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制氢占比仅为1%，氢来源亟待“绿化”

在中国，未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以核能为主，还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已引发科学界重大争议的问题。“世界物理年在中国”系列活动十六日在北京举行最后一场活动——“物理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型报告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做报告称，中国现已明确积极发展核电方针，到二0二0年，中国核电比例将由目前仅约百分之一达到约百分之四，而且还将进一步加快发展。这位知名应用核物理与强激光技术专家认为，基于核聚变反应堆的聚变电站是解决人类未来能源问题的一个希望，虽然乐观的估计要五十年以后甚至更长时间，受控聚变核能才能开始对清洁能源做出实际贡献，但这对能源的长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杜祥琬说，预计到二0六0年，中国电力结构中煤电与煤气电、核电、包括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将份额相当，大概是三分天下的局面，“这虽然是粗略的估计，但发展趋势是肯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将不能走以核能为主导能源的道路，必须尽可能地转向主要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结构。何祚庥给出理由说，中国的天然铀资源供应不足，仅能支撑五十座标准核电站连续运行四十年，虽然可考虑进口天然铀，但在世界纷纷大力发展核能形势下，有人估计“铀资源大约在四十年内就会耗尽”。对于能源可持续发展话题，中国科学界有争议，也有共识，科学家们均表示，控制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大力节能，建设节约型社会，将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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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7日举办的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峰论坛上，远景 科技 集团CEO张雷分享了这样一段对未来场景的想象。综合能源服务，应用远超乎想象。

此次论坛由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中电联售电与综合能源服务分会联合举办，国网综能服务集团承办。围绕“推动清洁智慧能源发展，打造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主题，50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深入探讨，交流经验。综合能源服务产业的未来，从中可窥一斑。

综合能源服务

顺应时代发展

不再是单纯卖电，综合能源服务满足客户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提高能源系统效率，降低用能成本。相关研究显示，至2035年，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潜力规模约为1.3万亿~1.8万亿元。国家电网公司的营业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市场潜力。2019年，国家电网公司综合能源服务实现业务收入110亿元，同比增长125%。

国网综能服务集团上海电力大学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如果放到更大的环境中去看，综合能源服务产业的兴起其实是一种必然。

一方面受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的制约，清洁低碳转型是全球能源发展大势所趋。

综合能源服务作为一种互补互济、多系统协调优化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模式，是提升我国能源开发使用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的重要发展方向。近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论坛上，不少专家表示，中国低碳号角已经吹响。实现这一目标，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综合能源服务大有可为。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 指出，把供给侧和用能侧有机结合起来是全面提高 社会 能耗效率的有效途径，综合能源服务应运而生。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刘宝华 认为，综合能源服务打通电、气、热、冷等多种能源系统的壁垒，实现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实现能源消费方式根本性转变。他还透露，国家能源局正着手制定“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政策，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及综合发展，给综合能源服务添了一把催化剂。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昆 指出，目前我国能源发展进入从总量扩张到提质增效转变的新阶段，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分布式能源、储能、电动 汽车 等交互式能源设施快速发展，各种新型用能形式不断涌现。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和产业融合技术发展为电力发展带来新机遇。以跨界融合为特点的综合能源服务，必将成为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系统生态和商业模式。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认为，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催生了很多新业态和新模式，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智慧能源”等已经成为应用热点。综合能源互补性明显，多系统互动优势多，是能源变革的重要推手。

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蓝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苏伟 分析，综合能源服务具有开放、共享特征，集成了多种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提升了中小企业参与的程度，同时打破了不同能源品种间的行业壁垒和技术壁垒，增强跨单位、跨领域的协调互济能力，促使企业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激发能源市场活力。

电力行业

正在转型

电为中心是综合能源服务的重要趋势。能源革命要求，在能源供给侧，清洁能源比重不断加大；在能源消费侧，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也就是说，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都呈现碎片化趋势，这对电力行业现有格局及运行模式造成不小的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 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的能源禀赋。一些“负荷重、资源缺”的地区，其实身边就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开发。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韩英铎 进一步指出，未来的电网是垂直型和扁平型共存的电网。未来风、光、储、热、冷、电是互相融合的，多种能源交融是趋势。

我国火电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只有4200小时。从数据上看，这是非常浪费的。不少专家都提到，要下决心关闭小火电，关停部分火电。但同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郭剑波 提出，能源转型要协调环境、安全、经济三者的关系。高比例新能源的应用，给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都带来挑战。大幅削减常规机组，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预期。他认为，电力转型要靠综合能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干锦 说，近年来综合能源服务的发展，对火力发电构成巨大挑战。目前，业务领域涉及火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的上海电气正加大风光储战略性布局。

国家电网公司的转型方向已经写在了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中——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 。国家电网公司要建设的能源互联网，是以电为中心，以坚强智能电网为基础平台，深度融合应用先进信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与先进能源技术，支撑能源电力清洁低碳转型、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优化和多元主体灵活便捷接入，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靠、泛在互联、高效互动、智能开放等特征的智慧能源系统。

利用电网联系千家万户的优势，国家电网公司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以电能的高效利用为中心，帮助客户挖掘能效提升潜力，搭建客户与能源服务市场主体供需对接平台，共同提供更具经济性、智慧化的用能解决方案。目前，国家电网公司构建了以国网综能服务集团、27家省综合能源公司、公司产业、科研和金融单位为支撑的综合能源全链条服务业务体系。

“绿色国网”

服务产业生态圈

在这次论坛上，企业家代表也分享了他们在综合能源服务领域的应用案例、构建综合能源网络的具体实践。无论国企、民企，无论大、小企业都高招频出。

打造综合能源服务生态是此次论坛的重要主题。国家电网公司坚持以开放的心态和姿态，着力建设共享共治共赢的综合能源服务产业生态圈。去年，国家电网公司发起成立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为加强沟通、合作共赢、推动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起阵地。

论坛期间，国家电网公司创新终端能源智慧服务平台——“ 绿色国网 ”上线。

“绿色国网”是国家电网公司综合能源服务的互联网主入口，支持移动端、电脑 端、大屏、第三方渠道等多种访问方式。内容包括资讯、能源学院、产业联盟、解决方案、供需服务、服务云市场、培育创新、综能云博会八大业务板块。

集成27家省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依托国家电网公司的品牌、数据、技术、人才、渠道等行业优势，联合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绿色国网”可以为综合能源服务领域的相关主体引流、赋能，实现综合能源服务生态线上线下融通发展，实现综合能源服务生态圈的共建共享共赢。

在“绿色国网”上

✔ 综合能源服务商可以挖掘潜力客户，预测供需变化，获取市场商机，共享资源能力；

✔ 园区、商业综合体、工业企业、居民等各类终端客户可以获得用能监测、能效诊断分析、需求响应、运维服务等，并得到全方位服务规划设计、工程实施、系统集成、运营维护等全流程支撑；

✔ 政府部门可以开展能源监管，掌握供需平衡，服务区域能源规划；

✔ 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得到项目合作机会，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 小微企业和创客可以共享渠道合作，得到资金、技术扶持……

聚资源、汇服务、连客户、创价值。“绿色国网”打破信息壁垒，促进上下游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全面助力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能源发展新格局。

未来已来，智慧、高效、低碳、美好的未来生活在综合能源服务实践中正在变为现实。

5月的最后一天，上海浦东上线“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用以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开发应用，打造“双碳”示范区。

往前推10天，浙江省召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要“为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多作贡献、勇当先锋，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认为，对我国而言，碳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当前最主要的是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推进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并迅速转为下降趋势，持续降低排放总量，走上长期碳中和的发展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也有一些地方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出现焦虑心态，一些企业做起了碳达峰概念营销，甚至有的地区“破罐子破摔”，企图借碳达峰“攀高峰”“冲高峰”，有了发展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歪心思。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认识碳达峰？碳排放怎样才算真正达峰，达峰之后又出现了增长，该怎么办？碳达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实现吗？需要付出哪些努力甚至代价？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一线气候、能源、经济专家给出了一些思考。

关于“双碳”，学术界和产业界时常提及的一个说法是：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这个过程能否保证平稳和安全，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看来，“3060”的碳排放目标的确有挑战，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但不一定是艰苦卓绝的努力。

李俊峰提醒，正确认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目标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

从政策层面看，1992年至1994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就进行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与控制策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三项主要措施，分别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组织了关于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研究，既为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2009年我国首次提出减排措施提供了支持。

2013年，国家启动关于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提出了2030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以及本世纪中叶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愿景和技术路径。

2016年国家低排放发展战略研究启动，基本形成了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总体战略，也即碳中和的目标。

到了2020年，我国开始部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目标、技术路径和路线图。

从产业角度来看，过去30年里，人工智能技术、能源技术、交通技术、环保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碳汇技术等一批崭新的技术应运而生，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发展不断更新。

尤其是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能源双控，我国碳排放过快增长的势头在“十二五”期间得到有效遏制，“十三五”期间，已有部分省市实现碳达峰或接近达峰状态。

“我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政策和产业积累。”李俊峰认为，中国走向碳中和是 历史 传承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 历史 传承，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就是一个潮流，大家必须按照这个方向走。”

尽管各地区在推进“双碳”目标上表现积极，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紧张、焦虑的心态：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碳达峰？万一以为到了峰值，结果之后又出现增长呢？

欧洲的碳达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事后才得出什么是碳排放峰值。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欧盟碳排放于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最高，欧洲主要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实现碳达峰，此后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平台期，才开始缓慢下降，目前即将步入快速下降阶段。

我国与欧洲情况不同，是人为地设定了碳达峰的时间表，从逻辑出发，要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时间，那么就需要将碳达峰的日子提前。但目前，我国碳排放整体仍处在爬坡阶段，还没有看到峰顶。未知之下，碳达峰恐惧症在部分地区形成。

李俊峰认为，这种焦虑心态，大可不必。

支撑这一说法的理由是，2012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增长，扣除2011年的数据调整和2018年、2019年两年的反弹，我国在2011年已经达到了碳排放峰值，“十三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约占80%）。

“碳达峰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拐点，达峰后仍会出现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不必过度计较。”李俊峰认为，从能源消费增长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海南省、深圳市等省市已经可以开始讨论碳中和问题了。

既然已经有省市实现达峰或接近达峰，那么，全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实现吗？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之前保守估计2025或2026年就可以实现碳达峰，但以我国目前这种增长的态势来看，应该还得提前一两年，但是具体多少量达到净排放峰值比较难以判断。

“还是要取决于这几年的经济走向是怎么样的，这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经济增长没有准确判断，就很难判断高点。另外还得考虑到最近的产业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林伯强说。

与此同时，要提前实现目标，当前阶段一些走歪路的想法和做法也要摒弃。

在李俊峰看来，提前实现碳达峰，发达地区的难度不一定会很小，要防止一两个项目就突破防线；落后地区要防止“破罐破摔”，拉高排放水平。“一定要把碳达峰与稳中有降和碳中和的目标联系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提醒，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抓住产业调整的机遇，指向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期间，中国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这样才能在2030年前顺利实现达峰目标。”李俊峰说。

约50年前，美国就开启了能源创新革命，大力发展光伏、氢能，欧盟也开始通过对民众力量的唤醒，不断加快减碳技术及机制的研究。日本也在能源计划方面不断加大 科技 研发及人才培养投入，致力于颠覆性技术的创造创新。

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碳达峰、碳中和表面上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实则是事关经济 社会 系统性变革的发展问题。它不仅涉及能源结构升级，还包括增长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关系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国目前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绝非单纯意义上的环保竞赛，而是全新一轮的 科技 创新竞赛、绿色创新竞赛。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因此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李俊峰说。

与此同时，所有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终都要由地方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同样如此。

多位专家认为，要想全国按时甚至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离不开长三角、珠三角等碳排放重点区域率先实践 探索 。

以海南为例，可以靠自身政策的灵活性，在交通电气、高速公路充电桩基建进行布局，同时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风电、核电等领域施展拳脚。

再比如光伏制造产业链最完整、产量最大、企业和人才最集聚的长三角地区，可以在压降煤炭消费的同时，以应用拓展市场，加快建设世界级的低碳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高碳企业及脱碳技术的试点示范项目。

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可以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业等率先 探索 转型之路。

另一方面，可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统筹优化全国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分类施策，推动各地方逐步碳达峰、碳中和。

比如，可以考虑要求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西部及落后地区发展留出空间；鼓励有条件或创造条件提前达峰，允许落后地区2030年以后达峰。

再者，抓住主要矛盾，推动行业依次达峰。比如让工业行业率先达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排放领域率先达峰，建筑、交通等可以在2030年左右达峰，个别行业可以在2035年以后达峰。

双碳，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

“双碳”战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有利于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中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努力兼顾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

发电行业作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是考虑到发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同时发电行业的管理制度相对健全，数据基础比较好。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以后，将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引导气候投融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完全可能的。“概括起来说，纵向的发、输、配、用和源、网、荷、储协调规划，横向多能互补，发展多种类型的商业化的储能技术，调动各种灵活性资源，建设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完全可能的。”杜祥琬说，它的目的在于安全、可靠、灵活的供电，在极端情况下，包括极端天气情况下，要保证供电的安全，在常态下确保我们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数据显示，煤炭占我国已探明化石能源资源储量的97%。与会院士一致认为，煤炭要革命，要实现煤炭在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

“煤炭是功臣，将来也要做很大贡献，同时必须认识到‘减煤’是进步。”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发言中说，一是要提高煤炭科学生产能力，增加效率和洁净度；二是加大散烧煤规划治理，用气、电、地热等来代替；三是保持工业燃煤尽量不再增长，提高电煤的高效利用；四是适度做一些高端煤化工。

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认为，当前风能、太阳能加速发展，但主要位于西北部且属于间歇式能源，仍要以煤电作为主要调峰主体。因此迫切需要提高煤电发电效率，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

据谢克昌分析，中国的能源革命需要经历结构优化期、变革期和定型期三个阶段，即2020年以前，主要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煤炭利用集中度；2020年到2030年，主要是清洁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战略；2030年到2050年，形成新型能源体系，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达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