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世界杯上出现了中国字,竟然是中国英利,这是一家干什么的公司啊?
6月11日,南非世界杯在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热烈开幕。值得一提的是,伴随南非激情亮相的还有赛场上“中国英利”四个汉字。许多整晚熬夜观战的中国球迷,也兴奋地发现了这一“重大新闻”。
今天,在球迷齐聚的各大论坛和门户网站上,不少人对此非常关注,并引发热议。有网友称:“中国也进世界杯了!”也有网友质疑:“在国际赛场上用汉字做广告,外国人能看懂吗?”更有网友一一列举出汉字在世界顶级赛事亮相的事件,从体育营销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从F1上的‘aigo爱国者’到今天的‘中国英利’,中国企业已经逐渐学会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吸引眼球!”
据了解,英利是一家来自新能源领域的民族企业,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太阳能产业链,其太阳能研发制造工艺水平在全球位居前列。巧合的是,就在南非世界杯开幕前夕,aigo爱国者与英利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双方表示,将进行深度合作,结合英利集团在太阳能领域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以及爱国者在消费电子领域内的研发和市场推广能力,强强联合,共同推出符合低碳、绿色概念的新型太阳能应用产品。
不同肤色的英利职工在南非“绿茵场”英利展示牌前合影今日22时,南非世界杯将吹响揭幕哨,届时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将作为绿茵场上的“中国元素”陪伴全世界球迷一起分享全部64场精彩赛事。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事实:英利已经同百威、麦当劳等国际知名品牌一起,坐在了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宴上。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杯历史上首家中国赞助商的诞生,同时也是首家可再生能源公司赞助商进军世界杯。
2006年英利开始“踢”足球
今年6月初,英利派出由30多人组成的技术核心团队启程前往南非,在南非世界杯赛场周围设置品牌展示区,世界杯的历史上将首次出现中国赞助商的身影。6月9日,远在南非的英利副总裁刘耀诚介绍说,现在,品牌展示区的搭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英利的广告牌也已经架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着世界杯的一声哨响,英利将面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风采。”刘耀诚的语气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激动。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用在英利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英利成为世界杯全球赞助商,源于一次无意的投入。其实,早在2006年,英利就开始“踢”足球了。
英利在2004年正式进军太阳能市场,其市场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欧洲,其中,德国更是光伏行业最主要的市场。当时恰逢德国世界杯,英利希望通过体育营销手段进行品牌建设。但由于英利刚起步,并没有成为当届世界杯的赞助商,而是为凯泽斯劳滕球场提供了1兆瓦的光伏组件,主要是为体育场电脑提供能量。刘耀诚介绍说,那次赞助效果非常好,球场顶部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让许多外国球迷在感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他们知道在中国有一家叫做“英利”的企业。
更令世界球迷惊奇的是,2007年,西甲球队奥萨苏纳更换了赞助商,球衣上的LOGO也发生了变化——奥萨苏纳球衣的正中央出现了汉字。原来,英利从2007年开始赞助奥萨苏纳,奥萨苏纳的球衣上,便有了“中国·英利”的字样。直到今天,奥萨苏纳的球衣上依旧印着这一标志。
其实,无论是为凯泽斯劳滕球场提供光伏组件,还是赞助西甲球队,当时的英利并没有想到在4年后的今天能够赞助世界杯,他们只是希望能借此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中外产品之间存在‘不公平’的价差。中国和德国产品,性能、质量完全一样,但是,德国产品就是要比中国产品贵10%~15%。”刘耀诚说,他们希望提高品牌认知度,却没想到踏入了世界杯的赛场。
英利与国际足联“一见钟情”
4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全球性质的大型赛事,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着。而关于南非世界杯的全球宣传早已铺天盖地。英利觉得,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毋庸置疑,足球运动是全世界最流行的运动,它拥有最广泛的球迷基础。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运动赛事,凭借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力,世界杯为世界级的企业创造了一个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的良好平台。通过赞助世界杯,一定可以把英利的知名度再提升一个档次。为此,刘耀诚在非洲一共考察了4个月,在经过一系列评估之后,英利的世界杯赞助计划正式启动。
据了解,英利首先通过中非基金搭桥牵线,恰巧当时国际足联也在寻找世界杯赞助商。去年11月,英利开始就具体细节与国际足联谈判,12月中旬国际足联官员到英利进行考察。“我们和国际足联拥有同样的使命和价值观。”说起和国际足联联姻的成功,刘耀诚这样说道,“国际足联的使命是‘改善世界环境、创造美好未来’,而英利通过致力于对光伏发电技术的不断研发,为世界提供清洁的、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可再生能源,以改变全球能量耗竭的现状。”正是“中国元素”和“绿色可再生能源”这两大法宝,让英利雀屏中选。
在签订协议之后,由于条款规定需要进行保密,因此在2月3日之前,没有人知道南非世界杯的第七家赞助商竟然是一家中国企业。而2月3日,在宣布英利成为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官方赞助商时,远在苏黎世的国际足联主席约瑟夫·布拉特特意通过视频发表了1分30秒的讲话,手捧足球的布拉特说:英利开创了整个国际足联的先河。
据了解,英利此次赞助世界杯,将付出上亿元人民币以及光伏组件产品。而英利所得到的权益包括:享有包括部分门票、场地广告宣传和媒体版权在内的全球市场营销权,以及在世界杯足球赛场馆内的球迷乐园展示其太阳能产品的权利。此外,协议还允许英利绿色能源将其公司标志与国际足联标志联合使用,在所有分销环节中为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广告宣传或推广工作。英利还可以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所有场馆内开展广泛的市场营销和推广活动。在下一届世界杯中,英利有成为赞助商的优先选择权。
不过,略微遗憾的是,因为时间所限,英利已经来不及为南非的世界杯场馆安装光伏产品了,但是,英利将为南非的20个训练基地提供太阳能电池板。
全链条减碳、脱碳成为新重点。
新能源汽车已经有成为主流的趋势。乘联会数据显示,2021年前10月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达到了13%左右,个别月份的渗透率甚至突破了20%。在“碳中和、碳达峰”的大前提下,新能源汽车成为主流,但这能否帮助汽车真正实现“脱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报告(2021)》显示,未来随着电动化的普及,汽车行业碳中和的重点将从燃料周期过渡到车辆周期(车辆制造、车辆再利用阶段)。电动化的普及,会让汽车产业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发生转移。以纯电动汽车为例,在应用过程中,不使用化石燃料的纯电动汽车并不会直接产生二氧化碳,但在以火力发电为主的中国,纯电动汽车所使用的的电力会产生较多的二氧化碳;此外,纯电动汽车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动力电池、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等部件的生产,均会产生碳排放。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研发主任工程师孙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汽车行驶过程中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并不代表整个行业碳排放的全貌,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面还应关注燃料上游、车辆上游的碳排放,即汽车行业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在新能源逐渐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对于汽车碳排放量的计算,将从目前的使用拓展到汽车生产、零部件制造以及原材料制造等全周期。
2021年7月1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其中一个重点行动便是“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欧盟则要求自2024年7月1日起,进入欧洲市场的工业和电动汽车电池的制造商必须提供碳足迹证明,到2025年每一辆出口到欧盟的汽车需核算发布其生命周期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大力推进电动化的同时,各大车企也将“减碳”的措施应用到了供应链、原材料、生产等等环节。起亚在广州车展上展出的EV6和EV6 GT-Line车型,该车座椅织物由环保再生塑料制成,新发布的EV9采用了大量的可回收材料。再生、回收材料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根据规划到2030年起亚将实现整车生产再生塑料使用率达20%以上。在生产制造环节,为实现2045年所有工厂及办公设施的零碳排放,起亚计划于2040年完成全球工厂向可再生能源转换,并计划短期内在韩国、美国、中国、印度工厂的生产设施中引入太阳能(10.100, 0.62, 6.54%)发电系统,力争于2045年在整个企业价值链中实现碳中和。丰田汽车已经在生产、经销店、电池回收、植树活动等环节推进二氧化碳减排。
供应链企业也在快马加鞭进行布局。2021年,德国大陆轮胎表示,已率先将碳减排范围拓展到全产业链,包括原材料采购、供应链、生产、使用乃至回收环节:在原材料采购环节确保来源完全可追溯,在生产环节严格遵守当地环境法规及企业标准,在产品使用环节力争到2050年实现100%轮胎使用可持续材料。
对于中国车企和供应链企业来说,除了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外,全供应链减碳、脱碳也亟待重视。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大会上,欣旺达(48.780, -0.71, -1.43%)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总裁梁锐指出动力电池企业将面临六大挑战,其中的两大挑战便是国外碳足迹和回收政策以及客户提出的减碳和回收要求。
此外,国内某车企欧洲公司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欧盟对于汽车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追溯,对于正以新能源汽车进军欧洲市场的中国车企和供应链企业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目前,国内正式公布的“碳中和”计划的车企数量较少。2021年6月,长城汽车(61.340, -0.64, -1.03%)宣布“碳中和”计划。根据规划,长城汽车将在2023年打造出首个零碳工厂,建立汽车产业循环再生体系,并确立3条线路并行的措施,深入布局新能源核心技术和产业链,集中在纯电动、氢能、混动等领域,2025年之前预计推出50 余款新能源车型。
广汽集团(16.020, -0.43, -2.61%)在广州车展上公布了“GLASS绿净计划”的具体目标,计划于2050年前(挑战2045年)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广汽集团将从研发、生产、消费者使用环节全链路进行思考。”
按照规划,除了加速扩大混动、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规模外,广汽集团还将在2023年将广汽埃安打造成为广汽首个零碳工厂,实现零碳排放,并立足于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打造零碳汽车产业园区。而广汽传祺也将引入绿电与自建超级光伏发电系统相结合,以零碳为目标,打造数字化智能制造工厂。
所谓可再生能源,即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潮汐、生物质能以及各种热泵技术。而智能电网的发展前景,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充分程度。当前,能源利用效率问题是全世界无法回避的共同课题。世界各国对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平均水平不足1%,即便在欧盟等发达地区,也不足10%。众所周知,我国长期采用较为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欧盟相比,我国创造相同的GDP,还要多消耗5至7倍的能源。对此,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破解这一困局,为智能电网的普及应用探索出一条新路。
那么,可再生能源与智能电网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智能电网,是以物理电网为基础,将现代先进的传感测量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与物理电网高度集成而形成的新型电网。当今世界各国因经济水平和发展战略不同,智能电网建设的水平和侧重目标亦不相同。美国侧重于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以解决电网老化和设备更新升级等问题。欧盟扩大可再生资源利用,则将目标指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当前的目标,则是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具有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特征的坚强智能电网。
举例而言,位于河西走廊西段的酒泉市素有“世界风库”之称。甘肃省近年来在此建设了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场,2010年底实现装机容量550.45万千瓦,风电发电量突破20亿千瓦时,接近了三峡电站的发电量。但是风电的外送和并网问题一直是困扰风电发展的大难题,只有通过加快建设特高压智能电网,才能提升对可再生能源的接纳能力,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高效的发展平台。
风力发电机虽然直接产生三相交流电,但是频率会随风速变化。若把风电输进电网,第一步是把它整流成为直流电。在两种情况下,都需要用变流器把直流电变成与电网频率上严格同步、相位上准确匹配的交流电。这不但需要昂贵的设备,而且导致变流时能量损耗。由于风能的间歇性,特别风能的高峰时间与用电的高峰时间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吻合,如果要使风能成为主要的能源,能量储存是不可缺少的。一般来讲,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分布式供能具有不稳定和不连续的特点,当并网的分布式能源的系统数量越多时,对电网的冲击越大。而智能电网恰恰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它实现了规模电能储存,做到了稳定、连续供电,其规模储能单元起到了“电能银行”的作用。
从上述稍显晦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出一个画面——以往城市中的锅炉、烟筒将不复存在,冬季取暖的热能和夏季空调的供电将绝大部分来自于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甚至屋顶的自然光也可以通过导管导入地下车库用来照明。人们将在智能电网的帮助下分享可再生能源对人类的厚爱。
恰如国际大电网组织秘书长科瓦尔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所说,可再生电源的发展和提高能效,被看作是智能电网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网设备,需要探索的只是如何将可再生能源并入电网,并安全使用电网的问题,即以清洁、高效、分布式为推进核心。只有在引进消化最新智能电网技术的同时,创新推广最新智能电网产品,才是服务于未来、让中国站在世界智能电网发展最前沿的终极路径。文章来源OFweek智能电网
据了解,Drax Group是世界领先的可持续生物质生产商。为支持全球取代化石燃料和脱碳能源系统,Drax设立了到2030年将其木屑颗粒生产能力从目前的每年500万吨提高到800万吨的目标。
作为亚洲和欧洲的可持续生物质颗粒的供应商之一,Drax拥有将英国最大的燃煤发电站改造为使用可持续生物质方面拥有十多年的经验。并通过碳捕获和储存开创生物能源来提供可再生能源,同时还能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Drax方面表示,此次将业务拓展至日本,是看中日本在进一步实现经济脱碳方面具有较好的优势和能源系统。“我们如今面临的全球问题凸显了清洁和安全能源供应链的重要性。我们很高兴Drax能够进军日本。”英国驻日本大使Julia Longbottom说道。
此前,Drax Group在今年4月表示将通过在线系统为其在瑞典卡尔斯塔德的锯木厂投资一条新的小型原木锯线,预计将于2024年春季交付并调试。据悉,Drax Group在瑞典的工厂每年生产的锯材产品达37.5万立方米,原材料取自附近的松树和云杉。
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伸出所产生的热能。包括了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水能和海洋能以及由可再生能源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也可以说,新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很多新能源分布均匀,对于解决由能源引发的战争也有着重要意义。
据世界断言,石油,煤矿等资源将加速减少。核能、太阳能即将成为主要能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新能源分为以下三大类:大中型水电;新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Small-hydro)、太阳能(Solar)、风能(Wind)、现代生物质能(Modern biomass)、地热能(Geothermal)、海洋能(Ocean)(潮汐能);传统生物质能(Traditional biomass)。
一般地说,常规能源是指技术上比较成熟且已被大规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因此,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大中型水电都被看作常规能源,而把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氢能等作为新能源。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树立,过去一直被视作垃圾的工业与生活有机废弃物被重新认识,作为一种能源资源化利用的物质而受到深入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因此,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也可看作是新能源技术的一种形式。
新近才被人类开发利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发展的能量资源称为新能源,相对于常规能源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科技水平情况下,新能源有不同的内容。当今社会,新能源通常指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气等。
按类别可分为:太阳能 风力发电 生物质能 生物柴油燃料乙醇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 氢能 垃圾发电建筑节能 地热能 潮汐能 二甲醚 可燃冰等。
能源评论
2022年8月4日17:01
关注
前不久,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能源监管机构)发出警告:没有俄罗斯天然气,德国熬不过冬天。如果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不能恢复正常供气或继续限制流量,德国能源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因天然气紧缺带来的价格猛涨必然传导到终端用户。作为主要调节电源的燃气发电受阻,难以配合新能源发电项目运行,电力的稳定供应将面临很大风险。更为悲观的预测是,能源短缺的状况会持续3~5年,成本继续上升,德国正面临由能源危机而引发的国家危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将走向衰退。不难发现,这与德国长期以来致力于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令人扼腕叹息。
多年来,德国的能源转型被津津乐道,似乎已成为国际上的样板,我国新能源补贴政策的研究制定也不难看到德国的影子。但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经历了能源供给短缺、价格飙升的困局,也暴露了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纵观德国的能源转型历史,并对其实践成果进行分析评估,能为我国的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镜鉴。
能源转型的先行者
德国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从2005年的4.8亿吨标煤降至2019年的4.3亿吨标准煤(国际能源署数据),目前能源进口依存度(净进口量与可用总能源的比率)约为64%,尤其在原油和矿物油产品方面,德国的进口依存度高达97%,天然气则为89%,煤炭为44%。自20世纪90年代起,德国推行能源转型政策,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46%,在大国中位居前列。
德国能源转型的动因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德国不堪重负,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就近供应,减轻经济负担;二是应对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三是降低化石能源的进口依存度。
经过30多年的转型实践,德国的能源转型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先行示例。
德国的电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例已由2000年的6%上升到2020年的46%,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2020年总发电量比重大于31%。德国还制定了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提升至65%的目标。
在需求侧,德国一直推进能效提升行动,特别是在建筑领域,采取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等综合手段持续改进能效。有数据表明,德国在过去30年将能效提升了近30%。
风电和光伏发电迅猛增长
德国能源转型成功的标志是风电和光伏发电得到了迅猛增长,占比持续上升,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首先,此成果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德国于2000年首次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后根据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了8次修订,内容涉及新能源上网电价调整、补贴分摊、并网技术管理要求以及如何参与电力市场竞争等。2022年7月8日,德国政府审议通过了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内的能源政策一揽子法案修订,旨在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强化联邦政府应对天然气发电不足紧急调用备用电力(比如煤电)的政策选择等。持续的修订是由于法律在实施的不同阶段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过度补贴造成资金入不敷出和消费者负担上升过快的问题、新能源发电新增规模与电网发展不匹配问题、全额保障收购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等。政府通过制定出台《可再生能源法》和滚动修订来从法律上激励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开发,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固定价格收购其上网电量并实行全额收购,有力促进了新能源发展。
其次,公众对能源转型的认同度高,也能够承受较高的电价。德国社会对于生态环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大多数人对于摆脱化石能源持支持态度,并愿意为此付出经济代价。
最后一个因素是用好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2017年起,德国政府不再以指定价格收购绿色电能,而是采用拍卖竞价机制来确定每年能享受补贴的新能源开发规模和投资者。这不仅推动了新能源技术进步、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也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
由于风电和光伏发电固有的间歇性,很多专家担心用户的供电质量和可靠性指标会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德国多年来全国负荷趋于稳定,2020年最高负荷为7600万千瓦,仅常规电源装机总量就达到1.1亿千瓦,加上跨国联络线2000万~3000万千瓦的交换能力,合计远超过最高负荷,确保德国即使不计新能源发电量,也能支撑起全社会用电需求。在调度管理上,长期以来德国实行“自下而上”的“自平衡”运行模式,全国有2700个平衡单元,实时运行中各平衡单元偏差由四大输电网运营商统筹负责,从而显著降低整个系统的平衡压力。
根据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的公开资料,2020年电网终端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创造2006年以来的最短纪录,为10.73分钟。由此可见,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增加,在分布式新能源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其供电可靠性并未受到影响。
转型之路突遇“寒冬”
2021年,国际上包括一次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运行带来较大冲击。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国家饱受能源短缺和价格飙升之苦,德国也是深受其害,预计今年冬天天然气大量短缺,届时大量工厂将很可能暂停运转。近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德国企业将不得不停止生产、解雇工人,供应链将崩溃,人们不得不贷款支付取暖费。
此轮能源危机深受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其结果是欧洲蒙受的损失不可估量,德国首当其冲,危机何时结束,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回顾德国的转型之路,从能源转型的“样板”到如今深陷能源危机的局面,有三点教训值得正在经历能源转型的大国汲取。
一是德国的能源战略不够成功。德国早在2013年就宣布将于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2019年宣布2038年前淘汰煤电,腾出的空间由新能源发电和气电弥补。但目前核电和煤电发电量总计超过三分之一,这样的激进战略致使德国在当前的能源危机面前举步维艰。一方面,失去俄罗斯气源使德国气电出力大打折扣,冬季取暖能源缺口很大;另一方面,增加的新能源发电弥补不了核电和煤电激进退出所造成的缺口。
据最新报道,德国和欧洲其他多国计划重启煤电度过这场危机。可以说,德国的能源战略忽略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外部抗风险能力,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脱节,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能说是成功的战略。
二是新能源补贴政策难以为继。德国的补贴政策虽然刺激了光伏发电和风电的快速发展,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额补贴同样带来高电价问题。2015年,德国居民用电量占比为26%左右,其平均价格为2~2.4元/千瓦时,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其中新能源补贴附加在居民电价中占比达到20%以上,家庭用电负担沉重,后来的补贴退坡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是电网基础设施滞后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德国的新能源早期主要采用分散开发的模式,考验的是配电网的适应水平和接纳能力。近年来,随着北海及波罗的海风电的规模化开发,北电南送问题逐步显现。新建南北直流输电通道的方案进展缓慢,主要是由建设输电走廊涉及征地难度大、环保政策制约、周期长、干扰多等因素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电网基础设施滞后是影响德国新能源继续大规模增长的主要瓶颈。
激进转型必有代价
通观德国能源转型,我国也能从中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能源安全始终是首要目标。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大力开发风电及太阳能发电是加快能源转型的战略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然而,能源转型必须建立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基础之上,先立后破,不能急于求成。德国能源战略的失误源于激进的弃核弃煤政策。其传统能源的供应主要来源于外部,由于俄乌冲突何时结束难以预料,德国的能源危机注定会持续几年,德国寻求俄罗斯能源替代方案的经济代价预计会更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和通胀冲击,若出现经济衰退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反复强调立足国情推动煤炭清洁低碳高效开发利用,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截至目前成功地应对了此轮全球性能源危机。这充分证明了我国政府高水平的战略预判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第二,长远来看,发展新能源能够明显降低能源供应风险。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2021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仍达到82%左右,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跨国贸易主要依靠美国、俄罗斯、中东等国家及地区,存在因政治、经济、军事干预而中断的风险,给世界能源安全带来持久的忧患。另外,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资源丰富,分布相对均衡,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开发潜力巨大,就地就近分散供应是减少化石能源集中配置风险的有效对策。经历本轮能源危机,国际上也得到了新能源发展步伐还需进一步加快的启示。我国也应从中汲取教训,加大新能源的发展力度,提高抵抗能源风险的能力。
第三,应树立系统思维,推动新能源高比例融合发展。按照目前的趋势,我国新能源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出力具有间歇性的特点,而用户的可靠性指标又不能降低,这给电力系统保供带来的挑战不可低估。实际上,国内专业机构对新型电力系统发电的构建和运行规律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比如,构建一个区域级高比例新能源发电(电量占比为30%~60%)的仿真型电力系统,并进行电力电量平衡仿真研究、稳定特性解析的案例至今没有出现,在这方面德国的现有经验值得借鉴。
下一步,我国应抓紧研究论证,坚持以电力为中心推进能源转型,坚持电力系统源网荷储整体协同配置,坚持电源的多元化路径,坚持电源与电网协调发展。一边发展,一边探索,不断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为我国的能源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
(作者系国网能源研究院原院长)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创作者,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点击展开全文
打开腾讯新闻,阅读体验更好
广告
亏虚男士有福了,小心别补太过,睡前吃它,真实调理肾亏肾虚
全部评论
打开腾讯新闻参与讨论
用户ya1pyck
太阳能电池板
江苏网友
8月6日
回复
用户ya1pyck
每家每户安装独立的太阳能电池板,多余的电卖给国家电网
江苏网友
8月6日
回复
打开
腾讯新闻
参与讨论
2
1
近年来,随着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发展理念逐步内化为企业的经营理念,许多企业意识到要努力提升能源效率,就应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开发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新技术新工艺。
中材集团董事长谭仲明告诉记者,近年来,集团通过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在发展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技术、城市污泥处理技术、利用电石渣替代石灰石原料、余热发电等水泥低碳环保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并积极研发水泥低碳生产技术,这将为企业提升能效水平提供更为有力的抓手。”谭仲明表示,只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才能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提供可靠保证。
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务的益海嘉里集团则先后投入了1亿多元,开发出了一套水稻循环经济模式。利用该公司研发的高效稻壳燃烧锅炉,水稻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稻壳被用于发电,不但可以满足工厂自身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剩余电力可以上网。
根据该公司在佳木斯的示范工厂运行的情况,1.75吨稻壳的发电量相当于1吨标准煤。“如果全国的稻壳都能用于发电,这意味着每年可节省2000万吨标准煤。”该集团副董事长穆彦魁说。
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十一五”前三年的节能情况估算,我国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的节能占60%,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节能占20%,通过管理创新实现的节能占20%。不过,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技术创新在实现节约能源,提高能效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将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有力支撑。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告诉记者,从目前看,我国钢铁、石油石化等行业在技术水平提升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这些行业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有望实现以最少的资源、最低的成本、最小的排放,生产出更多高质量产品。今后,哪家企业的能效高,或者说能够创造出帮助顾客提高能效的产品与技术,就能够成为赢家。
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在能源需求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努力开发新能源,是实现能效提升的重要手段。
“到2015年,大唐集团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将提高到25%以上。届时,这些‘低碳’能源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唐集团董事长刘顺达说,要努力提升能源效率,加快促进我国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和向低碳经济转型,就必须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刘顺达介绍,大唐集团在加快淘汰落后的同时,加快大型热电联产机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色能源的发展步伐。据介绍,截至2009年底,大唐集团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17.95%,比组建时增加了6.58个百分点。
石油大学教授董秀成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能源需求日益增长和国际石油价格高涨的形势下,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努力开发新能源,是实现能效提升的重要手段。
董秀成介绍说,从目前看,加快发展绿色能源,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快发展核电。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污染少、温室气体接近零排放,是有效优化能源结构的优先选择;二是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再生能源;三是要积极开发水电;四是要加强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研发应用;五是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努力将传统能源转化为“低碳能源”。
胡兆光告诉记者,未来10年内,智能电网建设将成为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重点。在一定意义上说,智能电网是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有了智能电网,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电才可以及时接入电网,其介入过程才能自行控制,由此也将对提高电力运输效率,解决各种电力入网难题、协调电力供需不对称等起到巨大作用,从而大幅提高新能源技术的稳定性和利用率。
多措并举促节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节约能源比开发新能源更为重要,毕竟很多节能举措的实施只需要花费很低的成本。因此,中国实现向绿色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来自于节能。
“通过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我们不仅有效地扩大了国内的消费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大幅提升了能源效率。”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在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过程中,国家采取财政补贴方式,对能效等级达到1级或2级的空调、冰箱等10类产品进行推广,此举带来了扎扎实实的节能减排效果。
据测算,2009年推广应用的500万台高效节能空调,每年可节电1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40万吨、二氧化硫0.6万吨。
“从某种意义上讲,节约能源比开发新能源更为重要,毕竟很多节能举措的实施只需要花费很低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则不然。”董秀成说,有些机构把节能称为第五大能源,并与煤、石油及天然气、水电、核电四大能源并列。实际上,节能所代表的意义十分重大。
“中国实现向绿色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来自于节能。”有关专家告诉记者,从目前看,加快推进节能工程,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专业化分工和提高社会效率为重点,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满足人们需求和方便群众生活为中心,提升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二是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加快园区生态化改造,推进生态农业园区建设,构建跨产业生态链,推进行业间废物循环。
三是要推进企业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废物的产生,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促进企业能源消费、工业固体废弃物、包装废弃物的减量化与资源化利用,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是组织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研发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技术标准示范企业建设。要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成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机构,研究制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各项政策措施。
在智利最南端的麦哲伦省,立足于当地丰富的风能资源,西门子能源携手多个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了“Haru Oni”项目,创新了绿氢生产与应用的场景,即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气候中立的合成燃料,这不仅能为高碳排放的交通运输行业提供清洁燃料,也将为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提供清洁能源输出提供巨大商机。
西门子能源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博士(Christian Bruch)表示,“可再生能源将不仅在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生产。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将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产地。因此,新的供应链将在世界各地兴起,支持可再生能源在地区间的运输。”
西门子能源股份公司新能源业务全球首席战略官兼新能源亚太区业务负责人赵作智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重要行业如交通运输、工业等的??深度脱碳离不开绿氢的使用。未来,氢能在储能和运输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可再生能源的全球化分配
氢气作为能源载体,将在全球能源转型中与电力互为补充。电解水制氢被认为是未来制氢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
目前传统的制氢模式,不管是“灰氢”还是“蓝氢”,它们的生产还是使用过程,都存在着高碳排的问题。当电解水制氢过程中使用的电力完全来自风能、太阳能、水能或地热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时,其产生的氢气才能被称为“绿氢”。
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交通运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排放量达到88亿吨,仅次于能源、工业成为第三大碳排放源头,尤其是公路运输占比较高。因此,在二氧化碳减排面临挑战的领域,比如交通运输、炼油和钢铁等行业,绿氢将助力其实现深度去碳化。
“Haru Oni”项目依托智利的风能优势,通过电解槽利用风电将水分解为氢气与氧气,然后利用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与绿氢结合,制取合成燃料。在这个过程中,西门子能源灵活高效的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技术,由于其具有的快速启停,在极短时间达到满载运行的优势,能够很好的解决风能的不稳定性问题。
未来,由绿氢制成的合成燃料,将有着广阔的新应用领域。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合成燃料的碳足迹显著降低,基于合成燃料的绿色产品,将成为运输、交通或供暖部门深度脱碳的有力选择。
据了解,“Haru Oni”试点项目是全球首个工业级综合性合成清洁燃料商业工厂。预计最早在2022年,工厂将完成第一阶段试点,年产约13万升合成清洁燃料。根据项目规划,,将在2024年和2026年分别实现5500万升和5.5亿升的年产量目标。
智利享有风力发电的优越气候条件,且电力成本低,具备面向全球市场生产、出口以及在本地应用绿氢的巨大潜力。“Haru Oni”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不仅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能通过清洁能源传输机制,令工业国家受益于更加多元化的绿色能源供应和稳定的能源成本,实现双赢的局面。
2021年5月,西门子能源启动了中东和北非地区首个工业级太阳能驱动的绿色氢能生产设施,利用太阳能园区的日光太阳能,该项目能够在1.25MWe的峰值功率下,每小时生产大约20.5公斤的氢气。
该试点项目展示了从太阳能制绿氢到氢气的存储和再电气化。这套系统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提供缓冲,既可用于针对需求增加的快速响应,也支持长期存储。在该地区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成本低廉的背景下,氢气有望成为未来能源组合中的关键燃料,并有可能为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区带来能源出口的机会。
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预计,到2050年,氢能将承担全球18%的能源终端需求,创造超过2.5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燃料电池 汽车 将占据全球车辆的20%~25%,每年为交通运输行业贡献至少三分之一的碳减排。
西门子能源正在通过构建电能多元化转化系统(Power-to-X)的基础设施帮助客户实现其去碳化目标,并为全球范围内的跨行业去碳化做出贡献。西门子能源拥有面向可持续的、零碳排放的能源供应所有核心技术,从可再生能源、高效燃气电厂,到输配电和低碳的能源工业应用关键设备和解决方案,再到高效的电解水制氢解决方案。
在中国实施首个兆瓦级绿色制氢项目
氢能产业在整个能源行业的地位已逐渐提高。截至2021年初,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发布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日本和欧盟均已公布氢能战略,对2030年和2050年的绿氢产量和氢能源 汽车 的普及率提出具体目标。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能源局等颁布了《新能源 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关于建立健全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支持政策,鼓励推广绿氢、分布式能源、燃料电池等重点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应用,氢能产业将迈入商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推广绿氢使用的一大难点在于如何降低成本。对此,赵作智博士以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举例对照,一是技术的创新突破,二是规模化应用的效应。“将需求端培养起来以后,能够有效拉动供给端,规模化效应就起来了。”他认为,绿氢的成本在于电解槽设备和用电成本,其中,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绿电成本高低,以及设备的利用小时数,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今年4月,BloombergNEF发布的氢能平价更新报告,建模预测了15~28个国家未来的绿氢降本路线,表示到2050年绿氢价格将低于天然气、灰氢和蓝氢,届时,绿氢成本将较现在降低85%,低于1美元/千克。报告同时表示,到2030年,从成本上来讲蓝氢项目的必要性将大大降低了。受益于光伏成本的大幅降低,未来绿氢降本有望提速。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30个省份将氢能写入“十四五”发展规划,总产值规模将达近万亿元。此外,北京、河北、四川等省份还纷纷出台了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对于国内氢能市场的发展,赵作智博士表示,“中国是很好的一块土壤,我们有政策、有资本,也有??各行各业,一些领军企业也有意愿去尝试一些新技术,有资金、有人才、有市场,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绿氢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据了解,西门子能源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技术创新,一个是低碳或零碳的发电;第二是低碳环保的输电;第三是针对工业领域的去碳化,尤其是油气、化工、造纸等能源密集型行业。
赵作智博士透露,目前,西门子能源在国内布局,主要是通过和领军企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降低成本,推进技术应用。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业内遵循着需求拉动供给的规律,以技术解决方案节能降本,推动应用规模化的形成。
2019年9月,西门子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国家电投”)签署《绿色氢能发展和综合利用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进一步拓展绿色氢能项目的合作。
2020年8月,西门子能源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力”)旗下的北京绿氢 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为中国电力氢能创新产业园提供一套橇装式质子交换膜(PEM)纯水电解制氢系统“Silyzer 200”。这一项目所在的北京市延庆区是将于2022年举行的大型 体育 赛事的三大赛区之一。西门子能源的绿色制氢解决方案将帮助确保赛事期间和赛后的公共交通运营所需的氢能供应。
据介绍,这是西门子能源在中国实施的首个兆瓦级别绿色制氢项目,设备已经运达现场,在安装调试后将很快投入运营。作为该制氢-加氢一体化能源服务站的核心设备,西门子能源提供的PEM纯水电解制氢系统Silyzer 200能够以高能量密度和运行效率实现工业规模的高品质氢气生产。此外,该制氢系统具有快速响应能力,带压启动至稳定运行时间不超过1分钟,并可直接与可再生能源耦合。
展望未来发展,“绿氢方面,我认为中国会引领整个世界。现在领先的是中国和欧洲,这两个市场有他们自身得天独厚的地方,两边一起来、两家火车头一起拉动,这也符合一个整个中欧合作的一个大框架。”赵作智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