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风电政策释放利好信号，吊装行业或将再迎发展机遇

月31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核定了重点地区新能源发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通知》作为落实今年3月24日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的核心措施，为落实《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全额保障性收购提供了具体措施和手段。”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这也为“弃风、弃光”企业进行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不过，尽管国家一直从政策上鼓励新能源的发展，但是从现实看，“弃风、弃光”现象十分严重。

以风电为例。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弃风情况愈发严峻，弃风电量19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85亿千瓦时，已超过去年弃风总量的一半，平均弃风率26%，同比上升7个百分点，“三北”地区平均弃风率逼近40%。

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时璟丽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通知》如果能够执行，对缓解“弃风、弃光”会起到很大作用，但在地方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还有待观察。

风光发电最低保障收购小时数

根据《通知》，风电四类资源区都明确了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其中，在I类资源区中，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外其他地区为2000小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为1900小时。

在II类资源区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为1900小时；河北张家口地区为2000小时；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为1800小时。

在III类资源区中，甘肃省除嘉峪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区为1800小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以外其他地区为1800小时；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为1800小时；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绥化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为1900小时；宁夏地区为1850小时。

在IV类资源区，黑龙江省其他地区、吉林省其他地区为1850小时和1800小时，辽宁为1850小时，山西省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为1900小时。

同时，《通知》也明确了光伏发电两类资源区的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周凤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施鹏飞——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石定寰——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李俊峰——国际风能理事会副主席

秦海岩——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

Anil Kane——世界风能协会主席

ZERVOS,Arthouros——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长

SAWYER, Steve——全球风能协会秘书长

赵振宙——河海大学风能动力工程专业副教授、博士

王同光——风力机空气动力学专业教授、博导

吕剑虹——东南大学风力发电等过程的自动控制专业教授、博导

邬培超——风力发电叶片研究设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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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补拖欠已经成为当前新能源行业的顽疾。近日，据息由三部委推动、国家电网发行的首期1400至1500亿绿色债券发行工作已提上议程，主要用于发放拖欠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对此，天风证券认为，随着存量补贴缺口有望解决，可再生能源运营将“否极泰来”。由于历史项目的补贴尚未结清，当前新能源企业饱受负债比重大、财务费用高等问题的困扰。补贴拖欠问题若能解决，将极大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缓解现金流压力。而十四五期间风电、光伏等行业逐渐摆脱对补贴的路径依赖，平价上网，新能源行业或将面临新一轮洗牌。事实上，国信证券早在今年8月便对新能源运营商进行了深度研究。报告认为，新能源行业整体估值低；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填平补贴缺口，将是新能源运营商系统性提高估值的“历史机遇”。补贴拖欠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当前正是解决国补拖欠问题的最佳时机。上周，光伏概念指数上涨2.09%，电力指数上涨1.36%，光伏发电稳中有升。但运营商整体表现不佳，太阳能下跌3.14%，阳光电源下跌4.82%，晶科科技下跌1.53%。而林洋能源在8、9两月低迷后回暖，逆势实现4.74%周涨幅。今年，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连续发表多次意见看法，要求新能源补贴对增量项目“以收定支，做到新增不亏欠”，对存量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入清单即确权”。然而光大证券指出，今年通过新能源基金给出的补贴预算仅够覆盖总拖欠存量的24.7%，欠补问题依然严峻。7月22日发布会上，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指出，补贴拖欠已成为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配合疫情后绿色复苏战略发行绿色债券、设立专项基金，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那么，如果通过发债解决了欠补问题，光伏运营商们能否迎来一次涅_重生的转机呢？由于疫情、发展规划等因素，当下或是发债解决欠补的最佳时机。主流观点认为，在目前这个节点发债有两重利好：一方面，疫情期间经济大环境宽松，发行债券成本较低，社会效益好；另一方面，预计2021逐步实现平价上网，补贴需求增量下降，可以专注解决存量问题。国信证券测算，A股新能源运营商平均市净率长期居于1.0边缘，港股方面更是在0.4-0.7的低区间内徘徊。可以认为，补贴拖欠问题使光伏运营商基本丧失了股权融资的能力。同时，缺失的补贴冲减利润，企业收益率低迷，市场缺乏投资信心。根据预测，假设补贴按期发放，光伏发电ROE将达到13.4%，较目前的7.6%拔升76.3%；而资本金IRR将由5.23%提升至22.54%，一举跃升3.3倍。Wind数据显示，对比自身历史情况，A股新能源运营商估值提升上限接近300%；而对标水电市场的历史估值，目前新能源资产升值空间在50%-170%之间。然而，近几年国补缺口快速扩大，已积重难返。彻底冲破欠补困局，需要进一步的决心。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行业补贴拖欠总额已超过3200亿元（包括目录内未偿付1465亿、并网但未列入目录1808亿），预计今年底将升至4371亿元左右。光大证券预测，在确权清晰、无新增拖欠的前提下，直到2038年可再生能源基金才能实现收支平衡，2056年才可能完全消化欠补存量。2019年财政部明确，光伏补贴拖欠不可能在短期内缓解。据能源局披露，光伏的拖欠比重居风、光、生物质三大新能源项目之首，2019年光伏新装机仅有21.12%纳入补贴目录，及时发放补贴的项目不到四分之一，欠补额超过600亿。2012年以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额基本处于理论值70%以下（仅19年达73.97%），仅仅靠系统内循环无法满足补贴发放，必须依靠政府和相关国企主动担责。长期以来，光伏运营商在补贴缺位的压力下步履艰难。但收到补贴并不意味着到达终点，而仅仅是站上了起跑线。以中节能旗下太阳能公司为例。2019年，太阳能ROE为6.94%，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12年-2014年间，资产负债率超过80%，尽管近年有所好转，但仍在6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利高达63.7%，但在应收补贴：运营收入=1.12的收入结构下，补贴缺位仍对太阳能的盈利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迫于利润有限，现金流和速动资产紧张，光伏运营商经营策略普遍保守。作为当下光伏运营商的头把交椅，太阳能市净率1.07，每股股价未突破5元。此外，目前国内电力网络对光伏发电准备不足，消纳、储能等矛盾依然显著。2019年，国内“双弃”率已显著下降，但三北地区不少省份仍在5%以上，其中西藏“弃光”率高达24.1%。同时，太阳能电站的投标也广泛存在土地紧、接入难、推进慢等问题，光伏建设道阻且长。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发展非石化能源的战略地位，其中光伏发电最被寄予厚望。国家发债1400亿寻求补贴问题的解药，是光伏运营商们走出低谷的最好机会。但一位机构投资者却认为，光伏运营上市公司的春天远未到来，“从明年起逐步铺开的光伏平价将先从户用侧开始大规模发展，对光伏运营商而言，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市场认可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业内专家在分析今年上半年弃风、弃光形势加剧时，除了来风较大、电力需求放缓，以及装机和电网之间不匹配这几个原因之外，矛头直指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用电量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各地火电项目建设规模依然维持较高水平的情况。并提出，火电自身装机增速过快才是导致设备利用小时总体下降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弃风、弃光、弃水的深层原因之一。

火电“逆涨”挤占新能源消纳空间

“弃风限电”作为制约我国风电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在2014年稍稍缓解后，2015年上半年的弃风数据又使这一长期痼疾重回大众视野，并且再度加码。 来自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风电弃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15.2%，同比上升6.8个百分点。

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告诉记者，即使与弃风情况最严重的2012年比较，今年一季度的弃风电量就已经达到当年全年的一半。与此同时，高比例弃光限电问题也在局部地区显现。国家能源局在最新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建设信息简况》中，首次对外正式公布了全国弃光数据。数据显示，1~6月全国累计光伏发电量190亿千瓦时，弃光电量约18亿千瓦时，主要发生在甘肃和新疆。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弃风、弃光加剧的原因不仅仅是新能源装机和电网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火电机组调峰能力不足的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电源总体规划缺乏统筹、系统运行管理效率不高。

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新核准火电项目超过5800万千瓦；截至目前，各地火电项目核准在建规模达1.9亿千瓦。

“这些数字有些触目惊心。投建火电项目虽有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秦海岩坦言，如果这种势头不加以遏制，未来几年火电与新能源之间的矛盾将变得更加尖锐。

火电与新能源间的“奶酪”是关键

火电装机规模过剩日益严重，导致火电自身博弈加剧，并对新能源消纳空间的挤占现象日益突出。有观点认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作为间歇性能源，在其快速增长的同时需要新增火电作为调峰的“保证容量”。

对此，秦海岩指出，用火电作为“保证容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德国、丹麦等风电发展较好国家的经验早已表明，高比例风电是可以做到的，我国蒙西电网也多次做到单日风电上网电量占全网电量比例超过33%。

而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我国风电占比还不到3%，电网的现有调节能力完全可以应对。

“关键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协调的问题，弃风限电顽疾之所以 ‘久治不愈’，正是因为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秦海岩一语道破。

记者了解到，在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一些地区存在为保障火电年度发电量计划和大用户直供电交易的完成，以牺牲新能源上网电量为代价，优先保障化石能源电量收购的现象。致使原本就非常严峻的弃风限电局势雪上加霜。

据秦海岩介绍，今年以来，甘肃省的弃风限电情况尤为严重。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该省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全国最低，仅有699小时，同比下降185小时；弃风率为30.98%，仅次于吉林省。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火电企业通过“直供电”的方式，获取本该属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优先上网权，大幅挤占电力送出通道资源，致使风电企业亏损进一步加剧。

有得利就有失利，矛盾和争议总是裹挟在改革实践中。在孟宪淦看来，“风光火”矛盾是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中问题，不必过度解读。“随着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以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能源革命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会促使现有能源发展思维、体制机制、技术路线发生质变。而在某一阶段，发展节奏出现慢一点，快一点都是可能的。面对挑战，我们应当统一认识，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积极主动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孟宪淦说。　在曲折中发展起来的新能源产业，在直面困境时已经学会冷静思考，从自身情况入手解决问题。

“电力体制改革强调电力市场多元化，市场化的地方就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孟宪淦告诉记者，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是必然趋势，也是其从替代能源走向主力能源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而同台竞争的基础就是价格。可再生能源行业要加快提升质量和技术，逐步降低成本，同时探索形成符合市场的商业模式，最终可以不依赖扶持，与传统能源平价竞争。

对此，秦海岩表示赞同，他认为，要用合适的激励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成本效益最佳的技术方案得到优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