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京津冀地区有没有太阳能光伏相关的展会活动

人类利用建坝挡水、建造水利工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中国的都江堰引水灌溉到古罗马的城市供水系统，通过修渠建坝成功的控制洪水和利用水利资源已经成为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以后，特别是发明电以后，利用水力发电造福人类，更是一度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到20世纪初，建筑大型水坝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义词，仅以美国20世纪30-40年代建成的不少重要水坝和水电站纷纷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举动，就不难看出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大型水坝的仰慕和对能够建成水电站的自豪心情。由于建坝被视为是现代化和人类控制、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的象征，水坝建设风起云涌，到70年代达到顶峰时，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2、3座新建的水坝交付使用。根据有关组织的统计，至20世纪末，世界上有24个国家的90%电力来自水电，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的水电比重超过一半。有75个国家主要依靠水坝来控制洪水，全世界约有近40%的农田是依靠水坝提供灌溉。不容置疑，水坝建设、水力发电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现代社会水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水坝建设更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水坝(水电)建设的水资源意义

水坝建设的作用不是单一的，除了防洪、灌溉、航运、旅游、水产养殖等等之外，最主要是供水和发电。通过建坝蓄水，达到控制洪水并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水资源是现代水坝的重要作用之一。以我国为例，由于季风性气候，暴雨集中，尽管时常有洪涝灾害发生，而从总体上讲，淡水资源十分缺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用水需求的增长，要解决我国的水资源短缺，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建设一批大型蓄水水库，增加各流域汛期的蓄洪能力，从而增加水资源的可利用程度。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没有特殊环境形成的天然水资源充足保证，几乎无一例外的必须依靠水坝蓄水来解决其水资源供应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的水坝建设却要落后很多。理论上说我国也有水坝8万多做，但是实际上多为不规则的小型土坝，真正能够全面发挥水坝功能的水坝实际上并不是很多。根据中国大坝委员会的统计，至2003年底30m以上的大坝仅有4694座(其中在建30m以上大坝有132座)，在建30m以上大坝的装机容量为56300MW。我国水库总库容仅为5843亿m3（其中在建库容为1405亿m3）。2004年全国水电发电量约为3300亿度。如果以人均水库蓄水量来比较，中、美两国通过人为工程可控制的水资源供应能力，差距在100倍以上。因此，我国的社会、生态环境遭到自然灾害的冲击极大，一方面洪涝灾害频发，另一方面又是干旱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水污染严重。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都离不开建设一定数量的大坝，增加对天然水资源的调控能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防洪减灾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都十分突出。由于国力的局限，欠发达国家在江河开发利用上还远不能到位，防洪、灌溉、供水、调水的能力往往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尚有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事实上，我国众多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对我国国民经济发未来发展的影响将会比洪涝灾害更致命。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水资源需求将会大大增加。要解决水资源短缺，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建设一批大型蓄水水库，增加各流域汛期的蓄洪能力，从而增加可利用水资源的总量。从这种意义上看，大坝、水电建设，不仅是开发能源资源，也是防洪减灾和开发水资源。

二、水电资源与开发利用情况

根据2003年国际水力发电协会的统计资料，全世界水电发电理论蕴藏量约为40万亿千瓦时（度）、技术可开发约为15万亿度、经济可开发约为8.8万亿度。我国大陆部分水电的理论蕴藏装机容量为6.944亿千瓦（按8760运行小时计），年电量6.0829万亿度，其中技术可开发容量为5.416亿千瓦，年发电量为2.474万亿度， “经济可开发量”（容量为4.48亿千瓦，电量为1.753万亿度），列世界之冠。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国际上很少采用装机容量的概念表示各国的水电资源。因为装机容量是一个不易客观确定的数值。例如，现在电力工业的发展中抽水蓄能水电站的作用极为重要，而很多抽水蓄能电站实际上只有装机容量而没有发电量（甚至是消耗电量），不能作为已开发的水电资源。其次，根据各国水力发电资源的特点不同，各种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3〗

这个水电开发程度表述不清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一些水电工作者的足够注意，很多人经常在用我国装机容量的开发程度与国外的年发电量开发程度进行比较。因而，比较的结果，经常会片面地夸大我国水电开发程度。现在，我们应该逐步推广采用年发电量的水电开发程度的表述方式，因为，这个数字不仅是能够客观反映水电开发程度，而且也可以用来与国外的水电开发程度进行比较。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称为“经济可开发”水电资源的开发程度。有专家认为，由于其经济可开发的范畴取决于很多条件，随着形势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油、气、煤价的不断攀升，必然会有所改变，因此，很多国家建议不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

三、世界可持续发展呼唤水电开发

3.1资源情况

整个二十世纪，人类已经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仅40年；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仅为60年。世界煤炭的储量虽然多一些，但是如果按目前的消费速度，在一百多年以后也将枯竭。所以，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将世界的能源结构尽快的转变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可再生能源与矿产资源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时间的变量，利用的时间越长资源量越多。反之它也不能保存，不管你是否利用它，它都将随时间消逝。所以优先开发使用可再生能源就是最大的节能和开发资源。尽管风能、太阳能发电技术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平，风力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还不能满足大规模的社会需求。当前，全世界上大约20%的电力是来自水电，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比重还很小。水电是目前唯一一种技术上比较成熟的、可以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可再生能源。

3.2水电的可再生能源作用不能替代

可再生能源主要有风能、太阳能、水能和生物质能，此外还有一些像潮汐、地热等，但所占比重较少。生物质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我国目前还主要是简单的直接燃烧，国外虽然已有比较先进的生物质能应用技术，但由于生物质能的原料也必须通过种植产生，使其可再生性还是要受到很大局限。太阳能和风能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恐怕只有解决了大规模储能技术之后，才能和水能一样大规模的应用。目前的太阳能、风能与水能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是随机的、分散的，且效率不高。太阳能是永恒的但也随时间、气象而变化，黑夜、阴雨不能发电；风力则更是天有不测风云，不能人为控制。在发电效率方面，欧美现今有一些风车规模迅速增大，有的风力发电机比旧机组效率高出10倍，但是其出力还是不能与一个中型水力发电站相比。某些发达国家设想组成风力发电电网，但问题很多，迄今未能实现，其作用还远不能与火电、水电、核电相比。根据以色列一家国际知名的太阳能研究机构的实验研究表明，目前较为成熟的太阳能大规模发电应用，仅仅停留在依靠太阳能对火电厂的循环水进行预加热，减少烧燃料的消耗。由于风能、太阳能的这种缺陷，一般来说太阳能、风能目前还主要是在农业用电上起到辅助的作用，或者通过蓄电池构成小型独立电源为边远地区提供生活用电。联合国一直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推广风力发电技术，但目前大都停留在解决边远分散地区的生活供电，仍难以形成强大的电网。〖4〗

3.3环境压力

在环境方面，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能源的生产与消费规模急剧增加，环境排放污染严重。目前，由于煤炭燃烧造成酸雨的二氧化硫、粉尘等有害气体，已经可以通过技术得到控制。但是，由于化石燃料和石油衍生能源在燃烧后，产生的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GHG)，尚无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气体吸收太阳辐射并阻止这些辐射由大气层向地外空间发散，能量的长期积聚造成了全球气候不断升温。研究表明，当等效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一定数值时，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水循环的加剧，对区域性水资源产生重大影响，对局部农、林业生产也将造成严重后果，引发频繁的自然灾害，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从1979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以来，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加强了对GHG效应的科学研究。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66个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年12月1日召开的京都缔约方大会上，形成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发达国家均要限制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08年至2012年间要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至少减少5%。在这种形势下，利用清洁的水力发电不能不作为一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明智选择。世界上大约有经济可发开的水资源8.8万亿千瓦时/年，如能够充分开发利用可替代燃烧原煤40多亿吨/年，相当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近100亿吨。

四、环境问题困扰水坝建设和水电开发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引发了美苏之间的一场关于水坝的争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指责苏联帮助修建的阿斯旺大坝，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以污蔑阿斯旺大坝为代表的，无限夸大水坝副作用的风潮。一时间很多学者千方百计的以能够寻找到水坝的副作用为时髦，在政治对立的思想扭曲下，水坝的形象被人为的妖魔化。一些善于投机的反水坝的组织，也就利用这一点大肆炒作。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上就有所谓的世界反坝联盟。199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第17届国际大坝会议时，会场外就有反坝联盟示威者宿营的帐篷和示威标语。反对建坝的抗议、示威活动几乎伴随了国际大坝会议的始终。那时的示威者只是机械的喊：反对建坝、让河流自由流淌等口号，并无多大的号召力，也还不足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随着世界各国对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必然会使人们对水坝的作用进行必要的反思，其结果必然使一些地区的水坝建设面临来自于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不可否认，与其他人类文明活动一样水坝建设也必然存在副作用，建坝造库确实存在着有：移民安置、泥沙淤积、鱼类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土地文物淹没、温室气体的产生、下游水文、物理现象的改变以及地区一体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工程决策者和技术人员认真的考虑和慎重的处理。事实上，建坝过程中的这些环境问题，始终是坝工届关注的焦点之一。全世界20世纪初建造的很多水坝上就已经留有鱼道，我国三门峡的泥沙问题，曾经在三门峡修建前就遭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水利工作者的质疑。正因为此，迄今为止可以说国内、外修建的绝大多数的水坝的生态环境作用，都是利大于弊的，包括改造以后的三门峡水库，否则它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因为世界上没有副作用的事情是不存在，无论在任何时候，水坝的建设也必然会面临一个利弊平衡得失的选择。

在反坝和对水坝深刻反思的思想影响下，1997年4月，在瑞士格兰德39名来自不同国家和阶层的人士和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在讨论“世界银行”的一份关于水坝建造问题的报告后，提议成立“世界水坝委员会”简称WCD。1998年5月，WCD在争取到有关国家的组织和部门同意后，开始对世界不同国家的125座进行了调查，建立了水坝数据库。2000年11月正式提出“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的报告。他们准备在征求有关国际组织意见后，将报告提交“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希望能够形成今后水坝建造的决策的国际标准。然而，该报告在有关国际组织讨论中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遭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强烈反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讨论时统计，仅有三个国家表示同意接受WCD提议的决策框架。2001年2月，世界上关于水利、水电和水坝的三个国际组织（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灌排委员会和国际水力发电协会）的负责人，联名向世界银行的总裁写信强调：尽管WCD的报告可以作为引发建坝问题讨论的有用的资料，但是，作为建坝决策标准，它是极不充分的。同时表示不能接受报告中对现行水坝作用的不公正的评判结论。

五、有关水坝、水电的争论和结果

5.1关于对水坝、水电的认识分歧

尽管水电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大规模应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手段。然而,随着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注，全球环境意识的急剧增长，大坝、水电工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种情况导致了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造的大坝和水电项目成为了越来越敏感的话题，一些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项目，遭遇到公众的强烈抵制以致于最终被迫停止。围绕着水坝的利、弊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世界水坝委员会的组建和《水坝与发展》报告的提出达到高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是人们对水坝建设深刻反思的产物，它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充分利用反坝组织的积极性，委托世界水坝委员会第一次从环境和社会的角度，系统的来总结、归纳水坝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报告通过对一些已建成的水坝的详细的调研，系统的总结了水坝有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5〗

5.2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结论

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不断发展的世界对水能资源的需求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水力资源是现实中能提供可持续的能源主要途径。在非洲大陆，化石燃料短缺，而水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对大坝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的争论，阻碍了水电工程的建设和社会进步。为解决这些问题，1996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首先确立了不需要建设大坝的、小型水电的，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地位，鼓励各国的小型水电开发。此后，经过社会各界有关大坝、水电问题的进一步争论，特别是在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澄清了一些类似“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火电相当 ”等错误观念之后。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上，到会的192个国家一致认识到；发展水电与燃烧矿物资源获得电力能源相比较，无论在资源方面，还是在环境方面，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过讨论，会议认为；在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发展各种可再生能源，来减缓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大型水电也有必要被确认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最终作出决议，采纳《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呼吁全球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增加包括大型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峰会还承诺加大政府间推动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活动。并建议于2004年在中国举行一次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通过全球的水电领域的高层论坛，探讨一系列的议题，来进一步的完成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峰会的任务，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5.3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和《北京宣言》

按照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计划要求，受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委托，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和中国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于2004年10月27日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研讨会。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共500多人会聚一堂，围绕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的水电开发技术、已建水电站的管理、水电开发的科学决策、水电开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等水电工程关注的议题进行了研讨，并达成广泛共识。

有关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介绍、发言和最后通过的促进水电开发的《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可访问http://unhsd.icold-cigb.org.cn。

5.4我国舆论宣传的差距

据了解，对于此次由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我国新闻媒体作出正面报道的不算很多，而且，报有不同意见的媒体歪曲报道则不只一家两家。此外，很多中国反坝的NGO组织，都对这个会议持否定态度。实际上，这个会议并不是像有些新闻媒体歪曲报道的那样是由水电系统组织的，它是由联合国组织的。会议的原则、精神包括出席人员和具体发言安排，都是由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会议是按照联合国2002年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计划召开的，是联合国新千年计划的一部分。一些反坝组织和一些反坝舆论，他们不但反对这次促进水电开发的会议，他们甚至对2002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结论，也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有近百名中国反坝的NGO组织的成员（其中大多数都是新闻工作者）都参加过，在南非约翰雷斯堡举行的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他们当时就知道峰会做出的支持发展水电的决议。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一家国内媒体，对此进行过正面报道。相反，从2003年起，我国国内反倒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水坝高潮。很多片面地强调说什么水电破坏生态环境的反对水坝的宣传，至今还在我国很有市场。

实际上，任何人类活动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水坝的生态影响也是有利有弊的。例如我国的丰满、新安江、二滩等大型水电站的社会生态效益都非常的显著，正面生态环境效益远远超过负面影响。应该说，现在国内流行的一些反坝宣传的很多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争论的这些问题，很多都已经在国际上争论了很长的时间。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也已经多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直到2002年的峰会，192个国家首脑才达成一致共识，确立大型水电的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地位，并决议鼓励、推进世界范围的水电开发。我相信世界各国的政要们，不会还不如我们的一些小报记者、冒牌专家以及偏激的环保分子了解实际情况，也不会不重视世界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最终能够得出支持水电的开发的结论，必定还是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人，至今还没有能够认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这些。

六、结语

应该承认，直到现在国内很多舆论宣传，对水电的一些看法还是不够正确的。应该说这是我国和世界主流意识的认识差距。目前，我国很多公共宣传媒体，缺乏科学知识，又受到了反坝思潮影响。他们宣传的所谓“高尚”、“浪漫”往往是建立在牺牲、阻止欠发达地区人民发展之上的极端敬畏自然。至今，有的媒体还在经常宣扬一些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要求相违背的、不科学的反坝观点。然而，尽管宣传水电科学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相信，随着对水电认识的深入讨论，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在满足人民发展需求以及环境和资源压力的难题面前，我国民众一定会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一样，越来越全面地认识水电。为了真正实现国家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揭穿一切打着敬畏自然、保护原生态骗人旗号的伪科学、伪环保宣传，按照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要求，大力开发清洁的可再生的水电资源。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我国的小康目标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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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被“环保人士”称为中国环保NGO史上“值得浓

墨重彩地写一笔”的案例(1)。

第二个阶段，在今年年初，印度洋海啸在中国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的争论。以“环保人士”为主的“敬畏派”在争论中援引怒江搁置开发做为例子，引起了以“反伪科学人士”为主的“反敬畏派”对此事的关注。今年4月，一些“反敬畏派”人士为此到怒江考察，之后在云南大学发表演讲，针对“环保人士”在怒江问题上误导公众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之为“伪环保”(2)。演讲记录在网上公布后，再度引发了对怒江是否应该开发水电的争议。

有的“环保人士”将批评者视为“伪科学”、“资本”、“强权”的代表(3)，网上更是有不少人指责他们被利益集团收买反对环保云云。这些指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非政府人士，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自由撰稿人、节目主持人，业余长期反对伪科学和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以特立独行、不怕得罪人著称，与水电开发和环保部门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反伪科学人士”与“环保人士”之间的争论，不是反对环保与要求环保之间的争斗，而是不同的环保理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环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还是为了大自然？环保应该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还是诉诸于反科学、迷信？环保必须兼顾到发展，还是反对发展？

怒江之争，正是这种理念冲突的必然结果。

一、“反坝”

“环保人士”在反对怒江开放时，虽然很少自称是反坝人士，但是其论证往往是一般性地反对水电开发、建大坝，提及公众参与、决策、能源、脱贫、移民、腐败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怒江项目所特有，是建任何大坝，甚至其他工程建设都会遇到的，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存在这些一般性的问题而停止一切建设。如果怒江项目在这些方面具体存在什么问题，当然值得提出来讨论、解决，否则的话，只是泛泛而谈，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极端环保主义思潮和反坝运动，受其影响，国内“环保人士”在反对怒江建坝时，也经常发表一些反坝言论，例如“水电不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大坝的寿命只有短短50年（或不超过100年）”、“美国已进入了拆坝时代”等等。一些水利水电专业人士已经对此做了详细的反驳，我在这里仅根据基本事实简单地做个澄清。

近几年来国际上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世界水资源论坛上，都一再肯定水电做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并强调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增加水资源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所以，“水电不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的说法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非主流的另类意见，不能用以误导公众，更不能做为决策的依据。与火电相比，水电无疑是更为清洁的。与同等规模的火电相比，怒江中下游规划的水电站，每年将节约标煤3705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0.63亿吨、二氧化硫88.92万吨、氮氧化物33.6万吨、一氧化碳0.85万吨，少产生粉煤灰约1100万吨，减少了处理这些污染物的大量费用，省却了火电厂所需要的冷却水运行和排放，既可节约水资源，又可避免对水环境造成热污染。

“大坝的寿命只有短短50年（或不超过100年）”的说法是很容易被证伪的，国内有些著名水电站建成运行的时间早就超过了50年（例如1912年建成的云南石龙坝电站，1942年建成的吉林丰满水电站），国外有许多现役水坝的寿命也已超过了百年（例如埃及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旧坝于1902年建成，美国密歇根的波德曼水坝建成于1894年）。最近著名的“环保人士”梁从诫把大坝的寿命延长到了200年(4)，这固然可以暂时避免被证伪的尴尬，但是仍然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水坝就像一切人工建筑，当然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环保人士”因此认为水电并非永不枯竭的可再生能源，这个推理却不成立。一座水坝报废了，并不等于一条江的水电资源枯竭了，完全可以再在江上建新的水坝继续利用；一条江的水电资源枯竭了，也不等于全世界的水电资源枯竭了。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有落差的江河，水电资源就是永不枯竭的。

“美国已进入了拆坝时代”则明显是一个谣言。既然水坝有一定的寿命，那么必然会逐年拆掉一些年代已久、丧失功能的废坝、弃坝，这方面，中国拆掉的比美国的还多。美国也没有停止建大坝，在近五年，完建或在建的大坝有几十座（例如在1999年建成的Seven Oaks大坝，坝高193米，加州在建的Olivenhain大坝，高97米）(5)。

二、“原生态河流”

在反对怒江建坝的各种理由中，“保留一条原生态河流”大概是最著名也是最具号召力的一条。直到最近，8月25日由众多“环保组织”、“环保人士”联署的《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公开信中，仍然在声称“这条江是中国最后两条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

在地理学界和生态学界，并无“生态河流”的概念，这一说法，是“环保人士”的发明。如果“生态河流”指的是未在干流上建坝，那么怒江显然不属于“生态河流”，因为在西藏境内，怒江干流上早已建成两座水电站：1990年投产的比如电站（装机容量1.6MW）和1995年投产的查龙电站（装机容量10.8MW），这是怒江上游干流在那曲地区开发中的9座梯级电站中已建成的两座。在缅甸境内，怒江下游（萨尔温江）的干流拟规划建设5座梯级电站，其中一座（大山电站）已进入施工准备阶段。在云南境内，怒江干流尚未建水电站，但支流已建有许多座中小型水电站，包括怒江州境内的44座和保山市境内的51座。

在云南境内怒江流域，历经河谷两岸世代居住的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的开发、利用（烧荒垦地、砍伐生活用柴等等），怒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近年来实施的“村村通公路”的“民心工程”，也加剧了对当地植被的破坏。当地政府提供的材料说，怒江流域海拔1500米以下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1500米至2000米之间的植被破坏严重，自然保护区都在2000米以上（规划中的怒江水坝在云南境内的正常蓄水位为1570米）。这符合笔者的观感。在笔者途径的300多公里河段，仅有几百米的一小段由于过于陡峭、人迹罕至而残留了原始森林，其他河段甚至连植被都不多见。这些植被都是次生的灌木丛、草坡或人工种植的用材林。

由于水库淹没的是植被已受到严重破坏的区域，不影响到自然保护区，生态学研究的结果认为，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对当地陆生植物的多样性基本上不会造成影响，更不会导致当地特有植物、国家或省级保护植物的灭绝。当地环保官员还向我强调，怒江水电开发反而有助于保护怒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例如通过搬迁移民、开发替代产业减轻人口压力，减少对陡坡耕地的需求；通过以电代柴减少对森林的破坏，每年至少保护50万立方米的林业资源。并且将有用于环保的足够资金。怒江流域的贡山县60％以上的土地被划入国家自然保护区，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产资源不能开发，但是国家并未给予补偿，也没有专项拨款，保护经费靠地方自己解决，这对于一年财政收入仅有1千万元、支出却高达8千万元的贫困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地官员称，只有靠水电开发引进的资金和建成后的税收，才可能为环境保护提供急需的大量资金。

受怒江建坝影响较大的主要可能是水生生物。这可以通过预留过鱼通道、保留一些天然河段，来减少建坝造成的影响。

“怒江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反对怒江开发时经常被提及的一条理由。事实上，云南省有关部门在划定“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传区域范围时，已采取“区域划出、高程控制、充分协调”的措施，为“三江并流”区域的开发建设留出了必要的空间。怒江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了对“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仅丙中洛水电站的地下厂房位于遗产地范围的地下山体内，马吉水库的回水在一年之内将有几个月对遗产地的缓冲区产生微度影响（影响面积占遗产地总面积的千分之0.33）。

三、原住民的权益

“环保人士”反对开发云南怒江水电的一大理由，是开发怒江将会改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破坏文化多样性，因此要求保护那里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引申而来的，其实并不妥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文化的主体是有尊严有意识的人，而不是动植物，外人对他人的文化应该尊重，却不应该自以为高人一等，要当他人的保护人，只许自己变，却不准他人也变，自己享受着现代文明、过着舒适的现代化生活，却要求少数民族继续保留其贫困落后的“原生态”，做为博物馆的展品供其研究、欣赏。

怒江流域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2003年怒江州农民人均年纯收入948元，为全国的36%。全州还有22万人处于贫困线下，占农业人口比例的50％以上。年人均收入在560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有29个村、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51个村、13万人。有12.7万群众需异地安置。开发水电不失为怒江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可行方案。“环保人士”提出的一个脱贫方案是开发“生态旅游”。事实上，由于交通闭塞，怒江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旅游业，而且，如果“生态旅游”真的得到了大规模开发，生态也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把计划用于开发怒江水电的数百亿元投资改做为生态补偿救济金把怒江人民世世代代养起来。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投资者并不是慈善家，不会把投资资金当善款，怒江人民也未必就愿意被永远养着，不能谋求自身的发展。

有一些“环保人士”以怒江地区民意代表自居，似乎怒江地区的民意普遍反对怒江水电开发。这与民意调查结果不符。2004年对400名怒江中游沿江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68.4％的人赞成怒江中下游兴建水电站，7.4％无所谓，13.5％不赞成，另有10.7％未做回答。70.1％的人认为工程的兴建会使家庭收入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增加，62.7％的人认为对提高库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会有有利的影响。另有一位大学生做为“环保志愿者”，在暑期对怒江两岸居民也做了调查，发现大部分人都赞成水电开发，他把这视为怒江居民“愚昧”的表现。2004年5月16日，三名来自怒江的大学生应邀参加北京“环保组织”举办的讨论会，“环保人士”预计他们会反对开发怒江才发出邀请，没想到他们在会上反而支持开发怒江，令“环保人士”感到吃惊甚至失望。怒江僳僳族姑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学生和玲在会上发言说：“我了解的多数怒江人的想法，就是能过上好日子。而移民补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应该说搬迁问题不会遇到太大阻力。”(6)

水库淹没和移民是水利水电工程最主要的生态影响之一，也是“环保人士”用以攻击建坝的一个重要理由。由于怒江地区人口稠密度低，整个工程中要搬迁的移民数量不多，仅涉及到5万移民，单位装机淹没影响人口数（人/万 kW）为23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9％，单位装机淹没耕地数（亩/万 kW）为28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均接近最低水平。有“环保人士”在文章中声称，怒江马吉水库建成后，“贡山县城全部被淹，在怒江河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实际上也很难找到迁建县城的新址。”(7) 贡山县城实际上是一个只有一条街道、5千人口的小镇，县城新址也早就找好了，就是上游与西藏交界的丙中洛。贡山县城建国前就在丙中洛，建国后出于交通的考虑，才搬迁到现在的地址。但丙中洛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都比较好，贡山县官员一直想搬回去，苦于没有搬迁资金，想借水电开发之机搬迁回去。

四、其他

最近一些“环保组织”、“环保人士”发起《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公开信，吸引了不少名流联署。这封公开信隐瞒不提的是，怒江水电环评报告是不可能“依法公示”的，因为按照水利部和国家保密局在2000年12月29日发布的《水利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有关国际河流的研究资料、规划报告都属于国家机密，而怒江正是一条国际河流。我也希望怒江水电环评报告能够破例“违法”公示，这显然有助于澄清公众从“环保人士”那里得来的对这一重大工程的一些误解。只不过，“环保人士”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让人误以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不能公示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需要向公众隐瞒的内容。

必须指出，我虽然对反对怒江建坝的一些说法进行了批评、澄清，这并不意味着我本人支持怒江建坝。对怒江建坝一事，我并无预设立场。有可能有一些反对怒江建坝的很好的理由我还没有见到。对于一项影响重大的工程，应该权衡利弊，听取不同的意见，慎重行事。“环保组织”、“环保人士”本来也可以做为一支督促开发部门慎重行事的监督力量。遗憾的是，他们极端环保主义和反坝的预定立场，不科学、非理性的态度，不严谨、不诚实的作风，却使人难以认真对待其反对意见。

(1)《怒江大坝突然搁置幕后的民间力量》，《经济》2004年5月。

(2)方舟子《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2005年4月8日下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

(3)廖晓义《敬畏自然，何罪之有》，《新京报》2005年1月24日。

(4)《怒江之争 发展模式的选择之痛》，《中国投资》2005年7月。

(5)林初学《三峡总公司谈三峡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

(6)《怒江大坝工程暂缓背后的民间力量》，《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5月。

(7)范晓《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