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家对煤炭资源实施了哪些政策

发改委释疑煤炭新政：为什么限产后又部分放开供给

五问“煤炭先进产能释放”

近期，针对市场煤价过快上涨、局部供应偏紧，国家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度微调政策，稳定煤炭价格和供应。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煤炭价格上涨、局部供应偏紧？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就此话题，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有关负责人。

一问：当前为什么会出现煤炭价格上涨、局部供应偏紧的情况？

运行局有关负责人：今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1~8月份，全国退出煤炭产能1.52亿吨，减量化生产控制产能约6亿吨，治理违法违规煤矿建设生产、超能力生产、劣质煤生产取得明显成效，全国煤炭产量同比下降10.2%，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得到改观。这既是去产能的初衷，也是去产能的必然结果。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7月份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雨，空调用电明显增加，水电出力大幅减少，火电生产大幅增加。7月、8月和9月前20天，火电同比分别增长4.8%、7.3%和12.9%，电煤同比分别增长2.7%、6.7%和14%，致使煤炭供需在较短时间内从基本平衡转向部分地区供应偏紧。市场煤价出现加快上涨的势头。6月份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价上涨10元/吨，7月份上涨30元/吨，8月份上涨65元/吨，9月份以来又上涨70元/吨，目前为565元/吨，比年初增加195元/吨。个别地区电厂、钢厂等企业用煤供应出现偏紧。

二问：怎么看待当前的煤价上涨和局部供应偏紧？

运行局有关负责人：第一，必须高度重视。煤炭供需关系出现改善，是去产能的初衷和必然结果，煤炭价格的适度回升，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出现价格非理性上涨和煤炭供应紧张。价格过快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助长企业的非理性行为，一些停工停产小煤矿有可能趁机复产，冲击正常的生产秩序。二是加大对下游用户的压力，不利于上下游行业和谐发展。如果煤价持续上涨，势必触发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三是给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统筹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带来困难，干扰去产能工作大局。

需要指出的是，煤炭供应特别是电煤供应决不能出问题。煤炭连接着下游电力生产、煤气供应和居民取暖等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当前已进入备冬储煤的关键时期，东北地区临近冬季供暖期，保障煤炭稳定供应事关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容不得半点闪失。各有关方面必须高度重视目前煤炭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在扎实做好去产能各项工作的同时，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符合条件的安全高效先进产能释放，促进市场稳定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为顺利推进去产能营造良好环境。

第二，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可以很快解决。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需求角度看，不是刚性需求增长带来的，前8个月煤炭消费仍下降3.1%；从供给角度看，不是没有供给能力，是主动调控了产能。对于通过减量化生产和治理违法违规建设控制的10亿吨左右产能，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有条件有序地进行释放。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并且迅速针对供应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采取应对措施，确保煤炭供需形势的基本平稳。

第三，问题必须解决，必须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来解决。有些企业认为，现在煤炭价格上涨，政府不应加以干预，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需要说明两点：其一，价格上涨的背后，反映的是供求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调整，是供给出现硬缺口的大问题；其二，如果不是去产能、控产量政策措施的实施，供需面就不会得到这么快的改善，煤价也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回升。

三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运行局有关负责人：办法已经十分明确，就是有条件有序释放部分安全高效先进产能，适当增加产能投放。

第一，释放主体具体包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规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定的先进产能煤矿；国家煤矿安监局公布的2015年度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各地向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申报的安全高效煤矿。其中不包括煤与瓦斯“双突”、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安全风险大、安全无把握的煤矿；考虑到煤种的实际需要和特定用户运输距离的限制，以上主体难以有效承担产能调节任务的，部分产煤省（区、市）可从2015年度二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中再择优确定少数煤矿，经备案后，纳入产能调节的企业范围。

符合上述条件的煤矿，可以在276至330个工作日之间释放产能，没有参与产能释放的煤矿仍要严格执行276个工作日制度。

第二，释放期限。为有效保障今冬明春供暖、供气和发电生产用煤需要，产能释放期限暂定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执行中根据市场供需情况确定释放实施和停止日期。有关地区可根据本地煤炭供需形势，对上述日期进行具体安排。

第三，调控层级。实行分级实施，有序组织产能释放。采取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国家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根据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的要求，继续委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进一步做好先进产能的释放工作，重点平衡跨区域的煤炭供需。

地方层面，有关产煤省（区、市）根据本地平衡市场的需要，抓紧制定产能释放方案，明确参与产能释放的煤矿名称和调控产能、产量的数量，于9月30日前启动实施，并报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另外，通过抓紧推进增减挂钩，引导建成煤矿依法依规有序投产。有关地区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有关文件要求，推动建设煤矿抓紧落实产能置换指标，签订增减挂钩协议。对在规定时间内落实产能置换指标的新建煤矿（含未批先建煤矿补办手续），适度放宽退出煤矿的关闭时间要求，新建煤矿可以在产能置换煤矿关闭前投入生产。

四问：这样的调整能否管用？

运行局有关负责人：针对前阶段煤价持续上涨的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煤矿安监局及煤炭工业协会已于8月份研究制订了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9月上旬，结合市场形势变化，启动了预案二级响应，每天释放大约30万吨的产能。9月下旬，又加大力度启动一级响应，每天可释放50万吨产能。从实施效果看，目前电厂和港口存煤已出现回升。截至9月底，全国重点电厂存煤5600万吨，比上月末增加530万吨，增长10.4%，可用17天。秦皇岛港存煤317万吨，比上月末增加55万吨，增长21%。

考虑到目前处于煤炭消费淡季，“十一”假期重点用煤行业用煤下降，以及产能释放增加等因素，下一步，煤炭供需关系将趋于缓和，价格有望趋稳或小幅回落。

五问：为什么要坚持276个工作日不动摇？

运行局有关负责人：目前我国煤炭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一方面，需求负增长。2014年以来，煤炭需求持续下降，2014年、2015年分别下降3.4%、4.9%，今年前8个月下降3.1%。今后一个时期，能源消费强度将有所回落，特别是随着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煤炭市场需求很难有绝对增长的空间。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预期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量至多41亿吨。另一方面，既有和潜在产能规模庞大。在建煤矿的8亿吨产能，还将陆续刚性释放。违法违规煤矿补办手续后，还将有6亿吨的产能可以释放。而“十三五”时期完成去产能8亿吨的任务，需要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因此，276个工作日制度作为《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明确的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一项重要调控措施和产能蓄水池，还要严格执行，不能出现动摇。

第一，新能源领域已成世界各国能源战略主流。据国际能源署不完全统计，以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为首，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其中近来美国倡导的低碳经济与新能源革命政策尤其引人瞩目。第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近几年来，陆续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引导信号强烈。第三，技术成熟使得新能源推广成为可能。第四，国内外资本的青睐。在全球经济遭遇寒流的形势下，新能源领域投资逆势而动，成为资本追捧的热点。纳斯达克市场新能源指数的持续坚挺，以及近来我国A股市场新能源板块的崛起，充分反映了市场对这一领域前景的看好。第五，油价的持续回暖。在经历了一番暴涨暴跌之后，油价开始稳步攀升。在可预见范围内，油价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高企的油价意味着寻找替代能源成为世界各国维持自身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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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能耗双控”重点，短期运行影响大

《意见》强调：我国将继续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根据意见，坚持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严格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由此看来， 我国“能耗双控“政策将长期坚持，煤化工企业所盼的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切莫采取”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行为，让煤化工企业或转型升级、或有序退出。

事实上，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推行“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行动，“能耗双控”政策不断趋严加码，煤化工企业很受伤。例如一家大型煤化工公司自今年以来多次受到地方政府双控政策影响，3月份被当地政府要求企业每天大幅降低电量，限电后企业无法满足最低负荷用电需求，经沟通无果后被迫按照政府要求停车。这家企业周围的其它三家企业也遭遇相同的命运，相继被迫停产。今年9月初又以能耗指标用完为由，被要求停产。就这样开开停停，断断续续，原本效益就不好，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8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我国包括青海、宁夏、广西等9省（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被列为红色一级预警；广东、福建、云南等8个省（区）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被列为红色一级预警。受此影响，3季度以来，上述拉响红色一级预警的省区纷纷雷霆出击，限制“两高”产业。又由于4季度是传统的用能旺季，那些上半年能耗双控指标完成得较好的省（区），同样不敢掉以轻心，也开始加大了对列入“两高”名单的产业的控制。一时间，几乎所有煤化工项目受到限制，产业现状一片黯然，行业发展信心再次受挫。

各地“一刀切、运动式“减碳”方式，严重制约了煤化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给企业的运行、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最直接影响，就是一些地方对煤化工企业限制供煤、减少供电，给正常运行的煤化工企业带来极大困扰，导致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整个现代煤化工行业面临生死大考。

被列入“两高项目”，长远发展无前途

《意见》强调指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出台煤电、石化、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未纳入国家有关领域产业规划的，一律不得新建改扩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苯、煤制烯烃项目。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提升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耗准入标准。

不难看出， 《意见》将煤化工作列为“两高项目”，并直接点了煤制烯烃、煤制油气的名。 而国务院在《方案》也明确要求：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采取强有力措施，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分类处置、动态监控。

我国煤化工行业中，传统煤化工早已被各地列为两高项目限制发展。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从2021年起不再审批焦炭（兰炭）、电石、聚氯乙烯、合成氨（尿素）、甲醇、乙二醇等“两高”项目；广东省将年综合能耗超过1万吨标煤的煤化工、焦化等项目纳入“两高”项目管理台账；陕西省也出台了对“两高”项目限产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我国现代煤化工一般指包括煤制烯烃、煤制油、煤制气、煤制乙二醇四个工业路径。其中煤制烯烃是现代煤化工中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个路径，发展也最快。据统计，2020年国内煤制烯烃总产能达1120万吨/年，且产能还在进一步释放中。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受市场价格暴涨影响，不少企业着实赚了一把。但这个现代煤化工领域的“明星“项目，《意见》规定”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意思是，煤制烯烃的“存量项目”仍可继续保持运转，但今后不得有“增量”项目出现。由此，煤制烯烃产业的发展前景已十分清晰，试图再行上马煤制烯烃的想法可以打消了。

《意见》要求 “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事实上，我国煤制油气的产能规模并不大，煤制油产能为921万吨/年，煤制气产能规模为51亿立方米/年，由于煤制油气项目投入高、经济性差、风险大，企业发展意愿普遍不强，此前一些获得批复的项目基本处于观望状态，有的甚至不打算继续推进，即使不控制，也少有愿意再干这类项目。

煤炭供应“量缺价高”，企业普遍”吃不饱”

《意见》提出，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表明，我国煤炭消费的“峰值”将于2025年到来。

今年以来，由于煤炭供应骤然紧张，煤化工企业普遍“吃不饱“。《意见》使不少企业再一步认识到，今后煤炭“量缺价高”将成为制约煤化工发展的关键瓶颈。

今年三季度以来波及我国20余省市突然爆发的“拉闸限电”危机，背后的要因就是缺煤。

我国煤化工已经成为继煤电之后，消耗煤炭最多的产业，是煤炭的第二大用户。据统计，我国煤炭年消费总量为40.8亿吨，其中发电消费动力煤34亿吨，占煤炭消费总量的83%；其余17%则主要为煤化工用煤，约5亿吨以上。

在一些煤炭富集地区，由于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速度远高于煤炭产能释放的速度，使得原本富足的煤炭产量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以蒙东地区为例，这里是我国褐煤的主产区，储量丰富，过去煤炭贱比白莱，2005年当地褐煤价格每吨仅几十元，眼下却超过300元/吨。由于多个大型煤化工项目和煤电项目的上马，该地区煤炭紧张状况已持续多年，无论是发电项目、还是煤化工项目都因缺煤而“半死不活‘，由于煤炭”量缺价涨“，使得当地多个煤化工项目因缺煤日子很不好过，生产负荷难以保证，企业持续亏损；而煤电项目也因缺煤而不能正常发电，有的坑口电厂都难以保障煤炭需求。而据了解，这决不是蒙东一地独有的情况，如比陕西榆林、神木，内蒙鄂尔多斯等地的拉煤卡车排起了长龙，我国多个富煤地区出现煤炭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

今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走高，国内大宗化工商品居高不下，对煤化工构成极大利好，几乎所有的煤化工项目都有钱可赚，高油价支撑煤化工开工率显著提升。于是，各地煤化工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市场契机，这样一来，煤化工开工率远高于去过几年，煤化工对煤炭的需求更加旺盛。据测算，2021年煤化工用煤或增加5000万吨，平均每月增长400多万吨。有人测算，“十四五”期间，如果油价一直处于相对高位，2025年煤化工用煤量将比2020年底增加约1.2亿吨。

最近，国家正在加大煤炭市场的干预力度。10月19日，国家发改委就缓解当前能源危机推出了大力释放煤炭产能、稳定增加煤炭产量、引导煤价回归合理水平等8项措施，煤炭紧张局面开始出现好转，各地“拉闸限电”已有好转。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性措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关部门在考虑煤炭总量控制时，如果忽略了煤化工产业对煤炭的刚性需求，煤炭“量缺价高”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每逢夏冬两季，“跑煤”就成为许多电厂的第一要务，有些电厂的管理人员几乎倾巢出动采购电煤。即使这样，很多时候依然解决不了电煤紧张。为此，许多电厂，尤其是南方电厂多次上书，希望国家建立煤炭储备机制，以缓解电煤的季节性瓶颈。

2月24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了国家煤炭应急储备工作会议，部署了第一批国家煤炭储备工作计划，确定2011年第一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计划为500万吨，争取在5月底完成第一批实物储备。根据国家煤炭应急储备方案（下称方案），神华等10家大型煤炭、电力企业和秦皇岛港、黄骅港、舟山港、广州港、武汉港、芜湖港、徐州港、珠海港等8个港口企业，成为国家第一批应急煤炭储备点。

此方案主要由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固定资产投资司与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牵头，意在通过建立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缓解高峰时的供需矛盾，同时预防各类天灾或突发事件。

“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目前的储备方式对于缓解高峰时期的电煤紧张仅仅是杯水车薪。”进入试点的一家南方电厂燃料部负责人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目前需要我们储备的煤炭量仅够用三天。”

煤炭应急储备计划是否有助于缓和或解决电煤紧张，参与企业能否找到好的盈利模式，避免最后成为国家财政的长期包袱，这都是该计划面临的考验。

补贴方案胜出

早在2003年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就曾经建议国家尽快建立煤炭资源战略储备制度。由于技术不成熟，这一计划迟迟未能实现。直到2008年，南方五省遭受突如其来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煤荒问题集中爆发，相关部门加快了煤炭储备体系的研究步伐。

也是在2008年雪灾过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钱平凡开始思考并着手研究煤炭储备体系。2009年5月完成了草案，6月正式上报国务院。钱平凡专注于煤炭行业已有数十年。

“当时研究煤炭储备体系，国家发改委和煤炭运销协会都参与了。”钱平凡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钱平凡提出的方案是：借助数字化配煤系统，实施供应链管理的煤炭储备体系。在这套方案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配煤，二是供应链管理。

配煤，是将不同热量的煤调配到一起，达到电厂所需要的不同热量值再提供给电厂。而且，要保证储备量在30天-60天，每天都要流动，保证煤质新鲜。供应链管理，是将煤电双方的买卖关系变成由第三方进行服务，提供一个信息服务平台。

“当时设想的煤炭储备体系和目前出台的并不一样。”钱平凡表示，配煤和供应链管理都能增加煤炭储备基地的附加值，有很好的盈利性，因此无需国家投资，可以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从目前出台的方案看，储备基地仅仅承担了简单的煤炭进出，是一个中转站。虽然可以实现战略储备的功能，但增加了运行成本，也很难形成盈利。”

为了弥补企业为战略储备增加的成本，现在的方案又明确表示，储备点新建、改扩建所需资金，可从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安排投资补助；对煤炭应急储备贷款给予利息补贴，对场地占用费和保管费给予定额补贴。

( 2007 年第 80 号)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05］ 18号) ，严格产业准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力水平，保障安全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 《煤炭产业政策》，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煤炭产业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

煤炭产业政策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煤炭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有序开发煤炭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05］ 18 号) 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政策。

第一章 发 展 目 标

第一条 坚持依靠科技进步，走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能源保障。

第二条 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煤炭资源整合，形成以合理开发、强化节约、循环利用为重点，生产安全、环境友好、协调发展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体系。

第三条 严格产业准入，规范开发秩序，完善退出机制，形成以大型煤炭基地为主体、与环境和运输等外部条件相适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产业布局。

第四条 深化煤炭企业改革，推进煤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兼并和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以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为主体、中小型煤矿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

第五条 推进煤炭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煤炭技术创新机制，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重大关键技术。培育科技市场，发展服务机构，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第六条 强化政府监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依靠科技进步，以防治瓦斯、水、火、煤尘、顶板、矿压等灾害为重点，健全煤矿安全生产投入及管理的长效机制。

第七条 加强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矿区，促进人与矿区和谐发展。

第八条 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加强煤炭生产、运输、需求的衔接，促进总量平衡，形成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煤炭市场体系。

第二章 产 业 布 局

第九条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总体部署，按照煤炭工业发展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煤矿安全生产规划、矿区总体规划，合理、有序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

第十条 稳定东部地区煤炭生产规模，加强中部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快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勘查和适度开发。建设神东、晋北、晋中、晋东、陕北、黄陇 ( 华亭) 、鲁西、两淮、河南、云贵、蒙东 ( 东北) 、宁东等十三个大型煤炭基地，提高煤炭的持续、稳定供给能力。

第十一条 大力推进煤炭、煤层气等资源的协调开发和基础设施的高效利用。在大型煤炭基地内，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按照资源禀赋、运输、水资源等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区域煤炭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在大型整装煤田和资源富集地区优先建设大型和特大型现代化煤矿。

第十二条 鼓励建设坑口电站，优先发展煤、电一体化项目，优先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新建大中型煤矿应当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选煤厂，鼓励在中小型煤矿集中矿区建设群矿选煤厂。

第十三条 在水资源充足、煤炭资源富集地区适度发展煤化工，限制在煤炭调入区和水资源匮乏地区发展煤化工，禁止在环境容量不足地区发展煤化工。国家对特殊和稀缺煤种实行保护性开发，限制高硫、高灰煤炭资源开发。

第三章 产 业 准 入

第十四条 开办煤矿或者从事煤炭和煤层气资源勘查，从事煤矿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安全评价等，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煤矿资源回收率必须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安全、生产装备及环境保护措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五条 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省 ( 区) 新建、改扩建矿井规模不低于 120万吨/年。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省 ( 市) 新建、改扩建矿井规模不低于 15 万吨/年。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等省 ( 区) 新建、改扩建矿井规模不低于9 万吨 /年。其他地区新建、改扩建矿井规模不低于 30 万吨 /年。鉴于当前小煤矿数量多、布局不合理、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十一五”期间一律停止核准 ( 审批) 30 万吨/年以下的新建煤矿项目。

第十六条 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置地矿类主体专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鼓励煤矿企业从技术学校招收工人。

第四章 产 业 组 织

第十七条 取缔非法煤矿，关闭布局不合理、不符合产业政策、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乱采滥挖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煤矿。

第十八条 鼓励以现有大型煤炭企业为核心，打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以资源、资产为纽带，通过强强联合和兼并、重组中小型煤矿，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鼓励发展煤炭、电力、铁路、港口等一体化经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参与冶金、化工、建材、交通运输企业联营。鼓励中小型煤矿整合资源、联合改造，实行集约化经营。

第十九条 鼓励煤炭企业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第二十条 积极引导资源枯竭矿区经济转型，支持资源枯竭、亏损严重的国有煤矿转产发展。建立中小型煤炭生产企业退出机制。鼓励和支持资源枯竭煤矿发挥人才、技术和管理等优势，异地开发煤炭资源。

第五章 产 业 技 术

第二十一条 鼓励发展地球物理勘探、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技术。鼓励发展厚冲积层钻井法、冻结法和深井快速建井技术。

第二十二条 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建设高产高效矿井。鼓励发展露天矿开采技术。鼓励发展综合机械化采煤技术，推行壁式采煤。发展小型煤矿成套技术以及薄煤层采煤机械化、井下充填、“三下”采煤、边角煤回收等提高资源回收率的采煤技术。鼓励开展急倾斜特厚煤层水平分段综采放顶煤技术的研究。鼓励低品位、难采矿的地下气化等示范工程建设。

第二十三条 加快推进小型煤矿采煤工艺和支护方式改革，推广锚杆支护和采煤工作面金属支护，淘汰木支护。加快发展安全、高效的井下辅助运输技术、综采设备搬迁技术和装备。

第二十四条 发展自动控制、集中控制选煤技术和装备。研制和发展高效干法选煤技术、节水型选煤技术、大型筛选设备及脱硫技术，回收硫资源。鼓励水煤浆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第二十五条 鼓励煤炭企业实施以产业升级为目的的技术改造。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煤炭勘探、开采、洗选加工、转化等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发、集成和自主化生产。

第二十六条 推进煤炭企业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控制技术、矿井通讯技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数字化。推进建设煤矿安全生产监测监控系统、煤炭产量监测系统和井下人员定位管理系统。

第六章 安 全 生 产

第二十七条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和法定代表人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煤炭企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强化现场管理，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遏制事故发生。煤炭生产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煤炭生产活动。

第二十八条 建立健全矿井通风、防瓦斯、防突、防火、防尘、防水、防洪等系统。坚持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的煤矿瓦斯治理方针，落实优先开采保护层和预抽煤层瓦斯等区域性防突措施，提高瓦斯抽采率。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煤矿水害防治原则，落实防、堵、疏、排、截等综合治理措施。加强煤矿冲击地压监测控制和顶板事故防范。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煤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制度。建立和完善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体系。坚持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

第三十条 严格执行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 “三同时”制度。煤炭生产各环节必须配备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设施，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必须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禁止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工艺、设备。对煤矿井下和有关设备、器材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制度。

第七章 贸易与运输

第三十一条 严格煤炭经营企业资格审查，促进煤炭经营企业结构优化，形成以煤炭生产企业和大型煤炭经营企业为主体、中小型煤炭经营企业为补充的协调发展格局。

第三十二条 积极推进煤炭贸易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完善煤炭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制定公平交易规则。建立全国和区域性煤炭交易中心及信息发布平台，鼓励煤炭供、运、需三方建立中长期合作关系，引导合理生产、有序运输和均衡消费。稳步发展国际煤炭贸易，优化煤炭进出口结构，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办矿。

第三十三条 积极发展铁路、水路煤炭运输，加快建设和改造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出煤通道和北方煤炭下水港口，提高煤炭运输能力。限制低热值煤、高灰分煤长距离运输。煤炭运输应当采取防尘、防洒漏措施。

第八章 节约利用与环境保护

第三十四条 实施节约优先的发展战略，加快资源综合利用，减少煤炭加工利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和利用效率。

第三十五条 加强节能和能效管理，建立和完善煤炭行业节能管理、评价考核、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奖惩制度。鼓励煤炭企业开发先进适用节能技术，煤炭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必须按照节能设计规范和用能标准建设，必须淘汰落后耗能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使用符合国家能效标准、经过认证的节能产品。

第三十六条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综合开发利用与煤共伴生资源和煤矿废弃物。鼓励企业利用煤矸石、低热值煤发电、供热，利用煤矸石生产建材产品、井下充填、复垦造田和筑路等，综合利用矿井水，发展循环经济。支持煤层气 ( 煤矿瓦斯) 长输管线建设，鼓励煤层气 ( 煤矿瓦斯) 民用、发电、生产化工产品等。

第三十七条 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要严格实行项目建设 “三同时”制度。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谁损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推进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形成与生产同步的水土保持、矿山土地复垦和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

第三十八条 煤炭采选、贮存、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防止二次污染。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和减少排放。洗煤水应当实现闭路循环。优化巷道布置，减少井下矸石产出量。

第三十九条 建立矿区开发环境承载能力评估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严格执行煤矿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排污收费制度。限制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重要地下水资源补给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开采煤炭，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保护区和地质灾害危险区等禁采区内开采煤炭。加强废弃矿井的综合治理。

第四十条 加强对在矿山开发过程中可能诱发灾害的调查、监测及预报预警，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制定防灾减灾预案。

第九章 劳 动 保 护

第四十一条 煤炭生产企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建立和完善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落实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制度，逐步提高煤矿职工收入水平。

第四十二条 加强劳动用工和定员管理，推广井下四班六小时工作制。推进矿井质量标准化建设，改善井下作业环境。为井下工人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

第四十三条 鼓励煤炭生产企业加大安全和尘肺病等职业病防治投入。发展和推广职业病防治、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和职业病危害控制体系。

第十章 保 障 措 施

第四十四条 完善有利于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和煤炭资源利用率、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税费政策，完善资源勘查、开发和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严格的煤炭资源利用监管制度，对煤炭资源回采率实行年度核查、动态监管，对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五条 煤炭资源开发坚持先规划、后开发的原则。国家统一管理煤炭资源一级探矿权市场，由国家投资完成煤炭资源的找煤、普查和必要详查，编制矿区总体开发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有计划地将二级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给企业，形成煤炭资源勘查投入良性循环机制。中央地质勘查基金 ( 周转金) 重点支持国家确定的重点成矿区 ( 带) 内煤炭资源勘查。

第四十六条 支持煤炭企业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煤矿企业可以从煤炭产品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推进煤炭生产完全成本化改革，严格煤矿维简费、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使用和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按照企业所有、专款专用、专户储存、政府监督的原则，煤矿企业应按规定提取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鼓励社会资金投入矿区环境治理。

第四十七条 实施煤炭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加强国家煤矿专业人才继续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实施煤炭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完善对口单招和订单式培养。规范煤矿从业人员职业资格管理，鼓励企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职工安全、技术教育培训。

第四十八条 支持煤炭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加快企业主辅分离。支持煤矿企业提取煤矿转产发展资金，专项用于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

第四十九条 对不符合规划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建设项目，国土资源部门不予办理矿业权登记和土地使用手续，环保部门不予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发放排污许可证，水利部门不予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文件，工商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工商登记，金融机构不予提供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授信支持，投资主管部门不予办理核准手续。

第五十条 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煤炭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和完善煤炭市场供求、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的信息定期发布制度和行业预警制度，及时反映行业动态和提出政策建议，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发展。

本政策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煤炭工业有关管理部门可以依据本政策制订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碳中和”叠加后疫情效应 煤炭价格高位运行

2021年以来，中国煤炭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短期来看，“碳中和”叠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对煤炭价格提供有力支撑。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限价区间明确 煤炭市场价格机制进一步完善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2〕303号，以下称303号文)和2022年4号公告，明确于5月1日起实施。对于价格限定，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哄抬价格行为。

2022年5月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5月1日起，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和现货价格均有了合理区间。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近期阶段秦皇岛港下水煤(5500千卡)中长期交易价格每吨570-770元(含税)较为合理。重点地区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分别为：山西(5500大卡)370-570元/吨，陕西(5500大卡)320~520元/吨，蒙西(5500大卡)260元-460元/吨，蒙东(5500大卡)200-300元/吨。

其中，秦皇岛港下水煤(5500千卡，下同)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770元、1155元，山西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570元、855元，陕西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520元、780元，蒙西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460元、690元，蒙东煤炭(3500大卡)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300元、450元，如无正当理由，一般可认定为哄抬价格。

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 中国能源政策的调整方向

另外，乌克兰危机等全球能源危机频发凸显了传统化石能源在基建基础、发电成本和供电稳定性上的优势，将引发各国对过快能源转型的再思考，将深刻影响中国对外煤炭能源合作和能源安全。中国国内能源市场化水平低，面对极端事件冲击，能源安全韧性不足，国际能源安全事件在中国的国内风险被放大。基于欧盟能源政策发生转变，也将间接对中国包括煤炭在内的海外能源合作及能源安全造成影响，中方需要根据欧盟能源政策调整来进行应对。

——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煤炭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2021年国家调控煤炭价格的时间点：2021年5月19日发改委出台控制煤价上涨。国内各省煤矿都开始实施“保供稳定、促生产抓安全”任务，各煤矿也是纷纷下调价格，不再敢涨价。

但由于近期国内发生了许多煤矿安全事故，导致安全检查力度再次加大，结合下游采购量的增加，煤矿及产地门口再次聚集大量运煤车，国内煤炭供应难度有明显增加，部分小矿于贸易商已然悄然涨价，市场的看涨情形再次抬头。

但由于近期国内发生了许多煤矿安全事故，导致安全检查力度再次加大，结合下游采购量的增加，煤矿及产地门口再次聚集大量运煤车，国内煤炭供应难度有明显增加，部分小矿于贸易商已然悄然涨价，市场的看涨情形再次抬头。

国内各大型煤矿的煤价虽然没有发生暴涨，但由于保供应稳定的任务在身，煤矿有煤也不让大量出售，造成限额般的现象，而下游终端采购方们需求较大，市场成交逐渐活跃，许多运煤司机们也是见此行情开始了排起长队等煤现象，造成了运价板块悄悄上涨。

现在煤炭市场成交价并不等同于矿价，而是跟运费和拿货价直接挂钩。目前来看，煤场和铁路站台上的煤价最能体现六月份煤炭市场的真实价格。

有关，1、煤炭进口量减少，导致供需失衡，价格上涨。

2、淘汰落后产能，新能源又补给不上。

3、部分投资者开始囤积煤炭，进一步加剧煤炭供需失衡。

煤炭不会涨了，因为目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已采取了多项措施，表示在持续淘汰落后低效煤炭产能的同时，会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这样一来煤炭市场供需紧张局势将趋于缓解。

加上10月份之后南方天气逐渐转凉，空调制冷、风扇等用电量下降，煤炭市场的供需会因此得到缓解，同时风力、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时长增长，煤炭后续的价格不会上涨了。

煤炭价格近期涨幅很大，而且是多年以来价格的一个最高点了，有专家分析，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为全球范围内，油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带动了国际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我国出于环保和其他因素影响。

减少了对于煤炭资源的开采，而气温降低，也导致对煤炭需求大幅增加，这些因素都助推了煤炭价格持续走高。

随着国家一系列合理释放产能等保供稳价政策的落实，煤炭的供应量会逐渐增加，价格也会随之下调，并稳定下来，而太阳能、水电发电量也会有所增加，主产区煤炭产量将有所增加，这也会让煤炭供应不足的局面有所改善。

供需矛盾有所缓解，预计后期煤炭价格将在高位回落，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电力不足，供暖不足，相信在国家的管控之下，市场煤价很快会恢复正常。

“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当前我国能源体系距离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距离。”王仲颖说，依据CREO2017研究，我国能源系统存在如下几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挑战。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