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信达减持山西煤炭资产
“煤老板”信达等来减持山西煤炭资产的最佳时刻了吗？
近日阳泉煤业和阳煤化工发布公告，表示7月4日收到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通知。具体而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资产”)将持有的阳煤集团5.75%的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国投”)。
这是根据《关于协议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阳煤集团部分股权的通知》(晋国资产权函[2017]830号)做出的响应。此番调整，山西国资将加强对阳煤集团的绝对控股，股权从54.03%提升到59.78%。信达资产占股则从40.42%调整至34.67%。
从2005年与山西六大煤炭企业正式签订债转股协议起，信达资产就成为山西省除国资委之外的最大煤老板，出资总额占到六大煤炭集团的四成左右。
不过由于未真正参与到煤企的投资决策和内部管理当中，信达资产作为第二大股东所能起到的功能十分有限，通过债转股改善煤炭企业内部治理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无法有效参与煤企的决策，又因集团亏损未能实现股东分红，加之金融机构参与债转股终究要实现股权退出的目标，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时机退出山西的煤炭资产，就成为信达资产需要解决的一大遗留问题。
公开报道中屡次传出过信达资产将退出阳煤集团的消息。直到本次阳煤集团旗下两大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才看到了信达资产的实质性动态。尽管减持份额并不大，后续如何进展依旧值得关注。
在如何处置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问题上，信达曾经设立过一大原则，在煤炭行情不错的时候，将煤炭资产换成具有流动性、分红能力的优质资产。
与此同时，信达证券在去年12月发布的煤炭行业报告中的观点，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减持行动的时机，“2018年煤炭板块投资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确定性的，整体性的，不分品种的。”
不过前述公告中，暂未公布山西国投以什么资产作为对价。理论上，现金对价的概率较低，原因是与地方企业本身想以“债转股”降低高杠杆的需求冲突。况且，目前阳煤集团的负债率并无实质性扭转。
“医院”一度是信达较为中意的资产。根据公开报道，目前信达资产已经与山西另一大煤企同煤集团的医院启动了股份制改造，阳煤的医疗机构也在与社会资本的对接当中。
进入山西的十三年，信达资产进退两难，虽不曾拥有“煤老板”的管理实权，却几乎见证了本世纪至今山西煤炭产业所经历的几次起起落落。这与煤炭行业本身的强周期性有关，也与政府主导下的行业整合浪潮、火电审批权下放、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动作密不可分。
如今，回到“保供应”周期，如何重新认知和评估煤炭价值，正在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信达资产作为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考虑在本轮煤炭上升周期进一步减持，以换取煤炭以外的优质资产。但是对于山西省煤炭行业而言，上述思考是绕不开的。
信达见证的煤炭周期
信达资产组建于1999年4月20日，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国内银行不良贷款高企而生，也是中国第一家试点相关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早期中央“拨改贷”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众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飙升。通过执行“债转股”，可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
煤炭、钢铁、冶金一类周期性强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是资产管理公司偏好的领域。而且当时的债转股属于“政策性”债转股范畴，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如何让承载就业和经济产值的重工业企业“大而不倒”，是地方政府最为迫切的诉求。
与煤炭业兴衰紧密相关的山西省政府，对于推动国有煤炭企业的债转股也颇为积极。
阳煤集团在2000年12月获得当时经贸委的批准，执行金额为34.07亿元的债转股。不过等到敲定煤企与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组建以及相应股权的确定，花了五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12月，包括阳煤集团在内的六家煤炭企业的债转股签字仪式才正式举行。
除阳煤集团外，另外五家煤矿集团为大同煤矿、西山煤电、晋城无烟煤矿业、汾西矿业和霍州煤电。当时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六家合计的煤炭产量占到山西省的32%，全国的7.9%。
与信达一道参与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金融机构，还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在上述金融机构当中，信达出资168.86亿元，占到几大金融机构出资总额的85.6%。山西国资委则出资249.88亿元，信达相当于这次债转股出资总金额的44.11%。从信达入股几大煤炭集团的份额来看，多数在40%上下的水平。由此，信达也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二大“煤老板”。
其中，阳煤集团由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占比40.42%，山西国资委占比54.03%。这次债转股被山西省政府寄予“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不过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朱德仁200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却表达了担忧，“由于煤炭行业和金融行业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煤企经营管理方面，银行能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提议，还有待观察。”
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也验证了朱德仁的判断。尽管身份为“煤老板”，信达资产对于山西的煤炭资产却并没有实际管理权限，只能单纯做个财务投资者。即便如此，由于资产经营未见起色，信达资产也没能从阳煤集团获得实际分红。
这也是在上一轮债转股中，经常受到质疑的“明股实债”问题，即股东无法起到参与公司治理的功能。考虑到背后的央地资产之争，债转股的退出机制也是金融界讨论的一大议题。
周小川曾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债转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即重组成功可能使回收明显高于预期值，而重组不成功可能会再度陷于破产清盘以至回收更少。债转股对债权人来说是重劳动，必须花更大的心血才有可能使重组见到成效。
几乎在十年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强度降临。2008年还掀起了煤炭业重组浪潮，这与当时矿难不断发生的社会规制困境有关。这一整合政策旨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多、小、散、乱”格局，以求尽可能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的概率。
山西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发起煤矿业兼并重组的省份。一时间，山西省煤矿业的企业主体从2200多家压缩到了130多家，最初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鼎立的格局也变化为如今的七大煤炭巨头。
伴随小煤矿兼并或关停退出的，还有其背后的民营资本，这为后来山西国有煤企尝试煤矿改造与产能扩张带来了资金压力。
2008-2012年期间正逢煤炭的上升周期，回头看已经进入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声。在政府主导下吸收了大量中小型煤矿后，山西几大国有煤炭集团负重顺着上升通道爬坡前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规模和资本支出。
风险也在一步步靠近。2014年，火电审批权下放，后来又导致了煤炭供应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2014年底，中国代表团签署了《巴黎协定》并对减排做出了承诺，“清洁能源计划”随之而来。
由于前期背负着诸多小煤矿的改造任务，山西国有煤企面临着巨大的资本扩张压力，加之银行信贷收紧，2015年山西七大煤炭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1.2万亿元，与山西省当年的GDP产值相当，一度引发了诸多媒体对于山西国企高杠杆的关注。
2015-2016年，山西煤炭行业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并进入供给侧改革周期。至此，第一轮债转股尝试降低山西煤炭企业负债率的功效，已经荡然无存。山西煤企公司治理未获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步入另一个高杠杆阶段。
此时的信达，进入山西十年有余，债转股退出却始终被“套牢”，想退出，作为股权投资者则需要等待时机。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还是基于股权关系的纽带，信达继续为困难时期的山西煤炭业提供补给。
期间，关于七大煤企是否会整合的消息也层出不穷。然而山西的煤企们，和神华与国电所实现的互补性重组并不相同。神华本身因为横跨资源、电厂、港口、铁路等产业，拥有强大的风险对冲，也被称为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是投资领域长期被看好的优质资产。
但同质程度高的山西煤企若实行重组，又能否真正实现有效资产的整合？还是只能做大而无法做强？从而成为更大体量等待地方政府出手的“大而不倒”？都需要打上重重的问号。这不仅与宏观经济对于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现实需求相关，也是山西煤炭行业能否在“清洁能源计划”的大背景，能否拯救自己的问题。
“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周小川在1999年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债转股作为一种药方，能治病，但不是包治百病；因此不能不用，但不能滥用。”
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首次启动债转股，还是2008年的欧美经济衰退和煤炭重组浪潮，对于作为宏观经济基础部门的煤炭业而言，都是重要的分水岭。现在又到了“逢八”的一年，新的债转股、重组大幕已经拉开，接下来煤炭业又会遇到什么？
打开山西国资委的网站，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改革决心。决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型煤炭集团真正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行业的价值定位以及业务决策做出科学判断。
对于山西为数众多的地方中小煤矿来说，无论是否会被兼并都“难逃一劫”。因为倘若被并购，巨大的前期投资与相对较低的并购价格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亏损；倘若不被并购，2001年底年产90万吨以下、非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矿井将被全部关停的政策又绝对难以逾越。而对于并购企业来说，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买得起建不起，后继资金不足。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影响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激进步伐
2008年后半年，自山西省开展第二轮煤矿兼并重组以来，山西省众多的中小煤炭企业都感觉到了某种隐隐的压力，如今面对山西省不断提速的整合步伐，这种压力正在提升。
对于山西为数众多的地方中小煤矿来说，无论是否会被兼并都“难逃一劫”。因为倘若被并购，巨大的前期投资与相对较低的并购价格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亏损；倘若不被并购，2001年底年产90万吨以下、非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矿井将被全部关停的政策又绝对难以逾越。而对于并购企业来说，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买得起建不起，后继资金不足。
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影响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激进步伐。
态度消极的煤老板
今年4月份，山西省产煤大县——左云县试图就当地煤矿兼并重组事宜召集地方中小煤矿矿主举行一场座谈会，但终因矿主们大多数不积极配合，到会者寥寥无几而流产。
对于矿主们来说，收购价格过低，自己又缺乏能力打包整合其他资源，是导致他们兴趣不足甚至抵触的两个原因。
按照此前山西方面制定的《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对于被兼并重组煤矿实行两个补偿标准，以2006年2月28日山西省政府公布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作为分水岭。
一是被兼并重组煤矿如按照《办法》规定的标准缴纳了价款，直接转让采矿权时，兼并重组企业应向其退还剩余资源量(不含未核定价款的资源量)的价款，并按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或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其在兼并重组后新组建企业的股份；二是被兼并重组煤矿在《办法》实施前按规定缴纳了价款，直接转让采矿权时，兼并重组企业应向其退还剩余资源量(不含未核定价款的资源量)的价款，并按原价款标准的100%给予经济补偿或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其在兼并重组后新组建企业的股份。
按此标准大多数矿主都拿不到高于前期自身投入的资金。
与此同时，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现已具备300万吨/年生产规模，且至少有一个120万吨/年机械化开采矿井的地方骨干煤炭企业，也可作为兼并重组的主体。其他作为兼并重组整合主体的地方骨干煤炭企业(矿井)，由各市人民政府提出，原则上应有一个生产规模在90万吨/年及以上矿井作支撑，兼并重组整合后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300万吨/年，所属矿井至少有一个规模不低于120万吨/年。而这样的标准又让为数众多的地方中小煤矿只能“坐以待购”。
于是山西众多的地方中小煤矿矿主持有了等待、观望或者硬挺的态度，若非真正无路可循，绝不主动迎合。
煤老板们的尴尬
杨老板是一名温州籍的商人，他在山西晋中、长治、忻州、大同有数座煤矿，煤矿年产量均在40万到60万吨之间，目前他在长治的一座年产45万吨的优质动力煤矿井被列入整合范围，该矿首期已经缴纳了1000万吨的资源价款。在本次资源整合中，收购方对他煤矿的出价不到3000万元。
杨老板说，他在这座煤矿已经投资了8000余万元，如果按照市场运作，这座煤矿最少可以卖到2亿元以上。目前，他的煤矿还没有复产验收，杨老板坦白，面对今天这种局面，政府让干就干，不让干就扭头走人，不会再在煤矿上投一分钱了。
与杨老板的洒脱不同，高平市一位不愿为外界获知姓名的老板联合4个股东投资5000万元在去年接手了一座煤矿，但由于山西长期的停产整顿，再加上矿井建设等等原因，时至今日始终无法正常生产。该名老板说，接手后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每天在不断赔钱。因为大笔贷款利息需要偿还，井下“一停三不停”每月产生的10几万元费用需要支付，让他苦不堪言。如今在整合风暴中，他的矿井又不被并购方看好，自己投资扩能整合其他资源又难以实现，随时面临被关停淘汰的危险。该老板说，现在真是山穷水尽了。
事实上，现在山西的煤矿矿主大多是在2006年之后介入行业的。
2006年，山西施行第一次资源整合，当年2月28日山西省政府公布了《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一方面鼓励大中型企业参与煤炭资源整合，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提出向煤炭企业开征采矿权价款，并制定了6档取费标准。
从这一年开始，山西80%的煤老板选择转卖股权，撤身其他行业。而新接手的煤老板不仅高价买进，与此同时在面对山西不断提高的煤炭准入门槛时又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提升产能，增进矿井建设，但是在此后的两年中，山西矿产行业安全形势严峻，全省范围内的煤矿停产整顿绵延不断，特别是去年，山西中小煤矿大部分处于停产整顿阶段。
这些企业在不停地扩建、整合与关停中苦苦挣扎，投资的钱到目前不仅难以看到回报，反而迎来了山西第二次更具广度与深度的资源整合，这让通过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办矿的“新煤老板”们感受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并购企业的困扰
相对于煤矿矿主们迫在眉睫的压力，并购企业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未来。
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这次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主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省内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二类是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有资质的、经公告的企业，三类是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地方骨干煤矿企业，在不影响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前提下，经市政府申报、省政府批准，可以作为兼并相邻中小煤矿的主体。
目前，山西省确定的一类并购主体企业分别是同煤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和中煤平朔公司，同时山西省国资委也公布了一批共13家主体并购企业，其中除上述6家企业外还另有7家。
此前这些并购主体企业的苦恼主要是来自于外部。一方面是矿主们积极性不高，不愿主动放权，在价格上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有业内人士透露，在推进资源整合过程中，省属煤矿最好整合，地市一级次之，县里的煤矿整合难度最大。因为一些小煤矿的股权结构复杂，牵扯的利益面广，不仅涉及矿主和投资人的利益，也涉及市、县、乡、村和有关部门的利益，利益的纠缠给资源整合推进造成相当困难。
如今，这种困难在持续的市场低迷、停产整顿以及山西强力推进的并购风暴面前正在逐步消解，但是来自并购主体企业内部的一些因素却开始成为困扰。
山西省煤炭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山西省国资委的一家省属企业，也是参与本次资源整合的并购主体之一。几年来该企业在山西范围内控股、并购了30余座煤矿，这些煤矿的年单井生产能力均在30万到60万吨之间，但是现在这些煤矿没有一座投产。该企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后续投资太大，企业目前勉为其难。
按照政策要求，到2010年底，整合重组以后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且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他介绍，按照最低标准单井年生产能力提升到90万吨计算，目前这些并购后的矿井要想达到此标准，仅井下改造每个矿井便需投入1.5亿元左右，现在企业的难题不是买不到、买不起煤矿，而是建不起。这样的困难也存在于其他一些并购主体企业中。
对于这一难题，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曾经研究试图通过广泛吸纳银行贷款，或引进民营资本再次参股等方式进行解决，但最终没有定论。
早些时候，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7部门，通过实地调研后曾发布《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调研报告》，提出我国目前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主要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进行了分析。报告同时建议，政府要加强经济、法律和必要行政手段运用，减轻参与兼并重组煤矿企业的负担。
重组步伐不断加快
虽然不断遭遇着各种难题，但并不能阻碍山西煤矿兼并重组一次比一次更加凌厉的步伐。有人说，山西的步伐简直是跑步向前。
山西省自2003年开始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以来，市级以下煤矿数量已从4598座减少到2008年底的2598座。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就新一轮煤矿整合发文，要求年产30万吨以下矿井全部关闭，目标是到2010年底，省内煤矿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随后，一场场推进会在全省有煤地市次第召开。
而到今年3月25日的煤炭工作会上，再次出台新的整合方案。根据《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的安排意见》的要求，到2010年底，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000座(再减500座)，整合重组以后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且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4月15日，为加快整合步伐，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加大对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的力度。
《通知》要求山西省11个市在今年要全部完成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报批工作和矿井压减任务。其中上半年完成一批，三季度再完成一批。与此同时，山西还公布了到明年年底各个地市允许保留的矿井数目：太原市50座，大同市71座，阳泉市50座，长治市95座熏晋城市118座，朔州市65座，忻州市63座熏晋中市110座，吕梁市100座，临汾市127座，运城市18座。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公司保留矿井133座。
这就意味着到明年年底，太原市将从现有的130座煤矿压减到50座，临汾市将从现有的392座煤矿压减到127座，大同市将从现有的270座煤矿压减到71座……而太原市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就要压减到50座。
对于山西来说，目前各类煤矿平均单井规模仅36万吨，远低于内蒙古70万吨以上的平均单井规模；重点煤矿产量比重仅为53.14%，远低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整个产业的机械化、信息化程度不高，地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29.78%。
面对此情此景，山西对于全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步伐的推进无疑将会欲加强力。
多方恩恩怨怨已经持续多年，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在与张新明对抗的人当中，包括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其与张新明在金海煤矿、芦清王公司等项目的合作上结怨。山西煤运公司因金海煤矿股权转让纠纷与张新明对簿公堂，吕中楼的同学裘晓红作为芦清王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受这场恩怨波及已经被判11年有期徒刑，正在准备申诉。此外，张新明在澳门赌场与朱亮因9000万港元的债务纠结，北京新兴医院由此卷入这场纷争，而在澳门经营“洗码”生意的武全旺则在被张新明数次举报诈骗案后，与张新明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