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落户大庆的原因

引子

《左传》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由此可见，“中华”这个词汇表达了祖辈对我们美好的希望与信心，表明了中华儿女自古以来传承的美好品质。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赖以生存的是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她慷慨地馈赠给我们一切需要的物资，让我们能够顺利地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

《经济学解说》将资源定义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消耗品。其中的自然资源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不可多得的宝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中必不可少的有很多，其中煤、石油、矿等是最珍贵的不不再生资源。

提起石油，相信第一个浮现在大家脑海中的油田就是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曾经是中国人最骄傲的石油发现，供给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发展所需的能源。不过更加令我们自豪地发现已经出现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城市！发现了50亿吨石油，被称为第二个“大庆”！那就是庆阳油田。

庆阳，被誉为中国最有潜力的油气城市，那里拥有五十亿吨的油气资源。不同于甘肃地区的其他城市，庆阳位于我国黄土高原地区一个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那就是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坳陷和渭北隆起交界地带这个特殊的地域为庆阳提供了丰富额矿产资源。这里的资源储存量十分罕见，可以说随处都是点石成金。二零一六年时的中国，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天然气和五分之一的石油都来自于这个地方。

根据资料显示，庆阳地区的石油与天然气的总存储量为四十八亿吨，占了鄂尔多斯盆地地区总储存量的百分之四十一，特别是探明石油地质总量为十二亿吨。更加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是，根据我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消息来看，如今庆阳地区又增加了两个新的亿吨级别的油田，那就是环江油田和南梁油田。此外，除了石油资源，安庆在天然气资源和煤炭资源方面也是十分丰富的，是我国重要的能源供给支柱。不过相比于石油资源的存储量，这两种资源的数额就有点相形见绌了。

众所周知，迪拜是中东地区最富足的城市，这里不仅汇聚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奢侈品与收藏品，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星级酒店、购物广场和最高的摩天大楼。有的人打趣说：去迪拜即使是捡垃圾也可以一夜暴富，就连报废的车都至少是法拉利。更有不少人相信迪拜遍地都是金子，为了可以发财毫不犹豫地去往迪拜迪拜，就是有钱的象征，就是奢侈的代表，迪拜之所以在大家印象里这么有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那里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都曾极度依赖迪拜供给的石油。

按照如今这个情况，中国人的心中燃起了非常热烈的希望，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要变成第二个迪拜了？其实不然。不少专家甚至网友都纷纷表示：拥有资源不代表拥有金钱。即使有再多的石油，但身为亚洲大国，中国的石油消耗量非常庞大，再多的资源也仅仅是足够我们国家自己使用，根本不可能有富裕的资源进行出口贸易。

的确，从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和每到高峰期的堵车我们就能轻易判断出：中国社会对于石油的需要量是多么庞大。马路上的每一辆汽车的运行都需要石油的补充，而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拥有自己的车子，甚至不止一辆。这种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车子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必需品。而且根据预测，这种趋势并不会减缓，马路上行驶的汽车依旧会越来越多。

更有网友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了非常“犀利”的回答，那就是：中国的石油资源再多，中国的油价也绝不可能下降！的确，即使发现了再大的油田，即使石油的储存量再大，油价下跌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石油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能源，是真真正正用一点少一点的资源。

结语

其实，不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是完全的不可再生，它指的是在被人类消耗后，这样的资源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再生，因此，对于人类发展来说，他们几乎是不可再生了。对于这样的资源，身为地球的一份子我们一定要尽全力珍惜保护，合理利用，不能造成一点浪费。因为每失去一点这样的资源，可能都会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影响人类接下来的生产生活。

2010二批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银川市、扬州市、涟水市、承德市、南宁市、柳州市、青岛市、烟台市、黄山、芜湖 、萍乡市，贵阳，丽江等18个城市。

大庆油田是20世纪60～80年代中国最大的油区，位于松辽平原中央部分，滨洲铁路横贯油田中部。其中大庆油田为大型背斜构造油藏，自北而南有喇嘛甸、萨尔图、杏树岗等高点。油层为中生代陆相白垩纪砂岩，深度900米～1200米，中等渗透率。原油为石蜡基，具有含蜡量高（20％～30％），凝固点高（25℃～30℃），粘度高（地面粘度35），含硫低（在0.1％以下)的特点。原油比重0.83～0.86。1959年，在高台子油田钻出第一口油井，1960年3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1976年以来，年产原油一直在5000万吨以上，1983年产油5235万吨。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庆油田我国目前最大的油田，于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勘探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和西北两大探区，共计14个盆地，登记探矿权面积23万平方公里。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7%；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48.2亿立方米，上缴各种资金并承担原油价差1万多亿元，特别是实现年产原油5000万吨连续27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1999年底，大庆油田重组改制、分开分立。2000年1月1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随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注册资本475亿元，现资产总额1089亿元，员工总数90427人。公司成立六年来，累计生产原油2.94亿吨，天然气130亿立方米，年均油气当量保持在5000万吨以上；实现销售收入5840亿元，利税总额4795亿元，连年荣登中国纳税百强企业榜首。

1959年9月26日16时许，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从一座名为“松基三井 ”的油井里喷射出的黑色油流改写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松辽盆地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

当时正值国庆10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10周年的新中国。

“大庆”，这个源于石油、取之国庆的名字，从此叫响全国，传扬世界。

说起“大庆”，我们整理出若干个“链接”———

大庆油田的诞生，使中国石油工业从此走进了历史的新纪元。1963年12月4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从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1978年，全国原油年总产量突破1亿吨，从此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此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了立足的“血液”保障。年产5000万吨的纪录，大庆人奇迹般地保持了27年。

大庆油田实现持续稳产高产的骄人业绩，有力地保证了中国石油工业“稳定东部，开发西部”战略目标的实施。与大庆的稳产相对应的，是国家建设的稳固；与大庆高产相对应的，是国家发展的高速度。

大庆开发46年间，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相当于为全国人民每人生产原油近1．4吨，累计向国家上缴各种资金（包括承担原油差价）总计超过1万亿元。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新闻背景有些繁杂和遥远，那就看一份最新的资料———“9月10日，中国纳税500强揭晓。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以278．90亿元的纳税额第五次荣登榜首。”

我特别注意了与此相关的报道，几乎都是这般寥寥数语。而大庆人早已习惯了默默的钻探、默默的采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无怨无悔。

问题是，大庆人可以默默奉献，但默默奉献绝不等同于默默无闻。无论对于谁，对这一段不该遗忘不能遗忘的历史的“大面积”的淡忘，都是一件值得认真反思的事。就这一点探索下去，这其中一定涉及到信仰、信念、价值观、方向感等等，这是不容小视的一个大课题。

二十世纪是石油世纪，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大多数人的血都是为石油流淌的。这些话早已不新鲜了。当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近几年，世界各国即使是普通的人也已经真正地意识到了石油沉甸甸的分量。

为了帮助思考，不妨再引用两组数字：自1993年起，我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为930万吨，对外依存度仅为6％；12年以后的2004年，国内生产原油1．7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45．7％。在这12年间，国内石油年产量增长不足250万吨，而石油消费年增长却在1000万吨以上。

根据有关研究部门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将达4.5亿吨以上，国内可能产出1．8到2亿吨原油，预计缺口2．52．7亿吨。

尽管我国是资源大国，但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24．3亿吨，居世界第11位，但人均只有1．89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5吨）的7．6％。

这些枯燥的数字意味着，早已被我们甩进了太平洋的“缺油大国”的帽子，我们不得不重新戴上。

与国家的大发展同步，与国家的大目标一致，这就是大庆人在新世纪赋予“铁人精神”的新内涵。

大庆：精神的经典

写大庆，怎么能不提到“铁人”王进喜？

1964年年底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王进喜代表全国工人发言。他的讲话以大庆会战为背景，以1205队和钻井二大队工作为主线，重点汇报了大庆工人阶级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与各种困难斗，终于取得了会战的伟大胜利。当他在大会堂朗诵起自己的那一首短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另外一个很经典的场面：跃入泥浆池里，奋力挥动着双臂。

这是一些很经典的话语：“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一切一切的“经典”，使王进喜成为那个时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那手扶刹把的英姿，至今看来依然很“酷”。

这一切一切的“经典”，逐渐地凝聚升华成了一种“铁人精神”。

“爱国、敬业、求实、奉献”，就是这个“精神能源”的全部成分，它先是溶进了大庆人红色的血液里，继而溶进了石油这个黑色的“工业血液”中，接着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共和国强健的躯体———民族精神的意义，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灵中，并见诸于人民群众的行动上。大庆精神的意义尤为如此。

有人这样比喻：在共和国建设的天平上，大庆是只举足轻重的砝码。在大庆开发建设史中截取三个时段就可以一目了然。

———十年动乱期间，大庆人统一的“革命思想”是：这乱、那乱，唯有大庆不能乱。与其对应的“革命行动”是：始终坚持生产一天都不停，产量逐年递增并且几乎就是在动乱结束那一年，原油年产量跃上了5000万吨大关。

———改革开放20年，也是大庆油田稳产高产的20年。大庆油田连续27年在5000万吨以上的稳产高产，无疑是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新纪录。高产稳产的大庆———中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和“中国精神能源”合成的强大驱动力，助推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3年，大庆油田提出了“创建百年油田”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个战略目标展开的第一项战略行动就是对原油产量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年产量首次下调到5000万吨以下。

经测算，如果在高含水后期继续维持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以上，不仅地面设施将无法适应，还需要大量增加新的投入，原油操作成本也将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效益下滑。更重要和更严峻的局面则是：无法保持与国家的大发展同步，无法保证与国家的大目标一致。

对大庆来说，科学的发展观首先就体现在科学的大局观。

与国家的大发展同步，与国家的大目标一致，这就是大庆人在新世纪赋予“铁人精神”的新内涵。

减下去的是当前，加上去的是长远；减下去的是高成本产量，加上来的是低成本效益，这是大庆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破解这个重大课题？大庆人早已胸有成竹———打一场“技术换资源”的大战役。

准确的表述该是，大庆人的技术换资源的行动与理论齐头并进，更有一支2万多名技术人员组成的庞大的队伍结伴而行，从而迅速创建了一个新的科技创新体系，从而迅速形成了“买不来、带不走、拆不开、偷不去、溜不掉”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这样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企业不仅仅满足于做大、做强，还要考虑“做久、做长”。

今天，当你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当把中东、伊拉克、里海、马六甲、欧佩克、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石油收购斯拉夫、泰纳线等等这些关键词输入进去，显示在你眼前的一切可能就是一个国际能源安全严峻形势的新坐标。这时，不知你会不会这样想：拥有大庆，是中国人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幸福的事。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有删节，标题为本报所加）

大庆：钻探的深度

其实，大庆真正的传奇恰恰就储存在我们外人几乎看不懂的一切“单调”和“单纯”中，然而，这一切的“单调”和“单纯”又都无一不体现着大庆人爱石油、懂石油、尊重石油的科学观。

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在百年中国科学史上，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

据介绍，在《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在回忆“满洲的石油开发”时说，之所以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达到大约700-800米，钻探技术是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实际上，标志大庆油田发现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恰恰是开钻到1357-1382米之间的油层才出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

对此，最有启发性和权威性的还是我国地质大师黄汲清的说法，他和李四光一起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提出者，他还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他曾讲：日本人在东北找了30年没有找到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对此，日本地质史学者也认为，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的问题”。

科学，发现了大庆；科学，同样迅速地发展了大庆。

早在1964年，大庆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曾是那样地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建设者。

据介绍，一口井打到底，在8001200米之间，通常有100多个含油的砂岩层，最厚的达20米，最薄的仅0．2米。大庆人的工作对象就在这千米之下的岩层中———那被他们形象地称为“地宫”的地方。在那里，整个石油开采系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黑箱”，开采工作如同一项“隐蔽工程”。

如何保证油井准确打入有开采价值的油层？怎样确定不同性质的油层层性以采取相应的配套技术？在开采过程中，以怎样随时掌握油层的变化以改进完善工艺保持稳产？所有这一切，唯有通过可靠的数据，通过一系列反复试验才能找到答案。这便构成了大庆科学的求实精神的客观基础。

而更为重要的是，大庆人自觉地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油层，又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油层，在不断地探索地下奥秘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油田开采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石油工业特色的发展道路。

科学的力度在于求实。科学的力度也在于创新。而创新的过程，就是思想上解放的过程。

回顾大庆油田在实现高产稳产近30年的历史，三大“科学战役”标志着大庆人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

———大庆油田进入开发后期高含水阶段后，油田综合含水已高达90％，储采结构严重失调，成本攀升和效益下降矛盾突出，油田开发难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对于油田二次创业的艰难，有人形象的比喻：“油田综合含水达到90%%，就好比人被水淹到了脖子，含水95％相当于淹到了嘴，含水达到98％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从历史上看，一般油田的开采高峰只能维持三五年，以后产量就会递减。但凭什么大庆油田的产量长期保持在5000万吨的水平线上？一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高含水长期稳产注水开采技术》，硬是使大庆油田地质储量由原来的26亿吨增加到48亿吨，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庆油田。

———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进一步提高已开发油田的采收率非常重要。大庆油田自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目前聚合物驱油技术已经在大庆等油田开始成功应用，大庆的科技工作者还在世界首创出一种更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方法———泡沫复合驱油技术。仅大庆油田适用该技术的地质储量就达近20亿吨。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石油开采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原始创新技术，这不仅是现今中国石油工业技术创新的亮点，对于世界石油开采也将是一场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第三大战役就是对“表外储层”的攻关了。让主持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新时期铁人”王启民来讲述可能更生动精彩：

大庆油田这种河湖三角洲的沉积，像一棵大树，有干、有枝、有叶，干枝叶都互相连通，如果说主力油层是杆，薄油层是枝，“表外储层”就是叶。它们都是空间上的延续，属于同一储油系统。王启民认为，大庆油田树大、根深、叶茂，“表外储层”每口井都有，每个层都有。单独看，“表外储层”很瘦，但大庆油田面积油几千平方公里，所有这类油层加起来又很“肥”。

尽管开采这样的油层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循，但如同当年会战初期一样，大庆人这次依然是靠“两论”起家：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几个寒暑过后，“表外储层”开采这道世界性难题终于被破解。

这项成果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按2亿吨可采储量计算，价值高达2000多亿元，而国家要探明同等储量的石油资源，光勘探费就需投入100多亿元。不仅技术上取得突破，经济上创造巨大效益，更重要在于还创造性地发展了石油地质理论。

其实，大庆真正的传奇恰恰就储存在我们外人几乎看不懂的一切“单调”和“单纯”中，然而，这一切的“单调”和“单纯”又都无一不体现着大庆人爱石油、懂石油、尊重石油的科学观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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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实现并网发电，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是指煤气、天然气等用完之后就很难再有的资源，而对于这些用一点就少一点的资源，我们必须要尝试找寻到可再生资源将其代替，如此，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容易受到阻碍。

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实现并网发电，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环保建设也将能够得到更好的促进，并且有一句花是这么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很直接明了地告诉我们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性，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

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实现并网发电，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再不断进步，技术的进步，我认为是能够创造出更多利于人民的东西，而这一项工程的实现少不了技术的支撑，而这一项工程的实现也就展示出了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背后的实力。

总之，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实现并网发电，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确意味着很多的东西，首先是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使用，其次就是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促进我们国家的环保建设，最后就是展示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