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在环境保护中可以发挥哪些应用

近日，《中国银行保险报》获悉，银保监会将研究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规范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产业，加强环境和 社会 风险管理，提升绿色金融专业能力和金融服务质效，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工作，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去年9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达成进行了部署，并提出了需要实现的量化目标。

绿色金融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项目的贷款余额及增幅规模位居前列。

绿色信贷环境效益也在逐步显现，按照信贷资金占绿色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计算，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每年可支持节约标准煤超过3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过6亿吨。

得益于绿色金融政策的加码，以绿色债券为主的ESG主题债券也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2月底，符合境内绿色认证标准的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累计超1.2万亿元，2016年以来连续5年发行规模超2000亿元，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碳中和目标的确立，绿色金融需要发挥更大作用。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到，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信托。央行行长易纲日前也明确表示，央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推进。

据行业估算，为了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就需要约22万亿元的投资。如何满足这么庞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需要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市场资金充分参与，对于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而言，既带来机遇，也带来不小的挑战。

创新绿色投融资模式

2012年起，原银监会制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引导银行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注重防范环境和 社会 风险，提升自身的环境和 社会 表现。目前，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一套绿色信贷政策体系。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银保监会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发展能效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 探索 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今年2月9日，全国首批6笔碳中和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合计发行规模共计64亿元。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以碳中和命名的贴标绿色债券产品。3月18日，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了首单碳中和专题“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约200亿元，是目前全市场发行金额最大的专项用于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债券。此外，市场上还先后落地了市场首单碳中和证券化产品、首单碳中和并购债权融资计划、首单绿色权益出资型票据等碳金融产品。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分析师冯琳指出，碳中和债券是聚焦碳减排目标的绿色债券，属于绿色债券的一种。银行机构创新推出聚焦碳减排的碳中和债，有利于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更好发挥绿色债券这一重要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绿色发展的功能。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和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不久前，兴业银行制定了新一轮五年发展规划，提出2025年全行绿色融资余额突破2万亿元。近日，该行还落地了首例以远期碳汇产品为标的物的约定回购融资项目，通过“碳汇贷”综合融资项目为福建一家林场发放2000万元贷款。

也有银行结合所在地发展特色和产业支持政策，不断创新推出绿色信贷产品。如邮储银行的光伏贷、建设银行的绿色智造贷、农业银行的油茶贷、湖州银行的绿色园区贷等。部分绿色金融业务领先的机构，也在绿色供应链金融上不断创新，绿色设备与绿色产品买方信贷、保理等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不断涌现。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表示，环境权益抵质押贷款、碳中和债等创新产品的出现，显示出金融机构在碳中和背景下的创新活力。未来，创新应当成为发展绿色的重要抓手，持续增强绿色金融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在碳中和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向低碳产业倾斜，加强对绿色产业的支持。与此同时，立足强化减排的目标，可再生能源、新能源 汽车 、碳捕获与封存等绿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也将为银行带来可持续发展机遇。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结合2020年的货币政策，预计2021年有关部门将在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体系中进一步加强对绿色金融的考核，促使银行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气候投融资将日益成为银行绿色金融重要领域，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力度也将同步加大。

健全绿色标准，防范绿色风险

据悉，当前商业银行拓展绿色金融业务仍存在一些困难，例如目前各个行业和国内外绿色标准不完全统一、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同时，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尚未纳入绿色金融风险的系统考量之中，这些制度建设的短板无形中使得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项目的难度和风险加大。

中金研究院副总经理周子彭认为，为了更好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国家应统一绿色金融的标准制定，健全绿色信息的披露机制，完善“外部性内生化”的政策激励，全面发展多元化绿色金融市场，加强培育绿色投资理念，将环境风险纳入监管政策考量。

《中国银行保险报》了解到，目前银保监会正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工作。去年，银保监会已与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发气候友好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加大对气候变化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银保监会还鼓励金融机构借鉴国际良好实践经验，加强融资项目的环境与 社会 风险管理，完善信息披露，积极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下一步，银保监会还将研究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规范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产业，加强环境和 社会 风险管理，提升绿色金融专业能力和金融服务质效，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工作，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鲁政委表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未来一是要降低高碳资产配置，二是要逐渐建立全面的气候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三是要加强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相对于会穷尽的不可再生能源的一种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

对可再生能源利用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

2、坚持市场开发与产业发展互相促进。

3、坚持近期开发利用与长期技术储备相结合。

4、坚持政策激励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扩展资料：

根据国际能源署可再生能源工作小组，可再生能源是指“从持续不断地补充的自然过程中得到的能量来源”。可再生能源泛指多种取之不竭的能源，严谨来说，是人类有生之年都不会耗尽的能源。可再生能源不包含现时有限的能源，如化石燃料和核能。

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其实都是太阳能的储存。可再生的意思并非提供十年的能源，而是百年甚至千年的。

除了核能、潮汐能、地热能之外，人类活动的基本能源主要来自太阳光。像生物能和煤炭石油天然气，主要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太阳能储存起来。其它像风力，水力，海洋潮流等等，也都是由于太阳光加热地球上的空气和水的结果。

随着能源危机和高油价的出现，对气候变化忧虑，还有不断增加的政府支持，都在推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立法，激励和商业化。新的政府支出，法规和政策，协助业界在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优于其他许多行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可再生能源

“补贴确权贷款”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金融工具，为可再生能源企业扩大了融资渠道，将促进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切实解决可再生能源企业需求，为新能源发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近年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深入践行绿色金融理念，聚焦新能源转型发展方向，结合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在总行授信行业指引基础上，组织力量深入开展行业调研，精准调整对绿色行业授信政策。同时各机构负责人主动上门拜访，了解企业融资需求，量身定制金融方案，开通绿色通道，配置专项资金，提升审批投放效率，全面助力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发展。该笔补贴确权贷款的投放，是针对新能源行业授信模式创新的有益探索实践。截至目前，该行已投放绿色信贷资金近520亿元。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扣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依托集团全球化、综合化优势，积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持续提升绿色综合化服务水平，全力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为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实现贡献中行力量。

来源:经济日报

图为山东威海市文登区金岭山庄清洁能源供暖站（无人机照片）。据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消息，2020年山东完成35.84万户“煤改电”清洁采暖工作，2020年采暖季预计将节约标煤2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8万吨、二氧化硫2万吨、氮氧化物1万吨。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而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如何高质量发展备受关注。专家表示，要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充分发挥其支持绿色复苏的重要作用。同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保证绿色项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目录中的项目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明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30·60目标”）。会议同时指出，加大对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我国绿色金融该如何发力？如何高质量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绿色金融市场快速增长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绿色复苏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近期在浙江湖州召开的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研讨会上说。

截至目前，我国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绿色债券更无违约案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11.55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位；6月末，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刘桂平表示，下一步，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复苏的重要作用，围绕“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不断改善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的融资环境，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一方面，要创新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实现“30·60目标”，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央行政策与审慎管理框架，高质量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系统性推进碳排放权和碳金融市场发展，加快形成有利于碳减排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基层实践，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鼓励试验区积极 探索 绿色金融发展新模式，推动绿色金融支持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清洁交通等领域创新发展，并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支持实现“30·60目标”

所谓碳中和，即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零排放”。

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绿色金融该如何发力？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表示，2016年以来，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体系、绿色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为了实现“30·60目标”，人民银行将专注于碳中和目标，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将在跨境人民币通道参与广东碳市场的实践基础上，为粤港澳投资机构参与广东碳市场提供支持，并 探索 以碳普惠等自愿减排产品为切入点，推动大湾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孟萌表示，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金融合作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例如，与香港建立了粤港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成立合作小组，制定2020年粤港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计划；在环境信息披露、碳标签等方面同港澳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还与港澳一道组建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为大湾区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殷红认为，为实现“30·60目标”，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个很好的抓手和切入点。2017年12月份，作为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成果，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启动。工商银行与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分别担任中方及英方试点牵头机构，组织推动试点金融机构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信息披露框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3年来，试点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参与机构已增至15家，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态，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

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2019年8月份，由人民银行组织研发的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在湖州上线运行。该系统集成了绿色贷款统计分析、绿色信贷流程监管、绿色金融政策评估等多项功能，实现了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信息直连，下一步拟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率先推广。

据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相关人员介绍，自系统正式上线以来，数据采集频率时效由原来每季后20天变为每工作日后1天，统计人力成本预估削减近20%，数据精确度提高近10%，相关数据信息已初步应用到日常管理、统计分析和业绩评价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各试验区已开发上线16个与绿色金融有关的系统，有效解决了绿色项目识别问题，降低了绿色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扩大了绿色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覆盖面。”刘桂平说。

不仅绿色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突破，“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也在加快构建。刘桂平表示，绿色金融统计制度逐步完善，多项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取得重大进展，中欧绿色金融标准对照研究工作即将完成，为规范绿色金融业务、确保绿色金融实现商业可持续性、推动经济 社会 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部分绿色金融标准草案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既指导了试验区的绿色金融工作，也切实提高了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质量。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建议，应当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保证绿色项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目录中的项目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我国是最大的CDM项目供给国。按照《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2012年前无须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CDM机制转变成核证减排单位，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目前是CDM机制中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量最大供给国，占到市场总供给的70%左右。而在原始CDM和JI项目需求结构中，由于 《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在2012年底前温室气体减排量要比1990年水平降低8%，而且欧盟对碳排放实施严格配额管制，因此欧洲国家需求量占据总需求的75%以上。日本也有约五分之一的需求份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发达国家2012年完成50亿吨碳减排目标，其中至少有30亿吨来自我国市场供给 。

碳金融市场处于发端阶段。我国目前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深圳环境交易所，主要从事基于CDM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碳交易额年均达22．5亿美元，而国际市场碳金融规模已达1419亿美元。总的来说，我国碳治理、碳交易、碳金融、碳服务、以及碳货币绑定发展路径尚处发端阶段，我国金融机构也没有充分参与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思路上来，碳交易和碳金融产品开发也存在法律体系欠缺、监管和核查制度不完备等一系列问题，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开展，也未开发出标准化交易合约，与当前欧美碳交易所开展业务的种类与规模都有相当差距。

碳金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我国正在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两型社会”的发展战略，过去“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转化为“两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同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碳减排责任和义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种承诺体现了我国加强碳治理的责任感和大国风范，也充分表明我国大幅减排温室气体的决心。按照这一目标，未来几年内我国碳交易和碳金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也为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创设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 我国碳金融市场缺位使得碳资产定价权缺失。我国关于碳资产定价权的缺失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较高成本，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在每吨碳100美元以上，而在我国进行CDM项目投资，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尤其是，碳金融中介市场处于起步阶段，这就没有发挥金融在风险评估和管理以及价格发现的功能，也使得我国只能被动接受欧美碳资产的单向报价，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工业化国家2007年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外购需求量为3亿吨左右，均价在15－20欧元区间。我国作为最大碳排放权供给国，出售价格远低于这个价格区间，我国目前碳交易价格维持在10欧元左右。有的项目甚至更低，如2006年7月，意大利碳基金通过世界银行以每吨不低于6．25美元的价格分10年时间从南钢股份购买了约65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为防止我国碳资产被 “贱卖”，发改委出台了每吨CDM项目二氧化碳8欧元的最低限价；宝钢股份2007年1月出售给瑞士信贷国际集团和英国瑞碳有限公司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也只略超10欧元；2009年6月我国出售给欧盟买家的CERs现货价格为11欧元；尽管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价格在2009出现了下降，但在欧盟内部配额市场，一吨2014年12月到期的二氧化碳期货价格仍达19欧元。

事实上，由于我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资产的定价权掌握在欧美需求方，我国供给的CERs被发达国家投资机构购进后，经过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品，赚取丰厚的利润。

单一的CDM供给与低成本减排领域使我国处于低端市场。 2012年前，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主要是CDM项目CERs的供给，2012年后，我国碳排放就须承担一定责任。据世界银行报告，我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碳减排承诺的逐步兑现，我国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碳排放权进口国，而那时碳排放权的购买价格极有可能比现在出口价格高许多。而且，我国处于碳交易的低端市场还表现在减排产品多集中于低层次的减排领域，使得我国碳排放产品成为受制于国外企业需求的买方市场。我国现有的CDM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型项目，此类项目减排成本低，投资力度小，技术稳定，收益预期高，多为国外投资者热衷投资项目，而对于减排成本高、技术复杂、投资多、受益期长的项目，如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HFC－23分解消除项目却极少投资，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相关数据，这些项目占总项目比例低于1%，而能源类和提高能效类项目却占95%以上。特别是，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框架的不确定性、欧盟碳交易体系第三阶段 对CDM项目合格性的限制、漫长的等待期与高额的交易成本都使CDM交易规模呈现下降特征，因此我国开展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更具有前瞻性和紧迫性。

开发碳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碳金融的标的物是一种虚拟产品，交易规则严格，开发程序复杂，销售合同多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长，风险评级技术要求高，非专业机构难以胜任碳金融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如清洁发展机制或联合履行机制都涉及减排单位的认证，若减排项目无法获得认证则导致交付风险，会降低投资预期收益。为保证项目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既需要熟悉减排单位需求国和具体项目所在国的认证标准和程序，了解有关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同时，还需要对交付风险和政策风险进行评级并提供担保，这样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和复合型人才在目前我国是十分稀缺的。

而且，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既限制了碳金融的有效衔接和发展，同时也欠缺对风险要求更高、专业服务能力更强、涉外服务水平更专业的金融服务人才。总的来说，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碳金融交易制度，更没有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也没有创建碳交易平台，碳基金、碳期货、碳证券等各种碳金融创新产品更是没有开发，这就使得碳交易市场缺乏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也没有充分发挥碳金融对于碳资产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而在低碳节能环保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微，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欠缺参与激烈竞争的思想准备和国家战略。碳金融具有宽阔的潜在增值空间，国际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创新和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从目前市场开发程度来看，欧盟国家先行先试，暂居市场领先，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占全球碳交易额的四分之三以上；EU ETS掌控着EUA期货、期权的定价权；而且伦敦作为全球碳金融中心之一地位已经确立。美国国内虽没有形成政府规制严格的碳配额交易市场，但2008年美国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各州组成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egionalGreenhouse GasInitiative， RGGI）形成自愿减排单位（VER），目前RGGI已是全球第二大配额交易市场。

特别是美元作为最主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国开发和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美国金融机构基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可以较为便利开发出碳金融产品，做大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基本为欧美金融机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近些年也推出一些碳金融服务和产品，以加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竞争。如日本利用其先进的碳减排技术，并在日本碳交易所采用日元计价。澳大利亚可基于NSW交易平台来开发碳金融市场。各国都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碳金融市场；各国似乎都在关注碳货币发展战略，即积极通过将主权货币与碳交易、碳资产、碳金融绑定来提升货币的国际地位。

3.1中国“碳金融”市场蕴藏巨大商机

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CDM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为此，中国已经被许多国家看做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那么，依托CDM的“碳金融”在我国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蕴藏着巨大商机。

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在我国，“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更加巨大。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如果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CO2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3.2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障碍

首先，对CDM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同时，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

其次，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

再次，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开发C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主要有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和CDM特有风险等，政策风险来自于国际减排政策的变化，如2012年后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决定了2012年后合同的有效性；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在项目运行阶段,还存在监测或核实风险，项目收入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支持。

3.3兴业银行碳金融实践

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针对中国在节能技术运用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融资需求特点，在境内首创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一“绿色信贷”品种。截至2008年3月底，兴业银行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重庆、浙江、福建等十一个省市开办节能减排贷款业务，共发放贷款51笔，累计投放12多亿元；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147.48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12.85万吨。

随着节能减排贷款的快速推广，部分节能减排项目已经进入碳减排交易市场。兴业银行运用在融资模式、客户营销和风险管理方面积累的初步经验，将节能减排贷款与“碳金融”相结合，创新推出以CDM机制项下的碳核定减排收入（CERS）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碳金融”模式，为寻求融资支持的节能减排企业提供了新的选择。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深圳某公司垃圾填埋场沼气回收利用处理项目。该公司成功引进加拿大技术，并升级开发出适用于城市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的3R循环利用技术，将原先直接排放大气的温室气体沼气作为能源回收利用，于2005年在梅州垃圾填埋场（一期）成功实施，当年在联合国注册成为CDM项目。由于该公司属于“轻资产”型的科技服务公司，资产规模小、经营收入少、资产负债率高、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担保条件，因此，二期项目拓展的中长期资金需求难以通过传统的贷款运作加以满足。为解决传统贷款模式遭遇的融资难题，兴业银行运用创新的思路和项目融资模式，侧重考察第一还款来源的有效性，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作为贷款审批的主要考虑因素，并且根据项目实施的现金流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来选择还款期限，使还款时间与现金流收入规模、时间匹配，较好地解决企业还款压力问题。最终为该公司提供了三年期750万元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该项目的实施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16万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该笔项目融资的成功运作，体现了兴业银行在环境金融创新中，节能减排贷款模式的新突破，标志着兴业银行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扩展到“碳金融”领域，也为今后探索碳保理等新兴业务奠定了基础。

3.4发展碳金融的机制调整与完善

（一）搭建交易平台。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应借鉴国际上碳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二）加强宣传推广。要让企业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价值，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扩大国际合作，积极开发CDM项目，力争国家环境资源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

（三）推动政策研究。CDM机制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于自身参与CDM项目的潜力及规模尤其需要认真研究。

（四）培养中介市场。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者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

（五）构建激励机制。“碳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等特点，发展“碳金融”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支持低碳经济。

天津：创新试水碳金融

2013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以来，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等5个行业的114家企业成为天津碳交易市场主体。据了解，在国家确定的7个试点省市中，天津市是唯一同时参与了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及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直辖市。

专家表示，天津产业格局特色鲜明，重化工业特点显著，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数量和体量突出。与其他试点地区及一线城市已完成或正在大幅削减工业企业生产能耗和碳排放的形势不同，天津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面临形势和发展阶段情景的典型代表。因此，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碳排放总量尚未达到峰值的城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更具有典型性和样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