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我国采取了哪些相关措施

华夏能源网（微信号：hxny100） 注，随着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能源结构的清洁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就当前的国情而言，煤炭的生存空间还远没到清零的地步，“去煤化”虽风起成势却不能操之过急。

回首去年冬季，华北一场大规模的“煤改气”计划，就因为天然气的短缺而遇上瓶颈，这充分提醒人们，缺油少气的国情依然会是我国一个长期难以缓解的矛盾。“风、水、光、核”等新能源各有各的不足，并不能立即取代煤的“能源一哥”地位，国土下埋藏丰富的资源禀赋，也足以让煤炭继续挺直腰杆。

11月29日，2018能源年会暨第十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在京召开，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濮洪九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将是以煤炭能源为主，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成为中国的主体能源仍然是任重道远。

他强调，通过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煤炭从高碳能源向低碳化发展大有可为。但煤炭减量不可操之过急，要精准规划，否则很可能重蹈去年华北“气荒”的覆辙。

华夏能源网（微信号：hxny100） 将濮洪九先生的发言编辑整理（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供读者阅读：

资源禀赋决定煤炭是中国主体能源

中国是 历史 上用煤最早的国家，在汉朝甚至更远的时候就有记载。

追忆往昔，1949年，全国煤炭的产量是3424万吨，到了2017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了35亿吨，产量翻了100倍以上，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

1957年，中国能源消费构成是煤炭占92.3%，石油占4.6%，天然气为0.1%，其他为3.0%。长期看，煤炭产量占了中国一次能源的75%，消费占了65%，

在过去的峥嵘岁月里，煤炭职工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赞扬煤矿工人“为国家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

如今，根据我国国情，煤炭在我国化石能源储量中占比94%，天然气和石油合计占6%。煤炭在我国能源产业的高占比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占主体能源的地位。

能源革命促使煤炭向清洁能源发展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提出能源革命，作为能源的主体，煤炭也必须革命。然而对这个“革命”如何理解呢？就是革掉煤炭过去粗放式的开发和粗放式的使用造成污染的命，就是革它落后的命，就是促使它向清洁能源的发展，这也是大势所趋。

自我国宣布进入新时代开始，国家经济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常规的时期，并且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比例在逐渐减少，新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涌现，国家能源的结构需求发生变化，再加上环境的压力，能源转型已变得迫在眉睫。

煤炭作为传统能源的代表，它具有双面性。优点就是给人类带来了光和热，满足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需；缺点就是如果不科学的开发和使用，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这种情况下，煤炭必须克服它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能源革命不是取消煤炭，而是让它发展的更好，转变为绿色低碳的清洁能源。

煤炭减量应科学、可控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 上有一种叫“去煤化”的说法，认为煤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只要不用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可否认，其动机是好的，但这种想法过于简单。

实际上，煤炭的转型在国际层面来讲，都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能源需求的绝对量是逐渐在增加的，这就需要有新能源替代煤炭。同时也要求替代能源要具备煤炭的可靠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如果达不到，就替代不了它。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做到的是科学的、可控的、可持续的来减少煤炭的用量，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煤炭减量必须要精准规划，否则可能会再次出现去年华北地区的“气荒”现象。其实，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过，比如，当年大庆油田开发后油多了，就搞起了“以油代煤”结果不到两年，油不够了，又让煤代油。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煤代油办公室，组织一大批力量让煤炭增产来代替油不足。所以，不顾国情，不考虑实际情况，不科学的进行计划，盲目的搞这些东西，都容易出问题。

能源涉及到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其影响力是立竿见影的。过去煤炭一直背着煤炭供应不足需要增产的压力，如今煤炭在量上是足够用了，甚至产能过剩，但是整个能源的资源是不足的，石油和天然气还需要大量进口。

无论是去煤化还是保留煤炭，关键还是看煤炭如何利用，煤炭不仅可以燃烧，还可以作为原料，可以用煤制油、用煤制其他的化工品。

发展洁净煤技术让煤碳低碳化

大力发展煤炭的洁净煤技术，使煤高碳变成一个低碳的产品，煤炭的开发更加友好，就是绿色开采，搞好生态保护。

如今的煤炭开采，现代化程度非常高。在地面控制室按几次按纽，井下运输机就启动，割煤机就开始割煤，液压支架也开始移动，整个过程都是自动化的，只需一个巡视员在下面巡视即可，实现了煤炭安全高效智能化开采，现在全国已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达到70多个。

煤炭产业是既复杂也简单的，过去提起煤矿就让人想到安全事故，现在我国的安全指标已经能够跟国际接轨，一些落后产能也被逐步淘汰，由过去的8万个煤矿，到现在的7000个以下，所以要重视煤炭本身的变化，更要重视煤炭的清洁利用。

讲到清洁利用，煤炭现在可以经过低排放等措施使其污染值跟烧天然气差不多。2014年6月，浙江嘉兴嘉华发电公司进行的煤炭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效果非常好，获得了国家 科技 奖。神华集团的电力公司也同样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到2017年底全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已完成6.4亿千瓦，占全国燃煤电厂装机的65.3%。此外，煤炭还能清洁转化，不但能清洁燃烧，煤还可以变成油，变成烯烃，变成乙二醇等化工产品，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利用。到2017年底煤制油产能达到800万吨/年，烯烃800万吨/年，煤制气51亿/立方米，乙二醇270万吨/年。

长期看中国能源格局还是以煤为主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一定要注意节奏，不合国情的去煤化是不合理的。现在煤炭至少还起到下列作用：

（1）资源丰富产能大，可以保证供应，当在其他能源供应不足时，或者北方地区冬季供暖需求量大时，可以迅速用煤来补充，能救急。

（2）用煤制油、煤制气和煤层气来补充我国油气资源的不足，增加自我保障能力，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

（3）在发展新能源时以煤为燃料的火电可以起调峰作用，能协调和保障新能源的运行。

（4）可以延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给其一个充足的延后期，以便促进新能源更好的发展。

减煤的难度不在于煤炭本身，而在于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煤炭工业的 健康 发展，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强调虽然我国正在压缩煤炭比例，但国情还是以煤为主，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以煤为主。

（编辑/冯优 转载须华夏能源网授权）

一是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高，探明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1%。这种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的粗放利用，客观上要求我们发展低碳经济。

二是碳排放总量突出。按照联合国通用的公式计算，碳排放总量实际上是4个因素的乘积：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的能耗量（能源强度）、单位能耗产生的碳排放（碳强度）。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增长快速，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总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其中还包含着出口产品的大量“内涵能源”。我们靠高碳路径生产廉价产品出口，却背上了碳排放总量大的“黑锅”。在一些发达国家将气候变化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之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意义尤为重大。

三是“锁定效应”的影响。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初始路径和规则的选择具有依赖性，一旦作出选择，就很难改弦易辙，以至在演进过程中进入一种类似于“锁定”的状态，这种现象简称“锁定效应”。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对化石能源技术的严重依赖，其程度也随各国的能源消费政策而异。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期，一些重化工等高碳产业和技术不断通过国际投资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倘若继续沿用传统技术，发展高碳产业，未来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定量减排或限排义务时，就可能被这些高碳产业设施所“锁定”。因此，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认清形势，及早筹划，把握好碳预算，避免高碳产业和消费的锁定，努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

四是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碳减排客观上存在着边际成本与减排难度随减排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1980—1999年的19年间，我国能源强度年均降低了5.22%；而1980—2006年的26年间，能源强度年均降低率为3.9%。两者之差，隐含着边际成本日趋提高的事实。另外，单纯节能减排也有一定的范围所限。因此，必须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大趋势着眼，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把宝贵的资金及早有序地投入到未来有竞争力的低碳经济方面。

五是碳排放空间不大。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千余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当今的排放空间。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率先减排。2006年，我国的人均用电量为2060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经合组织国家的1/4左右，不到美国的1/6。但一次性能源用量占世界的16%以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了世界的20%，同世界人均排放量相等。这表明，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强度偏高，而能源用量还将继续增长，碳排放空间不会很大，应该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

对发达工业化国家而言，当发展阶段到了能源消费相对成熟、高能耗工业逐渐移出时，碳排放强度才会逐渐下降，故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起点是从后工业化社会开始，主要任务是减排温室气体、实现能源安全、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增长点。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能源需求正在急剧增长，发展低碳经济的起点和任务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我国不仅要节能减排，还要加快发展，必须在加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出一条发展低碳经济的新路。

在战略取向方面，我国的低碳发展宜采取既基于国情又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渐进式路径，制定清晰的阶段目标和可行的优先行动计划。一是把“低碳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并把相关指标整合到各项规划与政策中去，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探求不同地区的低碳发展模式，努力控制碳排放的增长率。二是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把低碳发展作为建设“两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点内容，纳入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具体实践中。三是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契机，充分利用碳减排、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不断提高我国低碳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力，减少潜在的“碳锁定”影响，逐步向低碳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上关于低碳能源和低碳能源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促进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最终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五是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低碳规则的制定，为我国争取合理的发展空间。通过承诺符合国情与实际能力的自愿减排行动，提升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坚持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大幅度减排，并建立“可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新机制。

在战略目标方面，据国内多家权威机构研究，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可能实现显著降低。如能在有效的国际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下，采取严格的节能减排技术（包括碳捕获与封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中国的碳排放有可能在2030—2040年达到峰值之后进入稳定和下降期。

在战略重点方面，走低碳发展道路，必须结合国内优先战略发展目标和各行业自身特点，把握好低碳重点领域，以尽可能低的经济成本和碳排放量，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逐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低碳化”。重点包括6个方面。（1）工业生产、交通和建筑领域。开展高能耗行业的能效达标管理，淘汰重点用能部门的落后产能和强化新建项目的能效监管，努力获得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的国际竞争力。（2）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要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3）优先部署以煤的气化为龙头的多联产技术系统开发、示范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等先进发电技术的商业化，开发新能源汽车和新型节能建筑，总结推广最佳实践技术，探索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可行性，在煤炭清洁利用等相关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4）加快进口和利用优质油气资源，探索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系统中的优化配置模式，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转变能源结构，改善能源服务。（5）深入研究农田、草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通过生物和生态固碳减缓气候变化。（6）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研究和能力建设。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措施

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不断深入，全社会对于低碳发展的热情不断高涨，不少城市表达了要争做低碳试点城市的强烈愿望。低碳发展对我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实现的。最重要的措施有5项：

一是政府主导，摸清家底，立足实情，确立目标，制定规划，有序发展，避免一哄而上。

二是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快开发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制高点。

三是加快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国家监测考核管理标准，财税、价格等金融政策措施（如开征碳税、试行碳交易等）。

四是立即着手开展行业（工业、建筑、交通）、企业、城市、社区的低碳发展试点。

五是加强宣传引导，使各级领导和公众了解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以推动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大转变。

近些年来，科学界以及各国政府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不断增多，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水平过高导致的全球变暖会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行低碳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 ｀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

具体来说，低碳目标最有可能在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是加速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是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从而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治本之策。目前世界新能源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并正得到各国持续的追加投资。

其次是对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前述英国“清洁煤炭”计划便是针对煤电厂的技术改造计划，要求煤电厂具有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汽车产业中兴起的电动汽车、生物能源汽车，也是传统产业向低碳化发展的范例。

最后，全球碳交易市场本身也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活动。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等规定，没有减排指标的发展中国家或减排工作做得较好的机构，可以将碳排放配额拿到市场上交易。碳交易已经有效帮助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现代煤化工产业中，宝丰能源作为我国煤制烯烃的龙头企业，不断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高端化升级，充分挖掘煤炭资源的高端价值，在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上持续前行。近期公司在资本市场也获得极大认可，上周的5个交易日内，宝丰能源股价累计上涨10.45%，远超同期上证指数-2.41%的走势，大幅超过沪市平均表现。

据了解，2019年我国高端聚烯烃消费量达1280万吨，但国产自给率仅有45%，长江证券预计，2023年国内市场需求量将达到1595万吨，市场空间进一步稳定增长。在敏锐捕捉到高端市场的蓝海机遇后，宝丰能源便开启了“开挂升级”的道路，持续向产品的“高端化、差异化、定制化”布局进发，公司产品形成了通用料系列、专用料系列、茂金属系列、EVA系列等梯次产品结构，初步构建了生产一批、开发一批、储备一批的产品生产与开发格局，建立了规模化生产与定制化生产相结合的市场营销开拓模式。目前公司专用料产品已经涵盖高熔指纤维料、熔喷料、给水管材料、薄壁注塑料、小中空料、高强度薄膜料等10多个产品，在煤制烯烃领域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今年上半年，产研密切合作，新开发了用于生产家电、 汽车 配件的中、高流动抗冲共聚聚丙烯K8009、K7726H，并得到市场高度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七月，公司一次性试生产成功三个牌号的茂金属聚乙烯产品，包括PERT管材料M3506RTⅠ、注塑专用料M6040、薄膜料M2310，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成为国内首家用双环管HDPE工艺成功生产茂金属产品的企业。近年来，茂金属作为高端聚烯烃市场的“香饽饽”，消费增长速度高，但国内生产量不到10%，进口依赖度约90%。茂金属产品由于其独特的优异性能，主要用于生产中型和重型包装袋、地暖管、注塑及滚塑等制品。

此外，宝丰能源在高端产能的扩张上步履不停，为填补国内缺口，公司在宁东的三期及四期烯烃项目将各包含25万吨/年EVA产能。可以生产VA含量0-30%的产品，可广泛用于高档薄膜、电线电缆、发泡材料和光伏封装。EVA产品目前进口依赖度在50%以上，尤其是高VA含量的、可用于光伏封装胶膜的产品进口比例更高。在国家“双碳”目标下，光伏发电将迎来一波长周期高速增长大潮，用于光伏封装的高端EVA产品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期EVA装置将于2023年上半年投产，三、四期全部投产后，宝丰能源EVA产能将达到50万吨/年，将进一步替代进口，提升自给率，为国家清洁能源转型提供稳定保障。

根据目前的发展规划，未来宝丰能源宁东基地的烯烃产能可达到320万吨/年，进一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加速助力国产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腾飞。

1.提高能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而且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非常大。比如说建筑节能。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通运输排放，三分之一是工业排放。中国现在是工业排放量占大头，交通和建筑类排放较小。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住房品质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零排放建筑，在建筑节能这块有很大潜力。

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常大。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有，最落后的技术也有。像钢铁行业，中国有一些领先技术，例如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水平比较低，但小炼钢和落后技术则能耗高、排放多。这就意味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电力方面，中国现阶段肯定离不开火电，那么就要上大压小，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使单位度电的排放量降到最低。中国在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领域投资力度非常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淘汰小火电、小水泥、小造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做。航空交通耗费的燃油量比地面交通高很多：与低效率的小汽车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与大容量的公交，与高速铁路相比，至少高出三倍、四倍。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空客一小时一趟，将来高速铁路要是建好了，每小时一趟，基本上就不需要飞机了，同样便捷的服务，但排放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很丰富，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较高，但相当一部分已经商业化。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的小沼气，运用得很普遍；水电、部分发展较好的风电（如新疆塔里木的风电）等，也非常有竞争力；中国每年所利用的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折合标煤约三亿吨，如果每年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是30亿吨，生物质能占了10%。已经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进一步推广。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现在都在运行。欧洲有一项远大的工程规划，准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上建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然后建远距离输变电系统，把电力输送到欧洲。中国有广袤的戈壁滩，如果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戈壁滩的开发前景将非常广阔。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前期准备。

交通领域，汽车不再只烧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现在有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最远可以跑400公里，如果蓄电池性能再好一点、动力更强一点，竞争力就会更大。太阳能汽车、氢能燃料电池等技术也在研发中，如果成熟，我们的交通服务将实现很少的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核能也很有前景。英国长期以来反对核能的声音很强，现在为了搞低碳经济，又把发展核能提到议事日程，准备进一步更新和新建核电站。美国也启动了新的核能计划。目前的核能利用，尽管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讲它是经济可行的；从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大国——法国就没有发生过核事故。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原来是在沿海地区，现在延伸到了内地。但有一个问题，发展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中国比较缺乏。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协定，要求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亚国家给中国提供铀矿资源。

3.引导消费者行为

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来加速低碳经济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负面作用，是有环境成本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它征税。碳税跟能源税不一样，征能源税可能会打压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我们加以区分，只对碳征税，那么就只会打压高碳能源。高碳能源的比较收益降低，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较成本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也会增强。

中国现在征碳税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我们说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承诺减排。如果我们国内征碳税，和国际政策似乎有矛盾。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我们可以不叫碳税，而叫可枯竭资源税。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资源税，而化石能源是可枯竭资源，那么征一个可枯竭资源税，实质上就等于碳税。原因之二，要征收碳税就需要相应的技术、信息、统计资料，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统计条件。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碳只是在煤炭、石油、天然气里才有，这三项能源都是进入了市场的，统计起来应该非常简单。至于我们是在生产这一端来征收，还是在消费这一端来征收，都可以。所以，征收碳税并不是原则上不可行，而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补贴。所有技术的研发、运用，都会经历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给予补贴，就会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对一些暂时不具备商业竞争力，而社会成本又比较低的能源和技术进行补贴，会使它们更迅速地成长，走向市场竞争。

第三，要提高研发投入。很多低碳能源技术、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和企业商业化的投入，可以双管齐下。

第四，对于消费者行为，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奢侈浪费加以限制。几年以前我提出过一种设想，叫能源消费累进税制（或者叫碳排放累进税制）。我们的碳排放空间是有限的，而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给每个人一定的碳排放量，超出之后就得交税，超得越多税率就越高，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这样既兼顾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可以使消费者行为更理性化，降低奢侈浪费的部分。要强调的是，能源消费税应是累进税率，而不能是统一税率。统一税率只会打压穷人，鼓励富人消费。

第五，要对公共消费加以控制。中国的公共消费浪费特别多，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小汽车多数是公车；办公大楼里，空调用电等浪费也很多。在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公共消费的低碳化，部长也乘坐公共交通。所以，政府可以率先垂范。

第六，国外在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领域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展国际合作。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中国大庆、胜利油田也涉及到二次、三次采油，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清洁能源的比重和成本都不一样，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我们可以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则可以进口。像矿石，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比我们国内采矿的成本低多了。

总之，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只有低碳社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

碳中和政策将推动提高煤炭利用效率+低碳生产，其中煤化工有望加速发展。

一方面，燃烧一吨煤炭（标准煤）可产生约2.77吨碳排放，根据我国煤炭消费量28.04亿吨标准煤测算，对应碳排放量为77.7亿吨，意味着我国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燃煤。若要实现碳中和，必须要降低煤炭消费的碳排放。

但另一方面，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其仍将在我国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短期内需求大幅下滑的概率较低。

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碳中和预计从三方面对煤炭行业造成影响：

第一，煤炭利用效率提升有望节约煤炭用量。我国煤炭（约52%）主要用于发电，但目前国内煤电平均利用效率仅为35%。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我国56%的煤电量仍来自效率较低的亚临界电厂，而效率较高的超临界（效率38%）和超超临界（效率45%）电厂的煤电量占比较低，分别为25%、19%。通过提高电厂煤炭利用效率，可减少煤炭用量，直接实现碳减排。若按照2030年煤炭50%的平均利用效率测算，可实现节约标准煤8亿吨（占目前用量约29%），减少碳排放约22.2亿吨。

第二，低碳生产压力促使行业产能趋稳。煤炭开采中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开采设备的直接排放以及开采过程中煤层气的排放。煤炭企业实现减排需通过降低高碳能源、增加清洁能源、发展减碳技术等措施。因此碳中和将为煤炭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或导致新建产能放缓，未来煤炭行业产能有望保持平稳。

第三，煤化工有望加速发展。煤化工指以煤炭为原料制取化学产品的生产方式，我国约7%煤炭用于煤化工。由于煤制化学品路线导致部分碳元素进入产品，所以天然具备减少碳排放的能力。所以建立低碳循环、清洁高效的煤化工产业有望持续提升煤炭消费中煤化工的占比，驱动煤炭行业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