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电电力的绿电补贴拖欠多少

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任务。

生物质装机和发电保持稳步增长势头 占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持续增长

在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生物质能发电投资热情高涨，各类生物质发电项目纷纷建设投产等推动下，我国生物质能发电技术产业呈现出全面加速的发展态势。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9年，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473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254万千瓦，同比增长26.6%全年生物质发电量11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4%，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

截止2020年底，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543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952万千瓦，同比增长30.1%。全年生物质发电13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4%。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

垃圾焚烧发电占生物质发电新增容量半数以上

新增垃圾焚烧发电并网容量占比过半。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生物质发电新增并网容量553.6万千瓦，同比增长接近70%。其中，垃圾焚烧发电315.0万千瓦，农林生物质发电226.2

万千瓦，沼气发电12.5万千瓦。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利用小时数2018年开始逐年走低，主要原因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拖欠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影响较大。根据统计，2019年利用小时数超过5000小时的项目为188个，总装机为526万千瓦。据此判断约50%的项目在承受电价补贴拖欠的压力下，仍坚持项目正常运营。

垃圾焚烧发电持续保持较高增速

国内生活垃圾清运量和无害化处理率保持持续增长，对于垃圾焚烧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为满足垃圾焚烧消纳生活垃圾的需求，随着垃圾焚烧发电市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乡镇移动，垃圾焚烧量将持续保持增长。

垃圾焚烧符合我国中长期规划，成长确定性强

垃圾焚烧发电能更能契合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方向，同时也更能有效的实现国家部委提出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因此，未来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将以焚烧发电为主。

首先，垃圾焚烧过程虽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但焚烧生物质能替代化石燃料进行发电，能同时带来净碳减排。其次，相对于垃圾填埋方式，垃圾焚烧几乎不排放甲烷。

据测算，以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垃圾处理方式厌氧填埋为基准，焚烧发电碳减排比例高达71%，即相比厌氧填埋方式仅排放

29%的温室气体。2012-2019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比例持续增加，2019年焚烧无害化处理比例达50.29%，较2012年提升了近30个百分点，同时生活垃圾填埋和堆肥等方式无害化处理比重持续下降。

对标日本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占比可达 80%以上。，从目前部分省市已出台的规划来看，各地政府仍将继续提高垃圾焚烧占比，行业在 2030

年碳达峰前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更多数据来源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从2016年1月1日起，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其他用电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提高到每千瓦时1.9分钱，业内估算此举能为可再生能源多征收190亿元补贴资金。

可再生能源相当于能源领域里的一个小孩子，必须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让它尽可能地快点长大。但补贴并不是长远之计，发展起来以后成本必须降下来。

《可再生能源法》的最终目的是让可再生能源不再依赖补贴，独立去走市场竞争化道路。现阶段可再生能源还在成长，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在明年可能将会出现两个变化：一是从现行的高补贴向通过竞争方式降低补贴这个方向倾斜；二是从过去单纯追求扩大规模变成追求质量和效益。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实际的贡献，而不是说单纯追求多大的装机规模，这个意义不大。

根据2014年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与煤电上网电价相当，不再给予补贴；光伏发电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用户侧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分布式这类也不再享受补贴。这意味着到时候上述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度电成本下降的前提下可以不再依赖补贴，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得到发展。

与传统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较高，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降低度电成本，这样才具有市场竞争力，即使脱离补贴也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另外，要解决长期存在的弃风、弃光现象以及补贴拖欠的问题，使得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有一个合理正当的利润回报。要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能够顺利上网。同时要注重追求电站质量，尽可能多发电才能有更好的收益。

新能源行业的顽疾。

国补拖欠已经成为当前新能源行业的顽疾。近日，据息由三部委推动、国家电网发行的首期1400至1500亿绿色债券发行工作已提上议程，主要用于发放拖欠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对此，天风证券认为，随着存量补贴缺口有望解决，可再生能源运营将“否极泰来”。由于历史项目的补贴尚未结清，当前新能源企业饱受负债比重大、财务费用高等问题的困扰。补贴拖欠问题若能解决，将极大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缓解现金流压力。而十四五期间风电、光伏等行业逐渐摆脱对补贴的路径依赖，平价上网，新能源行业或将面临新一轮洗牌。事实上，国信证券早在今年8月便对新能源运营商进行了深度研究。报告认为，新能源行业整体估值低；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填平补贴缺口，将是新能源运营商系统性提高估值的“历史机遇”。补贴拖欠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当前正是解决国补拖欠问题的最佳时机。上周，光伏概念指数上涨2.09%，电力指数上涨1.36%，光伏发电稳中有升。但运营商整体表现不佳，太阳能下跌3.14%，阳光电源下跌4.82%，晶科科技下跌1.53%。而林洋能源在8、9两月低迷后回暖，逆势实现4.74%周涨幅。今年，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连续发表多次意见看法，要求新能源补贴对增量项目“以收定支，做到新增不亏欠”，对存量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入清单即确权”。然而光大证券指出，今年通过新能源基金给出的补贴预算仅够覆盖总拖欠存量的24.7%，欠补问题依然严峻。7月22日发布会上，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指出，补贴拖欠已成为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配合疫情后绿色复苏战略发行绿色债券、设立专项基金，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那么，如果通过发债解决了欠补问题，光伏运营商们能否迎来一次涅_重生的转机呢？由于疫情、发展规划等因素，当下或是发债解决欠补的最佳时机。主流观点认为，在目前这个节点发债有两重利好：一方面，疫情期间经济大环境宽松，发行债券成本较低，社会效益好；另一方面，预计2021逐步实现平价上网，补贴需求增量下降，可以专注解决存量问题。国信证券测算，A股新能源运营商平均市净率长期居于1.0边缘，港股方面更是在0.4-0.7的低区间内徘徊。可以认为，补贴拖欠问题使光伏运营商基本丧失了股权融资的能力。同时，缺失的补贴冲减利润，企业收益率低迷，市场缺乏投资信心。根据预测，假设补贴按期发放，光伏发电ROE将达到13.4%，较目前的7.6%拔升76.3%；而资本金IRR将由5.23%提升至22.54%，一举跃升3.3倍。Wind数据显示，对比自身历史情况，A股新能源运营商估值提升上限接近300%；而对标水电市场的历史估值，目前新能源资产升值空间在50%-170%之间。然而，近几年国补缺口快速扩大，已积重难返。彻底冲破欠补困局，需要进一步的决心。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行业补贴拖欠总额已超过3200亿元（包括目录内未偿付1465亿、并网但未列入目录1808亿），预计今年底将升至4371亿元左右。光大证券预测，在确权清晰、无新增拖欠的前提下，直到2038年可再生能源基金才能实现收支平衡，2056年才可能完全消化欠补存量。2019年财政部明确，光伏补贴拖欠不可能在短期内缓解。据能源局披露，光伏的拖欠比重居风、光、生物质三大新能源项目之首，2019年光伏新装机仅有21.12%纳入补贴目录，及时发放补贴的项目不到四分之一，欠补额超过600亿。2012年以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额基本处于理论值70%以下（仅19年达73.97%），仅仅靠系统内循环无法满足补贴发放，必须依靠政府和相关国企主动担责。长期以来，光伏运营商在补贴缺位的压力下步履艰难。但收到补贴并不意味着到达终点，而仅仅是站上了起跑线。以中节能旗下太阳能公司为例。2019年，太阳能ROE为6.94%，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12年-2014年间，资产负债率超过80%，尽管近年有所好转，但仍在6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利高达63.7%，但在应收补贴：运营收入=1.12的收入结构下，补贴缺位仍对太阳能的盈利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迫于利润有限，现金流和速动资产紧张，光伏运营商经营策略普遍保守。作为当下光伏运营商的头把交椅，太阳能市净率1.07，每股股价未突破5元。此外，目前国内电力网络对光伏发电准备不足，消纳、储能等矛盾依然显著。2019年，国内“双弃”率已显著下降，但三北地区不少省份仍在5%以上，其中西藏“弃光”率高达24.1%。同时，太阳能电站的投标也广泛存在土地紧、接入难、推进慢等问题，光伏建设道阻且长。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发展非石化能源的战略地位，其中光伏发电最被寄予厚望。国家发债1400亿寻求补贴问题的解药，是光伏运营商们走出低谷的最好机会。但一位机构投资者却认为，光伏运营上市公司的春天远未到来，“从明年起逐步铺开的光伏平价将先从户用侧开始大规模发展，对光伏运营商而言，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市场认可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电力装机的比重已达到38.3%，其替代作用日益突显。而根据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公布的信息，2019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至7.5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9.5%。其中，水电装机3.54亿千瓦(抽水蓄能为2999万千瓦)；风电装机1.93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1.86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1995万千瓦。

不过，根据中电联最新发布的数据，2019年1月份-8月份，我国新增光伏装机为1495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同比大幅下降54.7%。在业界看来，导致这一局面主要因为2019年度光伏补贴政策的改变，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推出时间延迟，而其中根源问题之一，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缺口较大；且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陆上风电、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国家补贴的 历史 使命似乎也已完成。

事实上，此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在《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 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就曾明确，到2021年，陆上风电、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将全面取消国家补贴(户用光伏是否包含其中尚未明确)。

以光伏为例，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2020年的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即将进入意见征求阶段，而鉴于此，业界推测，2020年大概率将成为我国光伏电站(户用待定)享受国家补贴的最后一年。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按照相关办法，2012年以来，财政部累计安排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超过4500亿元，其中2019年安排866亿元。

财政部介绍，一方面，对于新增项目，一是积极推进平价上网项目，目前已经公布了第一批共计2076万千瓦平价上网项目名单；二是调控优化发展速度，加大竞争配置力度，明确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必须通过竞争配置，优先建设补贴强度低的项目，有效降低新建项目补贴强度。三是价格主管部门积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动补贴强度降低的政策措施，新建陆上风电2019年和2020年的最低指导价已经分别下降到每千瓦时0.34元和每千瓦时0.29元，在局部地区已经低于煤电标杆电价；新建光伏发电项目2019年的指导价已经下降到每千瓦时0.4元，通过加大竞争配置力度可进一步降低补贴强度。通过上述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新增规模项目所需补贴资金，缓解补贴缺口扩大趋势。

另一方面，对于存量项目，一是拟放开目录管理，由电网企业确认符合补贴条件的项目，简化拨付流程；二是通过“绿证”交易和市场化交易等方式减少补贴需求；三是与税务部门保持沟通，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力度，增加补贴资金收入。通过上述措施，可逐步缓解存量项目补贴压力。

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唯一来源，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自2007年的0.1分/千瓦时、2012年调整为0.015元/千瓦时，到2016年提高至0.019元/千瓦时。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张，总补贴数额同步增长。2017年，新能源装机大幅增长，但没有相应提高附加费。据财政部统计，到2017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总额为1000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占到近一半份额，约496亿元。此数据看似不小，但事实上，涉及光伏产业这500—1000亿的所谓缺口，是过去十年左右时间不断累计、不断滚存下来的缺口总和，并非每年的缺口，这是外界对光伏补贴明显的误解之二!

究其原因，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峰认为，补贴缺口变大的根本原因有二：

一是征收不到位，导致入不敷出二是征收额度没有随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李俊峰指出，补贴来源是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每年应征收1000亿元，但是征收比例仅75%左右，年度欠收200多亿元，长此以往而造成了历史欠账，并多年累积、滚存而成为1000亿元的缺口。在李俊峰看来，可再生能源附加的额度没有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及时调整，补贴出现缺口成为必然。

因此有专家提出，在控制光伏发展速度的同时，财政应适当调增基金规模，适应发展需要。如果把全社会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全部收上来，所谓缺口就会大大减少。如果社会用电每度附加增加到3分钱，补贴将由此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