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的发展历史

2011年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光伏行业展会

一、时间、地点 时 间：2011年4月9日 地 点：北京

二、组织机构 承办单位：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合作：中国能源报 能源网

特别协办媒体：《太阳能》《太阳能发电》

三、峰会主持人：

吴达成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

梁岳峰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光电建筑应用委员会主任

张定友 北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主任

四、主要领导、嘉宾及报告专家（拟定）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部委主管领导；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主要领导、嘉宾及行业专家有：

万季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仇保兴 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张国宝 国家能源局局长

石定寰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原科技部秘书长

陈宜明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司司长

史立山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李俊峰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李宝山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材料处调研员、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

赵玉文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光伏专委会主任

王勃华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书长

王长贵 原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著名光电专家、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光伏专委会主任

吴达成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光伏专家

梁俊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李斌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许洪华 中科院电工所可再生能源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马胜红 中科院电工所可再生能源发电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庆文 《中国能源报》总编辑

赵晓伟 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

Martin schoenbauer 美国驻华大使馆能源办公室主任

Jutta Ludwing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肖艳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商务专员

常新杰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高级商务官员

陈永岚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首席代表

莫雅 中国西班牙商会秘书长

Stephan Tian瑞中商务合作中心

清川佑二 日本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

Lee,Jong-do韩国《E2NEWS》主编

五、参会代表范围

各省市主管市长、发改委、科技厅（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基地）、科研院所、电力建设投资单位、节能投资公司等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工程设计施工单位、高新技术企业、新闻单位、大使馆代表处、国际商协会专家、国内外投融资单位、国际贸易商及有关机构代表。

生物质能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专家估计，生物质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能源系统的组成部分，到下世纪中叶，采用新技术生产的各种生物质替代燃料将占全球总能耗的40%以上。

人类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包括直接用作燃料的有农作物的秸秆、薪柴等；间接作为燃料的有农林废弃物、动物粪便、垃圾及藻类等，它们通过微生物作用生成沼气，或采用热解法制造液体和气体燃料，也可制造生物炭。生物质能是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据估计，每年地球上仅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的生物质总量就达1440～1800亿吨( 干重 )，其能量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总能耗的3～8倍。但是尚未被人们合理利用，多半直接当薪柴使用，效率低，影响生态环境。现代生物质能的利用是通过生物质的厌氧发酵制取甲烷，用热解法生成燃料气、生物油和生物炭，用生物质制造乙醇和甲醇燃料，以及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培育能源植物，发展能源农场。 2006年(丙戌年)底全国已经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1870万口，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14万处，畜禽养殖场和工业废水沼气工程2,000多处，年产沼气约90亿立方米，为近8000万农村人口提供了优质生活燃料。

中国已经开发出多种固定床和流化床气化炉，以秸秆、木屑、稻壳、树枝为原料生产燃气。2006年用于木材和农副产品烘干的有800多台，村镇级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近600处，年生产生物质燃气2,000万立方米。

发展生物质能源重在解决“五难”

面对全球性的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形势，利用生物质能资源生产可替代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已成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出台了具体的补贴措施，并且规划到2015年，生物质能发电将达1300万千瓦的目标。然而受原料收集难、政策补贴不到位等难题，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远远低于风能、太阳能的利用。如何发挥生物质能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尽快解决这些难题，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专委会秘书长肖明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教授，以及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袁振宏。

一难：认识不够

生物质能源正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秦世平研究员开门见山地告诉本刊记者：“要说重要，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源是最重要的，但相比而言，它的产业化程度，发展规模都是最差的。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也有一些属于认识问题。”

生物质能源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四点，秦世平介绍：第一，我国是地少人多的国家，农林剩余物、城市垃圾等废弃物是生物质资源的主要来源，以往农民处理秸秆大多是一把火点着，城市垃圾多是填埋，但废弃物的处理是个刚性需求，随着国家对CO2的排放限制的提高，生物质的能源化利用成为更为先进和有效的方法；第二，我国化石能源短缺，其中液体燃料是最缺少的，而液体燃料只有利用生物质可以转化；第三，生物质能的各个生产阶段都是可以人为干预的，而风能、太阳能只能靠天吃饭，发电必须配合调峰，而生物质能源则不需要，甚至可以为其他能源提供调峰；第四，生物质原料需要收集，这样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当地消费，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个2500万～3000万千瓦的电厂，在原料收集阶段农民获得的实惠约有五六千万元。“三农”问题解决好了，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客观上发展规模受限以外，秦世平认为：对生物质能的认识各不相同，对其投资的额度，与地方的GDP增长是不相符的，资源的分散性导致生物质能源在一地的投资，最多也就2亿多；这在某些政府官员那来看，生物质能源有点像“鸡肋”，有呢吃不饱，丢了又有点可惜，并且地方政府还要帮助协调农民利益、禁烧等“麻烦事”。由此导致生物质能源整体项目规模较小，技术投入不足，尽管它是利国利农的好事，却处于发展欠佳的尴尬地位。

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袁振宏也在电话里向记者表示，相比于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传统能源，生物质能源在技术上的投入显然要低得多。对于生物质能源发展，首先要从上层统一思想，提高对生物质能源重要性的认识，并要在技术上加大投入。

二难：补贴门槛过高

对生物质能源的支持，国家采取了多种补贴手段。但补贴门槛过高，手续繁琐、先垫付后补贴也困扰着不少企业。财政部财建[2008]735号文件规定，企业注册资本金要在1000万元以上，年消耗秸秆量要在1万吨以上，才有条件获得140元/吨的补助。对此，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专委会秘书长肖明松认为：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是国家考虑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时的必要手段，这对大企业无所谓，但对一些中小公司则很难达到。而1万吨秸秆的年消耗量，需要相当规模的贮存场地，由此带来的火灾隐患，成本增加问题也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扩大鼓励面的话，三五千吨也是适用的。受制于这些现实难题，财政部的万吨补贴政策遭遇落地难。

而参与国家补贴政策制定的秦世平对此解释说，国家制订政策的初衷并不鼓励生物质能源企业因陋就简，遍地开花，而是鼓励企业专门从事生物质能源，培养骨干型企业，这就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一万吨的厂子，固定资产就大概需要400万元，加上流动资金，1000万元并不算多。而万吨规模在能源化利用上，刚称得上有点规模，只要是同一个业主，生产点可以分散，如果规模太小，补贴监管成本也太高。对于补贴方式上，秦世平承认存在一定缺陷，整个机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门、技术部门的参与。制度怎样更有利于监管，公平公开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该行业的快速发展，补贴政策功不可没，但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因噎废食，取消这个补贴政策，那将会对刚刚起步的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产业造成重大的打击。因为国家补贴不仅仅是提供资金，还表明国家对该行业的支持态度，对企业和投资具有强力的引导作用。

除此之外，固定电价也是补贴的重要一块。生物质发电是0.75元/度，垃圾和沼气发电是0.65元/度。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所得税按销售收入的90%来计算。袁振宏则指出政府鼓励生产，生产完了没有销路，这个产业还是发展不起来。所以生产者和用户两头都要鼓励，为企业开拓市场。产业发展了国家才有政策，反过来不给政策，企业也难有市场。

三难：布局不好要吃亏

到底企业要建多大产能的好？秦世平经常碰到有企业负责人向他请教。

“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比如苏南地区每人只有几分地，那就没法收，这些地方就没法建大厂，但东北垦区就比较适合建大型电厂，有条件上规模，成本才越低，效益才越高。一定要因地制宜。密集地区可以建气化发电，做成型燃料，不一定去建发电厂。”

肖明松也建议企业要多方考虑，合理布局，否则很容易陷入发展困局。建生物质能电厂首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原料分散，就需要分散性利用，要考虑水资源、电力、人文环境是不是可以支撑这个项目。

四难：成本价格难控

受耕作制度的限制，我国农村土地高度分散，从资源的收集储存运输带来很大不利因素，在后续的环节上会放大很多倍。“有些人认为收集半径的扩大就是多一个油钱，实际上运输工具、人力成本都不一样。”秦世平解释说，“装机容量3万千瓦的生物质电厂，一年大概需要25万-30万吨秸秆，按我国户均10亩耕地计算，需要大约20万农户来完成，那么收购时你要带秤，光开票都需要20万张。还要一个个装车，不能实现高效的机械化。”

肖明松也非常理解企业的苦楚。“生物质能源要依赖农业，资源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好，完全随行就市。如果收集半径过大，需要农民花费大量时间收集、运输，那农民就会要求按外出打工时计算人力成本，如此一来，企业为原料支出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企业坚持不抬价，就可能造成企业吃不饱，缩量生产，影响经济效益。每度电原料成本如果超出一定范围，无论怎么发电都是赔钱。加上人工费用近年来的快速增加，成本成了扼住企业脖子的一道枷锁。”

“所以准备入行的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原料资源的可获得性，如果不成熟千万不要贸然进入。”肖明松认为地方政府可以进行协调，比如利用示范效应，鼓励农民种植秸秆作物，做好企业加农户的结合，平衡好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

五难：技术投入小

“我国的生物质能源技术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但目前的技术加上国家的补贴可以维持产业化经营。技术进步永无止境，国外的技术、设备成本太高并不一定适合我们，轿车科技水平高，但要是去农田就不如拖拉机。”秦世平笑着向记者打了个比方。科研部门每年都在做前端的研究，力度并不大。从实验室到田间再到工业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技术的创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企业可以一边生产一边进行探索。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些研究成果与生产有些脱节，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推向社会。”肖明松说，一方面技术部门因缺少资金，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多地收回技术成本，企业有意拉长新技术向市场投放的周期。“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国际化的市场，如果抱着老的技术不放，一旦有新技术投放市场，企业始终面临着效率低下，最终难以维持。”

“生物质能源的技术投入还很小，从宏观方面来说，现有能源还没有用尽。垄断企业控制着部分能源的终端，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的技术投入。中石油若投入生物质能源，生产乙醇汽油很容易，因为燃料乙醇按标准要求添加到汽油里形成乙醇汽油，整个产业链他们可以控制，别人加不进去。当大能源还能够持续的时候，就不会在生物质能源上下太大的力气。”此外，国际石油、煤炭，天然气价格有一个联动关系，当他们的价格逼近生物质能源的产品价格时，企业就会有更多的利润，当化石能源资源枯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物质能源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直接燃烧

生物质的直接燃烧和固化成型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着重于专用燃烧设备的设计和生物质成型物的应用。现已成功开发的成型技术按成型物形状主要分为大三类：以日本为代表开发的螺旋挤压生产棒状成型物技术，欧洲各国开发的活塞式挤压制的圆柱块状成型技术，以及美国开发研究的内压滚筒颗粒状成型技术和设备。

2. 生物质气化

生物质气化技术是将固体生物质置于气化炉内加热，同时通入空气、氧气或水蒸气，来产生品位较高的可燃气体。它的特点是气化率可达70%以上，热效率也可达85%。生物质气化生成的可燃气经过处理可用于合成、取暖、发电等不同用途，这对于生物质原料丰富的偏远山区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也能够提高用能效率，节约能源。

3. 液体生物燃料

由生物质制成的液体燃料叫做生物燃料。生物燃料主要包括生物乙醇、生物丁醇、生物柴油、生物甲醇等。虽然利用生物质制成液体燃料起步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由于受世界石油资源、价格、环保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日益重视生物燃料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4.沼气

沼气是各种有机物质在隔绝空气（还原）并且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产生的一种可燃烧气体。沼气的主要成分甲烷类似于天然气，是一种理想的气体燃料，它无色无味，与适量空气混合后即可燃烧。

1） 沼气的传统利用和综合利用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开发沼气较多的国家，最初主要是农村的户用沼气池，以解决秸秆焚烧和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后来的大中型沼气工程始于1936年，此后，大中型废水、养殖业污水、村镇生物质废弃物、城市垃圾沼气的建立扩宽了沼气的生产和使用范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起的沼气发酵综合利用技术，以沼气为纽带，将物质多层次利用、能量合理流动的高效农业模式，已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地区利用沼气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通过沼气发酵综合利用技术，沼气用于农户生活用能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沼液用于饲料、生物农药、培养料液的生产，沼渣用于肥料的生产，我国北方推广的塑料大棚、沼气池、气禽畜舍和厕所相结合的“四位一体”沼气生态农业模式，中部地区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果园模式，南方建立的“猪-果”模式，以及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建立的“养殖-沼气”、“猪-沼-鱼”和“草-牛-沼”等模式，都是以农业为龙头，以沼气为纽带，对沼气、沼液、沼渣的多层次利用的生态农业模式。沼气发酵综合利用生态农业模式的建立使农村沼气和农业生态紧密结合，是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的有效措施，也是发展绿色种植业、养殖业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2）沼气发电技术

沼气燃烧发电时随着大型沼气池建设和沼气综合利用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项沼气利用技术，它将厌氧发酵处理产生的沼气用于发动机上，并装有综合发电装置，以产生电能和热能。沼气发电具有高效、节能、安全和环保等特点，是一种分布广泛且价廉的分布式能源。沼气发电在发达国家已收到广泛重视和积极推广。生物质能发电并网电量在西欧一些国家占能源总量的10%左右。

3） 沼气燃料电池技术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储存在燃料和氧化剂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当源源不断地从外部向燃料电池供给燃料和氧化剂时，它可以连续发电。依据电解质的不同，燃料电池分为碱性燃料电池（AFC）、质子交换膜（PEMFC）、磷酸（PAFC）、溶融碳酸盐（MCFC）及固态氧化物（SOFC）等。

燃料电池能量转换效率高、洁净、无污染、噪声低，既可以集中供电，也适合分散供电，是21世纪最有竞争力的高效、清洁的发电方式之一，它在洁净煤炭燃料电站、电动汽车、移动电源、不间断电源、潜艇及空间电源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潜在市场。

5.生物制氢

氢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潜力巨大，来生物制氢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将其他物质转化为氢并不容易。生物制氢过程可分为厌氧光合制氢和厌氧发酵制氢两大类。

6. 生物质发电技术

生物质发电技术是将生物质能源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技术，主要包括农林废物发电、垃圾发电和沼气发电等。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发电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和民间的拥护。

生物质发电将废弃的农林剩余物收集、加工整理，形成商品，及防止秸秆在田间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又改变了农村的村容村貌，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选择之一。如果我国生物质能利用量达到5亿吨标准煤，就可解决目前我国能源消费量的20%以上，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中的碳量近3.5亿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减排量近2500万吨，将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尤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生物质能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大力开发并利用农村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可促进农村生产发展，显著改善农村的村貌和居民生活条件，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7.原电池

通过化学反应时电子的转移制成原电池，产物和直接燃烧相同但是能量能充分利用。 脂肪燃料快艇（说明：本词条顶部图片即为脂肪燃料快艇）

新西兰业余航海家和环境保护家皮特·贝修恩宣布，他将驾驶以脂肪为动力的快艇“地球竞赛”号，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据悉，贝休恩将于2008年3月1日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出发，开始全长约4.5万公里的环球航行。贝休恩表示，他打算挑战英国船只“有线和无线冒险”号于1998年创造的75天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

脂肪当燃料“地球竞赛”号被称为世界上最快的生态船，造价240万美元，融合多项高科技。“地球竞赛”号长约23.8米，形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天鹅。船身有三层外壳保护，内有两个功能先进的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40节（约74公里），即使航行在巨浪中，速度也不会减慢。

虽然动物脂肪种类丰富，但贝修恩计划只利用人类脂肪转化成的生物燃料作为“地球竞赛号”的动力来源，百分之百采用生物燃料完成一次环游世界的环保之旅。

为了能募集到足够的脂肪生物燃料，贝修恩身先士卒，主动躺到了手术台上。然而整形医生尽管做了很大努力，从他体内抽出的脂肪也只够制造100毫升的生物燃料。他的两名助手抽出的10升脂肪能够制成7升生物燃料，可供“地球竞赛”号航行15公里。

而皮特进行“绿色”环游世界之旅，以打破英国“有线和无线冒险者”号于1998年创造的75天环游世界的纪录，总共需要7万升的生物燃料，也就是说，皮特需要胖子志愿者们捐赠出大约7万公斤的脂肪。

国补拖欠已经成为当前新能源行业的顽疾。近日，据息由三部委推动、国家电网发行的首期1400至1500亿绿色债券发行工作已提上议程，主要用于发放拖欠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对此，天风证券认为，随着存量补贴缺口有望解决，可再生能源运营将“否极泰来”。由于历史项目的补贴尚未结清，当前新能源企业饱受负债比重大、财务费用高等问题的困扰。补贴拖欠问题若能解决，将极大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缓解现金流压力。而十四五期间风电、光伏等行业逐渐摆脱对补贴的路径依赖，平价上网，新能源行业或将面临新一轮洗牌。事实上，国信证券早在今年8月便对新能源运营商进行了深度研究。报告认为，新能源行业整体估值低；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填平补贴缺口，将是新能源运营商系统性提高估值的“历史机遇”。补贴拖欠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当前正是解决国补拖欠问题的最佳时机。上周，光伏概念指数上涨2.09%，电力指数上涨1.36%，光伏发电稳中有升。但运营商整体表现不佳，太阳能下跌3.14%，阳光电源下跌4.82%，晶科科技下跌1.53%。而林洋能源在8、9两月低迷后回暖，逆势实现4.74%周涨幅。今年，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连续发表多次意见看法，要求新能源补贴对增量项目“以收定支，做到新增不亏欠”，对存量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入清单即确权”。然而光大证券指出，今年通过新能源基金给出的补贴预算仅够覆盖总拖欠存量的24.7%，欠补问题依然严峻。7月22日发布会上，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指出，补贴拖欠已成为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配合疫情后绿色复苏战略发行绿色债券、设立专项基金，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那么，如果通过发债解决了欠补问题，光伏运营商们能否迎来一次涅_重生的转机呢？由于疫情、发展规划等因素，当下或是发债解决欠补的最佳时机。主流观点认为，在目前这个节点发债有两重利好：一方面，疫情期间经济大环境宽松，发行债券成本较低，社会效益好；另一方面，预计2021逐步实现平价上网，补贴需求增量下降，可以专注解决存量问题。国信证券测算，A股新能源运营商平均市净率长期居于1.0边缘，港股方面更是在0.4-0.7的低区间内徘徊。可以认为，补贴拖欠问题使光伏运营商基本丧失了股权融资的能力。同时，缺失的补贴冲减利润，企业收益率低迷，市场缺乏投资信心。根据预测，假设补贴按期发放，光伏发电ROE将达到13.4%，较目前的7.6%拔升76.3%；而资本金IRR将由5.23%提升至22.54%，一举跃升3.3倍。Wind数据显示，对比自身历史情况，A股新能源运营商估值提升上限接近300%；而对标水电市场的历史估值，目前新能源资产升值空间在50%-170%之间。然而，近几年国补缺口快速扩大，已积重难返。彻底冲破欠补困局，需要进一步的决心。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行业补贴拖欠总额已超过3200亿元（包括目录内未偿付1465亿、并网但未列入目录1808亿），预计今年底将升至4371亿元左右。光大证券预测，在确权清晰、无新增拖欠的前提下，直到2038年可再生能源基金才能实现收支平衡，2056年才可能完全消化欠补存量。2019年财政部明确，光伏补贴拖欠不可能在短期内缓解。据能源局披露，光伏的拖欠比重居风、光、生物质三大新能源项目之首，2019年光伏新装机仅有21.12%纳入补贴目录，及时发放补贴的项目不到四分之一，欠补额超过600亿。2012年以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额基本处于理论值70%以下（仅19年达73.97%），仅仅靠系统内循环无法满足补贴发放，必须依靠政府和相关国企主动担责。长期以来，光伏运营商在补贴缺位的压力下步履艰难。但收到补贴并不意味着到达终点，而仅仅是站上了起跑线。以中节能旗下太阳能公司为例。2019年，太阳能ROE为6.94%，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12年-2014年间，资产负债率超过80%，尽管近年有所好转，但仍在6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利高达63.7%，但在应收补贴：运营收入=1.12的收入结构下，补贴缺位仍对太阳能的盈利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迫于利润有限，现金流和速动资产紧张，光伏运营商经营策略普遍保守。作为当下光伏运营商的头把交椅，太阳能市净率1.07，每股股价未突破5元。此外，目前国内电力网络对光伏发电准备不足，消纳、储能等矛盾依然显著。2019年，国内“双弃”率已显著下降，但三北地区不少省份仍在5%以上，其中西藏“弃光”率高达24.1%。同时，太阳能电站的投标也广泛存在土地紧、接入难、推进慢等问题，光伏建设道阻且长。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发展非石化能源的战略地位，其中光伏发电最被寄予厚望。国家发债1400亿寻求补贴问题的解药，是光伏运营商们走出低谷的最好机会。但一位机构投资者却认为，光伏运营上市公司的春天远未到来，“从明年起逐步铺开的光伏平价将先从户用侧开始大规模发展，对光伏运营商而言，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市场认可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凤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施鹏飞——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石定寰——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李俊峰——国际风能理事会副主席

秦海岩——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

Anil Kane——世界风能协会主席

ZERVOS,Arthouros——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长

SAWYER, Steve——全球风能协会秘书长

赵振宙——河海大学风能动力工程专业副教授、博士

王同光——风力机空气动力学专业教授、博导

吕剑虹——东南大学风力发电等过程的自动控制专业教授、博导

邬培超——风力发电叶片研究设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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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的减贫实践为世界提供诸多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贡献了人类反贫困的“中国样本”。 坚持改革道路，保持开放合作，腾飞的经济与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相关信息：

国家通过土地制度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通过取消农业税费、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构筑了稳固的保障线。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

特别是在扶贫政策设计方面，中国敢于大胆改革，将体制机制创新与科技进步服务于政策的精准执行，建立完善周密的扶贫政策体系。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新时代反贫困战略，核心目的就在于“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成为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