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光伏补贴缺口到底有多大

在“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定调下，“全国上下一盘棋”局面火热发展，许多城市已经积极启动了行动计划。

5月的最后一天，上海浦东上线“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用以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开发应用，打造“双碳”示范区。

往前推10天，浙江省召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要“为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多作贡献、勇当先锋，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认为，对我国而言，碳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当前最主要的是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推进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并迅速转为下降趋势，持续降低排放总量，走上长期碳中和的发展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也有一些地方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出现焦虑心态，一些企业做起了碳达峰概念营销，甚至有的地区“破罐子破摔”，企图借碳达峰“攀高峰”“冲高峰”，有了发展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歪心思。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认识碳达峰？碳排放怎样才算真正达峰，达峰之后又出现了增长，该怎么办？碳达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实现吗？需要付出哪些努力甚至代价？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一线气候、能源、经济专家给出了一些思考。

关于“双碳”，学术界和产业界时常提及的一个说法是：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这个过程能否保证平稳和安全，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看来，“3060”的碳排放目标的确有挑战，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但不一定是艰苦卓绝的努力。

李俊峰提醒，正确认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目标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

从政策层面看，1992年至1994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就进行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与控制策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三项主要措施，分别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组织了关于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研究，既为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2009年我国首次提出减排措施提供了支持。

2013年，国家启动关于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提出了2030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以及本世纪中叶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愿景和技术路径。

2016年国家低排放发展战略研究启动，基本形成了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总体战略，也即碳中和的目标。

到了2020年，我国开始部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目标、技术路径和路线图。

从产业角度来看，过去30年里，人工智能技术、能源技术、交通技术、环保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碳汇技术等一批崭新的技术应运而生，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发展不断更新。

尤其是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能源双控，我国碳排放过快增长的势头在“十二五”期间得到有效遏制，“十三五”期间，已有部分省市实现碳达峰或接近达峰状态。

“我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政策和产业积累。”李俊峰认为，中国走向碳中和是 历史 传承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 历史 传承，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就是一个潮流，大家必须按照这个方向走。”

尽管各地区在推进“双碳”目标上表现积极，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紧张、焦虑的心态：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碳达峰？万一以为到了峰值，结果之后又出现增长呢？

欧洲的碳达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事后才得出什么是碳排放峰值。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欧盟碳排放于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最高，欧洲主要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实现碳达峰，此后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平台期，才开始缓慢下降，目前即将步入快速下降阶段。

我国与欧洲情况不同，是人为地设定了碳达峰的时间表，从逻辑出发，要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时间，那么就需要将碳达峰的日子提前。但目前，我国碳排放整体仍处在爬坡阶段，还没有看到峰顶。未知之下，碳达峰恐惧症在部分地区形成。

李俊峰认为，这种焦虑心态，大可不必。

支撑这一说法的理由是，2012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增长，扣除2011年的数据调整和2018年、2019年两年的反弹，我国在2011年已经达到了碳排放峰值，“十三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约占80%）。

“碳达峰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拐点，达峰后仍会出现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不必过度计较。”李俊峰认为，从能源消费增长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海南省、深圳市等省市已经可以开始讨论碳中和问题了。

既然已经有省市实现达峰或接近达峰，那么，全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实现吗？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之前保守估计2025或2026年就可以实现碳达峰，但以我国目前这种增长的态势来看，应该还得提前一两年，但是具体多少量达到净排放峰值比较难以判断。

“还是要取决于这几年的经济走向是怎么样的，这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经济增长没有准确判断，就很难判断高点。另外还得考虑到最近的产业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林伯强说。

与此同时，要提前实现目标，当前阶段一些走歪路的想法和做法也要摒弃。

在李俊峰看来，提前实现碳达峰，发达地区的难度不一定会很小，要防止一两个项目就突破防线；落后地区要防止“破罐破摔”，拉高排放水平。“一定要把碳达峰与稳中有降和碳中和的目标联系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提醒，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抓住产业调整的机遇，指向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期间，中国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这样才能在2030年前顺利实现达峰目标。”李俊峰说。

约50年前，美国就开启了能源创新革命，大力发展光伏、氢能，欧盟也开始通过对民众力量的唤醒，不断加快减碳技术及机制的研究。日本也在能源计划方面不断加大 科技 研发及人才培养投入，致力于颠覆性技术的创造创新。

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碳达峰、碳中和表面上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实则是事关经济 社会 系统性变革的发展问题。它不仅涉及能源结构升级，还包括增长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关系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国目前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绝非单纯意义上的环保竞赛，而是全新一轮的 科技 创新竞赛、绿色创新竞赛。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因此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李俊峰说。

与此同时，所有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终都要由地方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同样如此。

多位专家认为，要想全国按时甚至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离不开长三角、珠三角等碳排放重点区域率先实践 探索 。

以海南为例，可以靠自身政策的灵活性，在交通电气、高速公路充电桩基建进行布局，同时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风电、核电等领域施展拳脚。

再比如光伏制造产业链最完整、产量最大、企业和人才最集聚的长三角地区，可以在压降煤炭消费的同时，以应用拓展市场，加快建设世界级的低碳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高碳企业及脱碳技术的试点示范项目。

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可以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业等率先 探索 转型之路。

另一方面，可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统筹优化全国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分类施策，推动各地方逐步碳达峰、碳中和。

比如，可以考虑要求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西部及落后地区发展留出空间；鼓励有条件或创造条件提前达峰，允许落后地区2030年以后达峰。

再者，抓住主要矛盾，推动行业依次达峰。比如让工业行业率先达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排放领域率先达峰，建筑、交通等可以在2030年左右达峰，个别行业可以在2035年以后达峰。

1、沼气产气需要事宜的温度，在北方地区特别的东北地区冬季温度比较低产气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很多地区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广，农民自己又很难得到相关的技术和资金。

3、对于沼液的处理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特别是清理产气后的沼液比较费时费力所以农户不愿意接受。

4、农民的传统习惯是用柴火或者秸秆烧大锅做饭，顺便烧炕取暖了，但是使用沼气做饭你还得烧大锅做取暖用，这就是属于画蛇添足了，习惯改变比较困难。

然而，冷静审视这一行业，商业模式尚不完整，技术标准还不统一，独立市场主体地位仍未确定，成功项目案例寥寥无几……一场不期而遇的疫情，又给刚刚燃起的市场热情泼了一盆冷水。

第十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会议现场

“整个储能行业刚刚起步，仍需付出极大地努力，不论是服务于智能化的电子产品的消费电池储能，还是服务于移动机具的动力电池储能，以及服务于电力系统的电源储能，都要不断地创新和技术进步。”9月24日，在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上，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寄语。

可喜的是，继用户侧、电网侧、发电侧的储能项目先后“引爆”市场，“可再生能源+储能”成为今年国内储能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各类储能“元年”概念层出不穷，储能应用热点切换频繁。数据显示，2020年装机达吉瓦级的储能项目将投运。

“要完善储能发展支持政策和市场环境，给予储能独立主体地位，完善价格机制，全局衡量储能的价值。”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才德建议。不少业内专家呼吁，如何明确储能的功能定位，使其具备独立的市场身份，是目前行业发展解决的首要难题。

“身份”认同迫在眉睫

储能并非新技术，与电力工业和大电网相伴而生的抽水蓄能，已有百余年 历史 。但与全球不少国家相比，我国储能“身份”认同却相对滞后。浙江南都能源互联网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建华表示，在完善储能参与电力市场规则时，应不断明确储能功能定位，让其获得参与电力市场的合理身份。

2018年，美国将储能列为独立的电力资产；2019年6月，英国对储能定义进行修订，将储能系统归类为发电设施。近年来，英国允许储能参与容量市场，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降低进入市场的储能装机规模要求，缩短结算周期等，使得小型储能供应商有机会参与市场，并防止大储能电站拆分成小单元参与竞价。这些国家总体上是降低储能参与市场的门槛，以鼓励储能发挥在电力系统中的多重作用。

“在商业模式方面，储能没有独立的市场身份，储能规模化的有效商业模式盈利能力相对薄弱，如开展共享储能，为新能源场站提供调峰辅助服务，缺乏调度政策制度保障，基本上是一事一议、一场一策，收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于建华说,“建议应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储能纳入能源或电力的顶层设计，明确储能规划配置、标准体系、运营管理，推动储能产业规模化应用。与此同时，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建立电力现货市场下的储能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辅助服务价格机制，给予储能电站独立身份，允许储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辅助服务交易，推动储能进入辅助服务市场，逐步形成‘按效果付费、谁受益谁付费’市场化储能定价机制，由市场平衡疏导储能投资。”

储能的不明确身份，直接导致其在计量和结算方面，衍生出诸多问题。电网侧储能方面，受《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管制条件，储能无法进入输配店家向下游疏导，电网侧储能投资急停；电源侧储能目前主要依托调频辅助服务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盈利，辅助服务目前“零和”的结算机制和市场不定期调价，导致盈利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用户侧储能之前通过峰谷电价套利的方式制定的商业模式，受近两年“降电价”和现货市场峰谷电价不确定影响，致恐慌情绪增加；202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配置储能应用大热，但由于目前仍属于强制发电企业承担储能投资成本，发电企业除了利用发电效益进行补贴储能外，并无其他收益，导致对此抵触情绪很大。

“首先因为参与电力系统的身份无法确认导致尚未形成并网体系，各地方鲜有明晰的落地政策和执行文件，导致各部门尚难对储能系统项目进行综合认定；其次，并网环节流程，标准尚未建立。在没有统一标准和制度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执行环节找不到主管部门的情况，使得储能的建设、并网过程管理不确定性较高。”中国南方电网电力调度中心主管王皓怀分析。

在其看来，一方面，标准化、制度化应给予储能公平的准入；另一方面，市场化环境也应给予储能合理的商业模式。“应促进储能项目的电力系统运营主体身份确认，并网流程上实现标准化和制度化。还应依托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等机遇，考虑促进储能发展的因素，建立健全电力市场体系，让储能在市场环境中寻求自身的商业机会。”王皓怀建议。

“面粉有了，鸡蛋有了，奶油也有了，但是蛋糕还没出来。这就好比储能应从政策层面开始就把这一块蛋糕清晰地画出来，这样投入产出就会很清楚。该降成本的降成本，该提高产品的功能、特点和集成就要提高。”上能电气储能事业部总经理姜正茂形象比喻。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2017年印发《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后，今年5月，国家能源局正式设立能效和储能处，开展《 科技 创新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征集，进一步加快推进储能技术推广应用。此外，储能还被列为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等多个规划的重点任务，以及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年度行动计划中。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储能发展被正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与规划中。

市场模式亟待清晰

储能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前提，是商业模式的清晰。当前，国内储能相关政策与市场机制相对滞后，尽管应用场景广泛，但绝大部分缺少盈利模型，业主投资储能的收益无法保障，导致国内储能应用进程缓慢、业主不愿主动配置。

“在美国，近两年包括未来三五年的储能发展路径非常明确。但在国内，储能商业模式并不清晰。”科陆电子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涵分析。

对此，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储能微网事业部总经理范小波表示认同。在其看来，电网侧和电源侧储能价格定位已经清楚，但在工商业和用户侧，储能项目落地依然困难。

“对于峰谷波差的盈利方式，唯一受困的因素是成本。但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本下降就能取得好的收益，质量仍是制约盈利的关键因素。第二类商业模式是把热响应、热启动全部叠加下来，这一模式在华北、广东、安徽等地，已经率先落地。需求侧响应很简单，就是把用电负荷需要用电的时候就负荷平移一下，从而得到一定的补偿。但这一模式至今，并未真正落地用到。此外，通过储能进行充电站扩容的项目多数都在开发和落地，微电网、移动储能供电商业模式尽管盈利途径清晰，但仅仅依靠价格或坐等成本下降，盈利的途径处于表面。”范小波分析，“美国和欧洲现货市场通过储能改变现货收益，已经取得非常好的盈利，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产生的商业模式，应该包括现货交易、光伏消纳及PPA，以及一次调频。”

伴随应用生产导向时代的到来，不同的使用条件、场景、环境，将产生各种便利，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正备受储能业界期待。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今年7月全国产能产业巡回走访调研发现，光储充电站由单纯的充电功能逐渐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和数字空间，兼有健身 娱乐 、数字消费、公共服务等多样化的功能。光储充电站成为电动出租车司机生活新模式的重要载体。

不过，尽管多家逆变器企业在“531新政”颁布后都提出了“光储一体化”概念，但实际应用普遍在海外，国内有大规模储能应用的只有阳光电源、科华恒盛、宁德时代等少数几家企业，且多数项目都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进，与海外大量自愿安装建设形成鲜明对比。光储充电站实现真正落地尚需时日。不少受访者表示，从储能项目的实践来看，电池是储能项目商业模式的核心，也是制约储能项目实施的关键和瓶颈。

“从储能系统出厂测试和现场运行来看，不同厂家电芯的一致性、容量保持率、数据采集的可靠性等方面差异较大，部分厂家电池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故障率偏高。”国网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程利民分析，“希望业界重视产品质量、重视标准建设、重视行业培育。”

期成本低、使用年限长等复合特点的储能技术，现有储能技术难以支撑大规模商业化推广应用。

“储能技术相应的商业模式目前还不成熟，很多 社会 资本对储能的投资仍呈观望状态。不断进步的储能技术与清晰的商业模式，是储能产业今后能否 健康 发展的关键。”袁智勇判断。

还应看到，技术性之外，安全性问题也是制约储能项目投资迟迟无法回收的根结所在。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中心副主任彭凌分析，储能项目因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投资回收期相对较长。站在传统银行的角度，储能还不算银行特别青睐的领域，技术储能虽然在进步，成本也在下降，清晰的经济模型却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我国正在大规模的铺设5G和新基建的建设，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储能市场，伴随应用市场导向时代的真正到来，按照不同使用条件、场景、环境会产生很多便利化、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储能系统将不断升级与进化，产品功能和使用方式也将发生深刻变革。”对于储能发展的前景，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彦龙信心十足。

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单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

职务：主任

所在行业：学术/科研

个人主页：http://www.chinavalue.net/834203/Default.aspx

详细介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环境理论的研究。先后组织并主持了我国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国家中长期可再生能源规划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组织与实施。组织了我国“十五”期间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高技术计划的实施等工作。目前还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科技顾问，中国再生能源学会和中国沼气学会副理事长、国际风能理事会副主席、国际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委员会副主席。

2009-06-25 22:15:30 来自: 未来客(手机团购网站定做)

2009年06月24日09:32 [我来说两句]来源：经济参考报

“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日前举行的亚太低碳经济论坛2009中国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及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表示，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低碳战略转型路径愈发清晰。

低碳选择符合国家利益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同时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解振华如此表示。

在解振华看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石化能源相对贫乏，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效率，能摆脱国家经济发展对石化能源的过度依赖，只有发展低碳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

其次，走低碳发展道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环节，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关键阶段，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应走出一条依靠低碳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不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最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旦催生全新技术和新的产业，必将引起低碳高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全球应对温室气体增加带来气候变化的共同课题和挑战。

战略转型路径清晰

中国低碳经济之路怎么走？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的回答是：“中国应继续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效、发展清洁及可再生能源三方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

而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前主任委员毛如柏看来：“中国经济实现低碳转型是个复杂问题，要在六个层面有所突破。”毛如柏向记者描述了我国低碳战略转型的路径。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需要机制层面的创新，要将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与已有政策体系更好融合，建立适合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机制、市场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经济刺激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以及低碳经济的评估机制，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广提供支撑。”毛如柏说，一是我国需要从经济发展层面引入绿色增长理念，通过绿色税收等措施，把支持绿色经济增长纳入到国家预算，鼓励生态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等。

二是要积极鼓励技术创新，鼓励低碳友好型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与应用，加强低碳技术领域的信息交流。

三是消除低碳发展的融资障碍，通过能源价格的杠杆提高清洁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加强对低碳技术的评价，为金融机构在低碳领域的投资提供依据。

四是加强低碳领域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

此外，毛如柏向记者表示，中国向低碳战略转型的路径还需包含加强低碳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引导低碳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内容。

低碳之路没有“样本”

“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实际上起步很早。”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向记者介绍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发展很快，2008年我国风力发电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且我国风力发电已连续五年翻番；我国已成为全球光伏发电的第一生产大国，而在2000年，我国的光伏发电还名不见经传。

“虽然低碳之路已经启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苏伟强调说，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将面临着比欧美发达国家大得多的困难。

“首先，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苏伟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有1500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2200万城市人口维持最低生活保障。

其次，中国的资源禀赋也决定了我们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将会是曲折和艰难的。苏伟表示，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的比重，远远超过石油、天然气等相对洁净的能源，煤炭与天然气、石油相比，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和控制的难度都要大得多。

第三，中国的能源技术相对而言较为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也非常大。

在李俊峰看来，低碳经济的实现不仅在中国任重道远，即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这个富有挑战的课题至今尚未形成成熟“样本”。

“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走上了低碳的发展道路，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目前并未完成其所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这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相当困难的。”李俊峰说，不应把低碳经济更多地关注在一些科学技术层面上，而是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将低碳经济作为生态文明重要的技术选择。(记者:王莉)

背景知识：什么是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有效控制。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近些年来，科学界以及各国政府已经基本达成一致，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不断增多，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水平过高导致的全球变暖会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行低碳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

2009年6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蓝皮书就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各级部门决策者的共识。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既是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案，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

在低碳经济问题上，人们需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低碳不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高增长；第二，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高能耗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只要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领先，就符合低碳经济发展需求；第三，低碳经济不一定成本很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甚至会帮助节省成本，并且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需要克服一些政策上的障碍；第四，低碳经济并不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而是应该从现在做起；第五，发展低碳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和地区，关乎每一个人。

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专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峰昨天对本报记者表示：“（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企业拿到大约几百万欧元的额外资金支持，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项目的融资风险，提高利润率。”

李俊峰透露，预计2005年中国将获批的此类项目大约有十几个。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至少要延续到2012年。据此推算，即使保守地估计，此类项目也可以给中国企业带来至少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机会。

CDM的巨大商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CDM允许附件1缔约方与非附件1缔约方联合开展二氧化碳（下称“CO2”）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附件1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目标。其他两种温室气体减排灵活机制分别是“联合履约机制（JI）”和“排放交易机制（ET）”，因其主要涉及发达国家间的合作，和中国企业没有直接联系。

《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CDM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项目或者吸收CO2的造林项目。CDM下获得的减排单位是“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 （CERs，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据报道，发达国家为完成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承诺，在2008~2012年的5年时间里，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4亿吨CO2当量的温室气体。这将需要开展大量的CDM项目才能够满足需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世界清洁发展机制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约合1亿-2亿吨CO2当量的温室气体。这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预计2005年CDM项目将会使得外国投资净增加19.646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将达到39.442亿元人民币。

来自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究的资料和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备选项目清单显示，仅仅从2002至2005年来看，就将约有 77.348亿元人民币（约9.319亿美元）的资金被投入到中国四个CDM项目发展中，这四个项目分别为2003年年初开工的小孤山水电站、2004年开工的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预计2005年10月投入运行的吉林洮南49.3MW风电场项目和预计2005年12月开工的云南大梁子水电站。

CDM中国之路

从2002年起，CDM项目就已经进入中国。

2002年下半年，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中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签署合同，合同规定CERs的支付价格定为5.4欧元/吨 CO2，而该CDM项目年平均CO2减排量约为54000吨，减排量入期为10年。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获得了总计约人民币2.7亿元（合2700万欧元）的收益保证。

对于小孤山水电站（XHP）项目来说，项目投资者是世界银行的试点碳基金（PCF）。该项目的总CO2减排量信用额为3723000吨，CERs约为4美元/吨CO2。因此该项目中方投资公司小孤山水电公司将会得到将近1500万美元投资。

此外，由中国国家林业局与意大利环境国土资源部根据CDM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相关规定签署的“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近期将正式实施。今后5年时间内，双方投资153万美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荒沙地造林3000公顷。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因此,《京都议定书》只给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减排任务，但没有对发展中国家作这个要求。今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按其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2005年开始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由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一方面，对发达国家而言，给予其一些履约的灵活性，使其得以较低成本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协助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减排成本低的优势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对世界而言，可以使全球在实现共同减排目标的前提下，减少总的减排成本。因此，CDM是一种双赢（Win-Win）的选择。

一、CDM规定减排的温室气体

CDM 规则当中包含的温室气体有：CO2（二氧化碳）、CH4（甲烷）、N2O（氧化亚氮）、HFCs（氢氟碳化物）、PFCs（全氟化碳）、SF6（六氟化硫）。其中排放一吨CH4相当于排放21吨CO2、排放1吨N2O（氧化亚氮）相当于310吨CO2，排放一吨HFCs（氢氟碳化物）相当于排放140- 11,700吨CO2。

二、CDM分布的行业和领域

1. 能源工业（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2.能源分配3.能源需求4.制造业5.化工行业6.建筑行业7.交通运输业8.矿产品9.金属生产10.燃料的飞逸性排放（固体燃料，石油和天然气）11.碳卤化合物和六氟化硫的生产和消费产生的逸散排放12.溶剂的使用13.废物处置14.造林和再造林15.农业

CDM项目的参与资格

发展中国家参与CDM合作首先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1. 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

2. 已经指定了一个清洁发展机制国家主管机构。

发达国家参加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需要满足的条件相对较多：

1. 批准了《京都议定书》；

2. 已经指定了一个清洁发展机制国家主管机构；

3. 计算和记录了议定书为其规定的分配数量；

4. 设置了一个估算其温室气体的各种源的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的国家体系；

5. 设立了一个国家登记系统；

6. 每年均提交了所要求的最近期的年度排放清单；

7. 提交了有关分配数量的补充信息，并据此对分配数量进行了调整。

CDM的巨大商机

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专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峰昨天对本报记者表示：“（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企业拿到大约几百万欧元的额外资金支持，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项目的融资风险，提高利润率。”

李俊峰透露，预计2005年中国将获批的此类项目大约有十几个。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至少要延续到2012年。据此推算，即使保守地估计，此类项目也可以给中国企业带来至少数十亿人民币的融资机会。

气候大会：庄重承诺背后的大国责任

作为本届气候大会的主办国，法国为会议提出了四大目标：一是与会的196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一份控温普遍协议，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二是邀请气候大会参与国发表各国的减排贡献三是要集中讨论融资与技术转让问题四是吸纳非国家政府类参与者为各国的气候政策提供有效的补充与支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责无旁贷，并已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承诺。

今年6月份，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中国2020年和2030年的行动目标：2020年的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2030年行动目标是，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表示欢迎，称中国的行动营造了积极势头，对今年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自2005年以来，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左右。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8%，相当于减少34.5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2011至2014年中国碳强度累计下降15.8%，有望超额完成“十二五”17%的规划目标。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份文件也反映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努力，体现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说，“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李俊峰举例说，控制碳排放，中国面对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煤炭消费控制住，中国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的50%，如果未来更多的煤用于发电，该比例将会升至70%。中国现在约有9.6亿千瓦的燃煤发电厂，如果再增加3-4亿千瓦，那么当2030年中国达到排放峰值时，这些发电厂的平均年龄只有15年，这些装备显然还处于壮年期。而为了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如何淘汰这些“壮年期”的设备，从各个方面都是很艰难的选择。

同时，中国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能耗增速趋缓，部分高耗能产品产量将达到峰值。但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用能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解振华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碳排放和能源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领域。中国将在城镇化指导思想上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加强总体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政策支持，以避免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碳排放的锁定效应。

可再生能源迎来战略机遇期

说起应对气候变化，人们首先会想到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制约着化石能源的使用。如何实现中国“以煤为主”能源结构的转型，已成为中国实现减排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表示，到2050年，预计中国每年人均消耗能源将达到5吨标准煤，全国能源需求将达到70亿吨标准煤。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结构，预计届时每年煤炭的消耗量将达到65亿吨，为现在的两倍。因此，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资源不可持续、环境难以承载。

“我们必须降低煤炭消费量，大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这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战略考虑。”梁志鹏说。

2014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位居世界首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达到了4.4亿千瓦，占全国总电力装机的3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1.3万亿度电，占总发电量的23%。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可再生能源比重为10%。

中国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将分别达到15%和2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据李俊峰预计，到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至少将达到60亿吨标准煤，而可再生能源比例要占20%，即要达到12亿吨标准煤。其中核电占5%，到时中国至少需要约1.3万亿千瓦时的核电，而现在只有1,200亿千瓦时，这意味着此间核电发电量需要增加10倍。同时，预计太阳能和风能将达到10-12亿千瓦，而现在只有1亿千瓦，也需要10-12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时璟丽指出，我国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要达到20%的目标，对于核电、水电、生物发电等或多或少有限制性的因素。而能够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政策，可以显著影响规模和布局的领域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我们觉得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目标的关键就是风、光这两个区域。其中，太阳能发电的规模至少会达到5亿千瓦，这是在充分论证资源、电网条件以及消纳条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时璟丽说。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风能资源总量约达到70亿千瓦，而我国70%以上的地区对于太阳能发电来说都是优良的、可以使用太阳能的地区，所以说从资源量上来说，可再生能源能够满足需求是毫无疑问的。”梁志鹏说。

节能——中国的第一大“能源”

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减排，自然少不了节能。破解能源约束困境，除了拓宽能源开发渠道之外，自然也要注重节约。

“中国推进能源消费革命，首先要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始终把节约优先放在能源战略的首要位置加以重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巡视员冯良说。

解振华表示，通过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工业、建筑、交通、生活消费等领域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效，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积极开展试点示范，中国在节能减碳取得显著成效。

发改委数据显示，在“十一五”节能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十二五”的前四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4%，实现节约6亿吨标准煤，以能源消费年均4.3%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8.1%的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十二五”前四年的0.53。

但是，现阶段中国能源消费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节约意识不强，节能优先战略思想尚未融入到全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二是整体能效水平不高，“两高一资”行业的能耗比重过高，高附加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待进一步发展三是节能改造、能源消费自动管控等技术水平不高，能源利用方式比较粗放四是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难以推动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主动节能。

对此，冯良提出，未来要大力推动能源消费的四个革命：即能源消费理念革命、能源效率革命、能源利用方式革命和节能管理体制革命。

“必须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冯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