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低碳试点城市观察：北上广深有望率先碳达峰，15城有条件碳排放绝对量下降
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同时也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的80%，其能源消耗量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67%-76%，所产生的CO_2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1%-76%。
截至目前，全国已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其中的一线、新一线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部分重点省会城市，共20个观测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厦门、杭州、苏州、青岛、武汉、宁波、昆明、沈阳、大连、南京、合肥、济南、长沙和成都。
2016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会议上，时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谢极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已有多个城市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城市碳排放峰值目标，一些城市还承诺于2020年左右达峰。
目前为止，并未有城市官方披露是否已经实现碳达峰，但去年中国正式向世界作出明确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后，一些城市提出了更为审慎的时间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常住人口、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以及万元GDP用电量几个指标，来呈现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能耗强度，由此来初步评判城市的低碳发展现状及潜力。其中，由于城市尺度的能耗缺乏系统数据，采用了城市的年度电力消耗量与GDP的比值来代表能源消耗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对单个城市而言，碳达峰是一个纵向年份的比较概念，譬如某个城市单位GDP碳排放量较高，但与此同时，每年下降速度也很快，则有可能尽快实现碳达峰，这意味着，不同城市在实现达峰时的碳排放量有高有低。
但若把碳中和的长期目标考虑在内，再将不同城市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耗水平越低的城市，有更大的碳达峰潜力，并且将可能更快地迈向碳中和阶段。
北上广深或率先实现碳达峰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披露的情况，2019年，北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万元GDP能耗分别为0.478、0.351和0.141吨标准煤。
不难看出，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显著低于第一、第二产业。鉴于重点城市第一产业的比重一般较小，且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基本处于下降的阶段，这将带来能耗水平的整体下降。
以北京的情况来看，2020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4︰15.8︰83.8，三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在上述20个城市里是最高的。
近几年，北京的能源转型进程也在加速。2017年，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停机备用，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告别煤电、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2018年，北京近3000个村落实现了煤改清洁能源，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北京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9.59%大幅下降至1.81%，比重已经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北京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北京碳强度预计比2015年下降23%以上，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碳强度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低。
北京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较高的目标——“十四五”期间碳排放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北京示范。这一表述或表明，北京的碳排放已经或即将进入平台期，并将谋求在未来5年间实现下降。
尽管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最低，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需要一味追求工业比重的下降。以上海为例，从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这个指标来看，2011年，上海工业能源终端消费达到了6165.57万吨标准煤的峰值，随后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到2019年，这一数值已降至5668.05万吨标准煤。
同期，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7230.57亿元，增加到了2019年的9670.68亿元，逐年上升。这一降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上海工业的结构升级与节能增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近日对外通报，近年来，上海扎实推进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持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循环试点示范。
今年1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最新的碳达峰时间表，到2025年，碳排放总量要力争达峰。
广州的第二产业占比与上海相当，并且广州的单位GDP用电量比上海还略低。2017年，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曾出台《广州市节能降碳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其中提出，到“十三五”期末，全市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能源利用效率继续提高，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力争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
广州的碳排放权交易在全国处于领先，广碳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21日，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5亿吨，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7.91%，稳居全国首位；累计成交金额36.36亿元，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4.00%，成为国内首个配额现货交易额突破35亿元大关的试点碳市场。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第二产业比例最高，2020年为37.8%，但深圳同样是工业优化升级的标兵。在“十二五”期间，深圳共淘汰转型低端企业超1.7万家，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重污染行业基本退出。
2020年11月，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优介绍，深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近10年累计下降近60%。在中国特大城市中，深圳的碳排放水平是最低的，碳排放增长也是最缓慢的。
2019年，哈工大（深圳）牵头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三达”研究报告》，课题组指出，深圳就在碳达峰的路上，不能确定哪天哪个时点达峰，但是深圳在2019-2020年间处在一个稳定达峰区间。
工业型城市需充分挖掘减碳空间
有研究显示，根据“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进行测算，当全国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中国将整体达到碳排放峰值并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而人均GDP已达14000美元的城市和地区，有条件率先进入碳排放绝对量下降阶段。
按照2020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8974元人民币来计，14000美元约折合96564元人民币，除四大一线城市之外，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武汉、厦门、青岛、长沙、济南、合肥和天津11座城市跨过了这一门槛。
再结合产业结构来看，苏州的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达到了46.5%，2018年其单位GDP用电量高达856千瓦时/万元，相当于上海的近2倍。
苏州在2014年发布了《苏州市低碳发展规划》，提出力争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近年来，苏州的能效水平在逐步提升，但高耗能工业行业能源消费的占比仍然较高。根据苏州统计年鉴的数据，2017年苏州规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达5307万吨标准煤，其中电力、钢铁、纺织、造纸、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4375万吨标准煤，约占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82%。
宁波也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第二产业占比为45.9%，宁波的单位GDP用电量为721千瓦时/万元，仅低于苏州。
但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占比同样不算低（38.4%）的长沙，其单位GDP用电量仅为331千瓦时/万元，在上述20座城市中最低。
这或许得益于长沙产业结构的“绿色化”，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长沙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六大高能耗行业之一）的能源消费量仅为4443吨标准煤，同年苏州的这一数据为1834万吨标准煤。
曾有当地官员总结，长沙是一座新工业城市，无论是传统的工程机械，还是食品饮料、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材料、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等产业，都属于新型工业产业。由此来看，长沙或许算得上是一个发展绿色工业的城市范本。
人均GDP低于14000美元的5个城市，第二产业的占比也都比较高，均在30%以上，大连和重庆达到了40%。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碳减排方面，工业型城市的首要工作重点之一应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节能增效，寻求较低排放的能源替代，使用节能技术等，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加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升级与退出，发展清洁产业，以充分挖掘第二产业的碳减排空间。
今年以来，相关部委屡屡传递出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信号，这将很大程度倒逼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领导3月在汇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情况时就表示，实施碳达峰行动，本质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逐步摆脱高碳依赖，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工业领域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实施传统工业低碳改造和发展清洁低碳产业。
大连最近也透露，已经编制完成《大连市“碳达峰”行动方案》初稿，将主要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加强存量治理、严格控制增量等3个方面落实达峰措施。
另外，尽管工业减碳并不必然意味着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但客观来说，挖掘服务业、居民消费方面的潜力，的确有助于城市能耗水平的降低。
标普全球评级认为，如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能够达到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那么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可望减少三成以上。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性增加，服务需求相对商品需求也会上升。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从钢铁、水泥和资本品的生产，转移到教育、医疗和休闲服务等的提供，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城市运行过程中如何减碳？
人均GDP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城市，是否在碳达峰方面一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除了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拥有发展阶段的优势之外，西南一些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区，同样拥有先天禀赋。
以昆明为例，其所在的云南省，全省清洁电力发电量占比达9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46%，居全国首位。
云南省能源资源丰富，能源结构主要以低碳的非化石能源为主，绿色能源装机占比、绿色发电量占比、清洁能源交易占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均达世界一流水平。云南省在今年提出，计划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50%以上，争取打造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示范省。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以昆明为代表的人均GDP相对较低，但清洁能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可以充分抓住契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有望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对于一些城市而言，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已经很大程度完成，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外地调入，减碳工作可能更应该集中于降低城市运行本身的碳排放。
低碳发展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居民侧、消费侧的碳减排需要引起关注。根据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验，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可以高达60%-80%。
以北京和上海作对比，2019年，两市的人均生活用能源分别为785.3千克标准煤和528.92千克标准煤。在这项指标上，北京相对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城市的人口越少，对减碳越有利。从现有研究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和城市的人口密度成反比，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随着人口集聚度提升，人均的基础设施、能耗因共享度提升而下降。当然，城市也应该平衡密度和宜居的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述20个城市在过去10年基本处于人口大幅净流入的阶段，除了厦门常住人口仅为516.4万之外，其他19城均已超过了700万，更是不乏千万级人口城市。从人口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政策来判断，未来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还将持续。
而人口规模将影响汽车保有量、通勤距离、建筑密度等，这些又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碳排放量。
在可预期的人口集聚趋势下，城市无论是做空间规划乃至产业规划，或是进行改造更新时，都应该充分考虑低碳发展的要求，譬如优化用地结构，调控职住关系；提高轨道交通的覆盖率，给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更充分的路权保障；引导市民购买或更换新能源汽车；注重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的应用，使低碳理念真正融入到城市运行当中。
此外，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需要发动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个人的减碳行动同样重要，政府部门可以引领居民消费侧的低碳转型，包括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目前，包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城市都提出将推进“碳普惠”。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不久前透露，上海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其中就包括筹备碳普惠项目。简单来说，就是把市民的各种低碳行为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出来，变成每个人账户里的“碳积分”，再通过对接上海碳交易市场、各个商业消费平台，让践行低碳生活的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20个观测城市中，有的迈向了后工业化时代，有的较好地完成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有的清洁资源丰富，有的则在积极谋划居民消费侧的减碳，这实际上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思路借鉴。低碳转型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谁更积极主动，谁将越有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新局中抢占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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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律规定烧煤违法，但有相关限制。
以《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规定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要求，制定本行政区域锅炉整治计划，淘汰、拆除每小时十蒸吨以下的燃烧煤炭、重油、渣油以及直接燃用生物质的锅炉。超过每小时十蒸吨以上的锅炉污染物排放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在省辖市城市建成区内，禁止新建每小时二十蒸吨以下的燃烧煤炭、重油、渣油以及直接燃用生物质的锅炉，其他地区禁止新建每小时十蒸吨以下的燃烧煤炭、重油、渣油以及直接燃用生物质的锅炉。
扩展资料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二十八条
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区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以及国家下达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等条件，制定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和削减目标。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逐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重点削减工业用煤和民用煤使用量。
省辖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和削减目标，制定本级的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煤炭质量管理，鼓励燃用优质煤炭，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
煤炭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加强煤炭洗选设施建设与改造，提高煤炭洗选比例，推进煤炭清洁利用。
煤炭燃用单位应当采用先进洁净煤燃烧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
2：其他能源供给扩大。
由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天然气、电力输送，使得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污染严重，成本较高的煤炭需求量大幅度下降，迫使煤炭价格下降，以获取竞争力。目前我国新能源开发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例如高原地区的太阳能，沿海和内蒙古地区的季风能，西南地区的水电，以及正在大力建设的核能，使煤炭无论在价格和环保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低。
3：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煤炭勘测发现大量煤矿，煤炭的市场供应量提高，供求关系对价格进行调整。这是市场的自我调节。
4：低碳生活的倡导，减少了煤炭的使用，不得不降价以促销获得市场。
5：煤炭开采技术进步，开采升本下降。
6：火电及钢铁冶炼工业的技术改进，降低了煤炭消耗量。
还有其他更方面的原因我就不细说了，比如政策的调整等等。
不过总的来说，煤炭依旧是我国当前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能源来源，广阔的中国市场为煤炭业带来巨大的需求，因而煤炭即使价格下降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降价总体上是技术进步，供求调整，成本下降等市场因素带来的变化，短期内煤炭业依然是暴利行业（这东西又不要成本，挖出来就能卖），所以煤老板很多，而且都很有钱啊！
回顾2021年煤炭行业改革发展，《报告》表示，煤炭保供稳价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煤炭集约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现代化煤炭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科技 创新引领能力持续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步伐加快；煤炭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矿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报告》提到，2021年煤炭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再创新高。全国原煤产量完成41.3亿吨，创 历史 新高。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56%。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3万亿元，利润总额7023.1亿元。
具体来看，煤炭供应方面，一国内产量创 历史 新高，2021年全国原煤产量41.3亿吨，同比增长5.7%，规模以上煤炭产量企业原煤产量40.7亿吨，同比增长4.7%；二煤炭进口量增加，2021年全国煤炭进口量3.23亿吨，同比增长6.6%，创2013年以来新高，出口煤炭260万吨，同比下降18.4%，煤炭净进口3.2亿吨，同比增长6.8%；三煤炭运转能力提高，全国铁路累计发运煤炭25.8亿吨以上，同比增长8.8%。环渤海七港口发运煤炭8亿吨以上，同比增长8.7%。
煤炭消费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煤炭全国煤炭消费量同比增长4.6%。煤炭库存方面，截止2021年12月末，全国煤炭企业存煤5800万吨，较年初增长5.6%。
煤炭价格方面，一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彰显稳价作用，2021年动力煤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下水煤）全年均价648元/吨，同比上涨105元/吨，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保供稳价“压舱石”作用；二煤炭市场现货价格出现升幅波动，年内价格峰谷差达到1900元/吨左右；三炼焦煤价格大涨，山西吕梁部分主焦煤长协合同全年均价1609元/吨，同比上涨273元/吨，CCTD山西焦肥精煤综合售价全年平均2326元/吨，同比上涨1017元/吨；四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受能源整体供应紧张，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尼煤炭年均离岸价格分别同比上涨133%、116%、138%。
行业效益方面，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营收32896.6亿元，同比增长58.3%；利润总额7023.1亿元，同比增长212.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1.1%。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2%。
《报告》总结了未来推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一全力做好煤炭安全稳定供应；二积极 探索 煤炭双碳战略发展路径；三深入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着力提升 科技 创新支撑能力；五纵深推进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六加快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校对：刘威
“在完成201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减少2000万吨的基础上，结合要求和各市实际，确定全省和各市2018—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2015年全省煤炭消费量为40927万吨，到2020年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6834万吨以内。”这是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山东省2018-2020年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的明确工作目标。
《方案》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按照《山东省煤炭消费压减工作监管考核办法》，将煤炭消费压减成效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各市、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加强考核结果应用，强化指标约束和激励。
突出九大重点任务
《方案》指出，要严格耗煤项目审批管理，控制煤炭增量消费；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减少煤炭存量消费；推进煤电、电解铝等行业先进产能代替落后产能，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关停淘汰燃煤小锅炉，减少燃煤污染；扩大集中供热范围，推进城乡清洁采暖；加大散煤治理力度，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大力实施“外电入鲁”，减少省内煤炭消费；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替代煤炭消费。
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新上耗煤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对未实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的耗煤项目一律不予审批、核准、备案，从源头上控制煤炭增量消费。对于确需建设的耗煤项目，按照相关要求，由项目单位严格按照替代比例落实替代源。结合能耗强度和能耗总量“双控”要求，审查项目节能报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把环评审批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须包含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定同意的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方案，其中新上燃煤发电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市级及以上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
《方案》要求，以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一批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减少低效煤炭消耗。对于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责令停业、关闭。大力淘汰关停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特别是运行满20年的纯凝机组和满25年的抽凝热电机组。在完成全省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清零的基础上，在确定的重点区域基本淘汰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每小时6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
加快供热管网建设，到2020年，城市建设区及县城集中供热面积达到17.5亿平方米，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推行集中供热试点。集中供暖未覆盖的地区，推进气代煤、电代煤及生物质能等其他清洁能源替代。到2020年，全省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70%以上。其中，20万人口以上城市基本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55%左右。
同时，山东将实施非化石能源倍增行动计划，因地制宜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
明确五项保障措施
《方案》指出，要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强化监管，防止反弹；强化监测，及时预警；强化督查，协调推进；强化考核，严肃问责。
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任务分工，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抓好落实。为此，省政府有关部门将发挥好“决策参谋部”“落实推动者”的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制定专项工作计划，加强协调督促；实施煤炭消费压减量清单式管理，做到可核查、可统计。
各市政府作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责任主体，要发挥好“压力传导部”“落实执行者”的作用，传导好压力、履行好职责，切实防止“边减边增”“名减实不减”“有减有不减”等情况，强化目标导向和结果评价，确保完成煤炭消费压减任务和总量控制目标。
各县（市、区）政府要发挥好“一线指挥部”“落实落地者”的作用，纠正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对于确定的关停并转任务，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下定决心、敢抓敢管，争取主动、防止被动，实施铁腕治理、强力攻坚，争取尽快形成煤炭消费压减实际效果。
针对2017年及以前清理关停的违规项目、落后产能和淘汰的小锅炉、小火电，山东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责任，强化监管，坚决防止复工复产、“死灰复燃”。对新发现的无合规手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违规项目，实行“零容忍”，立即开展专项整治，依规依法严肃处理，坚决防止“边清边上”等增加煤炭消费的问题再次发生。
《方案》强调，根据相关规定，由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情况实行追责问责。
成“能耗双控”重点，短期运行影响大
《意见》强调：我国将继续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根据意见，坚持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严格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由此看来， 我国“能耗双控“政策将长期坚持，煤化工企业所盼的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切莫采取”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行为，让煤化工企业或转型升级、或有序退出。
事实上，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推行“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行动，“能耗双控”政策不断趋严加码，煤化工企业很受伤。例如一家大型煤化工公司自今年以来多次受到地方政府双控政策影响，3月份被当地政府要求企业每天大幅降低电量，限电后企业无法满足最低负荷用电需求，经沟通无果后被迫按照政府要求停车。这家企业周围的其它三家企业也遭遇相同的命运，相继被迫停产。今年9月初又以能耗指标用完为由，被要求停产。就这样开开停停，断断续续，原本效益就不好，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8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我国包括青海、宁夏、广西等9省（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被列为红色一级预警；广东、福建、云南等8个省（区）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被列为红色一级预警。受此影响，3季度以来，上述拉响红色一级预警的省区纷纷雷霆出击，限制“两高”产业。又由于4季度是传统的用能旺季，那些上半年能耗双控指标完成得较好的省（区），同样不敢掉以轻心，也开始加大了对列入“两高”名单的产业的控制。一时间，几乎所有煤化工项目受到限制，产业现状一片黯然，行业发展信心再次受挫。
各地“一刀切、运动式“减碳”方式，严重制约了煤化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给企业的运行、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最直接影响，就是一些地方对煤化工企业限制供煤、减少供电，给正常运行的煤化工企业带来极大困扰，导致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整个现代煤化工行业面临生死大考。
被列入“两高项目”，长远发展无前途
《意见》强调指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出台煤电、石化、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未纳入国家有关领域产业规划的，一律不得新建改扩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苯、煤制烯烃项目。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提升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耗准入标准。
不难看出， 《意见》将煤化工作列为“两高项目”，并直接点了煤制烯烃、煤制油气的名。 而国务院在《方案》也明确要求：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采取强有力措施，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分类处置、动态监控。
我国煤化工行业中，传统煤化工早已被各地列为两高项目限制发展。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从2021年起不再审批焦炭（兰炭）、电石、聚氯乙烯、合成氨（尿素）、甲醇、乙二醇等“两高”项目；广东省将年综合能耗超过1万吨标煤的煤化工、焦化等项目纳入“两高”项目管理台账；陕西省也出台了对“两高”项目限产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我国现代煤化工一般指包括煤制烯烃、煤制油、煤制气、煤制乙二醇四个工业路径。其中煤制烯烃是现代煤化工中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个路径，发展也最快。据统计，2020年国内煤制烯烃总产能达1120万吨/年，且产能还在进一步释放中。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受市场价格暴涨影响，不少企业着实赚了一把。但这个现代煤化工领域的“明星“项目，《意见》规定”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意思是，煤制烯烃的“存量项目”仍可继续保持运转，但今后不得有“增量”项目出现。由此，煤制烯烃产业的发展前景已十分清晰，试图再行上马煤制烯烃的想法可以打消了。
《意见》要求 “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事实上，我国煤制油气的产能规模并不大，煤制油产能为921万吨/年，煤制气产能规模为51亿立方米/年，由于煤制油气项目投入高、经济性差、风险大，企业发展意愿普遍不强，此前一些获得批复的项目基本处于观望状态，有的甚至不打算继续推进，即使不控制，也少有愿意再干这类项目。
煤炭供应“量缺价高”，企业普遍”吃不饱”
《意见》提出，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表明，我国煤炭消费的“峰值”将于2025年到来。
今年以来，由于煤炭供应骤然紧张，煤化工企业普遍“吃不饱“。《意见》使不少企业再一步认识到，今后煤炭“量缺价高”将成为制约煤化工发展的关键瓶颈。
今年三季度以来波及我国20余省市突然爆发的“拉闸限电”危机，背后的要因就是缺煤。
我国煤化工已经成为继煤电之后，消耗煤炭最多的产业，是煤炭的第二大用户。据统计，我国煤炭年消费总量为40.8亿吨，其中发电消费动力煤34亿吨，占煤炭消费总量的83%；其余17%则主要为煤化工用煤，约5亿吨以上。
在一些煤炭富集地区，由于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速度远高于煤炭产能释放的速度，使得原本富足的煤炭产量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以蒙东地区为例，这里是我国褐煤的主产区，储量丰富，过去煤炭贱比白莱，2005年当地褐煤价格每吨仅几十元，眼下却超过300元/吨。由于多个大型煤化工项目和煤电项目的上马，该地区煤炭紧张状况已持续多年，无论是发电项目、还是煤化工项目都因缺煤而“半死不活‘，由于煤炭”量缺价涨“，使得当地多个煤化工项目因缺煤日子很不好过，生产负荷难以保证，企业持续亏损；而煤电项目也因缺煤而不能正常发电，有的坑口电厂都难以保障煤炭需求。而据了解，这决不是蒙东一地独有的情况，如比陕西榆林、神木，内蒙鄂尔多斯等地的拉煤卡车排起了长龙，我国多个富煤地区出现煤炭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
今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走高，国内大宗化工商品居高不下，对煤化工构成极大利好，几乎所有的煤化工项目都有钱可赚，高油价支撑煤化工开工率显著提升。于是，各地煤化工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市场契机，这样一来，煤化工开工率远高于去过几年，煤化工对煤炭的需求更加旺盛。据测算，2021年煤化工用煤或增加5000万吨，平均每月增长400多万吨。有人测算，“十四五”期间，如果油价一直处于相对高位，2025年煤化工用煤量将比2020年底增加约1.2亿吨。
最近，国家正在加大煤炭市场的干预力度。10月19日，国家发改委就缓解当前能源危机推出了大力释放煤炭产能、稳定增加煤炭产量、引导煤价回归合理水平等8项措施，煤炭紧张局面开始出现好转，各地“拉闸限电”已有好转。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性措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关部门在考虑煤炭总量控制时，如果忽略了煤化工产业对煤炭的刚性需求，煤炭“量缺价高”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