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就这样把低油价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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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建君 张宁宁 王 青 吴义平 曹庆超
自1967年石油超越煤炭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之后，人类 社会 就进入了油气时代。直到现在，全球每年仍然有近55%的能源来自油气。在全球推进能源转型和去碳化背景下，油气仍将在较长时期内扮演能源重要角色。
在低油价的困局之中，面对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化，中国石油公司首先应坚定发展油气产业的信心，通过走低成本发展道路，加强 科技 创新，优化海外资产结构，完善管理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高质量地参与国际油气市场。
推进低成本发展
由于石油市场外部环境以及资源富集地区、资源品位、开发作业难度等行业内部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全球油气行业资本回报率已呈现下降趋势。2010-2019年平均资本回报率已降至7.92%，而本次低油价的出现无疑使得石油公司的生存和盈利变得更为艰难。低成本发展已成为石油公司的必然选择，坚定不移地走低成本发展道路，维持现金流稳健，守住发展底线。
低成本发展不仅是高油价期间石油公司创造利润的重要手段，还是低油价期间石油公司维持生存的关键支撑，更是市场需求增量萎缩、主体竞争激烈下，提升和巩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举措。
2014年以来，无论是国际石油公司，还是国家石油公司和独立石油公司，在诸多发展战略中都包含了提质增效、严控成本的战略举措。
如英国石油通过关注有竞争优势的油气资源，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来降低完全成本。雪佛龙通过增加产量、回报驱动的资本分配、高质量的资产组合等，降低成本结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近年来也在不断通过压减上游生产成本来不断巩固和强化其低成本优势。成本控制与优化一直是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重要的战略，公司持续致力于降低油砂开发生产成本。
立足当下低油价，面向长期不确定的市场需求与竞争环境，中国石油公司唯有坚定不移地走低成本发展道路，做好生产运营的投入与产出平衡，从关注数量转向注重效益，提质增效，深挖降本潜力，构建核心竞争力，做能源转型的积极引领者。
中国石化提出将贯彻“改革、管理、创新、发展”的工作方针，聚焦全产业链系统优化，着力拓市场、防风险、抓机遇，尽最大努力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下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海油执行更为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更谨慎的投资决策，更注重现金流管理，削减年度资本支出预算。一季度末已将年初122亿~136亿美元的资本支出预算削减至107亿~122亿美元，削减幅度超过11%。
聚焦技术创新
当前油气行业已经进入动能转换的关键变革期。依靠技术创新，持续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等成为公司转型的关键，也是公司走低成本发展之路的重点。
结构性降本是当下及更长时期降本的关键。以往的结构性降本举措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管理和项目简易化实施等方面，而结构性降本中最具潜力的智能化、数字化等 科技 降本才刚刚拉开序幕，直到近年才得到各石油公司普遍关注。
根据伍德麦肯兹的统计，数字化对油气上游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对全球油气运营成本的直接影响大约为400亿美元，对全球钻井业务的影响约300亿美元。
国际石油公司近年来都在大力推进企业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道达尔通过将数字化技术与工厂化运作方式相结合打造数字工厂，以此实现降本增效。数字化的基础是设备、项目、企业的数字化运作，关键是基于数字的管理优化与智能决策。
中国石油公司要坚持没有不能数字化的业务、领域与设备的理念，实现对所有业务、所有层级、所有设备的全数字化。在管理优化与智能决策方面，则要关注独立并具有高决策权的管理机构、智能/数字化人才团队以及工厂化的解决方案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支撑技术创新与公司的数字化建设，需要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创新激励机制，发挥创造活力，增强治理效能。
优化海外资产结构
当前，低油价波动是石油市场最大特征。回顾 历史 油价波动趋势可以发现，油价波动并非无规律可循。油价的周期性波动是石油行业的主要特点。
通过每一次油价波动周期市场格局演变可以发现，成功的石油公司不仅注重在低油价时期下的求生存策略，同时还拥有周期性低油价窗口期超前的战略布局意识。
道达尔分别在2017年和2020年4月低油价窗口期积极布局非洲资产，持续做大做优非洲区域；2020年7月雪佛龙斥资50亿美元收购诺贝尔能源公司，以扩大其核心优质资产规模。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部分国际石油公司的资产组合优化力度进一步加大，许多相对重要的资产也被剥离，体现出资产组合及地域分布进一步聚焦的趋势。
当前低油价背景下，上游主要油气公司均面临严峻生存压力。效益下降、资金短缺都迫使油公司具有出售资产及与其他公司开展合作的强烈意愿，部分甚至不得不出售重要资产以偿还债务。建议中国石油公司把握本次低油价窗口期，谋划长远发展，积极关注上游油气市场，依靠资金技术优势积极参与海外优质资产交易，优化布局海外油气资产结构。
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2014年以来油价的大幅振荡以及需求低迷，对油气行业产生了渐进式的重大影响。能源转型长期趋势及经营压力，使得石油公司仅通过做大业务规模或做宽业务范围的方式来推动公司的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阻力逐渐增大。
为应对行业外部形势的变化，国际石油公司在保持业务规模的同时，持续多措并举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这主要包括聚焦和强化核心业务、发挥一体化优势、借助金融手段对冲风险、提升管理运营水平等。
例如，2019年以来英国石油、雪佛龙、道达尔等深度聚焦经营核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持续构筑一体化业务链，西方石油公司持续提升管理运作水平，以及采取套期保值等多种金融手段对冲市场风险，强化风险管控能力。
结合近两年行业新形势及其他石油公司的重要应对举措，建议中国石油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积极灵活应对低油价冲击，加强一体化优势，协同勘探开发、炼化、销售及其他业务，实现利益互补。积极发挥内部“甲乙方”一体化优势，依靠石油公司内部勘探开发与工程服务公司的协同优势，实现公司整体效益最大化。同时也应该树立全球行业业务链一体化优势，充分借助全球产业链服务伙伴的技术经验优势，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培育长期业务合作模式与互信，实现对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及非常规等关键领域的突破。
强化对风险的研判与管理，加强油价、产量与投资的周期波动性把握，统筹上游资产优化、勘探开发策略、油气生产运输规划及下游销售策略等关键业务，提高石油公司生存能力。同时从金融市场出发，借助期权、期货、互换等多种金融工具，构建套期保值组合，锁定油价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对油价波动风险的应对能力。
中国石化2020年全年计划资本支出207.7亿美元，二季度宣布削减全年资本支出20%~25%，支出规模相应下降到160亿~170亿美元，重点用于胜利、西北原油产能和涪陵、威荣页岩气产能建设，以及天然气管道、储气库、境外油气项目建设等工作的推进。
构建“天然气+新能源”
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倒逼世界各国加速向低碳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在于能源系统的变革，即从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向以风能、太阳能等为主的新能源转变。因此，发展新能源是所有能源公司，特别是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石油公司面向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发展新能源、构筑绿色低碳能源供应也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近年来，以英国石油、壳牌等欧洲石油公司为代表，纷纷提出雄心勃勃的“零碳”或“低碳”发展目标，构建“天然气+新能源”发展模式，并将其上升为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在实践中也将提供低碳清洁产品等列入公司使命，足见其重视程度。
2019年以来，马来西亚国家石油等一些国家石油公司也在积极进行战略调整，将新能源业务与天然气等低碳业务单独设立为一个新的部门，关注并推动新能源业务发展。
对于中国石油公司而言，发展新能源业务是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的内在要求与重要部署。2019年中国海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海油融风能源有限公司，正式进军风电业务，标志着中国海油积极 探索 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发展，助力能源公司发展目标。
建议中国石油公司在做强主业的同时，结合矿权区内新能源资源禀赋特点与技术优势，积极有序推动新能源业务，推动公司能源转型。
完善管理体系
近些年来市场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一是油价大幅波动需求低迷，市场竞争加剧；二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低碳化转型成为石油公司顺应 社会 发展、彰显 社会 责任、构筑未来竞争优势的必要要求。
为了适应市场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国际石油公司纷纷调整优化管理体系，以实现对外部变化冲击的有效快速反应。
以低碳化转型为例，国际石油公司通过重点调整业务布局，关注天然气和新能源等低碳能源业务的发展推进公司转型。
为了实现低碳化转型目标，国际石油公司进行了大幅上层组织机构与管理机制调整，以统筹资源适应业务发展。2016年以来，壳牌、道达尔、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先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其中，壳牌于2016年成立天然气一体化部门，统筹负责天然气上中下游以及技术研发等各项业务。该部门成立是低油价下壳牌持续获得正现金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达尔和英国石油则将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合并为一个部门，全面布局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加速低碳转型。
基于此，建议中国石油公司一方面持续推进公司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实现公司运营的去行政化，让公司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
同时，建议针对海外深水、天然气、新能源等高端业务成立专门机构，统筹优势资源推动相关业务深入发展，为公司转型发展提供保障。
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
近年来，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和产储供销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立足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019年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45%。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面临较大的挑战，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现实选择之一。
2019年，中国石油公司纷纷制订“七年行动计划”，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以中国石化为例。
中国石化2019年勘探支出增至23.6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5.3亿美元，连续三年保持增长。落实了2个亿吨级石油增储阵地和6个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增储阵地，形成了4个超千万吨石油整装探明储量区、4个超300亿立方米天然气探明储量区。2019年开发支出增至55.2亿美元，比2018年提高了29.3%，结束了2014年以来连续五年下滑的势头，油气产量0.64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1.7%。
然而，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给石油公司经营投资活动带来严峻挑战。
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积极推动国内油气稳产增产，坚持大力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支持企业拓宽资金渠道，通过企业债券、增加授信额度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合作等方式方法，推动勘探开发投资稳中有增，在国家层面上为落实“七年行动计划”提供了政策保障。
作为增储上产的责任主体，中国石油公司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提质增效提高盈利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国家政策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保障投资力度，进而全力保障国家油气供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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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探讨
欧凯 张宁 吴立新 索婷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煤炭工业在百业待兴的基础上起步，在艰苦奋斗中前进，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行业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两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煤炭消费减量，煤炭消费比重下降，煤炭行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同时也给煤炭行业带来转型升级的机遇。
一、煤炭工业具备高质量发展基础
在一代代煤炭人的艰苦奋斗下，煤炭行业从无到有，煤炭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实现了从起步、腾飞到跨越的巨变，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一）对国家经济 社会 发展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增强
我国煤矿“三机一架”的装备制造能力处在世界前列，年产千万吨综采技术和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行业持续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建设先进产能，全国煤炭供给质量显著提高。“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退出煤矿5500处左右、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以上，安置职工100万人左右，超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目标。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成年产120万吨以上的大型现代化煤矿约1200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80%左右，其中，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煤矿52处，产能8.2亿吨/年。全国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1129处，产能1.48亿吨/年左右。
自新中国成立至2020年底，煤炭行业贡献了约924亿吨煤炭。我国煤炭年产量由 1949年的3432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6.8亿吨，到2013年的最高点为39.7亿吨，2020年产量为39亿吨，支撑了我国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01万亿元。煤矿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安全 科技 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安全生产投入大幅增加，煤矿职工安全培训不断强化，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由1978年的9.713下降至2020年的0.059。煤炭安全供应保障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二）具备高质量发展的 科技 创新能力
煤炭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科技 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厚煤层综放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燃煤超低排放发电、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现代煤化工技术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无煤柱开采等煤炭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推广应用，煤炭资源回收率显著提升。煤矿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全面提速。2020年 ，原煤入洗率达到74.1%，比2015年提高8.2个百分点。矿井水综合利用率、煤矸石综合利用处置率、井下瓦斯抽采利用率分别达到78.7%、72.2%、44.8%。建成400多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实现了地面一键启动，井下有人巡视、无人值守。采煤、钻锚、巡检等10种煤矿机器人在井下实施作业，71处煤矿列入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
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取得新进展。2020年，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气、煤制乙二醇产能分别达到931万吨/年、1582万吨/年、51亿立方米/年、489万吨/年。煤炭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煤电、煤焦、煤化、煤钢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三）不断完善的市场化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工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在不断进行体制改革 探索 ，从最开始的完全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相结合，再到完全市场化，为国家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实践样本。
我国煤炭工业完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政府定价向市场化定价转变。1993年开始，我国确立了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煤炭价格机制。1994年1月，国家取消了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放开。2004年，我国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形成电煤价格“双轨制”。2013年，煤炭价格实现完全市场化定价，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2016年以来，煤炭行业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点行业，煤炭上下游企业逐渐建立了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的定价机制，发挥了煤炭市场平稳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2021年9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尚未实现市场化交易的燃煤发电电量，从2022年1月1日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这意味着，我国将告别已经实行了15年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二、“双碳”目标下煤炭高质量发展对能源低碳转型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仍将离不开煤炭。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仍需要煤炭发挥基础能源作用，为经济 社会 发展提供能源兜底保障。
（一）煤炭是新能源发展的有力支撑
“双碳”目标下，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增量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非化石能源发电在我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显著上升。然而，受气候、天气、光照等人为不可控的自然条件影响，可再生能源供给能力不确定性大，提供的主要是能源量，能源供应和调节能力有限。可再生能源大比例接入电网，给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严峻挑战，需要清洁高效的燃煤发电等灵活性电源作为调峰电源平抑电力波动。我国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持续优化电力结构的过程中，仍需要煤炭煤电的有力支撑。预计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后，燃煤发电装机规模仍需保持3亿至4亿千瓦，年耗煤量3.9 亿吨 6.4亿吨。
（二）煤炭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
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强盛的基石。在国际能源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煤炭依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短期内没有资源能替代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应当深刻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经济 社会 发展要求和能源发展规律。2020年12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推进煤炭安全智能绿色开发利用，努力建设集约、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工业体系，煤炭仍然是我国最经济安全的能源资源。
煤炭具备适应我国能源需求变化的开发能力，具有开发利用的成本优势，煤炭清洁高效转化技术经过“技术示范”“升级示范”已趋于成熟，具备短期内形成大规模油气接续能力的基础，应当充分发挥煤炭在平衡能源品种中的作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三、“双碳”目标下煤炭行业迎来高质量发展机遇
“双碳”目标对于煤炭行业既是巨大挑战，也是空前机遇。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下，煤炭行业势必迎来新一轮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煤炭行业由自动化向智能化、无人化迈进，由超低排放向近零排放、零排放迈进。可以预见的是，自2021年到2060年，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逐步下降，由主体能源转变为基础能源，再由基础能源转变为保障能源，最后转变为支撑能源，也代表着我国煤炭行业将向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快速迈进。
（一）依托技术革新，向高质量高技术产业发展
当前煤炭行业正处于第四次煤炭技术革命时期，应当以此次技术革命为契机，推动煤炭产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新产业和新业态转型。“双碳”目标下，煤炭产量将回归合理规模，走高质量发展、高端发展之路，迈向更加重视生产、加工、储运、消费全过程安全、绿色、低碳、经济的存量时代，走优质、高效、洁净、低耗的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
未来将有更多煤矿采用高效节能的技术和设备，着力建设碳中和示范矿区引领工程，开展余热、余压、节水、节材等综合利用节能项目，持续优化煤炭开发利用工艺、技术和系统性管理，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逐步将煤矿开采由机械化、自动化向数字化升级，打造采掘智能化、井下无人化、地面无煤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采煤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聚焦“绿色开采、清洁利用、生态治理”的产业方向，构建实时透明的煤矿采运、洗选、治理等数据链条，不断优化智慧决策模型，建设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煤炭资源的开发、加工、利用全产业链，全面提升煤炭的管理治理水平和综合利用效率。最终步入井下无人、地上无煤的煤炭工业5.0时代，实现深地原位利用，煤、电、气、热、水、油实现一体化供应，以及太阳能、风能、抽水蓄能与煤炭协同开发，基本实现近零排放。
（二）依托生态修复，打造绿色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废弃矿区也在逐渐增加。可以通过矿区生态修复来增加生态碳汇。未来亟需开展全生命周期矿山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链，重点包括减沉保水协调开采、充填开采、土壤修复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关键技术等。选择适应性强、生长良好的树种和草种进行造林绿化，通过“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与保护”工程技术对矿区损毁土地进行修复，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创造新的经济效益，提高土壤碳截获能力，增加植物碳储量。
矿井空间包括矿区地面空间和地下空间。数据显示，我国煤矿塌陷区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井下空间体积超过156亿立方米，空间利用潜力巨大。例如，以发展煤基综合能源基地为目标，矿井地面空间利用包括发展风、光电站；井下空间利用包括开发抽水蓄能电站、化学储能、地热能开发、二氧化碳封存等。当前矿井空间初步开发，仅包括建设地面光伏电站、井下博览馆等，未来可利用矿井空间发展可再生能源、现代农业、现代医疗等。预计到2030年，我国关闭或废弃矿井将达到1.5万处，大量土地资源被闲置。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猛，可利用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愈发紧缺。因而利用采矿沉陷区进行光伏电站建设，把光伏发电和矿山生态治理相结合，既能解决土地资源有效利用问题，又对生态环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三）依托多能互补，建设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能源基地
煤炭与可再生能源具有良好的互补性。煤炭与可再生能源在燃烧和化学转化方面的耦合，逐步形成模式，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点，为煤炭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耦合提供了良好基础。同时，煤矿区具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先天优势，除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外，还有大量的土地、风、光等其他资源，采煤沉陷区可为燃煤发电和风光发电深度耦合提供土地资源。煤矿井巷和采空区形成的地下空间，可用于抽水蓄能、井下碳吸附和碳储存、地热能等开发利用。
煤炭企业具备主动发展新能源的条件，可以充分发挥煤矿区优势，以煤电为核心，与太阳能发电、风电协同发展，构建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系统，将煤矿区建设成为地面－井下一体化的风、光、电、热、气多元协同的综合能源基地。
四、结语
立足我国能源资源条件和经济 社会 发展需求，对标“双碳”目标实现，依托 科技 创新和系统性变革，通过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煤炭将更多用于生产煤基高端化工品和碳材料等精品；通过与可再生能源等多元互补，煤矿将成为现代能源供应系统基地；通过充分利用煤矿区地面地下空间和资源，煤矿区将成为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煤炭企业将成为新能源开发的参与者、煤基高端材料和高价值产品的引领者。
一、时间、地点 时 间：2011年4月9日 地 点：北京
二、组织机构 承办单位：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合作：中国能源报 能源网
特别协办媒体：《太阳能》《太阳能发电》
三、峰会主持人：
吴达成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
梁岳峰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光电建筑应用委员会主任
张定友 北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主任
四、主要领导、嘉宾及报告专家（拟定）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部委主管领导；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主要领导、嘉宾及行业专家有：
万季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仇保兴 中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张国宝 国家能源局局长
石定寰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原科技部秘书长
陈宜明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司司长
史立山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李俊峰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李宝山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材料处调研员、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
赵玉文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光伏专委会主任
王勃华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书长
王长贵 原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著名光电专家、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光伏专委会主任
吴达成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光伏专家
梁俊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李斌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行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许洪华 中科院电工所可再生能源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马胜红 中科院电工所可再生能源发电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庆文 《中国能源报》总编辑
赵晓伟 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
Martin schoenbauer 美国驻华大使馆能源办公室主任
Jutta Ludwing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肖艳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商务专员
常新杰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高级商务官员
陈永岚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首席代表
莫雅 中国西班牙商会秘书长
Stephan Tian瑞中商务合作中心
清川佑二 日本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
Lee,Jong-do韩国《E2NEWS》主编
五、参会代表范围
各省市主管市长、发改委、科技厅（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基地）、科研院所、电力建设投资单位、节能投资公司等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工程设计施工单位、高新技术企业、新闻单位、大使馆代表处、国际商协会专家、国内外投融资单位、国际贸易商及有关机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