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王仲颍:能源转型是否成功 政策执行是关键
“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当前我国能源体系距离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距离。”王仲颖说,依据CREO2017研究,我国能源系统存在如下几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挑战。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欧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一直试图担当领袖角色。为进一步证明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欧洲理事会于2007年3月提出了一项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决议,此项决议在欧盟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核心内容是“20-20-20”行动,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
为达成上述决议,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以下简称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欧盟气候新政策提出的依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风险评估报告“与前工业化水平相比,全球温度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结论。
当前,欧盟27国总排放量比其1990年的水平低6%,为实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的目标,欧盟必须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14%。
一揽子计划于2008年12月12日在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被认为是全球通过气候和能源一体化政策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基础。2008年12月17日,欧盟议会正式批准这项计划。
欧盟对实施“气候和可再生能 源一揽子计划”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结论是尽管该一揽子计划的实施可能造成某些负面影响,但预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促进能源安全、增加就业、促进研发和创新等。
从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看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出现了如下新动向和特点:
一是加大温室气体控制范围,扩展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ETS)。
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ETS)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基础和途径。它覆盖了欧盟当时25个成员国,包含近1.2万个排放实体,占欧盟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现正处于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
一揽子计划提出了EUETS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的实施内容,大大扩展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第一,扩大了覆盖范围。目前,ETS包含了以下10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电站及其他燃烧设施、炼油、炼焦、钢铁、水泥、玻璃、石灰、制砖、陶瓷、纸浆和造纸。扩展后的ETS范围除以上10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外,还将包括石油化工、氨、铝部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制酸中的氮氧化物(如N2O)排放和制铝中的全氟化碳(PFC)排放。
第二,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排放上限。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各欧盟成员设定了他们自己的目标水平,而在第三阶段,欧盟委员会提议在ETS下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一个排放上限,具体目标包括2013年比2005年降低9%,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线性下降21%。
第三,在欧盟层次上分配配额。在EUETS第一和第二阶段,配额由各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分配计划,为强调欧盟内部协调和统一,第三阶段的ETS将在欧盟层次上而非成员国层次上分配。而且,原来企业免费的配额许可将从2013年开始逐渐由拍卖许可代替,并于2020年实现完全拍卖。
具体包括:电力部门从2013年开始全部进行拍卖;所有其他部门2013年开始80%免费拍卖,逐渐到2020年实现完全拍卖;各成员国独立执行拍卖。90%的配额按成员国2005年排放水平比例拍卖。剩余10%按成员国较低人均收入重新分配。另外,拍卖所获得的收入,至少拿出20%专门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体配额分配规则将基于一份对欧盟能源密集型产业潜在碳泄露的审查报告,此审查报告将于2011年6月提交。
第四,更灵活使用CDM/JI减排信用。如果国际社会未就后京都减排达成一致协议,来自清洁发展机制(CMD)和联合履行(JI)的减排信用将只能使用2012年以前批准的项目产生的剩余信用。
这些信用将只能用到2014年,并且只能来自所有各成员国同意的项目类型,同时,只有与欧盟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国家产生的额外信用才被接受。
如果届时能够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那么额外的CDM/JI信用将被允许使用。为了实现欧盟30%的减排承诺,成员国将被允许利用减排信用实现一般的额外减排(例如,如果需要的额外减排量是1万吨CO2,那么减排信用的使用将增加5000吨CO2)。
为了提供额外的激励促使各国加入新的协议,只有批准这些协议的国家的减排信用才被接受,就像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实施CDM一样。
相对于现有制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允许EUETS未覆盖的部门使用国内补偿信用。这些信用将在共同的欧盟条款下管理,以确保非EUETS的政策不受影响,避免减排量被重复计算。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实现内部减缓努力与国际交易间的平衡。
第五,总配额的5%将储备起来用于新加入者(电力部门除外,因为该部门配额全部实行拍卖),在2020年没有用于新加入者的配额储备将被拍卖。新规定将建立严格的监测、报告和核证程序以确保EUETS的完整性。但是,对于某些缺乏竞争力的高耗能部门将给予一定的豁免。
二是制定并实施责任分担机制
欧盟为承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承诺于2012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8%(相对于1990年排放水平),因此,欧盟在成员国间推行责任分担协议(Burden Sharing Agreement,BSA)机制,要求成员国依据各自的能力与责任,承诺《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减排责任,希望借此能成功达到欧盟的整体减排目标。事实证明欧盟所推行的责任分担机制符合公平效率原则,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欧盟仍然借用了这一“责任分担协议”。基本思路是依据成员国的人均GDP,适当参考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潜力、能源结构等指标,将20%的目标分解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承担的责任从10%~49%不等。瑞典最多为49%,马耳他最少为10%。这里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包括电力、制热制冷、运输。
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从哪一个可再生能源部门开展工作。而且,为成本有效地实现各自可再生能源目标,鼓励各成员国间可以进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
三是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强调推行生物质燃料
欧盟在其新气候政策中,突出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制定了气候、可再生能源一体化政策,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运输部门中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
之所以强制推行可再生能源,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考虑,欧盟同样认为其具有丰厚的经济收益和重要的社会意义以及可靠安全的能源供给。首先,通过评估,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可以增加300亿欧元的收入,提供大约35万个工作岗位。
而且,如此巨大的就业机会既包括低端风电维护技术,也包括高端的光电制造技术;其次,实现欧盟提出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可以每年减少6亿~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每年减少2亿~3亿吨化石燃料消耗,所有这些价值130亿~180亿欧元/年;另外,强调可再生能源还有其他环境效益考虑,除了温室气体减排外,可再生能源也很少会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
四是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以及环境补贴的新规则
发展碳捕获和封存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问题。据评估,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仅仅使欧盟在2013年~2020年间GDP增长率下降0.04%~0.06%。
为此,欧盟积极寻求促进碳捕获和封存的安全使用和发展,开发一系列技术,允许工业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被捕获并封存到地下。
欧洲委员会计划2015年鼓励欧洲建造10个~12个大规模的示范厂,并在2020年左右使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商业化运行。同时,修订国家援助环境保护指南,提出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使政府能够支持碳捕获和封存示范厂。
(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2006年居民消费率降到36%,成为历史上的最低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年―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9.5%,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报告》在对经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还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围绕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了新的重大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水平,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通过积极扩大就业,支持劳动者就业和创业,可以增强社会活力。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有利于调动勤劳致富的积极性。通过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将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素质。总之,通过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能够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相关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报告》突出强调的重要内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的生机活力,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报告》针对影响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重点部署。
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推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还不能满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实践表明,现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采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国民经济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贯彻《报告》精神,要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资源相对称的原则,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金融体制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报告》要求,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有: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资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实成本,既不利于资源节约和保护,也不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当前的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价格,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市场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
三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引导和管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
四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近些年来,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报告》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出口结构,重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合理进口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资源等产品。
要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对外投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参与公益事业,维护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
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努力形成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互利互补的关系。
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大精神,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抓住几个重要环节。第一,要认真学习《报告》,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其精神实质,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第二,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在经济工作中贯彻科学发展观放到重要位置,落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作责任。第三,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落实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重要任务。第四,要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总之,要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调动各方面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着力解决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确保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环保和时尚是可以兼并的,二者并不矛盾。时尚的同时也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不用一次性塑料袋等塑料制品,用其他可回收材料代替塑料袋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并不影响你的时尚路线。就拿环保袋举例吧,现在有很多新潮好看又时尚的环保袋,帆布包,远胜过塑料包装及其他有害环境的材料。倘若挎着以下的包包去购物,不是比不能降解的塑料袋时尚的多嘛。所以时尚与环保,可以成为朋友,而且可以成为和谐共处的好朋友。
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设计出独一无二的logo,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兼并时尚与环保的。
当然除了环保袋,还可以有许多时尚又环保的举措,比如自制纸盒代替塑料盒等,柳编筒代替垃圾桶。
《方案》指出,数据中心、5G是支撑未来经济 社会 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也是关系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耗的最关键环节。有序推动以数据中心、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发挥其“一业带百业”作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此,《方案》明确提高算力能效,支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开展5G网络共建共享和异网漫游,强化资源复用。加快推动老旧高能耗设备退网和升级改造,推动智慧多功能灯杆建设。加快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发布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名单。
同时,鼓励使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通过自建拉专线或双边交易,提升数据中心绿色电能使用水平,促进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统筹5G与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布局,对电源、空调等能耗系统积极推进去冗余简配,严控废旧设施处理。
此外,充分发挥数据中心、5G在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石化、化工等传统行业加快“上云用数赋智”步伐,优化管理流程,实现节本降耗。
根据《方案》,到2025年,数据中心和5G基本形成绿色集约的一体化运行格局。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明显提升。全国数据中心整体利用率明显提升,西部数据中心利用率由30%提高到50%以上,东西部算力供需更为均衡。5G基站能效提升20%以上。在数据中心、5G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全面支撑各行业特别是传统高耗能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助力实现碳达峰总体目标,为实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