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球资源浪费的数据报告

“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当前我国能源体系距离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距离。”王仲颖说，依据CREO2017研究，我国能源系统存在如下几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挑战。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说明了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也争取做到清洁能源的发电，同样也能够降低矿产资源的投入力度。

一起来各个国家都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发电工作，但是要想做到清洁能源发电，不仅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同样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因此对于绝大部分国家而言，国家的电力问题仍然在不断的出现。尤其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的加快当中。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量正在不断的上升，因此需要加强对电力的发电研究。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11亿千瓦时。这也表明着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相比于传统的火力发电，清洁能源发电不仅能够节省更多的成本，同样也能够提高发电效率。最主要的是采用清洁能源发电的方式，能够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程度。避免造成中国地区的环境出现恶劣，大气环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发改委的政策表示，也说明了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这是主要的，毕竟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基本上实现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发电的方式。毕竟可再生能源通常是用太阳能以及核能的方式来完成的。无论是太阳能又或者是核能发电，都有很高的技术要求。

因此，我认为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的进步，已经能够基本上满足我国民众最基本的电力需求。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停滞不前，也必须要加大可再生能力的电力发展规模。不仅仅要满足最基本的民众需求，也同样需要向很多制造企业提供充足的电力。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国家的经济以及民众的生活才能够变得更加富强。

这份2002年度《活着的地球》报告是依据来自全球范围的科学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后作出的，其中“地球活力指数”和“全球生态影响指数”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参考指数。

报告认为，目前人类的透支消费是不能长期持续的。报告指出，由于人类的过度消耗，在过去的30年间人类的经济活动使得地球上的生物种类减少了35％，其中淡水生物减少了54％；海洋生物种类减少35％；森林物种减少15％。

报告估计，如果按照目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测算，未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程度将以每年20％的速度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到2050年，人类所要消耗资源的将是地球生物潜力的1.8至2.2倍，换句话说，到那时，可能需要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但是，我们有两个地球吗？

报告还指出，目前地球上可供生物生长的土地和海洋面积总共为114亿公顷，即全球每60亿人口仅有1.9公顷的土地或海洋可供利用。

这份报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世人发出警告说，人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正以远远超出地球负荷的高速度耗用有限的地球资源。其中，美国是地球资源的头号耗费大国，人均耗用资源量是同属发达工业国英国的2倍，是一些非洲国家人均消耗量的24倍还多！报告指出，美国人均拥有的海陆面积为5.27公顷，但他们消耗的却是9.7公顷地域内的资源，差额部分当然来自不发达国家。而非洲人均拥有1.55公顷海陆面积，但他们实际能用到的资源只有1.36公顷。

为此，报告严肃地批评指出，富有发达国家的浪费生活模式是导致地球自然资源被高速耗费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趋势不改变，到2050年，全球海洋渔产资源将枯竭，能吸收人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原始森林将被完全摧毁，大量水源被污染，干净水源变得极为稀少，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环境将岌岌可危。

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乔纳森.洛认为，要想制止这一趋势、达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通过改进技术降低能源消费，采用更为节约的消费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和保护生态系统。

据悉，今年8月26日至9月2日期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赶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月发表这份报告，旨在呼吁各国政府不要只顾及眼前的政治利益，真正做到放眼长远，切实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通过控制出生率有效抑制人口增长。

可持续发展

本世纪中叶以来，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所谓“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其中，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是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团体。

1972年3月，米都斯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报告的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零增长”理论诞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发展问题。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题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报告中设计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通过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可持续发展”一词已风靡全球，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和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研讨的焦点。(本报记者孙佳华)

人类每年的消耗量已经超出地球产出量的20%，当今平均每个人使用了2.2公顷的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实际上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限度是每个人1.8公顷———

新报告检验了149个国家的自然及资源状况

你是不是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物质已经特别丰富了？我们现在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许多物品还可以用的时候就被我们当作垃圾丢弃了。前不久出炉的《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指出：人类每年的消耗量已经超出地球产出量的20%，我们已经在大大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了。

《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态报告”系列出版品的第五版，这一系列的报告主要目的是探索人类对地球的冲击，检验了149个国家的自然及资源状况。这份新报告指出，地球的健康状况正在急剧地衰退，起因是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日益增加，北美洲的发达国家对资源的浪费尤其严重。这一报告警告说，随着这些区域的发展及消耗更多的资源，对于地球资源的压力将会不断增加。“我们目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比大自然更新的速度要快，”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丁说，“除非各国政府重新恢复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地球再生能力间的平衡，否则我们将无法偿还这些生态债务。”

新报告的评估结果主要依据两项指标：“地球生态指数”和“生态足迹”。所谓“地球生态指数”，是指地球上生物数量的变化情况。新报告显示，人类近年来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已超过地球所能生产的20%。所谓“生态足迹”，是指人们从事农、林、牧、渔业和纤维生产、维持能源消耗和容纳基础设施的全部陆地和海洋面积，也就是人类开发自然的面积，这其中还包括自然为了处理人类的排泄物、污染物所需要的面积。比如说，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所需要的耕地面积，他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可以转换成吸收这些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的面积。“生态足迹”不断扩大的状况在工业化国家尤其严重

新报告显示，人类的“生态足迹”从1961年以来已增长了2.5倍。当今人类平均的生态足迹为：平均每个人使用了2.2公顷的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这是将地球的113亿公顷富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区域除以全球61亿人口计算得出的；然而，实际上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限度是每个人1.8公顷，人均生态赤字达0.4公顷。“生态足迹”的值越高，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就越严重。由于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导致湿地、草原、森林、海洋等良性生态区域的面积减少，或者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

“生态足迹”不断扩大的状况在工业化国家尤其严重，西方人正在以难以维持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极端水平消耗资源。北美人均资源消费水平不仅是欧洲的2倍，甚至是亚洲或者非洲人均资源消费的7倍。德国人均“生态足迹”达到4.8公顷，北美国家甚至达到9.2公顷。在所有国家中，阿联酋以其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近乎疯狂的石油开采“荣登榜首”———人均生态足迹达9.9公顷，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5倍；美国、科威特紧随其后，以人均生态足迹9.5公顷位居第二。贫困的阿富汗则以人均0.3公顷生态足迹位居最后。而中国排名第75位，中国人均自然资源消耗量仅为1.5公顷，虽然低于全球平均值，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太多，我国国土所能提供人均资源限度仅为0.8公顷，人均生态赤字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新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年人均新的水资源开采量为650立方米，中国年人均新的水资源开采量为430立方米；全球年人均水资源消耗量为8870立方米，中国年人均水资源消耗量为2240立方米。可见，水资源的开采速度远远跟不上人们的用水量，全球的大河如尼罗河、黄河和科罗拉多河存在着过度使用水源的情况，通常在旱季难以流至海洋。因此，全球湿地和内陆水系逐渐干涸。

在对所有自然资源的消耗中尤其严重的是人类对能源的消耗量，其中对化石燃料如煤、天然气和石油的使用量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在1961年以来人类资源消耗增长最快的指数。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对能源的过度使用正在使人类遭受气候变化的威胁，政府、工业界和公众应该及时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广节能技术、节能建筑和节能交通系统。

“可持续的生活和高质量的生活有时有些矛盾。”《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的作者之一琼纳桑·拉赫说,“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停止对自然资源的浪费，重新恢复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绿色的地球上，而不是充满垃圾和废气的地球上。”

解放日报报道：全球最权威的独立环保机构———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

9日发表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有关地球资源状况的报告。该报告预测，由于目前人类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超出其更新能力的20％，如果各国政府再不进行干预，2030年后

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将会下降。

这份2002年度《活着的地球》报告是依据来自全球范围的科学数据进行计算分

析后作出的，其中“地球活力指数”和“全球生态影响指数”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参考

指数。

报告认为，目前人类的透支消费是不能长期持续的。报告指出，由于人类的过度消

耗，在过去的30年间人类的经济活动使得地球上的生物种类减少了35％，其中淡水

生物减少了54％；海洋生物种类减少35％；森林物种减少15％。

报告估计，如果按照目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测算，未来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程度将以每年20％的速度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到2050

年，人类所要消耗资源的将是地球生物潜力的1．8至2．2倍，换句话说，到那时，

可能需要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但是，我们有两个地球吗？

报告还指出，目前地球上可供生物生长的土地和海洋面积总共为114亿公顷，即

全球每60亿人口仅有1．9公顷的土地或海洋可供利用。

这份报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世人发出警告说，人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正以远

远超出地球负荷的高速度耗用有限的地球资源。其中，美国是地球资源的头号耗费大

国，人均耗用资源量是同属发达工业国英国的2倍，是一些非洲国家人均消耗量的24

倍还多！报告指出，美国人均拥有的海陆面积为5．27公顷，但他们消耗的却是9．

7公顷地域内的资源，差额部分当然来自不发达国家。而非洲人均拥有1．55公顷海

陆面积，但他们实际能用到的资源只有1．36公顷。

为此，报告严肃地批评指出，富有发达国家的浪费生活模式是导致地球自然资源被

高速耗费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趋势不改变，到2050年，全球海洋渔产资源将枯

竭，能吸收人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原始森林将被完全摧毁，大量水源被污染，干净水

源变得极为稀少，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环境将岌岌可危。

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乔纳森·洛认为，要想制止这一趋势、达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

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通过改进技术降低能源消费，采用更为节约的消费方式，控制人

口增长和保护生态系统。

据悉，今年8月26日至9月2日期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将在南非的约翰

内斯堡召开。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赶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月发表这份报告，旨在呼吁各国

政府不要只顾及眼前的政治利益，真正做到放眼长远，切实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通过

控制出生率有效抑制人口增长。

可持续发展

本世纪中叶以来，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

所谓“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其中，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最引人

注目。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是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组成的小团体。

1972年3月，米都斯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

告，题为《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

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报告的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

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

理论。

“零增长”理论诞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发展问题。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题为《我们共同的前

途》，报告中设计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又通过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可持续发展”一词已风靡全球，成了世

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和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研讨的焦点。

国家统计局：10年来我国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3.3%，解读数据来源于社会上各种原因影响，表明我国对于整体的能源生产结构需要有所改善和转变。

国家统计局已经做出相关数据了解，对于10年来我国整体单位GDP，能耗年均已经下降3.3%，对于这种数据还是非常值得了解和发展，能够了解到GDP不断下降。也因此能够促进有关能源自身生产结构的不断改变与提高，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能源的开放予以提升。能够了解到对于能源而言是一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应该减少对于消耗能源的应用。加强对预购政策可再生能源以及经济能源的大力使用。这样才能够很大程度上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国家安全，要加大对于水电风冷各种新型发电能源的加大使用，因此能够促进清洁能源的有效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改善。

对于能源的消费以及清洁能量的有效提升，加大对各种低碳能源应用和拓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加大对于低碳意识保护力度。通过这些数据能够了解到人均关于石油能源的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因此也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及各种产业之间的联合，转变促进市场产业结构的不断拓展，对于目前而言全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是处于下降地位，因此对于整体而言是非常值得肯定与支持以及长期发展。应该加大对各种农业生产结构之中清洁能源的战力比重较大人们对于低碳意识的保护力度，以及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国家生态环境改善。

通过此种GDP能耗量年均下降3.3%的这一种数据解读能够了解到如果能够节约有关各种能源是非常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