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是什么

一带一路方针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两者合称为“一带一路”方针。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尝试与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得以丰富、发展与完善，其基本内涵包括：

1、“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

2、“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平台，而非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

3、“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

4、“一带一路”是和现有机制的对接与互补，而非替代。

5、“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人文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

扩展资料：

“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和使命：

其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它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

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肩负着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的三大使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一带一路

日本构建低碳社会行动及其主要进展

摘 要：2008年6月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福田首相在讲话中集中阐述了日本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表明了日本引领世界低碳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勾勒出日本构筑低碳社会的远景，因此被人们称为构建低碳社会的“福田蓝图”。2008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表明“福田蓝图”开始付诸实施。建设低碳社会，是日本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义务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能源短缺压力的重要手段，同时还有助于助推日本科技创新。在政府的主导下，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观念更新以及对外合作，低碳社会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关键词：日本，低碳经济，节能减排，京都议定书，减排技术，福田蓝图

一、“福田蓝图”与日本的低碳革命

2008年6月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福田首相在讲话中集中阐述了日本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明确了205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80%的减排目标，提出了拟推行的部分减排措施，表明了日本引领世界低碳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勾勒出日本构筑低碳社会的远景和蓝图，因此被人们称为构建低碳社会的“福田蓝图”。

“福田蓝图”的提出，表明日本已基本完成对构筑“低碳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判断，把低碳经济作为引领今后经济发展引擎的思路已逐渐清晰。2008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一场影响深远的低碳革命拉开帷幕。实际上，低碳革命政策的推出，并非日本政府的权宜之计，它是建立在对相关问题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早在2004年4月，日本环境省设立的全球环境研究基金就成立了“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该研究计划由来自大学、研究机构、公司等部门的约60名研究人员组成，分为发展情景、长期目标、城市结构、信息通讯技术、交通运输等5个研究团队，同时项目组还与日本国内相关大学、海外研究机构合作，共同研究日本2050年低碳社会发展的情景和路线图，提出在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生活方式转变方面的具体对策。2007年2月，项目组发表了题为“日本低碳社会情景：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70%的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满足到2050年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能源需求的同时实现比1990年水平减排70%目标是可行的，日本具有相应的技术潜力，即对低碳社会构想的可行性加以肯定。2008年5月，项目组又完成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项行动”的研究报告。这12项行动涉及到住宅部门、工业部门、交通部门、能源转换部门以及相关交叉部门，每一项行动中都包含未来的目标、实现目标的障碍及其战略对策以及实施战略对策的过程与步骤等3部分。

二、日本构建低碳社会的现实意义

日本的低碳社会计划，是对其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和技术潜力合理研究判断后的理性选择，更是深入分析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后的现实抉择。这说明，日本构建“低碳社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低碳社会是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的有效途径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者与倡导者，日本对履行议定书态度积极。尽管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才正式生效，但早在1997年12月，日本政府就成立了全球变暖预防总部，专门负责气候变化政策的协调与执行工作。围绕议定书的执行，1998年6月，日本制定了“阻止全球变暖措施指南”。1999年4月，实施了“全球变暖应对措施促进法”。但是即便如此，顺利完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任务也面临许多问题。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具体到日本的减排目标为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6%。但实际上，2006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增加了10.3%，其中增加排放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碳在1990—2006年上升了11.3%。为了实现比1990年度减少6%的目标，还需减少16.3%的排放量，可谓任重而道远（见表1）。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推出了构建“低碳社会”的战略构想。该战略明确了量化目标、确定了行动日程、制定了政策措施，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最终实现。其一，构建低碳社会成为国家战略，其本身就显示了日本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决心和意志，有利于动员社会各阶层为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70%的减排目标而通力协作；其二，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2008年2月，由12名专家组成的内阁低碳社会咨询小组成立，专门讨论创建低碳社会的相关论题，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其三，日本的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强调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以及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性，推出了建立碳交易制度、征收环境税、提高太阳能发电普及率、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推行商品的“碳足迹”标注制度、开展环境示范城市活动以及通过设立“凉爽地球日”提高国民的温室气体减排意识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二）构建低碳社会是缓解能源短缺压力的重要手段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能源消费中对石油的依存度最高时接近80%，目前也仍然达到50%左右。极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以及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迫使日本极为重视新能源开发，寻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共同发展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日本提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一种绿色能源战略，它可以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前提下解决能源供给难题。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绿色经济，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利用和低碳或无碳能源开发。可见，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的发展是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在日本的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中，强调鼓励和支持开发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主张有效利用生物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电以及制作燃料电池。2009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把发展太阳能正式列入经济刺激计划，并重新启动了太阳能鼓励政策，计划在今后3-5年的时间里将太阳能发电设备价格降到目前价格的一半，加速建造节能型建筑，争取到2019年有50%的房屋达到节能要求。可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对优化日本的能源结构、缓解能源短缺压力具有推动作用。

（三）构建低碳社会可以引领科技发展的前进方向

构建低碳社会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实现低碳技术的突破，一系列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实现低碳社会的中心环节。为此，日本特别强调低碳社会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并以此保持其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引领世界低碳技术的前进方向。2008年3月5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凉爽地球能源技术创新计划”。该计划制定了到2050年的日本能源创新技术发展路线图，明确了21项重点发展的创新技术，即：高效天然气火力发电、高效燃煤发电技术、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封存技术、新型太阳能发电、先进的核能发电技术、超导高效输送电技术、先进道路交通系统、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生物质能替代燃料、革新型材料和生产技术加工技术、革新型制铁工艺、节能型住宅建筑、新一代高效照明、固定式燃料电池、超高效热力泵、节能式信息设备系统、电子电力技术、氢的生成和储运技术等。2008年5月19日，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公布了“低碳技术计划”，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的技术战略以及环境和能源技术创新的促进措施，内容涉及到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循环技术、高能效船只、智能运输系统等多项创新技术。2009年，日本重新启动了太阳能鼓励政策，并将其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战略之一。该刺激政策在本年度35亿日元的创新性太阳能发电技术预算基础上，又增加总计1.6万亿日元的环保项目支出，其中主要用于太阳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如果上述政策措施得以顺利实施，日本在节能减排领域的技术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在使日本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能大大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三、构建低碳社会的主要措施及其进展

（一）依靠政府主导

日本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1）政府负责制定规划与目标。从福田首相的“福田蓝图”到麻生首相的“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日本政府对低碳经济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政府首相的亲自领导和推动、相关发展规划和方案的出台与颁布，已经把低碳社会的构建工作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2008年7月26日通过的“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进一步将这一国家战略细化，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2）政府负责监督管理。日本建立了多层次的节能监督管理体系，第一层为以首相领导的国家节能领导小组，负责宏观节能政策的制定。第二层为以经济产业省及地方经济产业局为主干的节能领导机关，主要负责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等工作，并起草和制定涉及节能的详细法规。第三层为节能专业机构，如日本节能中心和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机构（NEDO）等，负责组织、管理和推广实施。（3）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加以引导。为促进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日本政府出台了特别折旧制度、补助金制度、特别会计制度等多项财税优惠措施加以引导，鼓励企业开发节能技术、使用节能设备。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自2009年4月1日起，日本已开始实施减免混合动力车等环保车辆的购置税和重量税的优惠政策。同时，政府还在研究推行一项环保车辆补助金制度，对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以及满足一定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柴油车的消费者支付10万日元（微型车）至20万日元（其他车型）的补贴。此外，如果报废使用13年以上的旧车更换环保车型时，还将得到10万日元的额外补助。

（二）发展创新科技

按照“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的要求，日本要在202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捕捉及封存技术（CCS）的实际应用，并且将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目前的10倍（2030年时提高到40倍）；同时，力争在2020-2030年间将燃料电池系统的价格降至目前的约1／10。上述目标的实现，既要依靠大力推广使用现有先进技术，更要依赖节能减排技术的不断创新。正如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公布的“低碳技术计划”中所指出的，在中短期内改进现有技术并在全社会推广，在中长期内发展创新技术是实现低碳社会的关键所在。为此，日本政府已经设计出一套低碳技术的路线图：首先，在强调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和责任的同时，鼓励私有资本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保证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内阁综合科技会议制定每年的资源分配政策，环境省等政府机构依此进行资金的分配。在这一框架内，今后5年将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投入300亿美元，开发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循环技术、生物质能应用技术、低化石燃料消耗直升机、高效能船只、气温变化监测与影响评估技术、智能运输系统等。其次，建立官、产、学密切合作的国家研发体系，以便充分发挥各部门科研机构的合力，集中管理，提高技术研发水平和效率。如今，日本的节能环保技术遥遥领先，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设备出口国，仅夏普公司的光伏发电设备就占到世界的1／3。

（三）实行制度革新

1.试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该制度规定，国内企业可以按照自愿制定减排目标的原则，自行设定排放总量。如果企业减排至排放上限以下，可将剩余部分作为排放权出售，而对于没有达到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排放权进行弥补。当然，企业设定的减排目标要向政府申请，由政府认证审查。随着更多企业的参与，该制度将最终实现总量控制的交易机制。自2008年10月21日起，日本经济产业省开始招募自愿参与企业，到11月7日已有包括东京大学和罗森、山梨灌装及静冈燃气在内的5项事业进行了国内排放权交易的申请。随着从11月中旬起为期1个月宣传说明会的展开，还会有一些企业加入这一行列。

2.实行“领跑者”（Top Runner）制度。所谓节能产品领跑者制度，是指同类产品中耗能最低的产品作为领跑者，然后以此产品为规范树立参考标准，并要求所有同类产品在指定的时期内必须达到该水准。目前，日本已在汽车、空调、冰箱、热水器等21种产品实行了节能产品领跑者制度。

3.推行节能标识制度，即按能耗级别在产品上加贴标识，以给消费者提供能源消耗信息。从节能标识标签上，消费者可以了解到能效等级、每年的能源消费量、节能标准达标率、能源运行费用、生产厂商、产品名称和型号等内容。截至2006年4月，日本已对空调设备、电冰箱、电视机、电子计算机等13种产品实施了节能标识制度。

4.推广“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制度。所谓碳足迹制度是指计算和标注出一项服务或一个产品从生产、运输，到使用后丢弃整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数值。为使消费者更加直观了解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减少制造温室气体，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8年8月20日决定在2009年度试行“碳足迹”制度，届时食品、饮料和洗涤剂等商品将标示从原料调配、制造、流通（销售）、使用、废弃（回收）等5个阶段排出的碳总量。该计划一经推出，就得到包括零售业巨头永旺和日本札幌啤酒公司在内的几十家大公司的支持，札幌啤酒公司已于今年2月在北海道进行了碳足迹标签的市场测试。

（四）重视示范试点

低碳社会意味着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观念将面对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因此，日本十分重视环保理念的宣传示范工作，在推行“碳足迹”、碳排放权交易等政策措施过程中，都进行了相应的示范试点，以求稳步推进。2008年，为在全国宣传减排理念，改变城市与交通、能源、生活、商务模式等社会结构，日本政府决定在国内挑选10座“环境示范城市”。按照规定，入选城市中的居民主要消费地产食品，并且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等自然资源。通过推动节能住宅的普及、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完善轨道交通网络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尽可能减少人流和物流产生的碳排放。

2008年7月，日本政府根据提案内容的先进性和地区性等标准对参选城市进行了评定。7月22日“地区活性化统合总部”宣布6个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温室效应的地方城市入选首批“环境示范城市”，京都市等7个市区町也被同时选为“候补示范城市”。被选中的示范城市有人口超过70万的“大城市”横滨、九州，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地方中心城市”带广市、富山市以及人口不到10万的“小规模市町”熊本县水俣、北海道下川町等。这6个市町将在本年度内制定今后5年的减排行动计划，政府则将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对于执行结果，国家将进行评估，效果突出的城市将作为范例全国推介。

（五）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是日本推进低碳社会计划的又一战略措施。目前，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加以落实。一是充分利用国际能源署、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国际与区域组织平台，通过承办G8环境峰会、全球交通运输环境与能源部长级会议以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等国际会议，开展多边与双边的磋商与合作，促进与相关国家的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例如，中日两国已于2007和2008年分别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约定在防止水污染、建设“循环经济”试验区、抑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治理酸雨和黄沙、煤炭发电厂的脱硫与脱硝、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煤炭发电厂设备改造以及二氧化碳回收和储藏等领域进行技术合作。二是推出“清洁亚洲”、“清凉地球伙伴计划”等环保合作倡议，把合作的地域范围从亚洲国家扩展到非洲等国家。2008年5月，在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已与开发署达成了“构建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协议，承诺出资支持非洲国家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三是加大环境保护资金国际援助力度。一方面增加政府开发援助贷款中用于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贷款的比例，通过ODA的战略扩展，实现政府开发援助的转型。2008年12月，日本政府宣布将为21个非洲国家提供总额为921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用于帮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倡导建立多边基金促进节能减排。2008年7月，在日本、美国等倡导下，世界银行已经批准创立投资额可达50亿美元的两个气候投资基金，即清洁技术基金以及气候策略基金，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推进节能减排、构建低碳社会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启动资金。

参考文献：

[1]刘浩远.日本推广新能源不遗余力[N].中国证券报，2009-0814.

[2]尹晓亮.世界能源形势与日本新国家能源战略[J].东北亚论坛，2007（5）.

[3]杨东.日本声称引领全球低碳经济革命[N].中国能源报，2009-04-27.

作者：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陈志恒 来源：《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5期

实施"绿色增长",全力推行"A计划"

走进设在首尔的绿色增长展厅,一种来自视觉、理念上的冲击扑面而来:自动化的住宅、可以循环使用的水资源处理系统、充一次电可以连续行驶四个小时的节能汽车、高清晰的视频办公系统……映入记者眼帘的这一个个融合了高科技元素的绿色成长组合,渲染出了一股浓郁的"绿色城市,绿意生活"气息。

在韩国,这个展厅每天都会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这个展厅成为韩国正举国推行的"A计划"的一个具体代言。

作者：聂光辉

中国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到底是供给侧出了问题，还是需求侧出了问题，不同的经济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建议。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的经济粗放式发展来看，政府长期忽略了中国能源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传统化石能源带来的环保问题，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能源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而能源供给侧的结构失衡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在能源开发利用上，由原先的兼顾环保问题变成优先考虑环保问题，在倡导新的能源环保理念的大环境下，未来的能源系统将会怎样？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能源产业的供给侧现状

目前，能源发展面临的大体问题就是传统化石能源产能过剩、可再生能源发展遇瓶颈制约。煤炭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的代表，在中国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之后，由于企业过去的无序投资以及对于国家投资拉动内需政策的过分乐观，煤炭行业进入到产能过剩时期，去过剩产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主旋律。2015年11月中国煤控项目组发布 《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目标应约束在27．2亿吨标煤，即38亿吨实物量以内，总能耗控制在47．4亿吨标煤。在“十三五”期间，煤矿开采和洗选企业数量要从2015年的6390家压减到3000家以内，到2020年，煤炭开采、洗选行业的失业人数估计分别为67．1万人和19．1万人。

煤炭行业严重过剩产能的后果早已波及到一些老牌企业，转岗分流、停薪留职、离岗再就业等成为了降本增效的新方式。煤炭“黄金十年”的情形恐怕只能成为历史了，煤炭行业市场低迷恐怕在经济新常态下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煤企的利润减少及整体行业的亏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矿工降薪。事实上，已经有些煤炭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来一段时间，预计煤炭消费的负增长趋势将越发明显，一方面原因源于经济下行压力下能源结构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能源消费观念的转变。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问题已经不是去不去除的问题，而是怎样快速高效，且又能够保障员工利益的情况下去除过剩产能的问题。

国务院在今年年初明确提出了去过剩产能的目标，计划用3到5年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其中预计涉及到的煤炭系统职工的分流安置人员达130万，安置办法也将以企业作为主体，这一结果也将引发人与企业本质关系的回归的思考，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现有的能源系统供给侧存在的不合理性有多么严重。

未来能源系统仍以电力系统为核心

2016年3月30日到31日，由我国倡导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意在改变以往的能源供给模式，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满足电力需求，会议期间，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四国电力公司还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共同发布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宣言》。这实际上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布局新一代能源系统。

能源互联网概念进入中国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业内人士对其也从能量流、信息流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其原因在于它契合我国能源发展现状及诉求。能源互联网在其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杰里米·里夫金所提倡的能源互联网概念的基本特征有：可再生能源作为主要一次能源；可大规模接入分布式发电系统与分布式储能系统；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广域能源共享；支持交通系统向电气化方向转变。

广义的能源互联网强调未来能源构成要素的广泛性、平等性、协同性，且把电能作为一种能源传输和利用的介质，但不唯一，其目的是要实现能源的优化配置，所倡导的是能源低成本消费。其广泛性是指能源构成要素的种类繁多，既包含太阳能、风能、核能、海洋能等，也包含煤炭、石油等传统的化石能源；其平等性是指能源构成要素间的竞争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譬如所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压力应当是一致的；其协同性是指能源构成要素间的多源协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能源低成本消费的概念，这里所提到的能源低成本消费不仅从经济效益出发，还包含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即综合效益达到最优。

目前，所提倡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概念可以概述为：在全球能源互联共享的战略构想下，以泛在智能电网为基础，通过“两个替代”，即能源开发利用上的清洁能源替代，能源消费上的电能替代，实现世界能源的优化配置和消费。实际是以电力系统为核心的电力互联网，属于狭义的能源互联网。与广义的能源互联网概念相比，狭义的能源互联网概念则凸显了能源构成要素的主次关系，能源类型的不同导致生存空间也不一样，无法体现出在能源的选择与利用上的民主，在能源配置上只强调了二次能源，存在片面性。就我国能源结构现状以及电力系统发展历史及强自然垄断的地位而言，发展以电力系统为核心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能源战略安全引深思

全球能源互联网对于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与消纳上起到促进作用。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将在全球能源互联网时代替代大量的化石能源的消耗，大量的污染物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将会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也间接地避免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对水资源的消耗问题，以及避免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全球能源互联网所引发的能源供给侧变革，直接或间接的能源结构的改变，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是十分有效的。根据权威机构预测，依托全球能源互联网，到2025年清洁能源每年可替代相当于240亿吨标准煤的传统化石能源，减排二氧化碳670亿吨、二氧化硫5．8亿吨。这将能够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到2050年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有望解决冰川消融以及海平面上升等影响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

全球能源互联网概念诞生之后，市场的炒作一度爆出能源互联网存在5万亿元的市场空间，很显然这一数字缺乏科学的判断依据，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经济效益不容小觑。全球能源互联网与现在的电力联网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大区域联网效益得到了释放，比如，现在的电力联网的区域相对较小，由于受制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及其他物理特性，不能够较好消纳风能、太阳能发电等。全球能源互联网将会进行洲际电力互联，能有效地配置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资源，解决电力网络的峰谷问题。这一改变将会促使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效率。有预测显示，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将达到整个能源消耗的90％。这一趋势将会有效地促进能源、节能与环保等产业的技术升级，再次释放较高的经济增长点。

全球能源互联网时代对于能源发展而言，其结构一定是更加开放多元化。在世界能源发展过程中将可能面临全球能源局部过剩、能源输出成为新诉求等问题，如何保证本国的能源战略安全也将成为新的课题。鉴于对能源发展历史的研究与判断，未来的能源结构极有可能在环保理念的引领下保持核电、水电的战略地位，使得核电、水电在能源非常时期起到重要的调峰填谷作用。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本国的能源输送的安全与畅通也可能成为某一时期新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能源互联网领域一定是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所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1.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朝核问题最可能出现两种前景：前景之一是如各界所愿，顺利实施“2·13”共同文件的规定，在近期关闭宁边的核设施，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前景之二是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终处在口头上要解决，但实际上总是枝节丛生、争吵不断的状态下，问题长期拖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朝鲜不会轻易交出核武器，因为作为一种终极安全保障，核武器对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朝鲜意义重大，朝鲜不太可能以这种终极的安全保障换取美国一纸协议的不确定安全保障。即使朝鲜关闭了宁边核设施，但朝鲜拥有多处与核相关的核生产或实验设施，是否能全部放弃？同时，日本在每轮会谈时都会制造一些麻烦，似乎并不诚心希望事态的顺利解决，而按照常理来看，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利于日本安全环境的改善，但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分子怀有不理智的想法，谋求通过朝核问题搭乘“核武化”的便车。说到底，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断，五轮“六方会谈”的障碍多在美国，而布什及其下一任政府将采取怎样的对朝政策，现在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整个事态的判断上还是应抱以长期观察的谨慎态度。

从更宏观的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朝核问题不是简单的朝美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朝三方之间的战略博弈，中国在此有切身的利益关切，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美实际上在比试“定力”和忍耐力。

由于此次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问题最终由俄罗斯来解决，加之以前朝鲜多次越过中国与美国做交易，似乎不太理会中国的劝告，所以有很多人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被边缘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似乎有一定的丢分，但说被边缘化未免夸大其词，中国在整个“六方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朝核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只要能解决，不管什么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在意中国在整个事态中的地位与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及地区安全稳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依我看，当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面对两种发展前景，做好两手准备。二是避免有些人所担心的朝鲜彻底倒向美国。这种可能性虽然并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维护中朝友好关系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比如中朝之间的历史友谊、共同的战斗经历、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三是伴随着朝鲜核问题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问题，这既与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相关，也对东北亚地区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将就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谈几点想法。随着2007年“2·13”共同文件决定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正式提上了政治议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安全机制安排，比如欧洲有欧盟、北约和欧安会。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有东盟地区论坛和“10＋3”这样的对话平台，可是在东北亚地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地区范围的安全机制。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要地区之一，汇聚了中、日、俄三个世界大国，并且美国深深卷入其中，韩国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国家，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个性国家，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差别悬殊，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纠纷，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东北亚地区目前保持着世界上唯一残存的冷战结构，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严重不符，也无法解决当今东北亚地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此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结构，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安排，这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点来讲，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既然有必要性，下一步就要讨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行性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认为该机制可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东北亚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日益加强为建立安全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本地区多数国家政府表现出了建立安全机制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经验积累使中国具备了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另一种意见是条件尚未成熟，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身份认同和威胁定位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不具有可行性。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太拘泥于某些西方学者的学理逻辑，既然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来看有建立的必要性，中国就应该全力推动，况且目前并不存在一个能完全阻碍安全机制建立的因素和势力，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东北亚安全机制。实际上，俄罗斯和韩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建议。

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有关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及其功能的认识还不统一，甚至存在很大的误解。关于安全机制的定义很多，简单地说，就是旨在解决相关国家安全关切问题的一个制度化平台。在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安全机制分为外向型机制与内向型机制两种类型。前者针对来自机制外的威胁，类似于同盟关系；后者针对机制内国家的行为，旨在维护机制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如欧安会和上海合作组织），乃至以建立一种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欧盟）。

根据现有条件和渐进原则，未来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是：建立一个内向型的、以维护机制内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地区安全机制。因为就东北亚地区来说，根本不存在外来威胁的可能，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安全共同体无异于天方夜谭。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寄希望于安全机制能解决相关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小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据此，我建议考虑两种建构方式：一是采取欧安会模式，即在承认机制内各种集团的利益及各种双边同盟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宽泛的对话机制。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安全论坛，旨在起到沟通信息、交流观点、加强互信、促进合作的作用。二是参照早期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即在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维护边境安全、交流军队信息、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等。

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除了始终坚持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外，中国还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应该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推进，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同步进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应采取积极参与、积极推动的态度，力求在某些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第三，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必须正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设立议题必须坚持由易到难的顺序，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第四，坚持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相一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第五，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有一种意见认为，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把美国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是不可取的。因为美国深深地卷入东北亚事务有它的利益关切，实际上美国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势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要说难以成功，即使建立起了某种制度安排，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要采取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态度，在两国之间搭建另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这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李欣整理）

2.(1).中国有句俗语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给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兴奋之余，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恐怕是摆在最高决策当局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在此之前有关的议论，可谓是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有：

一为“分红论”，即把一部分外汇分给老百姓，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刺激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把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势必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然后1万统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这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1万亿美元中的部分外汇拿到外国消费，不但没能直接刺激中国经济，而且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货币危机或通货膨胀，最终受害的则依然是中国老百姓。

二为“减持论”，即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理由是：过多的持有美国国债与其它美元资产风险太大。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来计算，2002年-2008年美元证券类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在66%-74.75%。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必将遭受巨大价值损失，因而“减持”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减持的节奏与数额如果掌控不好，势必又将加剧美元贬值，到头又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这也是中国现阶段为什么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为“多元论”，即逐步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理由是：这样可以提高外汇储备“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显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战略思考。如何调整？其实温总理早在今年2月访欧演讲中己给出答案，就是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同时，总理还表态说，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意味着巨额外汇储备今后不可能在美元“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可以进口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可以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投资，可以增加对主权国家的信贷额度，可以扩大中方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融组织的股份与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己经在进行类似的大胆尝试。从未来讲，推动形成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个别国家独霸“世界货币”发行权所带来诸多风险。当然，“藏汇于民”也是一种潜在的选项，这就需要改进现行某些强制结售汇制度法律法规框架。

总而言之，掌握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可以说是利弊兼有，利在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增加国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观上存在汇兑损益、投资损益与美元危机的风险。但不管怎样，“腰杆子粗了”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战略与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只要外汇储备这张牌打的好，中国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使得外汇储备更好的为发展与稳定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做好三点：

1将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来就重要），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极差！一个不尊重学术、知识、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的国家，发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纳入议题的矛盾，要想解决，几乎都要涉及到体制问题。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产力。

3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升级。农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旧还是个农民。中国经济的巨量，科技贡献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抢夺子孙后代的。产业不转型，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就受到限制。第三产业才是解决中国巨大就业压力的根本之道。

4还债社会保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是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国家。可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质量、生产安全、环境等问题，几乎是把国民的基本生命权、居住权、教育权

3.（1）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与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近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世界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由大涨转为大落，各国能源发展面临复杂形势。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印尼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两国能源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对于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促进两国经济和能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增加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入，刺激居民消费，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能源产业更好发展结合起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很大。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进重点节能工程，实施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并将其作为下一步政府投资的重点。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进一步强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积极防治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们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保障能力。从长远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增加。我们把能源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将进一步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电力，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序开工建设一批现代化煤炭矿井、大型核电项目、油气管网、城乡电网等重大工程，保证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中国能源资源开发潜力较大，有条件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通过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

我们高度重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近，中国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品油价格；同时，公布了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方案，在清理和取消交通收费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额。这项重大改革旨在理顺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规范税费、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我们将继续深化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同时，深化能源企业改革，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加强能源立法，为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和拓展能源合作，有利于扩大双边经贸往来规模，增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有利于增加双方能源开发投资，增强能源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各自能源保障水平，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发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离开了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很难获得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协调合作，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金融市场，维护经济增长，促进能源市场健康发展。深入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兼顾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利益，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维护合理的能源价格，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共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加强能源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能源开发与节约的能力和水平。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能源领域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并切实按照“巴厘路线图”兑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愿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

（2）第一，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假设中国无法获得进口石油，对国民经济和军事安全均构成致命的威胁。中东、非洲、拉美等产油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都会对石油的供给产生冲击。敌对国家也会通过禁运等方式掐断一国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第二，油价的波动（Fluctuation of oil price）。石油的频繁波动或是持续上涨会对石油进口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进口成本上升、国际收支恶化、输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等。对于像中国这样能源密集度很高的国家来说，油价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

第三，国际能源运输线的安全（Safe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and pipe lines）。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

第四，环境安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依然在中国能源消费存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维持在65%以上的比重。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是相当困难的。以煤炭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以及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运用上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一方面利用效率相当低下，另一方面给环境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继2008年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在北京大学进行演讲后，时隔9年，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再次成为了在北大演讲的韩国国家元首。12月15日，文在寅在北大进行了题为“中韩青年紧握双手，共创美好辉煌未来”的演讲，北京大学300余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到场聆听，文在寅就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发展中韩关系、提高中韩经贸关系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愿看到朝鲜与国际社会对立，只要朝方作出正确选择，韩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其提供美好的未来。文在寅表示，中韩两国一致强调决不允许半岛再生战乱，朝核问题最终应以和平方式得到妥善解决。他指出，朝核问题不仅是韩国面临的问题。朝鲜开发核武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也构成严重威胁。两国就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会容忍朝鲜拥核，有必要通过强有力的制裁和施压阻止朝鲜再次挑衅等达成共识。

针对发展中韩关系，文在寅指出，两国在近代史中共同经历战争磨难，期待此次访华能成为两国基于互信深化友好关系的起点。，他还进一步引述中国宋代诗人王安石诗句“人生乐在相知心”，表示愿中韩两国换位思考，增进彼此了解，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文在寅称，国家关系也如人际关系那样，时而会遇到困难，但数千年韩中交流的历史证明，两国间的友好和信赖关系不会轻易动摇。文在寅说，其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正是沟通和理解，国家间的关系也适用这个道理。只要在所有领域彼此打开心扉，互相倾听，就一定能进行真诚的沟通。文在寅表示将致力于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让两国领导人、政府、人民之间更为紧密沟通。

文在寅还指出，坚信两国克服难关共同开启和平与繁荣的新篇章既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时代的大潮流。为此，两国有必要努力实现经济和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均衡发展。

文在寅表示，希望中国梦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共同的梦想，韩国愿同中国一道致力于实现这个梦想。

文在寅还指出，中国站在无人机、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中心，韩国青年也在从传统信息通信强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中探索光明未来。如若拥有无限潜力的两国年轻人能在优势领域开展合作，相信一定能为全世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勾画出蓝图。

文在寅强调，两国是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两国的经贸合作应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中心拓宽至信息通信（ICT）、新可再生能源、福利医疗、女性、环境等多个领域。同时，两国有必要深化战略政策合作，韩方希望将“新北方”“新南方”政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挂钩。

提及即将举行的2018平昌冬奥会，文在寅表示，联合国在全体193个成员国中，以协调方式一致通过了由中国等157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平昌冬奥会停战决议案，这表明半岛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文在寅还表示，访华首日正值中国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日，两国共同经历这段惨痛历史，我们应以史为鉴让悲剧不再重演，共同开启东北亚崭新的未来之门、合作之门。

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相比，通用公司的采购体系可以说是含着银匙出世，它没有必要经历体制、机构改革后的阵痛，全球集团采购策略和市场竞标体系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集团——通用汽车的全球采购联盟系统中。相对于尚在理论层次彷徨的众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通用公司的采购已经完全上升到企业经营策略的高度，并与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密切结合在一起。、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和推动标准化改革创新等九方面提出35项举措，加快构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根据《纲要》，到2025年，我国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具体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标准全覆盖，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类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标准研究成果的比率达到50%以上，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85%以上。

到2035年，结构优化、先进合理、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更加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来看《纲要》重点：

1、 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标准化研究，研究制定智能船舶、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等领域关键技术标准

2、 开展数据库等方面标准攻关，制定安全可靠、国际先进的通用技术标准

3、 开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化研究，制定一批应用带动的新标准

4、 建立工业互联网标准，制定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研制的创新基础设施标准　5、 加强食品冷链、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物品编码、批发零售、房地产服务等领域标准化

6、 健全和推广金融领域科技、产品、服务与基础设施等标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7、 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标准规范

8、 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定重点行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研究制定生态碳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标准

9、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生态旅游等绿色发展标准

10、探索开展行政管理标准建设和应用试点，完善市场要素交易标准

加强研究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标准

《纲要》指出，我国要加强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标准化研究。在两化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卫生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应用前景广阔的技术领域，同步部署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推广，加快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同时，我国还将研究制定智能船舶、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等领域关键技术标准，推动产业变革。适时制定和完善生物医学研究、分子育种、无人驾驶等领域技术安全相关标准，提升技术领域安全风险管理水平。同时，我国还将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与产业技术基础标准建设，加大基础通用标准研制应用力度。开展数据库等方面标准攻关，提升标准设计水平，制定安全可靠、国际先进的通用技术标准。

在产业优化升级方面，《纲要》提出，将实施高端装备制造标准化强基工程，健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标准，形成产业优化升级的标准群。完善扩大内需方面的标准，全面促进消费。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健全服务业标准，重点加强食品冷链、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物品编码、批发零售、房地产服务等领域标准化。健全和推广金融领域科技、产品、服务与基础设施等标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标准化建设，推行跨行业跨领域综合标准化。

根据《纲要》，我国将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开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化研究，制定一批应用带动的新标准，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围绕食品、医疗、应急、交通、水利、能源、金融等领域智慧化转型需求，加快完善相关标准。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标准规范，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标准化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发展。

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

在“双碳”目标下，《纲要》指出要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抓紧修订一批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升重点产品能耗限额要求，扩大能耗限额标准覆盖范围，完善能源核算、检测认证、评估、审计等配套标准。加快完善地区、行业、企业、产品等碳排放核查核算标准。制定重点行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完善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研究制定生态碳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标准。

同时，我国还将持续优化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标准，统筹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标准，制定修订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监测评估等标准。制定山水林田湖草沙多生态系统质量与经营利用标准，加快研究制定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系统服务与评价、生态承载力评估、生态资源评价与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效益评估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标准等。在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纲要》也提出要构建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登记、评价、评估、监测等系列标准，研究制定土地、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开发利用标准，推进能源资源绿色勘查与开发标准化。以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和资产核算为重点，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标准化。制定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完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机制。制定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标准，发展海洋经济，服务陆海统筹。

此外，《纲要》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壤质量及监测评价、农业投入品质量、适度规模养殖、循环型生态农业、农产品食品安全、监测预警等绿色农业发展标准。建立健全清洁生产标准，不断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品绿色设计、绿色包装和绿色供应链、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标准。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生态旅游等绿色发展标准。建立绿色建造标准，完善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维、管理标准。建立覆盖各类绿色生活设施的绿色社区、村庄建设标准。

《纲要》还强化绿色消费标准引领，完善绿色产品标准，建立绿色产品分类和评价标准，规范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标识。构建节能节水、绿色采购、垃圾分类、制止餐饮浪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等绿色生活标准。分类建立绿色公共机构评价标准，合理制定消耗定额和垃圾排放指标。

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

值得一提的是，《纲要》提出还要提升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推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标准领域的对接合作，加强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标准化对话，深化东北亚、亚太、泛美、欧洲、非洲等区域标准化合作，推进标准信息共享与服务，发展互利共赢的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国际标准组织成员，推动气候变化、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动植物卫生、绿色金融、数字领域等国际标准制定，分享我国标准化经验。

“强化贸易便利化标准支撑，持续开展重点领域标准比对分析，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大力推进中外标准互认，提高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纲要》指出，推出中国标准多语种版本，加快大宗贸易商品、对外承包工程等中国标准外文版编译。研究制定服务贸易标准，完善数字金融、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标准。促进内外贸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创新标准化工作机制，支撑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我国还将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统筹推进标准化与科技、产业、金融对外交流合作，促进政策、规则、标准联通。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联动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机制。实施标准国际化跃升工程，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标准制定。支持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性专业标准组织。

《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金融、信用、人才等政策支持，促进科技、产业、贸易等政策协同。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标准化工作。完善标准化统计调查制度，开展标准化发展评价，将相关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建立本纲要实施评估机制，把相关结果作为改进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