划分优先次序

按照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的原则，稳步推进晋北、晋中、晋东、神东、陕北、黄陇、宁东、鲁西、两淮、云贵、冀中、河南、内蒙古东部、新疆等14个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由于煤炭供给过剩，“十三五”能源规划将对煤炭基地的开发划分层次，区别对待。优先开发蒙东、黄陇和陕北基地，巩固神东、宁东、山西基地，限制发展冀中、鲁西、河南、两淮基地，优化发展新疆基地。

同时，深入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调整优化产能结构，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将加速

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5%，这一目标已经深入人心，目标的提升能够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实现能源发展有进有退。

12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已列入国家相关规划、具备建设条件的防城港3、4号“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示范机组和田湾5、6号机组建设工程项目予以核准，标志着我国核电审批实质性减禁，依照规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规模达3000万千瓦。

此前《行动计划》提到202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2亿和1亿千瓦，“十三五”规划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别提升5000万千瓦，实现风电装机2.5亿千瓦，光伏装机1.5亿千瓦的目标。

此外，将推动宁夏、准东等新能源基地和示范区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五”或将提出可再生能源补贴总额限制，更加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

推动能源体制和价格改革

我国的能源体制存在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等问题，市场竞争不充分。“十三五”期间，能源体制改革、能源价格改革、能源市场开放、政府职能转变将是重点。电力和油气是改革的重点领域。

描绘了我国未来五年能源发展的基本愿景，明确了未来五年能源发展的方向、主线和框架。该纲要对未来五年能源发展有哪些影响?本文做出了基本判断。

如今，我国能源发展面临内外并行的“大转型期”。一方面，世界能源转型促进世界能源发展“五化”趋势明显：供求关系宽松化，供需格局多极化，能源结构低碳化，生产消费智能化，以及国际竞争焦点多元化。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新常态与能源革命推动了国内能源发展新常态。这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增长换挡减速能源结构双重更替步伐加快能源发展动力加快转换能源系统形态深刻变化能源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同时，我国能源转型与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传统能源产能过剩严重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多重瓶颈天然气消费市场开拓困难终端能源清洁替代任务紧迫艰巨能源系统整体效率不高适应能源转型变革的价格机制亟待完善等等。

▼“十三五”规划对能源发展的影响

2016年两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描绘了我国未来五年能源发展向绿色转型积极适应新常态的基本愿景。

《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能源发展的方向、主线和框架。“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一篇中的发展环境、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发展理念、发展主线也将贯穿未来五年的能源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发展新体制”将为未来五年的能源发展提供战略导向与体制支撑。

“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与未来五年能源发展紧密相关。建设现代能源体系则是“十三五”时期能源转型的目标，其中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积极构建智慧能源系统以及能源发展重大工程等，或都将被列入能源“十三五”规划。

“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际上强调了交通运输背后能源消耗，绿色高效将是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标配特征。“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则强调了应对能源利用的外部性，提出全面推动能源节约，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要求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主动控制碳排放，落实减排承诺。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将着力改善重点用能产业结构及能源产业自身结构“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将为能源互联网提供发展契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能源平衡与协调发展密切相关。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则提出了深入推进包括能源电力的国际产能合作，并要求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对未来五年能源发展的基本判断

首先，“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对主要品种一次能源的要求重点各有侧重。

水电方面，给出发展条件、明确发展重点。强调开发保护并重、坚持生态优先，强调重要流域龙头项目为重点、科学开发西南水电。

非水可再生方面，更加重视且地位提升。继续大力支持风电、光电发展，加快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积极开发沿海潮汐能资源。

核电方面，更重视安全，明确建设重点，强调自主发展。强调以沿海核电带为重点，安全建设自主核电示范工程和项目。

煤炭方面，空前强调清洁利用，首次提出限制开发。强调优化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基地，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明确提出限制东部、控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推进大型煤炭基地绿色化开采和改造，鼓励采用新技术发展煤电。

天然气方面，突出天然气开发，对非常规气定位有微调(后置)。强调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油(气)。在国际市场宽松、国内供大于求的形势下，这一调整有利于积极适应能源转型与油气体制改革。

石油方面，突出炼化转型升级，强调提供清洁油品。强调推进炼油产业转型升级，开展成品油质量升级行动计划，拓展生物燃料等新的清洁油品来源。

其次，《规划纲要》中多处涉及能源传输储运基础设施并突出强调能力建设。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构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的发展要求。要求统筹推进煤电油气多种能源输送方式发展，加强能源储备和调峰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多能互补、外通内畅、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储运网络。

《规划纲要》也对油气煤电传输储运基础设施提出了重点要求。一方面空前重视油气储运，高度前所未有。加快建设陆路进口油气战略通道。推进油气储备设施建设，提高油气储备和调峰能力。另一方面明确了煤、电输送重点。加强跨区域骨干能源输送网络建设，建成蒙西-华中北煤南运战略通道，优化建设电网主网架和跨区域输电通道。

再次，积极构建智慧能源系统是“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加快多领域互联网融合发展”在能源领域的重要实践。《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能源全领域、全环节智慧化发展，提高可持续自适应能力。适应分布式能源发展、用户多元化需求，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加快智能电网建设，提高电网与发电侧、需求侧交互响应能力。推进能源与信息等领域新技术深度融合，统筹能源与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建设“源-网-荷-储”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能源发展重大工程，包括：高效智能电力系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和地区可再生能源、核电、非常规油气、能换输送通道、能源储备设施、能源关键技术装备。

能源发展重大工程集中于能源上中游领域，是能源领域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这八大类能源重点工程中包括了能源开发生产、传输转换、储运设施、技术装备等各环节，既包括国内开发、进口贸易，又包括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换，涵盖了能源生产革命的主要领域，通过技术进步与能力建设有利于优化能源供给、保障供给安全。

▼政策取向更加倾向于“六个注重”

首先是更加注重把提高发展质量放在首位，着力优化存量、做优增量，化解过剩产能。对已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传统能源行业，“十三五”前三年原则上不上新项目。其次，对弃风、弃水、弃光现象较严重的地区，要先消化存量，再发展增量。超过合理弃风、弃光率的地区，原则上不安排新项目。

第二是更加注重提高系统运行效率，着力补齐短板、创新模式、构建高效智能的能源系统 ：增强电力系统调峰性能和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强化电力和天然气需求侧响应和科学管理，引导用户合理削峰填谷大力推广终端供能集成优化、多能互补、梯级利用。

第三是更加注重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进程。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扩大天然气消费，大力推广电能清洁替代。

第四是更加注重能源体系形态演变规律，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更多更好地发挥分布式能源系统作用。要优先通过当地发展清洁能源满足电力需求，尽量减少远距离大规模输送。同时，要优先发展分布式能源，逐步弱化大基地集中开发和输送模式。

第五是更加注重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性，增强能源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以全社会综合用能成本相对较低作为能源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衡量标准，合理确定各类能源的定位和作用。逐步动态降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价格水平和补贴标准，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技术进步。

第六是更加注重价格机制的灵活性、适应性和自发调节作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综合效能。首先要完善科学价格制度，建立电力调峰、备用等辅助服务补偿机制。其次要推动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及市场交易制度，积极构建碳排放及污染物排放交易市场，探索适时开征环保税或碳税，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清洁能源竞争力。

相关资料：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新能源行业“十三五”市场前瞻与发展规划分析报告》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十二五”能源规划和“十三五”规划联结起来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前瞻“十三五”能源产业发展。这份《行动计划》有哪些重点，会给未来能源供需结构带来什么变化？

挑战一：42亿吨煤能否控制得住？

据估算，未来几年，我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速将从过去的10%降至3%，2020年消费总量仍将超过44亿吨

“新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源结构调整。”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2020年我们的天然气比例要达到10%以上。其中的细节值得注意，以前的文件中用的是“左右”，现在是“以上”。而煤炭要在62%以下，这意味着煤炭增长要越来越缓慢。

针对我国最主要的能源——煤炭，《行动计划》继续强调要控制煤炭消费总量，首次提出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2亿吨左右，同时要加强煤炭清洁利用，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来替代部分煤炭需求。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行动计划》重点强调“十二五”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与雾霾对应的能源清洁利用。“意味着‘十三五’期间煤炭的消费增长空间已不大。”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开始转向关注日益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安迅思煤炭行业分析师邓舜表示，此次发布的《行动计划》进一步要求减少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煤炭，同时鼓励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当前的主要目标。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2013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已经达到了36.1亿吨，2020年要控制在42亿吨并非易事。即使根据中煤协估算，未来几年，我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速将从过去10%下降到3%，2020年消费总量仍将超过44亿吨。

挑战二：风电和光伏能否顶上？

分布式发展风电和光伏行业对网络的冲击较小，要通过技术创新来低成本，注重配套储能技术的研究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进能源科技创新，并且确立了非常规油气及深海油气勘探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新一代核电、先进可再生能源、节能节水、储能、基础材料等9个重点创新领域。

对此，林伯强认为这几个方面今后都可能会有一些创新和突破。虽然《行动计划》是纲领性文件，但其中还是明确了量化目标，并且围绕目标提出了保障措施，以更好地落实。“从这个角度看，重点领域的创新工作中，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等思路很清晰。”他说。

针对《行动规划》中“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规定，林伯强指出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

第一，核电理性发展，风电和太阳能等能源消费比重的提升压力较大。据了解，由于工期问题，我国核电目前所占的消费比重到2020年很难改变。《行动规划》中也提出，到2020年，风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左右。因此，消费比重提升的任务将集中在风电和光伏，这两个行业将面临较大压力。

第二，风电和光伏消费比重的提高要求行业进行技术创新，进一步降低成本。把风电和光伏行业做大，较好的方式是分布式发展，这样对网络的冲击较小。这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要注重配套储能技术的研究。

林伯强强调，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要动态考虑整个能源结构问题。当初在进行“十二五”能源战略规划时，并没有考虑到雾霾治理是核心问题。在“十三五”规划时，要吸取经验，从雾霾治理等具体问题，思考如何构建合理的能源结构。

“从目前来看，能源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攀升、新能源比重不足等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转换理念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化解。相信通过系统化的努力，我们的能源结构将会出现明显的好转。”韩晓平说。

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电网需要其它机组参与调峰。

我国目前以水、火、核电为主，只有水、火电能够有效用于调峰，核电参与调峰的风险极大。

虽然十三五期间水电装机容量有所增加，但仍无法满足全国电网的调峰需求，火力发电是必不可少的。

丹麦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典范，风电装机容量占第一，但火电装机容量仍然排在第二，约为风电装机容量的2/3，只是降低了化石能源的使用，但火力发电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看欧盟那些个搞碳排放限定的国家，有几个不在用火电。

我国TAI湾地区目前正在实施所谓的“非核家园”政策，摒弃已建成的核电站不用，计划到“十三五”末可再生能源占比要达到50%，但是火力发电和燃气发电的建设没有跟上，直接导致了调峰容量不足而使得今年夏季发生了两次大停电，造成整个社会的重大损失。

一些国家虽然没有火电，是因为其用电量不大，又有外部电源接入。

一些国家虽然没有火电，例如法国，但其核电容量占了约70%，完全可以替代火力发电，核力发电技术高，我国目前很多核力发电技术都是从法国引进的。

由于储能技术还没有取得显著进步，成本非常大。我国虽然鼓励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但是没有相应的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厂储能设备的容量，这些电厂的储能设备也是能省就省，因此接入电网的随机性非常大，必须要足够多的稳定电源，不然整个社会将会为那个位数的并网可再生能源付出代价。

就电网运行人员而言，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是抗拒的，因为它带来了很多调度上的问题。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很大，但是利用率非常低。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了今年前8个月全国地表水质量状况。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1—8月，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1.0%，同比上升6.0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3.1个百分点。

这个“81.0%”来之不易！

——“81.0%”，来自水环境治理工程如期推进，治理步伐提速。

碧水源发布的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6亿元，同比增长311.31%；鹏鹞环保同样传来捷报：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67.5亿元，同比增加68.08%。不只是这两家从事水污染处理的上市公司，今年以来，水处理市场呈现明显向好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水污染治理步伐正在提速。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天堂村三桥坡，一座投资200万元新建的花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格外显眼。过去，三桥坡的生活废水没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如今有了治理设施，村里的环境焕然一新。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为如期完成水环境治理目标，各地加大治理工程投资力度，更加注重治理效益。长江保护修复、农村污水湿地处理设施等全国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工程进展顺利。以广西为例，全区累计建成镇级污水处理厂532座，配套建设污水管网2617公里，形成镇级污水处理能力约74万立方米/日，受益人口超过550万人，覆盖度约74%。

——“81.0%”，来自饮水安全保障、黑臭水体治理等同步推进。

家住辽宁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堡河畔李相街道的白瑞，经常到张沙布村河边走走，看看河道治理的最新进展。

在浑南区，张沙布村支流河由于接纳农村生活排污，形成黑臭水体，对村民生活环境以及白塔堡河水质的影响日益突出。为加快解决群众关切的农村黑臭水体问题，不久前，浑南区完成了白塔堡河张沙布村支流生态治理设计方案的专家论证。投资10万元的治理工程，今年9月底基本完工，白瑞对治理效果充满期待。

上半年，各地着眼群众关注的水环境问题加大投入，治理捷报频传。比如，在黑臭水体治理方面，7月22日，天津宣布全部567条黑臭水体（含城市黑臭水体26条）治理中，已有505条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主体完工率达89.1%；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黑龙江各地上报已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治理40处，黑臭现象基本消除……

经过几年大规模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我国饮水保障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但县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问题仍相对突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底前，全国农村要完成“千吨万人”（供水人口在1万人或日供水1000吨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农村10764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中，已有9344个完成保护区划定批复，占比达86.8%。广大农村居民的“水缸子”更安全、更洁净了。

——“81.0%”，也来自有效处理、加强监测，避免环境消毒杀菌等因素对水质造成影响。

在疫情防控中，医疗废水增多，大范围高强度的环境消毒杀菌，个人消毒产品用量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对地表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1月31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应急监测方案，要求各地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预警监测，在常规监测的基础上，增加余氯等疫情防控特征指标的监测，发现异常情况时加密监测，并及时采取措施、查明原因、控制风险、消除影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门对全国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和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排查，截至6月，累计对饮用水水源地开展监测5.6万次，未发现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受到影响的情况。

如今，“十三五”规划中涉及地表水的约束性指标，已经提前完成。治理的脚步不会停歇，水清岸绿的美丽图景将越来越多。

“十三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科技取得重大突破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十三五”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

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如何？

8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约束性指标已提前完成——分别为“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比例、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劣Ⅴ类水体比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比例和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

第9项约束性指标也将完成——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今年1-9月份，优良天数比例为87.2%，预计到年底能够完成84.5%的约束性目标。

取得了哪些成效？

2010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55%，目前全国公交车电动化比例从2015年的20%提高到目前的60%。

“十三五”以来，可再生能源装机年均增长大约12%，新增装机年度占比超过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主体。

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方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2019年卫星监测到的全国秸秆焚烧火点数比2015年下降了42%。

截止到2019年底燃煤电厂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8.9亿千瓦，目前，全国约6.1亿吨左右的粗钢产能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重点地区的39个城市列入2018、2019年“散乱污”企业清单台账的7万余家企业清理整顿开展专项排查。

截至去年底，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2%。

在战略、顶层设计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战略部署上依法治污为主——，“十三五”期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了党章，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依法治污、依法排污意识逐渐形成；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

顶层设计上“大格局”形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落地见效，全面加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领导的机制；排污许可、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等制度相继出台。

截至目前，“十三五”期间我们完成制修订并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551项，包括4项环境质量标准、37项污染物排放标准、8项环境基础标准、305项环境监测标准、197项环境管理技术规范。其中配套大气十条的实施，发布了122项涉气标准。配套“水十条”的实施，发布了107项涉水标准。配套“土十条”的实施，发布了49项涉土标准和40项固体废物标准。

科技研究上大放异彩——“十三五”期间，国家在生态环境科技投入方面，仅中央财政投入就超过100亿元。

大气领域：针对京津冀区域雾霾成因专项成果已公布；

水环境领域：形成重点行业水污染全过程控制系统与应用等八大标志性成果，建成流域水污染治理、流域水环境管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技术体系；

土壤环境领域：开展了铬、砷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示范；

固废领域：大宗工业固废建材化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重金属安全处置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支撑了无废城市建设；

环境基准领域：首次发布了我国保护水生生物镉和氨氮水质基准，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零的突破。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延伸深度、拓展广度，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十四五”即将到来之际，科学设定“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指标和重点任务，做好下一个五年污染防治行动的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