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金融危机

1、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煤炭产业影响很大。在2008年冬季，受国际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钢铁、水泥等行业产销量明显下降，煤炭需求量也在下降，部分地区煤炭库存明显增加，煤炭价格下滑。虽然已经进入冬季取暖期，取暖用煤量将有所增加，从一定程度上会遏制煤炭价格下跌的势头，但从目前来看，煤炭市场形势严峻，短期内的需求量下滑已是必然。以生产焦煤为主的峰峰集团主要销售客户为河北当地的焦化厂和钢铁厂，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些焦化厂和钢铁厂已陷入生存困境。

2、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或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或某个金融市场如股市或债市暴跌等。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比如1930年(庚午年)引发西方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又比如2008年9月15日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

10月27日从中国煤炭市场网获悉：国内最大的北煤南运港口——秦皇岛港库存仍然在900万吨上下徘徊，疏港效果并不明显，港内存煤结构不合理，下海南运的煤炭交易需求减少。港内煤炭价格没有普降，只有山西优混（发热量5500大卡∕千克）一种煤下调10元∕吨，达到840-860元∕吨，而其他各种煤种均维持前一周价格。据了解，现在一些电厂煤炭储存充盈。过去到这阶段，存量很少的电力系统普遍存在缺煤问题。而今年电厂存煤量达到15-17天，暂时看，电力对煤炭需求不会成为焦点问题。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濮洪九近日指出：火电发电量下降、钢铁产量走低、高耗能产品价格降低，煤化工行业煤炭需求增长不大等四方面因素，已造成国内煤炭市场需求减缓。

第五、国内煤炭供过于求，价格下行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

据日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上报给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第四季度煤炭供需形势将会发生变化，煤炭需求的增长幅度将低于煤炭产量的增长幅度。10月17日，在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上，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上报的这份报告称：“种种迹象表明，耗煤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将进一步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煤炭需求增长速度进一步趋缓，甚至出现萎缩的可能。”

报告指出，2008年煤炭工业增长迅速。前三季度原煤产量超过19亿吨，同比增加2亿多吨，增长逾14%。其中，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10.7亿吨，同比增长14%，占全国总产量的54%。

但从目前来看，煤炭库存量已经大幅增加。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显示，截至9月末，全国煤炭社会库存约1.6亿吨，比8月末增加1500万吨，上升10%。其中，煤炭企业煤炭库存3200万吨，比8月末增加252万吨，上升8.5%。在煤炭社会库存中，电厂煤炭库存大幅度增加。9月末，直供电网电厂煤炭库存3450万吨，比8月末增加655万吨，增长23.4%。截至10月12日，直供电网电厂煤炭库存3842万吨，比8月末增加1047万吨，可用20天。

近日，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由于钢厂生产不景气大幅度减价，市场对冶金煤需求量大幅减少，市场销售形势不乐观。炼焦煤由于价格倒挂，一些焦化厂面临调整价格甚至处于半停产状态，市场销售回款很困难。上半年冶金焦煤势头很好，下半年风势已变，焦煤降价幅度为800-1000元∕吨。二级冶金焦目前市场报价1700-1900元∕吨，他透露，现在地方二级冶金焦以跌到1350元∕吨，销售已经出现倒挂。冶金煤已到了无单位可发的地步。最近，从辽宁省煤炭工业局获悉，由于市场需求减弱，虽然目前煤炭报价仍在高价运行，但已露疲态。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预计到2009年1、2月全省煤炭将出现下行的曲线 ，跌价在150元-200元∕吨之间。因此可以预见，东北煤炭市场价格在年底前已涨势乏力，受供需关系变化，东北市场前景将不再乐观。

新一轮的煤炭价格下行已从不同行业方面显露出来，望业内人士审慎生产、经营形势。及时调整市场营销策略，正确分析判断美国经济危机对我国煤炭市场带来冲击和危害，以平和心态和理性思维去迎接挑战、力争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央行增加千亿专项再贷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为进一步释放我们的煤炭产能，中国人民银行增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本次增加的1000亿元额度，将专门用于支持我们的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在我们的新增额度支持领域包括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以及煤电企业电煤保供。

信号一、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要知道我们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对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次增加1000亿元专项再贷款额度，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富煤的资源禀赋特点，保障能源稳定供应，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发放优惠贷款，贷款利率与发放时最近1次公布的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大致持平，可根据我们企业信用状况下浮贷款利率。

金融机构应优先支持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的项目贷款。对于煤电企业电煤保供领域，金融机构发放的煤电企业购买煤炭的流动资金贷款可按要求申请专项再贷款支持。

信号二、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我们的人民银行实施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通过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推进了我们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电机组节能减排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切实的保障我们的市场供应，加快优质产能释放，加强价格和储备政策协调联动，发挥储备调节作用，强化储备和进出口调节。为加强能源供应保障，促进煤炭进口。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四、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

1、金银计价流通情况及原因。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103．7倍。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加上旧中国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即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据估计，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人数就达50余万（主要为买卖金银，即俗称“黄牛”和银元贩子），北平市的街头，也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众所周知，这些金融投机势力仍很活跃。因此，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而是金银美钞，尤其是银元。

2、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机，使人民币尽快驱逐金银，占领市场，同时又不至引起人民币过量发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为了制止金融投机，稳定物价，各地人民政府在颁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私相买卖的法令后，即组织行政力量和人民群众严厉查缉金银投机活动。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辑银元黑市，在3天内拘捕银元贩子380人。而人民币与银元的最大较量则发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华东地区。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为重心的华东地区已经成为银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实上成为银元的辅币。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则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

1949年6月初，江苏、浙江城市以上海为为中心，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风。上海的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与全市各个据点进行联络，报喊行情，哄抬价格，从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内将银元价格抬高了两倍，从而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在此前后，人民政府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声讨银元投机，坚决拒用银元，取缔了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交易。终于使人民币完全占领了市场。随后，南京、武汉、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打击银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年12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2000余人，对地下钱庄和炒卖金银、外币摊档（当地称其为“剃刀门楣”）集中的地段进行了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个，对1016个投机分子分别给予惩处或教育释放。

在解决取缔银元买卖和严禁金银计价流通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采取了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的办法。由于社会上金银较多，为了不致因兑换而大量增加市场上的人民币，加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实行了低价冻结政策（西南地区解放以后，由于该区银子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资不够多，为避免冲击市场，索性暂时不予收兑金银），即人民银行的兑换牌价较大幅度低于黑市价格，从而使富人不愿将手中的金银去兑换人民币而愿意保存起来。但是这种低价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兑换者的利益，随着物价上涨，几次调高兑换牌价。到1949年底，上海收兑银元108万多枚，北京收兑22万多枚。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纸币迅速贬值，农村的抵制办法就是拒用纸币，在市场交换中使用银元等硬通货或者实行以物易物，粮食和布匹在许多地区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 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乎是港币的天下。

针对上述情况，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同时还规定：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侨民，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因公务或旅行进入中国国境者所持有的外币和票据，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在边境的兑换机构兑成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外币。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外币黑市买卖，另一方面则采取折实存款的办法，吸收外币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兑入103万美元、97万港元、其他外币折合120万美元；上海则兑入758万美元、149万港元，吸收各种外汇、外币存款共计1242万美元、572港元、65万英镑。[9]

在第二阶段，以驱逐和收兑港币为主的禁止外币流通工作更为艰巨。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至1950年2月，为了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人民政府对港币采取了坚决肃清、排挤为主、兑换为辅的方针（因港币数量巨大，如大量收兑将会引起物价暴涨），将港币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凡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契约，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偿本位，严禁外币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币流通普遍、深入农村，兑换尚需时日，暂准按人民银行的牌价使用。同时，人民政府还开展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打击港币黑市，稳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进行了大扫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沉重打击了港币黑市，把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银行牌价为1：1500元）。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货币；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并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

1950年2月以后，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同时交通的恢复也使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基本具备了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禁止港币流通使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兑换牌价提高，以利收兑；并颁布优待外币存款办法，准许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优待侨汇的牌价支取人民币。随后，广东也先后宣布禁止港币流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实行“三平”政策，物价币值都趋于稳定，港币黑市比价已为人民银行的牌价所控制，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市市场。这个时期货币统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收兑港币、组织人民币下乡。以广州市为例，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仅1950年一年，广东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美钞71．65万元。据估计，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

六、中国大陆货币统一的实现

1949年至1950年的货币统一行动，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只是集中于关内的广大地区，而对较早解放的东北、内蒙和刚解放的新疆并没有实施货币统一，三个地区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货币，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实行全国货币的统一。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正确的。

俄罗斯的这一套组合拳打下去，根本不存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因为俄罗斯是依靠天然气和石油出口来打响这场“金融反击战”的。这场“金融反击战”里面，俄罗斯是绝对的赢家，输家只有欧洲这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国家。

为什么说俄罗斯这一套组合拳打下去并不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很简单，因为俄罗斯这次掐住了欧洲国家的命脉，那就是天然气和石油。俄罗斯强推卢布结算，欧洲国家是没办法拒绝的，因为拒绝了，欧洲就要出现天然气荒和石油荒。虽然这次欧洲国家都宣布还可以继续用欧元结算，但实际上，主动权已经变到俄罗斯的手里。因为俄罗斯要求欧洲国家在俄罗斯境内指定银行开设账户，在购买石油或者天然气的时候，向指定银行支付欧元，然后指定银行将欧元换成卢布结算。除了这家指定银行兑换的卢布，其它银行的不算。

懂行的人已经看出其中的奥妙了。俄罗斯这是把卢布和欧元绑定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以后俄罗斯国内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可以通过此举转移到欧洲国家。因为欧洲国家虽然还是用欧元结算石油，但别亡了，实际上还是要通过指定银行换成卢布，而卢布的汇率是俄罗斯说了算的，俄罗斯可以在国内经济不好的时候，提升卢布的汇率，进而让欧洲国家花更多欧元买天然气和石油，这样就可以完美把国内的经济危机转移出去。所以说，这场“金融反击战”，俄罗斯是彻彻底底的赢家。

总的来说，这场“金融反击战”中，俄罗斯不但没有“自损八百”，反而是“兵不血刃”的赢下来了，是彻头彻尾的大赢家。

　11月下旬的鄂尔多斯已经天寒地冻，但这座城市正在经历另一场真正的寒冬高利贷案件频发，数百个正在建设的楼盘陷入困境，停工、被追债、躲藏，开发商和富豪们如履薄冰。不过，就在外界纷纷猜测鄂尔多斯的楼市与高利贷危机将走向何方时，《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居鄂尔多斯主体城区的东胜区已经在计划实施总额为75亿元至100亿元的“救市”方案。这座建在“黑金”上的草原之城有着稳定的煤炭收益，每年增幅超过30%的财政收入足以抵御此次“地区金融危机”。在业内人士看来，“救市”注入的资金即能化解目前的楼市与高利贷双重危机，而东胜区的“救市”也被认为是鄂尔多斯政府全面救助该市“地区金融危机”的信号。楼市“停摆”“要么退钱，要么退房，不能就这么拖着，不给房子我们就不会再交钱了。”11月24日郭女士带着一家8口大闹“鄂尔多斯广场”售楼处，郭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月以每平方米1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项目的一套150平米的商品房，先后3次支付了86万元现金，但该楼盘迟迟没能完工，10月该项目彻底停止了建设。据记者了解，位于东胜区中心地带的“鄂尔多斯广场”项目原计划今年8月交房，之后延至12月，现在又将交房日期推迟到了2012年8月。“他们说钱拿不出来了。明年交房，前提是我们把剩下的84万也交齐了，（开发商）就是没钱了。”郭女士说。据一位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透露，现在业主找开发商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和其他城市因为降价引发的纠纷不同的是，鄂尔多斯的纠纷很多是房子无法按时交付引发的。记者在鄂尔多斯房产网上看到，“鄂尔多斯广场”项目于2011年1月1日开盘，目前均价为每平方米12000元，但记者在项目现场的广告牌上看到的价格却是每平方米7900元，售楼人员表示这个价格还能有一点折扣。目前，鄂尔多斯各个楼盘销售冷清至极。记者在康巴什新区的多个在建和已完工的项目看到，本应该开门迎客的售楼处均大门紧闭，有的甚至已经拆了，只在门口留个销售电话。东胜区人口占到鄂尔多斯城区人口的80%，其房地产开发规模也占据了该市的主体，按照该区的统计数据，2011年前3季度，东胜区开工建设了155个房地产建设项目。虽然随处可见高耸的吊塔，但基本听不见施工的声音，很多建设工地只剩下留守的工人。“从8月份开始就陆续有项目停工，进入10月，开始大规模停工，现在基本都停工了。”鄂尔多斯房管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虽然冬天是停工的季节，但今年多数的原因都是资金紧张。有消息称，目前鄂尔多斯的在售楼盘仅有数个，康巴什新区仅有两个，而且价格已经有了20%以上的回落。记者从东胜区政府部门获得的消息则是该区的房价已经从原先每平方米8000元的均价回落到每平方米6000元，而市场依然冷清。“鄂尔多斯人只是现在现金紧张，只要能让这个金融系统转起来，一切都没问题。”11月22日当地一位房地产企业高层对记者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手中没有现金，由于限贷，购房者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自己的钱多数放了高利贷。在高利贷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杨凤琴女士告诉记者，在众多身价过亿的鄂尔多斯富豪中现在能拿出来100万现金的人已是凤毛麟角。政府欲出手救市？虽然在外界看来鄂尔多斯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其似乎还并未走上绝路。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此次“金融危机”的主体东胜区正在依靠政府的力量逐渐复苏，这份被冠以“救市”之名的方案包括75亿元至100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企业重组计划”和数十亿元的“政府收购计划”，以缓解目前东胜区房地产市场的僵局。对此，东胜区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东胜区政府确实正在制定相关方案，不过此番“救市”并非全由政府买单，而是在整合房地产企业的基础上，由政府牵头从银行贷款为市场注资。“目前的规模是75亿元人民币，涉及的金融机构很多，目前我知道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鄂尔多斯银行、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三家，有的还在协调中，总的来说，是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把关。”该官员强调政府充当把关人和协调人的角色，而非担保人。据他介绍，东胜区将对现有的300多家房地产企业进行整顿，对大部分小企业进行并购、整合、重组，最后形成几家有实力的大型房企，银行的资金即用于此，而出售企业的小企业主也可获得支付贷款的资金。11月25日，记者分别致电上述几家银行询问参与“救市”情况，鄂尔多斯银行与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均未给出明确答案，两行业务部门称目前没收到相关文件。而国开行内蒙古分行行政部门负责人则称，目前该行仍严格控制住房地产放贷。对于“政府收购计划”，上述官员表示确有此事，他说，东胜区将收购现在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房，然后进行分类，一部分会用作公务员小区，一部分会充抵各类保障房。“还有一部分高端的商品房，政府设想收购之后用作政府储备用房，给未来前来工作的高端人才居住，如专家公寓。”那位官员说，“政府收购的房子所需资金由政府承担，具体的形式目前还没有明确，但有煤炭做支撑，政府有这个能力。”公开的资料显示，2011年鄂尔多斯市政府下达东胜区保障房新建任务为173万平方米、18000套，而鄂尔多斯全市规划的各种保障性住房为65028套、447万平方米，总投资125亿元。上述知情人士表示，东胜区政府今年的保障房建设都已经开工建设，要收购的部分应该是以备来年的新任务。根据东胜区统计局的数据，前3季度，东胜区房地产完成投资175.8亿元，同比增长33.5%，房屋施工面积达2555.7万平方米，增长26.1%，但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24.2%。记者了解到，虽然成文的规定还没有出台，但东胜区政府的“救市”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上述官员透露说，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到位。而这一模式是否会在鄂尔多斯全市推广还没有定论。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以东胜区为主体，只要东胜能渡过难关，市政府就可以从容应对全市的楼市严冬。

但是，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这种基建需求必然要逐步下降。但是原有的煤炭产能却是在极乐观的预计下建设的，产能过剩肯定要出现。但是，倒霉的是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国内经济的下滑，中央为了防止政治危机的出现，被迫采用极端的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而这4万亿全部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行业，使的原本就过剩的煤炭产能进一步非理性扩张。

但是中国毕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在基建需求基本饱和的情况下再搞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只能是高通胀，加大贫富分化，激化各类社会矛盾，最终甚至导致社会动乱。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修铁路，08年就不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效果好的原因。

所以，明智的政府肯定要在金融危机过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想方设法通过制度的变革改变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消化4万亿的负面影响。这点您从本届政府的一些做法已经感觉到了吧。缩小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扩张的煤炭产能之间的矛盾就是您看到的煤炭行业的萧条。那些拍马屁的媒体整天夸这届政府如何英明。什么英明啊，不这么干就死路一条而已。哈哈。将来中国经济能再延续奇迹，就看体制变革的深度了。

问题挺复杂的，只能简单聊聊，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