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证书交易属于能效管理体系吗

国家能源局官网3月23日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共六章二十五条。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是指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能源发展规划，对各省级行政区域全社会用电量规定最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指标。

该办法提出，各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保障完成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的政策和措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能源发展规划中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作为约束性指标，在电力市场改革方案中鼓励和支持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消纳利用，按照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和充分消纳的原则开展电力建设和运行管理。

跨省跨区输送通道送受端地区通过政府间送受电协议或市场化交易促进可再生能源跨省跨区消纳，省级人民政府签订的送受电协议应明确其中可再生能源最低送受电量，并纳入本省电力电量平衡。电力交易机构负责监测并提供跨省跨区送电可再生能源电量信息，存在争议时由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派出机构裁决认定。

此次明确各省级行政区域内的绿证交易在省级电力交易中心实施，跨省绿证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进行。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在配额的制定、实施、绿证交易和监督考核等内容更为细致明确。

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的义务主体明确为省级电网、地方电网、配售电公司、独立售电公司、电力直接交易用户以及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一共六类。在配额指标上，对19个省调高了2018年总配额指标，24个省调高了2020年指标。

与配额制配套的是“绿证交易”，即对完成配额义务主体的配额核发绿证，发电企业、配额义务主体之间可进行自由交易。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配额制政策有望在2018年年底出台实施。

配额指标总体提高

最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义务主体进行了六种分类，明确了其承担配额的计算方式。

　其核心内容是“20－20－20”行动，即: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

　为达成上述决议，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以下简称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欧盟气候新政策提出的依据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风险评估报告“与前工业化水平相比，全球温度不能超过2摄氏度”的结论。

　当前，欧盟27国总排放量比其1990年的水平低6％，为实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的目标，欧盟必须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14％。

　一揽子计划于2008年12月12日在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被认为是全球通过气候和能源一体化政策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基础。2008年12月17日，欧盟议会正式批准这项计划。

　欧盟对实施“气候和可再生能 源一揽子计划”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结论是尽管该一揽子计划的实施可能造成某些负面影响，但预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促进能源安全、增加就业、促进研发和创新等。

　从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看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出现了如下新动向和特点:

　一是加大温室气体控制范围，扩展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ETS)。

　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ETS)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基础和途径。它覆盖了欧盟当时25个成员国，包含近1.2万个排放实体，占欧盟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现正处于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

　一揽子计划提出了EUETS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的实施内容，大大扩展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第一，扩大了覆盖范围。目前，ETS包含了以下10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电站及其他燃烧设施、炼油、炼焦、钢铁、水泥、玻璃、石灰、制砖、陶瓷、纸浆和造纸。扩展后的ETS范围除以上10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外，还将包括石油化工、氨、铝部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制酸中的氮氧化物(如N2O)排放和制铝中的全氟化碳(PFC)排放。

　第二，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排放上限。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各欧盟成员设定了他们自己的目标水平，而在第三阶段，欧盟委员会提议在ETS下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一个排放上限，具体目标包括2013年比2005年降低9％，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线性下降21％。

　第三，在欧盟层次上分配配额。在EUETS第一和第二阶段，配额由各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分配计划，为强调欧盟内部协调和统一，第三阶段的ETS将在欧盟层次上而非成员国层次上分配。而且，原来企业免费的配额许可将从2013年开始逐渐由拍卖许可代替，并于2020年实现完全拍卖。

　具体包括:电力部门从2013年开始全部进行拍卖；所有其他部门2013年开始80％免费拍卖，逐渐到2020年实现完全拍卖；各成员国独立执行拍卖。90％的配额按成员国2005年排放水平比例拍卖。剩余10％按成员国较低人均收入重新分配。另外，拍卖所获得的收入，至少拿出20％专门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体配额分配规则将基于一份对欧盟能源密集型产业潜在碳泄露的审查报告，此审查报告将于2011年6月提交。

　第四，更灵活使用CDM/JI减排信用。如果国际社会未就后京都减排达成一致协议，来自清洁发展机制(CMD)和联合履行(JI)的减排信用将只能使用2012年以前批准的项目产生的剩余信用。

　这些信用将只能用到2014年，并且只能来自所有各成员国同意的项目类型，同时，只有与欧盟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国家产生的额外信用才被接受。

　如果届时能够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那么额外的CDM/JI信用将被允许使用。为了实现欧盟30％的减排承诺，成员国将被允许利用减排信用实现一般的额外减排(例如，如果需要的额外减排量是1万吨CO2，那么减排信用的使用将增加5000吨CO2)。

　为了提供额外的激励促使各国加入新的协议，只有批准这些协议的国家的减排信用才被接受，就像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实施CDM一样。

　相对于现有制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允许EUETS未覆盖的部门使用国内补偿信用。这些信用将在共同的欧盟条款下管理，以确保非EUETS的政策不受影响，避免减排量被重复计算。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实现内部减缓努力与国际交易间的平衡。

　第五，总配额的5％将储备起来用于新加入者(电力部门除外，因为该部门配额全部实行拍卖)，在2020年没有用于新加入者的配额储备将被拍卖。新规定将建立严格的监测、报告和核证程序以确保EUETS的完整性。但是，对于某些缺乏竞争力的高耗能部门将给予一定的豁免。

　二是制定并实施责任分担机制

　欧盟为承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承诺于2012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8％(相对于1990年排放水平)，因此，欧盟在成员国间推行责任分担协议(Burden　Sharing　Agreement，BSA)机制，要求成员国依据各自的能力与责任，承诺《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减排责任，希望借此能成功达到欧盟的整体减排目标。事实证明欧盟所推行的责任分担机制符合公平效率原则，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欧盟仍然借用了这一“责任分担协议”。基本思路是依据成员国的人均GDP，适当参考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潜力、能源结构等指标，将20％的目标分解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承担的责任从10％~49％不等。瑞典最多为49％，马耳他最少为10％。这里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包括电力、制热制冷、运输。

　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从哪一个可再生能源部门开展工作。而且，为成本有效地实现各自可再生能源目标，鼓励各成员国间可以进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

　三是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强调推行生物质燃料

　欧盟在其新气候政策中，突出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制定了气候、可再生能源一体化政策，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运输部门中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

　之所以强制推行可再生能源，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考虑，欧盟同样认为其具有丰厚的经济收益和重要的社会意义以及可靠安全的能源供给。首先，通过评估，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可以增加300亿欧元的收入，提供大约35万个工作岗位。

　而且，如此巨大的就业机会既包括低端风电维护技术，也包括高端的光电制造技术；其次，实现欧盟提出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可以每年减少6亿~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每年减少2亿~3亿吨化石燃料消耗，所有这些价值130亿~180亿欧元/年；另外，强调可再生能源还有其他环境效益考虑，除了温室气体减排外，可再生能源也很少会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

　四是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以及环境补贴的新规则

　发展碳捕获和封存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问题。据评估，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仅仅使欧盟在2013年~2020年间GDP增长率下降0.04％~0.06％。

　为此，欧盟积极寻求促进碳捕获和封存的安全使用和发展，开发一系列技术，允许工业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被捕获并封存到地下。

　欧洲委员会计划2015年鼓励欧洲建造10个~12个大规模的示范厂，并在2020年左右使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商业化运行。同时，修订国家援助环境保护指南，提出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使政府能够支持碳捕获和封存示范厂。

西安都安光伏发电公司以为，中国在通过配额制解决分布式光伏发展利用方面尚存在困难。与世界主要施行配额制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中国配额制在成熟度与可操作性上还有很大距离。首先，其他国家与地区配额制是在电力市场化的基础上，由政府制定配额，供电企业或发电企业作为承担主体，而不是仅仅对各级政府进行责任分配。其次，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保证了在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配额可被交易，更有利于资源配置，增强了配额制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再次，即便政府制定了大规模的分布式光伏配额，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也还需要各级政府额外提供优惠政策与补助，假若这部分资金来源无法明确，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效传导。因此，中国目前的配额制，无论从制定、运作机制、考核机制上都还无法体现市场的作用。

并且，中国分布式光伏缺乏投资意愿，不同投资主体面临不同的问题。由于家庭用电量小且民用电价比较低，在不考虑地区额外补贴的情况下，民用安装的分布式光伏收益较低、动力不足。工业安装的光伏虽然由于工业电价高于民用电价而收益率相对可观，但也有三个影响收益率的因素：第一，与民用相比，由于公司经营变化、地点变更等因素，工业光伏项目的不稳定性更大第二，工业光伏项目可能需要贷款支持，拉低了财务回报最后，工业电价刚刚进行了下调，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也相对影响了工业分布式的积极性。应该说，如果要达到2015年配额要求，政府是有意愿与责任引导分布式光伏投资的，然而由于分布式投资主体的多样性与分散性，政府很难进行直接主导。

阻碍分布式光伏投资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安装分布式光伏的物理空间限制。通常来说，城市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有两种途径：一是安装在公共建筑上，二是强制将分布式光伏纳入新建住宅设计。然而，与欧洲、美国相比，中国城市居民占有屋顶的比例很低，这两种模式均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不足以满足分布式光伏的规划目标需要。以上海为例，每年50MW的分布式安装量大约需要50万平方米的适宜屋顶。根据2014年上海市统计年鉴，2013年上海学校、医院等大型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为3722万平方米。以平均楼层为6层，20%的屋顶可用来计算，大致可以安装光伏的面积约为62万平方米，仅能满足一年的分布式规划配额。而且由于屋顶只有一部分比较适宜安装光伏，南向的屋顶或平屋顶安装光伏较经济性。因此，上海每年新增的住宅能提供的分布式光伏安装面积其实不高，全国的情况应该大同小异。

所以，在农村和农业用地上推广分布式光伏可能潜力比较大。国家能源局在《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各地分布式光伏应结合生态治理、设施农业、渔业养殖、扶贫开发等合理配置。这应该是现阶段比较可行的解决分布式安装地点选择难题的方法。而且，农村居民的屋顶面积也比较大，但是，如何解决农户分布式光伏投资融资难的问题，仍是农村推广分布式光伏的一个关键点。

此外，中国现阶段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存在雾霾，也是光伏发电难以回避的负面因素。中国分布式光伏应该在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广，有益于解决光伏消纳问题，优化这些地区的能源结构，长期则有利于环境保护与大气污染控制。然而，现阶段较差的大气质量会对光伏发电造成很明显的负面影响。根据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的光伏系统研究结果，雾霾重度污染时光伏有效发电小时数降低80%。按北京市环保局数据，2014年北京重度污染天数为45天，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为93天。所以，考虑雾霾因素计算北京市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小时数，如果仅考虑重度污染天数的光照降低，全年光照小时数约下降10%如果取平均光照降低计算，全年光照小时数则可能下降35%。严重的雾霾天气也是分布式光伏经济性的一大“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