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京津冀地区有没有太阳能光伏相关的展会活动？
2022年9月28日至3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新区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二届河北光伏、储能、风电暨华北智慧能源博览会。本届展会预计展出面积达24000平方米；参展商约500家；专业观众约26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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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展会
光伏会议
目前展会就是一些新产品的展出，具体的展会信息你可以到相关展会官网上了解下。
附近期光伏展会时间、地点安排
展会名称 举办时间举办地点
2018非洲光伏+储能博览会 [2018-06-27] [非洲肯尼亚]
2018年中东迪拜太阳能展览会（SME） [2018-03-06] [迪拜世界贸]
2018年日本东京国际光伏能源展览会 [2018-02-28] [Tokyo Big ]
2018年摩洛哥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2018-02-27] [摩洛哥，卡]
CSEPV2017中国（深圳）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展览会 [2017-12-21] [深圳大中华]
2017年印度国际太阳能展 [2017-12-05] [印度孟买国]
2017年印度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2017-12-05] [印度孟买国]
2017中国（浙江）国际光伏发电应用展览会 [2017-11-28] [宁波国际会]
第二届东盟光伏+储能博览会 [2017-11-14] [马尼拉贝尔]
2017年缅甸太阳能展 [2017-10-26] [缅甸 – 仰]
2017年缅甸可再生能源展览会 [2017-10-26] [缅甸 – 仰]
2017越南太阳能及光伏展览会 [2017-10-17] [越南河内国]
2017年澳大利亚全能源展览会 [2017-10-11] [墨尔本会议]
2017年马来西亚绿色环保科技展 [2017-10-11] [马来西亚吉]
2017年马来西亚绿色能源展览会IGEM [2017-10-11] [马来西亚-]
2017年英国太阳能展 [2017-10-03] [伯明翰NEC]
2017年尼日利亚光伏展 [2017-09-27] [尼日利亚拉]
2017年迪拜国际太阳能展会 [2017-09-25] [迪拜世贸展]
2017年印度可再生能源展REI [2017-09-20] [印度新德里]
2017年第11届印度新德里太阳能/风能/光伏新能源展 [2017-09-20] [India Expo]
2017年印度可再生能源展览会(REI) [2017-09-20] [大诺伊达展]
2017年印度可再生能源展REI [2017-09-20] [India Expo]
2017年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2017 [2017-09-10] [拉斯维加斯]
2017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太阳能展SPI 2017 [2017-09-10] [拉斯维加斯]
2017年墨西哥国际绿色能源与环境展览会(The Green Expo） [2017-09-05] [墨西哥·墨]
2017年南美巴西太阳能展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2017-08-22] [圣保罗]
2017第二届丝绸之路光伏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暨展览会 [2017-08-18] [西安曲江国]
2017第九届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2017-08-16] [广州·中国]
2017第四届云南太阳能、空气能及光伏产业展览会 [2017-08-03] [昆明国际会]
2017年美国旧金山国际太阳能技术展 [2017-07-11] [美国 旧金]
2017年美国水电展览会HydroVision International [2017-06-27] [美国-科罗]
2017年泰国可再生能源展览会（Renewable Energy） [2017-06-07] [曼谷国际贸]
前 言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能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位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供应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为世界能源市场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努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一、能源发展现状
能源资源是能源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加大能源资源勘查力度，组织开展了多次资源评价。中国能源资源有以下特点：
——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其中，煤炭占主导地位。2006年，煤炭保有资源量10345亿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约占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油页岩、煤层气等非常规化石能源储量潜力较大。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折合年发电量为6.19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约1.76万亿千瓦时，相当于世界水力资源量的12%，列世界首位。
——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耕地资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制约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
——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广泛但不均衡。煤炭资源主要赋存在华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赋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和海域。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存在明显差别。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运、北油南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是中国能源流向的显著特征和能源运输的基本格局。
——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与世界相比，中国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大部分储量需要井工开采，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地质条件复杂，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未开发的水力资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远离负荷中心，开发难度和成本较大。非常规能源资源勘探程度低，经济性较差，缺乏竞争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资源约束突出，能源效率偏低。中国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制约了供应能力的提高；能源资源分布不均，也增加了持续稳定供应的难度；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平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
——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环境压力加大。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相对落后的煤炭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煤炭消费是造成煤烟型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部分城市大气污染已经变成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市场体系不完善，应急能力有待加强。中国能源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能源价格机制未能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能源监管体制尚待健全。煤矿生产安全欠账比较多，电网结构不够合理，石油储备能力不足，有效应对能源供应中断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能源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高度重视能源科技的发展，能源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有效地促进了能源工业的全面发展。2005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能源技术放在优先发展位置，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推进能源技术进步，努力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遵循科技发展规律和特点，积极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为能源技术进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逐步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组织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加强能源科技人才培养，注重完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为能源技术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大力推广节能技术。中国把节能技术作为能源技术发展的优先主题，重点攻克高耗能领域的节能关键技术，大力提高一次能源和终端能源利用效率。实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引导社会投资节能技术应用。重点研究开发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的节能技术与设备，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节能建材等应用技术。加强能源计量、控制、监督与管理，积极培育节能技术服务体系。
——推进关键技术创新。中国鼓励发展洁净煤技术，推进煤炭气化及加工转化等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超（超）临界、大型循环流化床等先进发电技术，发展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重点掌握第三代大型压水堆核电技术，攻克高温气冷堆工业实验技术。积极发展复杂地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低品位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技术。鼓励发展替代能源技术，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技术。稳步推进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和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电技术，以及增强电网安全技术。
——提升装备制造水平。装备制造业是能源技术发展的基础。中国依托国家能源重点工程，带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鼓励发展煤矿综合采掘设备，研制大型煤炭井下综合采掘、提升、运输和洗选设备，以及大型露天矿设备。鼓励发展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研制煤炭液化和气化、煤制烯烃等成套设备。鼓励发展大型高效清洁发电装备，发展煤电高效发电机组、大型水电及抽水蓄能机组、重型燃气轮机、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等，以及特高压输变电设备。鼓励发展石油天然气勘探、钻采装备，支持大型海洋石油工程设备、30万吨原油运输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及大功率柴油机等配套设备。
——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前沿技术是能源发展的潜力，能够引领能源产业和能源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重点研究化石能源、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制氢、经济高效储氢及输配技术，研究燃料电池基础关键部件制备及电堆集成、燃料电池发电及车用动力系统集成技术等。研究突破化石能源微小型燃气轮机等终端能源转换、储能及热电冷三联产技术。加快研发气冷快堆设计及核心技术。积极研究磁约束核聚变和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
——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决定能源发展的实力和后劲。中国重点研究化石能源高效洁净利用与转化的基础理论，高性能热功转换、高效节能储能的关键原理，规模化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技术，规模利用核能、氢能技术等基础理论。
六、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能源的大量开发和利用，是造成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确处理好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关系，是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历史累计排放少，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只占同期世界排放量的9.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弹性系数也很小。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提交了《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制订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与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中国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实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取得成效的目标。中国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全面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挥能源节约和优化能源结构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努力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地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大力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中国将更加重视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利用，并作为环境保护的重点，积极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加快采煤沉陷区的治理和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建立并完善煤炭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推进煤炭的有序开采，限制开采高硫高灰分煤炭、禁止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积极发展洁净煤技术，鼓励实施煤炭洗选、加工转化、洁净燃烧、烟气净化等技术。加快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新建燃煤电厂必须根据排放标准安装并使用脱硫装置，现有燃煤电厂加快脱硫改造。在大中城市及近郊，严禁新建纯发电的燃煤电厂。
——积极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中国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实施机动车排放标准，加强环保一致性检查，确保新生产机动车稳定达标；严格实施在用机动车环保年检制度；严格禁止制造、销售和进口超过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鼓励生产和使用低污染的清洁燃料机动车，鼓励生产混合动力汽车，支持发展轨道交通和电动公交车。
——严格能源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强对能源项目的环境管理，是实现能源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中国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通过严格环境准入制度抑制粗放型经济增长。新建、扩建和改建能源工程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加强核电项目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已运行核电站、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的安全与辐射环境的监督管理，积极做好在建核电设施安全评审和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满足江河流域综合开发利用的要求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注重提高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效益。
七、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改善发展环境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稳步推进能源体制改革，促进能源事业发展。1998年实现了石油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建立了上下游一体化的新型石油工业管理体制。2002年按照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电力工业实现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煤炭工业市场化改革后，2005年又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化改革和发展。中国正在按照观念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的要求，进一步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市场化程度，完善能源宏观调控体系，不断改善能源发展环境。
——加强能源立法。完善能源法律制度，为增加能源供应、规范能源市场、优化能源结构、维护能源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能源法律制度建设，《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已经颁布实施，配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已经公布；《能源法》、《循环经济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及《建筑节能条例》正在抓紧制订；《矿产资源法》、《煤炭法》和《电力法》正在抓紧修订。同时，也正在积极着手研究石油天然气、原油市场和原子能等能源领域的立法。
——强化安全生产。中国在能源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继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势头。中国坚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综合治理的原则，进一步加大煤矿瓦斯治理和综合利用力度，依法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继续加大煤矿安全监管力度，引导地方和企业加强煤矿安全技术改造和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增强安全责任意识。继续加强电力安全、油气生产安全，强化监督管理，实行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工作体系。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安全生产执法，严肃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应急体系。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实行电力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分区运行，统筹安排电网运行。建立了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电力企业分工负责的安全责任体系，电网和发电企业建立应对大规模突发事故的应急预案。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建设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扩大石油储备能力。逐步建立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应急保障体系，确保供应安全。
——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多种经济成分进入能源领域，积极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全面完善煤炭市场体系，构建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加快石油天然气流通体制改革，促进能源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加强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国家能源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加强部门、地方及相互间的统筹协调，强化国家能源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适当集中、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注重政策引导，重视信息服务。深化能源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投资调控体系。进一步强化能源资源的规范管理，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矿业权交易制度，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市场秩序。
——推进价格机制改革。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中国政府在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深化煤炭价格改革，全面实现市场化。推进电价改革，逐步做到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和配电价格由政府监管。逐步完善石油、天然气定价机制，及时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和国内市场供求关系。
八、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能源发展不仅满足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是国际能源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组、东盟与中日韩（10+3）能源合作、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大会及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的正式成员，是能源宪章的观察员，与国际能源机构、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双边合作方面，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等许多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建立了能源对话与合作机制，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环保、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在能源政策、信息数据等方面开展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在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既承担着广泛的国际义务，也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积极完善对外开放的法律政策，先后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努力营造公平、开放的外商投资环境。2002年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4年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外商投资能源及相关的采掘、生产、供应及运输领域，鼓励投资设备制造产业，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能源产业。
——完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对外合作。中国在石油天然气资源领域，实行以产品分成合同为基础的对外合作模式。2001年，中国公布了修订后的《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和《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依法保护参与合作开采的外商合法权益。鼓励外商参与石油和天然气的风险勘探、低渗透油气藏（田）、提高老油田采收率等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鼓励外商投资输油（气）管道、油（气）库及专用码头的建设与经营。
——鼓励外商投资勘探开发非常规能源资源。2000年，中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开放非油气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允许外商在中国境内以独资或与中方合作的方式进行风险勘探。外商投资开采回收共、伴生矿、利用尾矿以及西部地区开采矿产资源的，可以享受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对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资源的管理和服务。
——鼓励外商投资和经营电站等能源设施。中国鼓励外商投资电力、煤气的生产和供应。鼓励投资单机容量6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煤炭洁净燃烧发电、热电联产、发电为主的水电、中方控股的核电，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电等电站的建设与经营。鼓励外商投资规模容量以上的火电、水电、核电及火电脱硫技术与设备制造。鼓励投资煤炭管道运输设施的建设与经营。
——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中国政府信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承诺，在能源管理方面，清理了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一致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透明度要求，放宽了公益性地质资料的范围，并将进一步加强能源政策的对外发布，完善能源数据统计系统，及时公布能源统计数据，确保能源政策、统计数据以及资料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领域。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开发利用能源资源，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进一步实现从投资化石能源资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从注重勘查开发领域向更多地发展服务贸易转变，从主要依靠对外借贷和外国直接投资向直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方式转变。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能源贸易仍将是中国利用国外能源的主要方式。中国将积极扩大国际能源贸易，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优势互补，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开展能源进出口贸易，完善公平贸易政策。逐步改变目前原油现货贸易比重过大的状况，鼓励与国外公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促进贸易渠道多元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鼓励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原则，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参与境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发展能源工程技术服务合作。
能源安全是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合理利用能源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权利，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合作而获得能源安全保障。要实现世界经济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近年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其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加强对话和合作，从多方面共同加以解决。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加强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实现世界能源安全，必须加强能源出口国与消费国、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国际社会应该加强能源政策磋商和协调，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以增加供应，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保证稳定和可持续的国际能源供应，维护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确保各国的能源需求得到满足。
——形成先进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节约能源，促进能源多元发展，是实现全球能源安全的长远大计。国际社会应大力加强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推动能源综合利用，支持和促进各国提高能效。积极倡导在洁净煤技术等高效利用化石燃料方面的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可再生能源和氢能、核能等重大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探讨建立清洁、经济、安全和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国际社会要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处理好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先进技术推广等问题，使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共同分享人类进步成果。
——维护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是实现全球能源安全的前提条件。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共同维护能源生产国和输送国，特别是中东等产油国地区的局势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和畅通，避免地缘政治纷争干扰全球能源供应。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分歧、化解矛盾，不应把能源问题政治化，避免动辄诉诸武力，甚至引发对抗。
结束语
在全面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进程中，能源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政府将努力解决好能源问题，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很低，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人均石油消费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石油人均进口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将继续以本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互联互动日益加深。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中国政府将与世界各国一道，为维护世界能源的稳定和安全，为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而不懈努力！
据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国际能源展望2004》基准状态预测，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01年的102.4亿吨油当量增加到2025年162亿吨油当量，世界能源消费在2001-2025年将增加54%。日本、欧盟等能源机构预计，全球能源消费峰值将出现在2020-2030年。全球化石能源的枯竭是不可避免的，将在本世纪内基本开采殆尽。《BP世界能源统计2006》的数据表明，全球石油探明储量可供生产40多年，天然气和煤炭则分别可以供应65年和155年。国际能源署2005年分析认为，到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60%，届时仍将有“足够”的资源可满足需求。预测未来石油需求增长的大多数将来自运输部门，运输部门占全球石油需求的份额将从现在的47%增加到2030年的54%。同时指出，C02排放也将增多，减排温室气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国际能源署认为，中东将增加投资以扩增常规石油资源产能，非常规石油资源如油砂等将得到加快开发利用，氢能将有少量应用，可再生能源将有更大发展潜力。到2030年，替代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不仅将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而且将成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作为全球能源市场日趋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已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3.6%，世界能源消费将越来越向中国和亚太地区聚集。
据预测，目前中国主要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采比分别为约80、15和近50，大致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0%、40%和70%左右，均早于全球化石能源枯竭速度。未来5-10年，中国煤炭国内生产量基本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量，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原油的缺口最大。注重能源资源的节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中国来说既重要又迫切。
二、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
世界大部分国家能源供应不足，各国努力寻求稳定充足的能源供应，都对发展能源的战略决策给予极大的重视，其中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尤为引人注目。化石能源的利用会产生温室效应，污染环境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使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升温。
从目前世界各国既定能源战略来看，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未来各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政策的基础。从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与发展趋势看，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展最快，产业前景最好，其开发利用增长率远高于常规能源。
风力发电技术成本最接近于常规能源，因而也成为产业化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技术，风电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年增长率达27%。国际能源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大力鼓励可再生能源进入能源市场的条件下，到2020年新的可再生能源(不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和大水电)将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0%，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总的比例将达30%，无论从能源安全还是环境要求来看，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新能源的战略选择。
三、世界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2004年，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为1%、8%、4.3%和6.8%；到2010年将分别达到7.5%、20.5%、10%和22%；到2020年将都提高到20%以上；到2050年，德国和法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将达到50%。韩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将由2004年的2.1%提高到2010年的5%。日本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将由2004年的3%和7.5%提高到2010年的10%左右，2020年分别达到20%和15%。
四、世界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利用进展
美国正在加大可再生能源研发和利用力度，2005年美国能源部能源研发总投资7.66亿美元，其中可再生能源研发投资占了42%。美国制定了庞大的太阳能发电计划，克林顿政府出台的“百万屋顶计划”将在1997年到2010年里，安装总容量达4.6亿兆瓦的光伏发电系统。
德国新的《可再生能源法》，为投资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德国制定了《未来投资计划》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迄今投入研发经费17.4亿欧元。200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8%，年销售额达100亿欧元。风力发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54%，太阳能供热器总面积突破600万平方米。法国。法国推出了生物能源发展计划，2007年之前将生物燃料的产量提高3倍，使起成为欧洲生物燃料生产第一大国。具体内容是建设4个生物能源工厂，年均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生物燃料的总产量将从目前的45万吨上升到125万吨，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作物面积也将达到100万公顷。由于生物燃料目前成本比汽油和柴油贵2倍，法国已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生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
英国把研究海洋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作为开发新能源的突破口，设立了5000万英镑的专项资金，重点开发海洋能源。不久前，在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世界首座海洋能量试验场正式启动。英国第一座大型风电场一直在不断发展，目前风电装机总量已达650兆瓦，可满足44万多个家庭的电力需求，近期还将建设10座类似规模的风电场。
日本官方报告，将从2010年正式启动生物能源计划，并与美国和欧盟共同开发可再生能源，建设500个示范区。预计将投资2600亿日元，而与之有关的产品和技术将成为日本新工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家，越来越重视可再生能源对满足未来发展需求的重要性。中国制定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编制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确定了明确目标。印度成立了可再生能源部，政府全力推动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印度在风电和太阳能利用规模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东盟国家也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工作。10个成员国各自都有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包括地热、水电、风能、太阳能和来自棕榈或椰子油的植物燃料等。按东盟计划，到2010年各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将达到2.75万兆瓦，其中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将成为领先者。
从更宏观的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朝核问题不是简单的朝美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朝三方之间的战略博弈，中国在此有切身的利益关切，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美实际上在比试“定力”和忍耐力。
由于此次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问题最终由俄罗斯来解决，加之以前朝鲜多次越过中国与美国做交易，似乎不太理会中国的劝告，所以有很多人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被边缘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似乎有一定的丢分，但说被边缘化未免夸大其词，中国在整个“六方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朝核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只要能解决，不管什么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在意中国在整个事态中的地位与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及地区安全稳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依我看，当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面对两种发展前景，做好两手准备。二是避免有些人所担心的朝鲜彻底倒向美国。这种可能性虽然并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维护中朝友好关系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比如中朝之间的历史友谊、共同的战斗经历、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三是伴随着朝鲜核问题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问题，这既与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相关，也对东北亚地区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将就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谈几点想法。随着2007年“2·13”共同文件决定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正式提上了政治议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安全机制安排，比如欧洲有欧盟、北约和欧安会。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有东盟地区论坛和“10＋3”这样的对话平台，可是在东北亚地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地区范围的安全机制。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要地区之一，汇聚了中、日、俄三个世界大国，并且美国深深卷入其中，韩国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国家，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个性国家，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差别悬殊，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纠纷，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东北亚地区目前保持着世界上唯一残存的冷战结构，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严重不符，也无法解决当今东北亚地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此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结构，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安排，这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点来讲，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既然有必要性，下一步就要讨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行性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认为该机制可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东北亚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日益加强为建立安全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本地区多数国家政府表现出了建立安全机制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经验积累使中国具备了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另一种意见是条件尚未成熟，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身份认同和威胁定位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不具有可行性。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太拘泥于某些西方学者的学理逻辑，既然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来看有建立的必要性，中国就应该全力推动，况且目前并不存在一个能完全阻碍安全机制建立的因素和势力，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东北亚安全机制。实际上，俄罗斯和韩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建议。
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有关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及其功能的认识还不统一，甚至存在很大的误解。关于安全机制的定义很多，简单地说，就是旨在解决相关国家安全关切问题的一个制度化平台。在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安全机制分为外向型机制与内向型机制两种类型。前者针对来自机制外的威胁，类似于同盟关系；后者针对机制内国家的行为，旨在维护机制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如欧安会和上海合作组织），乃至以建立一种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欧盟）。
根据现有条件和渐进原则，未来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是：建立一个内向型的、以维护机制内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地区安全机制。因为就东北亚地区来说，根本不存在外来威胁的可能，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安全共同体无异于天方夜谭。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寄希望于安全机制能解决相关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小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据此，我建议考虑两种建构方式：一是采取欧安会模式，即在承认机制内各种集团的利益及各种双边同盟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宽泛的对话机制。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安全论坛，旨在起到沟通信息、交流观点、加强互信、促进合作的作用。二是参照早期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即在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维护边境安全、交流军队信息、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等。
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除了始终坚持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外，中国还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应该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推进，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同步进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应采取积极参与、积极推动的态度，力求在某些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第三，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必须正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设立议题必须坚持由易到难的顺序，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第四，坚持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相一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第五，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有一种意见认为，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把美国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是不可取的。因为美国深深地卷入东北亚事务有它的利益关切，实际上美国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势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要说难以成功，即使建立起了某种制度安排，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要采取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态度，在两国之间搭建另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这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李欣整理）
2.(1).中国有句俗语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给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兴奋之余，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恐怕是摆在最高决策当局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在此之前有关的议论，可谓是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有：
一为“分红论”，即把一部分外汇分给老百姓，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刺激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把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势必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然后1万统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这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1万亿美元中的部分外汇拿到外国消费，不但没能直接刺激中国经济，而且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货币危机或通货膨胀，最终受害的则依然是中国老百姓。
二为“减持论”，即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理由是：过多的持有美国国债与其它美元资产风险太大。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来计算，2002年-2008年美元证券类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在66%-74.75%。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必将遭受巨大价值损失，因而“减持”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减持的节奏与数额如果掌控不好，势必又将加剧美元贬值，到头又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这也是中国现阶段为什么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为“多元论”，即逐步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理由是：这样可以提高外汇储备“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显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战略思考。如何调整？其实温总理早在今年2月访欧演讲中己给出答案，就是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同时，总理还表态说，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意味着巨额外汇储备今后不可能在美元“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可以进口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可以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投资，可以增加对主权国家的信贷额度，可以扩大中方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融组织的股份与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己经在进行类似的大胆尝试。从未来讲，推动形成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个别国家独霸“世界货币”发行权所带来诸多风险。当然，“藏汇于民”也是一种潜在的选项，这就需要改进现行某些强制结售汇制度法律法规框架。
总而言之，掌握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可以说是利弊兼有，利在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增加国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观上存在汇兑损益、投资损益与美元危机的风险。但不管怎样，“腰杆子粗了”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战略与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只要外汇储备这张牌打的好，中国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使得外汇储备更好的为发展与稳定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做好三点：
1将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来就重要），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极差！一个不尊重学术、知识、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的国家，发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纳入议题的矛盾，要想解决，几乎都要涉及到体制问题。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产力。
3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升级。农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旧还是个农民。中国经济的巨量，科技贡献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抢夺子孙后代的。产业不转型，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就受到限制。第三产业才是解决中国巨大就业压力的根本之道。
4还债社会保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是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国家。可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质量、生产安全、环境等问题，几乎是把国民的基本生命权、居住权、教育权
3.（1）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与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近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世界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由大涨转为大落，各国能源发展面临复杂形势。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印尼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两国能源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对于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促进两国经济和能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增加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入，刺激居民消费，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能源产业更好发展结合起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很大。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进重点节能工程，实施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并将其作为下一步政府投资的重点。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进一步强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积极防治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们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保障能力。从长远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增加。我们把能源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将进一步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电力，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序开工建设一批现代化煤炭矿井、大型核电项目、油气管网、城乡电网等重大工程，保证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中国能源资源开发潜力较大，有条件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通过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
我们高度重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近，中国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品油价格；同时，公布了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方案，在清理和取消交通收费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额。这项重大改革旨在理顺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规范税费、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我们将继续深化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同时，深化能源企业改革，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加强能源立法，为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和拓展能源合作，有利于扩大双边经贸往来规模，增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有利于增加双方能源开发投资，增强能源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各自能源保障水平，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发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离开了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很难获得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协调合作，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金融市场，维护经济增长，促进能源市场健康发展。深入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兼顾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利益，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维护合理的能源价格，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共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加强能源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能源开发与节约的能力和水平。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能源领域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并切实按照“巴厘路线图”兑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愿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
（2）第一，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假设中国无法获得进口石油，对国民经济和军事安全均构成致命的威胁。中东、非洲、拉美等产油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都会对石油的供给产生冲击。敌对国家也会通过禁运等方式掐断一国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第二，油价的波动（Fluctuation of oil price）。石油的频繁波动或是持续上涨会对石油进口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进口成本上升、国际收支恶化、输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等。对于像中国这样能源密集度很高的国家来说，油价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
第三，国际能源运输线的安全（Safe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and pipe lines）。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
第四，环境安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依然在中国能源消费存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维持在65%以上的比重。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是相当困难的。以煤炭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以及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运用上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一方面利用效率相当低下，另一方面给环境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2007 年 12 月 7 日，澳大利亚工党陆克文 ( Kevin Rudd) 政府执政后，先后实施了一系列不同于前届政府的新政策，包括: 签署京都议定书、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 ( 到 2050 年澳大利亚在 2000 年水平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0% ) ，制定新的能源和资源安全政策，强化环境保护政策，改组资源、工业与旅游部并调整其职能，大幅增加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加强区域和多边协商与合作，自觉履行澳大利亚的国际义务等，这些都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一致。这意味着未来的澳大利亚矿业与土地资源管理政策会更加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同时，新政府倡导: ①发展清洁煤炭技术②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③鼓励发展能源创新技术④进行能源市场改革⑤计划制定能源与资源安全白皮书⑥大力促进能源效率⑦加速自由贸易区谈判⑧加速能源与环境技术国际合作⑨建立全球共同危机应对机制等。
1. 发展清洁煤炭技术
在 2008 ～2009 财年预算中，新成立的资源、能源与旅游部在其预算说明中，提出了 3 项旗舰的新政策计划，其中之一是 “国家清洁煤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的是: 加速清洁煤技术在澳大利亚的开发和利用。国家清洁煤计划启动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并支持部署低排放技术战略直到 2030 年。国家清洁煤基金将在最初 7 年内支持国家清洁煤计划，即从 2008 年 7 月 1 日一直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
清洁煤技术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21 世纪初就在世界许多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开展了全面研究。美国在 20 世纪 70 ～80 年代开始进行对煤炭清洁技术的研究，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能源部正式与产业界和相关州机构开展了清洁煤技术项目研究，2002 年，美国布什总统正式提出了 “国家清洁煤计划”，以作为改善美国能源安全与环境的措施之一。日本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了清洁煤技术研究，1995 年成立了 “清洁煤技术中心”，专门负责开发 21 世纪煤炭利用新技术课题。2000 年，日本政府又公布了 “21 世纪煤炭计划”，提出分三阶段开发清洁煤技术等。
澳大利亚约 80% 的电力来源于煤炭。作为国家清洁煤计划的一部分，陆可文政府宣布将建立一个5 亿澳元的国家清洁煤基金 ( National Clean CoalFund) 。在该国家清洁煤基金中，目前至少投资 3 个项目: ①投资 5000 万澳元的位于昆士兰州的试验煤炭气化厂项目②投资 5000 万澳元的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碳捕获与储藏项目③投资 500 万澳元在西澳大利亚州填图和试验碳储藏潜力项目。在清洁煤技术方面，国家清洁煤基金将产生价值约 15亿澳元的投资活动。
2. 发展可再生能源
新成立的资源、能源与旅游部在 2008 ～ 2009 财年预算中，提出了设立可再生能源基金 ( Renewable Energy Fund) 计划。设立可再生能源基金的目的，是通过在较大范围内和商业规模上演示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加速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在澳大利亚的商业化应用。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目前也是世界能源利用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法国、荷兰、韩国等都有相关的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和研究项目。美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明确提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2001年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2009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新政府执政后，也把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其经济振兴计划的突破口。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08 ～2009 财年预算中，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基金为 5 亿澳元，拨款从 2009 ～2010 财年开始。最先的可再生能源基金资助将是地热能源，将投资 5000 万澳元用于地热钻探项目。澳大利亚全面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转折点应始于 2000 年。当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 《可再生能源 ( 电力) 法 2000》，并依据该法于 2001 年 2 月 12 日成立了可再生能源管理者办公室 ( Office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Regulator) ，专门负责监督、管理澳大利亚政府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实施工作。
3. 发展能源创新技术
在资源、能源与旅游部 2008 ～2009 财年预算中，同时也提出了另一项新政策计划———设立能源创新基金 ( Energy Innovation Fund) 。建立该能源创新基金目的是: 投资关键的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加速新的创新能源清洁技术发展，以实现中长期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目标。设立该基金的目的也是要确保澳大利亚在清洁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进入 21 世纪，能源创新技术是世界各国能源领域研究的重点，也是竞争的焦点。各国都相继投入巨幅资金，来研究能源创新技术问题。
2007 年 11 月 21 日，陆克文刚当选联邦总理不久就宣布，在未来 6 年内，将在新能源创新基金名下投资 1. 5 亿澳元，用于关键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包括: 为澳大利亚太阳能研究所投资 5000 万澳元，显著扩大太阳能热研究能力为通用清洁能源研究和发展投资 5000 万，包括能源效率、能源储藏技术和氢运输燃料投资 5000 万澳元用于光电研究和开发，以维护澳大利亚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能源创新基金在2008 年7 月1 日启动，延续4年，直到 2012 年。
4. 加快实施能源市场改革
在新成立的资源、能源与旅游部中，专门成立了从事能源市场改革工作的能源市场改革局，以加速推进能源市场改革，加大能源市场改革的力度，满足应对世界新形势、新发展、新挑战的需要。
5. 制定能源与资源安全白皮书
2008 年 5 月 28 日，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陆克文在澳大利亚矿产理事会每年晚餐会上宣布，将制定能源问题白皮书。在白皮书中将阐述联邦政府在能源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同时明确，政府打算采取措施，确保提供清洁、足够、可靠和用得起的能源供应，以满足到 2030 年能源消费预期增长 44% 、到 2050 年能源消费预期增长 80% 的要求。能源白皮书将由资源与能源部长负责制定。
6. 大力促进能源效率
在 2008 ～2009 财年联邦资源、能源与旅游部的预算中，也明确提出了要达到的能源效率目标。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部门还加快了制定新的 “国家能源效率框架”( National Framework for Energy Efficiency，NFEE) 的步伐与进程。
澳大利亚国家能源效率框架的目的是要取得澳大利亚能源效率显著提高的业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涵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克服阻止市场提高实际能源效率经济潜力的各种障碍和挑战因素。它着重需求方的能源效率，主要是住宅、商业和工业界，也关注能源转化过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并探讨解决可影响能源效率选择的中间商因素。
国家能源效率框架 ( NFEE) 发展的基本过程是: 2002 年 11 月，能源部长理事会 (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nergy) 支持制定国家能源效率框架的建议。2004 年 8 月，能源部长理事会承诺实施包含 NFEE 第一阶段的一揽子政策措施。2004 年 12 月，能源部长理事会批准 NFEE 一阶段 2005 ～2007年政策措施 8 个高层次实施计划。陆克文新政府执政后，2007 年 12 月 13日，第 14 次能源部长理事会会议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召开，参加会议者的联邦和州与领地能源部长同意以下一揽子新能源效率措施: ①扩大和提高最低的能源业绩标准计划②加热、通风和空调高效率系统战略③分阶段去除低效白炽灯照明④通过绿色租约加强政府领导⑤制定国家热水战略措施，以后考虑。该一揽子新能源效率措施也是国家能源效率框架第二阶段的措施。
提高能源 ( 使用) 效率目前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发展趋势。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荷兰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开展此项行动。
7. 加大能源与环保技术的国际合作力度
陆克文政府执政后，继承和加大了在能源与环保技术方面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的力度，集中体现在对 APP 承诺的重视和对 APP 项目的投资增加上。所谓 APP，即关于清洁发展与气候的亚太合作关系框架 ( Asia-Pacific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是一个创新性的国际社会新努力，旨在加速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参加伙伴国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美国等。该合作关系框架建立的主旨是: ①创造一个自愿的、非具法律约束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在合作国间通过具体和实质性的合作，促进现有的新兴的和长期成本有效、清洁、有效率的技术和实践的开发、传播、利用和转让，取得具体成果②提升和创造有利的环境以帮助实现这种努力③促进各自国家污染减少、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④提供一个在清洁发展目标框架内探讨合作国或伙伴国之间各自有关涉及相互联系的发展，有关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府论坛，同时也是提供分享、制定和实施各自国家发展和能源战略经验的论坛。
8. 推进和加快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
2008 年 11 月 15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 20 国会议上，澳大利亚总理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将加快与各主要贸易伙伴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包括澳大利亚与东盟、澳大利亚与中国、澳大利亚与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澳大利亚与海湾合作理事会等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等。
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贸易关系和往来，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贸易障碍，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9. 建立全球共同危机应对机制
澳大利亚新政府执政后，积极参与建立全球共同危机应对机制，包括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经济危机等。此外，澳大利亚新政府也积极参与各种对话机制，寻求互利共赢。
事实上，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日益明显和突出，如能源问题、气候变化等，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政府都在积极开展行动，努力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例，南澳大利亚州在 “南澳战略计划”中确立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到 2014 年，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要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达到20%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14 年，在2000 ～2001 年的水平上，提高政府建筑物能源利用效率 25%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 ( 工业与资源部) 则在 2007 ～2008 年度制定了 “可再生能源工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工业发展计划和目标，并优先发展生物燃料等。
昆士兰州则于 2008 年建立了一个 5000 万澳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基金( Queensland Renewable Energy Fund) ，以支持可再生能源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此外，昆士兰州政府还于 2008 年 11 月成立了清洁能源办公室，专门从事帮助投资者、能源公司或其他兴趣方在昆士兰州建立清洁能源产业。清洁能源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 ①支持清洁能源计划的恰当政策框架，向政府提出建议②鉴别、填图和追索潜在的可再生能源位置③去除可再生能源工业发展的管理障碍④制定合作计划，鼓励私人行业投资和启动清洁能源工业，包括研究与发展以及新技术的示范⑤在设计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方面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确保昆士兰州的利益在国家层面上能得到保护⑥与电力工业密切合作，以帮助需求方创新能源效率⑦帮助部署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所有这些事例均确凿无疑地表明未来澳大利亚矿业及土地资源管理会更加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
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在原工业、旅游和资源部“战略 计 划 2006 ～ 2009 ” 中，霍 华 德 政 府 将 “全 球 融 合” ( Globalintegration) 放在第八位，而在现创新、工业、科学与研究部的 “战略计划2007 ～ 2010” 中，则将 “全球融合” 放在第二位，可能隐含着陆克文政府与霍华德政府在应对全球化问题上重视程度的不同，即陆克文政府更顺应、更重视全球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