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云南省煤炭安全监察局局长是谁

在梭峪乡办公室一张下辖各村2008年度基本情况汇总的表格中，清楚记录着梭峪村的人均收入为11035元。

村官们早已习惯数字的游戏。在他们看来，亿元村的名号只不过是两个煤老板的亿元村，“如果把他们的财产平均起来，全村人都可以住别墅了”。

这两个煤老板即为“古交首富”闫林则和“古交焦炭大王”张巨海，二者同为焦化厂起家的老板。至今，梭峪村的老百姓对这些煤老板还是充满着复杂的情绪。

1985年，巨海煤焦公司的老板张巨海在梭峪村创办第一个土焦厂，这也拉开了梭峪村的焦化厂历史。他甚至购置了运煤专列，这也开创了山西省第一家由农民经营煤炭专列的历史。

同为该村的煤老板闫林则在梭峪村靠运输煤炭白手起家，后又承包村里的砖厂。上个世纪90年代，闫林则创办村里的焦化厂。此后，五座焦化厂密集地建在了梭峪村的土地上。

“火爆时期，运煤车都不罩篷布，一里地都是黑的。”梭峪村的官员说。梭峪村曾被称为“不夜村”，半里地之外就能看到火光冲天。

当时，这些焦化厂的位置全部处在汾河边上，这给汾河这条山西母亲河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梭峪村的官员说，当时汾河水从娄烦出境还是清的，一入古交全部变成黑的。

污染没有阻挡住焦化厂进军的步伐。贫富分化急剧拉大。戏剧性的是最终闫林则因“雇凶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

2005年，闫林则买下别人手中的一座经营多年不见起色的煤矿之后，迅速发展起来。该煤矿正位于梭峪乡。在很多人眼中，当年闫买下煤矿是为了避免焦炭价格的大涨大落，形成一条产业链。结果双方在煤矿价款的“口头协议”上发生争执，对方发动家属堵住煤矿的路。

一怒之下，闫林则指示手下相关人员准备“清理路障”。从当年闫林则的供述即可看出，他深谙乡村社会生态。这个坐拥亿元家产的富人说“穷人惹不起”，他指示手下的人，“千万别弄出事来，诈唬诈唬就行了，连腿也别打断”。意想不到的是，手下人竟酿成命案。

“煤老板雇凶杀人”一时成为2007年轰动山西的新闻。当年在病床上探望闫林则的一位记者说，当时闫林则大呼“上当了”，“眼泪哗哗地留下来”。当时身患重病的闫林则出庭的时候，都是被轮椅推进去的。

“梭峪的民风就是唬住老百姓就没问题，一旦唬不住就要出问题，”一位知情者说，“而且闫林则的性格是，谈好价格后，多少就是多少。”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梭峪村的煤老板甚至将古交市煤矿安监局局长闫全维拉下马。为了开绿灯，闫全维收受了闫林则六百多万元的贿赂。这更是上演了一出“官煤勾结”的经典案例。

“闫林则只要对了脾气，对方要多少拿多少。”知情者说。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当煤炭都挣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眼红煤老板，“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一旦没钱，那么就眼红那些腰缠万贯的煤老板。更有人认为，当时村民就是为了“敲诈”闫林则。

如今，梭峪村的焦化厂全部关停，村子变成“青山绿水”。

看到巨海集团的“团”字中的“才”不翼而飞，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口”挂在办公楼前。

云南省煤炭地质勘察院的张名泉和刘蒙是两个大贪官，是两个披着狼皮的狼，张名泉罪有应得，已被党纪国法处理，刘蒙至今还逍遥法外。但我相信，在党纪国法面前，刘蒙是不会躲脱的，他应该会寿到相应的制裁

吕四产生过骆宾王、武宗皇帝、麻勒吉等名人。

具体如下：

1、骆宾王

最早与吕四有联系的历史名人是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骆宾王才华横溢，誉满天下。由于他不满武则天篡唐自立。然而事与愿违，最后骆宾王兵败，为躲避武则天的追杀，骆宾王逃到了荒凉的海岛，最后终老于此，那个海岛就是吕四。

武则天为了防止骆宾王在吕四再次起义，严令当地官员晚上必须在海边点满灯笼，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解放前，被吕四人称为：天后灯笼（天后指的就是武则天）。这是史书对吕四的最早记载。

2、武宗皇帝

另外一个与吕四有联系的名人就是明代武宗皇帝。

正德年间，武宗皇帝微服游江南，遇上狂风暴雨，漂到了吕四，饥肠辘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姓吴的渔家姑娘，姑娘给他送来了饭菜，后来武宗皇帝离开了吕四，临别的时候赐她龙凤镯，许诺第二年就接她进宫。

武宗回京不久，吴姑娘因为怀孕在身，被父亲毒打跳海而死，武宗悲痛之余赐封吴姑娘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并为她建了庙宇， 吕四当地人叫海神娘娘庙。

海庙晨曦也是吕四八景之一。遗憾的是解放前吴妃冢和海神庙都被毁，不过幸运的是海神庙门口的奠基石没有被毁，石头上所刻海波无极四个字乃是乾隆皇帝真迹。

3、清代两江总督麻勒吉

解放前吕四有座麻公祠，供奉的也是一个与吕四有联系的名人：清代两江总督麻勒吉。

麻勒吉是满族贵族，也是清初江苏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为了防止郑成功从台湾海峡起兵，所有全国的海岸线全部封锁，吕四渔民无法生活。

面对这种情况，吕四士绅彭兆旗不顾年迈带着吕四人的全部希望到南京面见两江总督，麻勒吉实地考察以后终于开海，给了吕四人一条活路，然而却得罪了朝廷，最后麻总督被押解北京，死于狱中。

消息传到吕四，所有吕四人家披麻戴孝，并在吕四建立麻公祠，以怀念这位刚正无私的父母官，可悲的是麻公祠也毁于解放前。

扩展资料：

吕四的发展沿革

1989年，南通市把吕四港开发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南通市开发吕四港办公室”，负责规划、协调开发吕四港的具体工作。同年10月，江苏省政府批准吕四港为二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2006年5月，国务院将吕四港作为南通港扩大对外开放的港区，列入了国家“十一五”一类口岸开放计划。

2009年5月11日，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吕四港区获批成为临时开放口岸，吕四海运综合码头等4个码头获准临时对外开放。

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吕四港口岸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吕四

百度百科—麻公祠

现任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中文名

王春秋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东临朐

出生日期

1962年1月

职业

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

山东矿业学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1]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

目录

1 人物简历

2 组织评价

3 履职表态

4 兼任职务

5 工作成果

6 事迹介绍

人物简历编辑

先后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培训学习。

历任山东矿业学院矿山压力研究所教师、所长助理、所长，

1996年10月任山东矿业学院副院长，[2]

1999年4月任山东矿业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2000年1月任山东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2009年12月增补为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委，

2011年5月任山东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2011年12月任山东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2013年3月任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提名为副主席候选人。

中共山东省委第八届、第九届候补委员。

组织评价编辑

王春秋同志长期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组织领导能力比较强，专业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在山东科技大学工作期间，围绕建设高水平科技大学这一目标，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科发展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产出效益，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高。王春秋同志思想作风正派，勤奋敬业、心胸开阔，原则性强，自我要求比较严格，群众威信较高。省委认为王春秋同志担任省科协党组书记、提名为副主席候选人是合适的。[3]

履职表态编辑

王春秋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省委的决定。从今天起，我就正式成为了科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已经做好了与大家一起共事的准备。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高举旗帜，锐意进取。二是虚心学习，融入集体。三是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四是勇于创新，争创一流。五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作为省科协党组班子的“班长”，将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诚信做人，公平处事，廉洁为官，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希望大家对我的工作多帮助、多批评、多监督。我有信心和同志们一起,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在历届省科协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把各项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兼任职务编辑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兼任中国煤炭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山东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山东省煤炭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矿业协会副会长、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任等职务。

工作成果编辑

长期从事采矿工程学科的研究及教学工作，丰富和完善了以岩层运动为中心的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系，先后主持或承担国家及省部科技攻关项目10余项，有关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六五”攻关表彰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劳动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8项，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参编的专著《实用矿山压力控制》获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在采场矿压及控制装备研究方面，主持的项目曾获劳动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河北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在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完成的项目“矿山压力系列课程教学体系的创立和实践”曾获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0年获“全国煤炭系统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荣誉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优秀青年科技奖”，1996年被遴选为山东省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2000年被评为全国煤炭工业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事迹被载入山东大型当代历史人物传记画册《中华泰山儿女》。

事迹介绍编辑

王春秋16岁考入大学，23岁硕士研究生毕业，32岁任山东矿业学院矿压研究所所长，

王春秋陪同山东省政府领导视察工作。

次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34岁任山东矿业学院副院长，37岁任院长，同年，任新组建的山东科技大学校长，38岁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王春秋是学采矿的，每次下矿到工作面，顶板来压时响声如雷，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他一点也不怕，反而有种深入阵地摸敌情的兴奋！为了煤矿的安全生产，王春秋没有星期天、节假日的概念？他跑山西，奔兖州，上开滦，下邯郸，不分昼夜地奔波、学习、研究，腿跑细了，人累瘦了，新产品也出来了，由王春秋为第一项目人主持研制的轻型半卸组合式支架通过了鉴定。1990年，王春秋以出色的工作被全国煤炭系统授予“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称号，并赴京受奖，那年，他才28岁！依靠年轻人特有的活力，靠着对事业自强不息的追求，王春秋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被评选为“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荣获“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孙越崎优秀青年科技奖”，从1992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王春秋把科技事业、党的事业当作他的最高目标，自觉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哪怕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几年来，他继承、发展和完善了“以岩层运动为中心的实用矿山压力理论”体系，参编的专著《实用矿山压力控制》获国家科委普通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承担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课题10余项，其中作为项目第一承担者，主持煤炭部项目5项，通过省部级以上鉴定的科研成果7项，均达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劳动部科技进步奖等11项；在国家核心刊物及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国家专利局授权的专利8项。科研成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仅组合式自移支架一项，推广后每年就新增产值近700万元；研制的DAX金属拄鞋1991年投放市场以来，年销售量都超过10万块，年产值200多万元……

王春秋在日常工作中，平易近人，举重若轻，目光远大，调控有方，善于协调。工作中，他大胆开拓，善于创新，又井然有序，注重效果，深得广大教职员工的敬佩和喜爱。

1996年10月，时任矿压研究所所长的王春秋被任命为山东矿业学院副院长。在他分管科研工作期间，学校年年超额完成科研指标，科研经费总量创历史最好水平，科研成果获奖大面积丰收，并且实现了学校国家发明奖零的突破；协管校办产业工作，在产业内部实行竞争上岗，积极推进学校产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入世行自强不息，成就处至诚为公。”已近天命之年的王春秋，已经担当起山东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的重任，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学带入了新的世纪。今天，王春秋把目光瞄向了更远的前方，他带领一班人，以一种自强不息、至诚为公的精神，继续探索着、奋斗着……。 (文/信永华)

新华网山东频道9月27日电(记者张晓晶)近日,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阅兵车检阅军训新生。[5]

参考资料

1. 王春秋 ．山东科技大学[引用日期2015-03-29]

2. 关于增补王春秋同志为省科协副主席人选的征求意见函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引用日期2013-04-18]

3. 省科协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省科协领导同志调整决定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引用日期2013-04-18]

4. 原载《中华泰山儿女》，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5. 山东科技大学校长王春秋军训阅兵 ．新华网．2007-09-27[引用日期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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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物简历

2 组织评价

3 履职表态

4 兼任职务

5 工作成果

6 事迹介绍

(1)古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1973年10月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97块煤精雕刻制品和煤块，经鉴定为抚顺煤田西部本层煤，“新乐遗址”出土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这说明我国抚顺煤田早在距今6800—7200年以前就被发现和利用了。1938年有抚顺还发现过一处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居民点遗址燃煤的遗迹。

从汉代开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时期，开始采煤炼铁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重要燃料。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现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最为突出。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明代，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由于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2)近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合资煤矿企业。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t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t，平均效率为每工0.3t。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继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国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其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3)抗日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煤矿开采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t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t，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t以下。从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t。

(4)解放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t。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t。

(5)新中国成立后的煤炭产业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从旧中国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煤矿，加上解放区民主政府兴办的小煤矿、公私合营煤矿和私人开办的小煤窑，1949年生产原煤32.43Mt。

在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面恢复了原有煤矿的生产，对32处矿井进行了改扩建，并开工建设新井17处，设计生产能力12.51Mt/a，初步奠定了煤矿开采发展的基础。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生产建设，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又开发建设了平顶山、鹤壁、包头、潞安、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开工建设矿井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Mt/a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生产能力63.76Mt/a恢复矿井38处，设计生产能力11.34Mt/a，1957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30.73Mt。

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及这期间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科学的做法，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煤矿建设规模，一些新建矿井简易投产，一些生产矿井重采轻掘，推行了不合理的采矿方法，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煤炭工业进行了第一次大调整。

“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时期，煤炭开发战略和建设重点有重大改变。在此期间，集中建设了煤炭工业“大三线”——西南和西北煤炭生产基地，突击性开发江南煤田。在西南主要建设了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的总称)和攀枝花矿区，建设矿井共28处，设计生产总能力14.11Mt/a，建成投产矿井21处，设计生产能力9.40Mt/a在西北的贺兰山基地和渭北基地。

“四五”期间，建设总规模达到42处，设计生产能力12.82Mt/a建成矿井(露天)13处，设计生产能力11.22Mt/a，满足了西南和西北用煤的需要，显著改善了煤炭开发布局。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三五”时期对江南煤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田地质勘探和分布范围广阔的矿区建设，到“四五”期末，建成矿井295处，设计生产能力39.36Mt/a。由于建设部署不符合江南煤田实际，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扭转北煤南运”的原定目标仍未能实现。

针对20世纪70年代偏重挖掘生产矿井潜力，新井建设规模缩小，一些生产矿井又出现采掘失调的情况，从70年代后期起，又进行了煤炭工业第二次大调整。加大了新井建设规模，建设重点由西南、江南转向北方和东部，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延深，改善了安全生产条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煤矿开采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新开发了10多个新矿区，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和露天矿，大力推广采矿机械化和综合机械化，有重点地建设多层次的高产高效矿井，大力发展了地方煤矿，开办了遍布全国的乡镇煤矿，有选择地建设了重点产煤县，使煤矿开采在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

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煤矿开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与采矿技术及装备相结合，加速推进煤矿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进行了高产高效矿井(露天)建设，并建成129处高产高效煤矿(井工123处，露天6处)，少数矿井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开拓出了我国煤矿开采21世纪发展的新道路。[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煤炭行业发展迅速，掀起了煤矿开发及开采的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我国原煤产量已达36.5亿t。图1-1为近六年来我国原煤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1-1 近六年来原煤产量及增长比例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功绩

1，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助纣为虐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内战并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试问哪个国家的崛起是处于内忧外患时期的？无数的史实证明只有先保证国内局势的相对平稳才有机会实行改革使国家休养生息并逐渐走向富强。而李鸿章正是这么一个结束战争的人之一。是他使清朝那本已摇摇欲坠的政权又延续了近百年。

　2，兴办洋务，建立北洋水师：18世纪60年代，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境地。大清帝国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只留下一个外强中干的躯壳。可是即使这样，清政府内部还有一批顽固分子仍不知变通，死守“祖宗之法”。就在这一时刻，一个人站来出来，并与顽固派进行了斗争，用自己的方式来使国家富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且不论他兴办洋务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单就他创立了中国近代早期军工企业和中国近代的民用企业这点来看，他的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是他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3，维护国家利益：以前有很多人说李鸿章因为代表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给他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殊不知李中堂当年在谈判桌上曾极力争取为国家减少赔款数额，甚至老泪纵横，哭求当时外国首脑。有资料为证：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弱国无外交”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尴尬的外交局势，并非李鸿章卖国求荣，实在是逼不得已、无可奈何之举。

4，对维新派及革命者的宽容态度：鸿章算是当时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员之一，他也为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感到忧心。这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如不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必亡。于是他“兴洋务、筹海防”，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正是由于他同样抱着“救国”的决心，致使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

过失

1， 在太平军的战斗中曾经杀降

2， 指挥失误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