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掠夺了中国多少资源

日本侵占北票煤矿

日本侵略者对北票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已垂涎三尺。早在侵占北票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即会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北票煤矿作过调查，并在《北票煤矿现状调查》一文中对北票煤矿的现状及前景描绘得相当详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3年2月进攻热河，2月21日上午11时，关东军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逼近北票，守军汤玉麟部队不战而退。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反抗，但势单力薄，22日上午9时，早川部队在飞机、坦克、装甲车、骑步兵配合下攻克北票县城。从此，北票煤矿沦陷为殖民地，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广大劳工饱尝了被迫害、盘剥、压榨的奴役之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一方面是为扩大其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为掠夺煤炭资源。侵占北票煤矿后数日，关东军即从日本国内招聘石松真一郎等38名职员来北票煤矿就职。接着即一面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一面着手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冠山竖井在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停产状态），日本侵略者掠夺北票煤炭的迫切心情由此而知。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矿业权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33年3月初，即侵占北票煤矿后十几日，日本关东军即授意奉山铁路局协同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接管北票煤矿，强令解散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第二步，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德田大佐以参谋长小帆的名义宣布奉山铁路局的股份（实为京奉铁路局的股份）不实，失效，解散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并根据日满双方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享有筑路、开矿特权的协定，由日本关东军大崎中佐为日方代表，与伪满洲政府签订协议，成立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日方万表片仓出资，满方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资，日方万表喜藏任总经理，由日方直接经营。之后，原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商股中政府官员和银行家的股份多被判为“逆产”，予以没收；商股的另一部分股份，则以“煤炭由国家开采”为由强行低价收买。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了北票煤矿的矿业权。

掠夺煤炭资源

侵占北票后第二年的1934年，即从冠山竖井掠夺走煤炭27万多吨。这当然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婪胃口。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提出关于国防上需要的产业，要实现自给自足，“特别要集中力量开发铁、煤、石油、电力等基础产业”。随之制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把煤炭生产放在了重要位置。为适应这一要求，北票炭矿于1936年10月在三宝开凿调查斜坑，开始扩大掠夺范围，建设新矿井，增加煤炭产量。1936年和1937年，先后成立三宝开发事务所和台吉开发事务所（新建坑口投产后改为三宝采炭所和台吉采炭所），开发三宝、台吉两新区。1937年至1939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开工建设，1939年至1941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建成投产。一对坑口从开工建设到建成投产，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6对新坑口建成后，年增加生产能力100万吨。日本侵略者从北票煤矿掠夺的煤炭，多用于制铁业，为它们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资保证。据日本《战时石炭构造论》一书记载，仅1933年到1936年4年间，供给日本制铁和昭和制铁的北票炭矿的煤即达93万多吨，几乎是北票炭矿这4年产煤量的全部。在北票煤矿，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掠夺式”开采，夺肥扔瘦，乱采乱掘，不仅在当时致使瓦斯爆炸、透水、发火等事故频繁发生，给劳工带来诸多灾难，而且严重破坏了煤炭资源，给以后开采带来很多困难，造成很大损失。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少投资、多出煤，只拣厚煤层采，而把薄煤层丢弃不采，斜坑、坑下主要运输巷道布置在厚煤层和煤层群中间，不顾薄煤层的开采；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房式、柱式采煤法，这种采煤方法虽然出煤快，但回采率却很低，只在50%左右，致使800多万吨煤炭资源丢弃于坑下。由于日本侵略者采取的“掠夺式”开采，给以后开采带来许多隐患，致使解放后开采时，瓦斯、冒顶、透水等事故防不胜防。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成立时，即建立了较庞大的组织机构，之后又多次改组，逐步扩充，日益庞大，法西斯高压统治逐步强化、升级。到1943年3月，隶属伪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改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时，组织机构也随之庞大到极点，下设2部、10课、2所、1院、54个系（包括同一级的科、所、场等），另有冠山、台吉、三宝3个采炭所，3个采炭所又有26个系，上下有100余个部门。其中的防卫部，原隶属庶务课，称矿卫系，后升格至炭矿直属的部，下设本社防卫队和冠山、台吉、三宝3个防卫队，人员由三四十人增强到三四百人。防卫部的任务为：调查劳工中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在各出口、材料场、工村站岗放哨；押送“特殊工人”入坑升坑等。1943年，由锦州派遣来的宪兵队，有宪兵、密探、翻译30多人，在各课、系、坑口建有情报网，并与当地旗公署警务科、协和会、火车站等有直接联系，任务是侦察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了解劳工尤其是“特殊工人”的思想动向，秘密检查邮政局的函件、电报和到工村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分子等。宪兵队设有刑讯室，备有捕绳、锁链、手铐、脚镣、刺刀、皮鞭、电椅子、老虎凳等刑具。防卫部和宪兵队，有抓捕、刑讯以至处死劳工的特权，是镇压、迫害、摧残劳工最严厉、危害劳工最严重的两支持枪武装。加强防卫队，增设宪兵队，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而又不许劳工反抗的目的一览无余。劳务课，负责招募、采用劳工；雇员计工、考勤；员工生活管理；工村家属及独身寮（即宿舍）管理；公私伤处理；另设移动防止班，在工村要道、附近村头设有暗哨，防止劳工逃跑。劳务系有890多名员工，大多经过侵略者选拔、培训，效忠侵略者，打骂劳工，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盘剥、奴役劳工的得力工具。随着掠夺煤炭日益疯狂，随着新坑口陆续开工、投产，所需劳工日渐增多，招募劳工成为迫切问题。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募劳工有四种手段，就是招、骗、抓、派。以时间为序，起初主要是招，中间则招、骗、抓并用，后期主要是强制摊派。从1933年3月至1945年8月，共招、骗、抓、派劳工5.6万多人次，因而使北票炭矿在每年有大批劳工死亡、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劳工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一招。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初的两三年，只有冠山竖井生产，所需劳工为数不是很多。资料记载，1933年仅有1 000余人，到1936年，也只有3 000余人。每年增加劳工700人左右，可以靠大柜把头去招。方法是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的督导下，由大柜把头在北票附近各县或到大柜把头家乡去招，即可满足需要。到1936年，虽已扩大掠夺范围，向东西两翼扩展，东部开凿三宝调查斜坑，所需劳工，还是大柜把头倪维章及其弟倪福臣，在三宝开拓事务所配合下，从河北遵化招来200多人，解决了斜坑开凿所需的劳工。从1937年起，三宝一坑、台吉一坑相继开工建设，所需劳工随之增多，加之劳工逐年死伤，不断减员，只靠大柜把头在附近招或到其家乡招，已难满足需要，又加上附近农民对北票炭矿恶劣环境已有所闻，即使再穷也不愿来这儿卖命，日本侵略者、把头只好把眼光放远些，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去招。为此，北票炭矿在济南、青岛还建立了两个出张事务所，作为招劳工的落脚点。日本侵略者为更多、尽快地招到劳工，制定了鼓励政策，多招到劳工，可在“手当费”、“安家费”等项多得到报酬，刺激了大柜把头的积极性，争相多招募劳工，多拥有劳工。台吉一坑开工后，大把头宋玉见是个机会，亲自给开发事务所日本所长山本送了200元钱的礼，请求协助招劳工。在山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即白得一笔不算小的钱财，又可保证建矿井任务的完成，何乐而不为，于是亲自出马，协助宋玉去一次河南，又去一次江苏，两次招来劳工600多人，保证了台吉一坑建设工程的如期竣工。各大柜把头竞相招劳工，劳工人数增加很快，宋玉、费先等大柜的劳工很快由三四百人增加到上千人。1937年末，虽又有一批批劳工死伤，一次次减员，北票炭矿劳工人数还是增至5400人。二骗。骗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劳工的一种手段。1941年，三宝二坑建成投产，需要增加劳动力，大把头之一的倪维章与绥中地方官员相勾结，用欺骗性宣传，将1 000多名渔民骗来北票炭矿当劳工。 日伪时期在冠山竖井当童工的张福才说，他家住河北蓟县，日本侵略者大搞“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一家人只好外出逃荒，逃荒途中，遇上北票炭矿招工的把头，把北票炭矿说得人间天上，说你们逃荒没有出路，不如跟我们去挖煤，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他父亲被说动了，带领全家同一块招来的100多贫苦农民来到北票炭矿。三抓。伪满洲政府曾就此制定过一系列法规，采取过一个个措施。日本侵略者抓劳工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从“集家并村”中抓。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开始，在绥中、北票、朝阳、凌南、凌源、平泉和承德一带搞“集家并村”，以阻止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集家并村”的3年中，被强抓去当劳工的有2500多人。1941年夏天，在榆树台部落一次抓来青壮年劳工几百人。在朝阳董家店乡，一年之内抓二三次，每次40多人。二是从“清乡扫荡”中抓。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三是将战场上被俘人员押来北票炭矿当“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死囚劳工”。从1941年起，石家庄、唐山、充州的监狱，多次给北票炭矿押送过被俘人员。从1939年到1942年，这个“教习所”先后押送到北票炭矿的“特殊工人”就有 4 000多人。四派。派是强行摊派。“地盘育成”，就是在本地区内培育成功，即炭矿用的工人，可由炭矿周围的人充当，无需到外地招、骗、抓。提出“地盘育成”方案的是一个日本侵略者，名叫板本登。1938年，板本登由伪奈曼旗公署调到伪吐默特中旗公署任职，此人能讲中国话，对中国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可称为一个“中国通”。当他了解到当时冠山、台吉、三宝多个坑口均在建设和生产，掠夺煤炭数量日增，劳工人数虽已逾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到关内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去招、骗、抓时，便认为这种用工制度有一些弊端：每年外出招工需付出大量费用，且劳工挣的钱每年要往老家寄，这岂不让大量资金流向“国外”（由伪满洲国流向中华民国）；关内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如招工不慎难免让他们中少数人混入，让他们煽动闹事，破坏采炭计划。如果在炭矿附近招收劳工，不但可避免这些弊端，且便于看管，因为他们的家都在附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在炭矿劳作。 板本登的“地盘育成”方案规定，炭矿用劳工，必须由当地人承担。凡附近之男性公民，年龄在8岁至55岁者，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到炭矿当劳工服役的义务，每年4个月，期限为3年，期满发给证书。“方案”经伪满洲政府兴安局批准，1939年在北票炭矿试行，试行结果，伪满洲政府兴安局认为是个成功之举，指令全满炭矿到北票炭矿学习，并于1941年在全满炭矿推广。吐默特中旗公署和板本登本人还受到“传令嘉奖”。 推行“地盘育成”后，吐默特中旗公署内成立了动员科，北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改为动员系，和旗公署动员科共同负责动员、体检、接收劳工任务。旗公署指令各村公所，对居民进行普查，凡符合劳工条件的，均登记注册上报。每次动员多少，根据炭矿需要确定，由动员科提出动员数额，下达各村公所，然后由旗公署动员科和炭矿动员系共同验收。每年动员10次左右，每次动员500人左右。

“地盘育成”和“勤劳奉公”这两项强行征集劳工制度，给日本侵略者使用劳工、掠夺煤炭创造了方便条件，比原来使用的招、骗、抓省力得多，容易得多，据《北票煤矿事业史》记载，1945年4、5、6三个月，即接收劳工4 455人，平均每月接收1 461人，可见其增加劳工之便。且使用的劳工都是无偿服役，不需给报酬。这两项制度带给劳动人民的却是严重的灾难。

卢惠华

(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古代和近代，北京地区的采煤业在我国的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是我国最早利用煤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在战国时期已经用煤炼铜铸器了。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采煤业在全国最为兴盛。近代，京西煤业艰难曲折，但它却是我国首开先河与外国合资办煤矿的地区。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企业。今年是北京建都 850周年，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一、煤矿业的初始阶段

北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已经能够利用矿物和岩石制造简单的工具了，例如，石刀、石球利石锤等。北京也是全国最早利用煤炭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 “北京人”开始利用陶器，对火的利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知道了如何掌握火候。战国时期，人们在制陶和铸钱中开始利用煤炭。根据战国燕下都 ( 今河北省易县东南) 高陌村铸钱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 “焦砟”。人们认为:“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燕国都城已使用煤炭炼铜铸器了”。

民国 《房山县志·卷五·实业》载: 房山煤业，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推税于前清中叶。考木岩寺碑记，创自天监二年，重葺于天庆元年。其碑有 “取煤于穴”之文，是辽之前煤已发现矣。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已开发利用煤是铁的事实。1975 年，在门头沟区龙泉雾务村辽代瓷窑遗址考古发掘，遗址堆积厚 0. 8 ～1. 7m，内部残存大量瓷残碎片、窑具和烧土、煤渣。此后，考古发掘也有多次发现烧瓷的煤渣。

金代北京用煤有诗为证。金代诗人赵秉文诗 《夜卧暖炕》写道: “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炉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鼾鼾”。意说人们到京郊的山中买煤，用煤烧地炉取暖，尽管屋外很冷，但屋内温暖如春，可以酣然入睡。

以上表明，战国至辽、金是北京煤业的初始阶段。这时期北京地区发现了煤，并有了开发利用，但是利用还不十分普遍。

二、兴旺发达的古代采煤业

( 一) 元 代

元代，大都已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据 《元一统志》载: “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 峪) 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煤窑一所”。以上指的是官办煤窑，不包括民窑在内，当时采煤情况，《顺天府志》载: “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或遇崩压则随陨于穴，故其沾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借此衣食终不舍也。其用肚于燃薪，人赖利焉”。

元代，大都采煤业之兴旺，在全国位居前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纵观元代煤业，最兴盛的应属大都附近的西山地区”。原因是: “大都城内人口日繁，所用燃料越来越多，加上封建政府比较重视，这就使大都的煤炭供应基地———西山一带的煤炭行业较快地发展起来了”。元代，为了解决大都燃煤日益突出的问题，曾着手扩大京西地区的煤炭开发和运输。元至正二年 ( 1342 年) ，左右丞相奏曰: “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有西山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望至城矣”。但是，工程修完后，由于河水 “流湍势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告吹。

元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的事实，久居大都的马可·波罗体会很深，在其游记中说:“契丹 ( 指中国) 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火候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烧火，次日不息，其质优良，致使全境不燃它物。”

煤的发现和利用，是中国劳动人民科学技术与智慧的一大成就，它比欧洲至少要早400 年。

( 二) 明 代

明代，煤炭已较普遍地在手工业中利用，特别是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冶金、陶瓷、制盐、砖瓦等手工业，它们要求更多的煤炭供应，因而促进了采煤业的继续发展。斤竣说:“今京师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明初，采煤业由官府垄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办煤窑逐渐衰落，私营煤业兴起。《明一统志》载: “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 “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均为民窑”。这些民窑数量很大。《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由于京师煤炭市场的需要，加上朝廷一直予以注意，所以北京西山地区已发展为明代最著名的煤炭产地。像浑河、大峪、门头沟、戒台寺附近、居庸关等处就很多”。

明代煤业与元代有很大的不同，私营煤业不少已发展为合办企业，这样有利于增加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利于采掘、排水和运输，更有利于经营和销售。此时，窑主与雇工已完全是雇佣关系，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留下了不少与煤业有关的文物古迹。如遗留在门头沟的圈门过街楼、窑神庙和大戏楼这一组相互毗连的建筑物，就是随煤业而建起来的古建筑文物。据了解，门头沟区共有十多座形制不同、风格各异的过街楼，有的还供有神像。这些建筑物有明代的，也有清朝的，它们是当时煤业兴旺的佐证。

( 三) 清 代

清代采煤业比元、明两代更为兴旺。清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协助和鼓励民间开采京西煤矿。如康熙三十三年 ( 1694 年) 下令: “将于公寺 ( 即今香山碧云寺) 前山岭修平，于众甚属有益，著户工二部差官将所需钱粮确算具题”。又如，乾隆五年 ( 1740 年) 二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提呈 “广开煤矿”奏折，清高宗批示: “各省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古昔陵墓、堤岸通衢者，悉驰其禁，该督抚酌量情形开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下令，要全国各地查勘煤矿资源、广开煤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煤矿业的发展。

清代，为了加强对煤窑的控制和管理，实行采煤执照制度。其内容也相当详细，包括采矿地点、范围、开闭时间、雇工人数和姓名等。清代乾隆二十七年 ( 1762 年) 煤业最兴旺，近京西山煤窑 16 座，宛平县煤窑 117 座，房山县煤窑 140 座，合计 273 座。从产业规模上看，京西煤窑已具备较大的规模。 “大者一二百人、小者八九十人”。中等规模者投资亦在银千两左右，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场的规模。

嘉庆年间，京西一带采煤业仍相当兴旺。

北京的古代采煤业，尽管有时也出现挫折，和全国一样也出现过矿禁，但总体发展是比较顺利的。煤矿对北京这个古都太重要了，它关系到宫廷的日常生活，也关系到首都百万军民的需要，所以北京煤炭的开采比其他地方普遍，更受重视，也比其他矿种开采的阻力小。古代矿业受限制或受禁闭，根本原因是历代封建帝王 “重农抑末”的指导思想作怪。此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 “风水说”，认为开矿会 “始则崩坏陵谷，断绝地脉。继则铲伤庐墓，永绝人文，竭本地之精华，绝士民之生路”。这种思想在一些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中甚为普遍，他们坚决反对开矿: 二是怕群众闹事。元明清几代都有矿工 “造反”的事情，所以历代统治者对开矿都持慎重态度。明代矿工闹事尤其突出。明神宗显皇帝企图用 “开矿榷税”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他派宦官到各地征矿税。宦官们横行霸道，重征叠税，搜刮民财，引发一场长期的波及全国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这场斗争此起彼伏，时起时落，大小数百次，长达 10 多年，给明代统治阶级沉重打击。如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 ，宦官王虎去香河强行征鱼苇矿税，激起 “生员士民”数千人的武装反抗。两年后，又发生了京西窑工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三十一年 ( 1603 年) 三月，一支由窑工、运煤脚夫和部分窑户组成的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这些 “黧面短衣之人”，在京城内 “填街塞路”，高呼减免矿税和撤换宦官口号。此举引起朝廷极大震恐，只好撤了宦官，减免矿税以平民愤。

三、曲折、坎坷的近代煤矿业

( 一) 列强投资，攫取矿权

18 世纪 60 年代，英、德、美、意、比、日等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在北京开办矿山、修筑运煤铁路的请求。清末民初，在北京先后出现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德合办天利煤矿、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中日合办杨坨煤矿。其中，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 1896 年兴建的，1911 年改为中英合办。民国九年 ( 1920 年) 矿区面积达 4770. 2亩，是当时京西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民国二年 ( 1913 年) 华商与比利时商人合办，1915 年改为中英合办。经扩建后矿区面积 568hm2，是北平地区最大的煤矿，也是开采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煤矿。有竖井两眼，资本 150 万元。使用风钻打眼，黑火药爆破，井下铺设铁轨道，用矿车运输。民国十二年 ( 1923 年) 正式投产，当年产煤 41. 388 万 t。民国二十三年 ( 1934 年) ，产煤 43. 8 万 t，占北平地区当年煤总产量的 39% 。至民国二十八年 ( 1939 年) ，该公司资本已达 430 万银元，职工人数 3000 余名。从当时的年产量和矿区面积看，该矿在全国采煤业中也属前列。

上述五座中外合资煤矿企业的兴起，在近代北平地区矿业史上有过重要的影响，毕竟它们都有中外合办的合同，且有官方批准之矿照，有一定的办矿手续。特别是中美合办的通兴煤矿 ( 后改为中英合办) ，它首开中国人与外国人合办矿业之先河，并成为我国第一个中外合办并正式生产的煤矿企业，对利用、引进外资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外资的加入，部分地改变了北平地区采煤业的技术面貌，对煤炭生产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合资办矿的目的是攫取利润和掠夺资源，他们牢牢地掌握着采矿权，故名为合办，实为洋人独办。

( 二) 日本的垄断和掠夺

与英、美列强相比，日本涉足北平的矿产资源较晚。但后来者居上，且显示出极度的贪婪性。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便不择手段地、疯狂地加强掠夺北平地区的矿产，武力占领，实行垄断，甚至中外合资的企业也被日本占领。

日本垄断和掠夺北京的矿产有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矿，以煤为主。直接垄断和掠夺的几家煤企业产煤情况如下:

1. 杨坨煤矿

民国七年 ( 1918 年) ，内务府员外陈熙武之子陈绍武与日本臼井洋行合资兴办杨坨煤矿。资本 100 万元，各出一半。经营矿区面积 585 亩，开出两口斜井，深 160m，遇煤三层。年产煤 5 万余吨。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撕开了合资假面具，公然武力霸占了杨家坨煤矿。

2. 门头沟煤矿

民国九年 ( 1920 年) 建立的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当时北平最大的煤矿。矿区面积 4658 亩。民国三十年 (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以后，原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被日军占领，实行军事管制。民国三十二年 ( 1943 年) 改为中日合办，但实际上为日本人垄断。日本人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经营不遗余力，英国人经营期间，最高年产量为 43. 80万 t而日本人经营期间达到 55 万 t。

3. 川南工业门头沟矿业所

该矿是日本川南工业株式会社兼并恒昌公司而于 1938 年 9 月成立。恒昌公司原为宏福窑，矿区面积 979 亩。历年产量分别为: 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3. 5954 万 t民国二十九年 ( 1940 年) ，1. 4016 万 t民国三十一 ( 1942 年) ，11. 6354 万 t。

4. 利丰煤矿公司

公司位于门头沟郝家坊村。民国九年 ( 1920 年) 由中国矿商何荫棠创办。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日本人川品之白炼瓦公司兼并此矿改为中日合办，资本 50 万元。1940年产量，6. 249 万 t1941 年，14. 46659 万 t1942 年，10. 8386 万 t。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在门头沟矿区共设新式矿井 12 处，最高年产量达 200 万 t，历年各矿总产量分别为:1938 年，80 万 t1939 年，29. 90 万 t1940 年，155 万 t1941 年，203 万 t1942 年，189. 9 万 t1943 年，108 万 t1944 年，144 万 t。

5. 大台煤矿

它包括大安山坑和清水涧坑。民国六年 ( 1917 年) ，日本人即派员对其进行调查。1920年获得大安山坑的开采权。1939 年，日本人成立炭所9 处。建厂房、置设备，并架设通至石景山发电厂的输电线路。利用电力开凿大台及清水涧平洞。1942 年，两个平洞分别凿进880m 和 400m，穿煤 13 层，随即正式开采出煤，日产量最高达 1500t 左右。历年产量为:1939 年 10 ～ 12 月，0. 11469 万 t1940 年，4. 1879 万 t1942 年 1 ～ 8 月，3. 1956 万 t。

6. 房山坨里煤矿

1937 年，该矿 被 日 本 人 接收 经 营。 历 年 产 量: 1938 年，10. 0579 万 t1939 年，9. 2469 万 t1940 年，17. 2928 万 t1941 年，19. 3686 万 t1942 年，15. 3323 万 t。

( 三) 民族采煤业发展受挫折

在列强纷纷投资北平煤矿资源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煤业也在努力发展。20 世纪初，平西地区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开办的煤矿企业。门头沟区主要有: 中兴矿、四维公司、宏顺窑、治水公司等。斋堂、板桥和王平村地区有: 斋堂煤矿公司、同兴煤矿、板千煤矿等。房山区有: 伟业煤矿、大丰煤矿、兴宝公司等。此外，还有一批民办的小煤窑。据《中国煤矿》载: 1935 年，京西民窑达 630 余座。煤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清末民初，北京先后修筑了周口店、坨里、门头沟运煤铁路、房山运煤专线以及门头沟公路。20 世纪 20 年代，门头沟区又修建门斋铁路。与此同时，京西煤矿的水运也有所突破。琉璃河镇修码头后，房山区的煤炭，沿大石河顺流而下，可抵达天津。30 年代，由于水量减少及铁路、公路的发达，水路运输失去了作用。

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攫取巨额利润，日本在垄断和掠夺平西煤矿过程中，采用卑劣手段制造平津地区的煤荒，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其做法是: ①实行物资配给，限制民窑生产。日方规定，凡民窑需要的火药、电石和粮食等物品，一律实行配给。②控制铁路运输，设立民窑收煤所，不经批准，采煤不能外运。并强迫众煤窑签署 “宣誓书”，强行收购民窑煤矿。③成立 “四门组合”，统制煤炭销售。日方以低价收购煤炭，又在城内设店高价销售，获取暴利。日方在城里设的 “四门组合”( 即北三门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和南城的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 ，只许自己卖煤，不许他人卖煤。从而形成产运销独家经营的局面。日本人利用这个垄断权制造了 1944 年北平和天津的大煤荒。导致众多工厂、商号歇业，大量民窑关闭破产，大批矿工逃荒、讨饭、饿死街头。正是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垄断，北平工业迅速殖民地化，煤矿业衰退，大多数煤矿企业停办。民办小煤窑急剧减少，仅门头沟区的小煤窑就从 1930 年的 150 余座减少至 50 余座。民族煤业受到沉重打击。

日本当时有过 核武器计划 当时求助的是德国但是 当日本把装有 核原料 和重水的潜艇 开回日本的途中 被盟军情报部门 截获了电报并用无线电定位 锁定了 位置被消灭了~~~

最后 核武器计划彻底破灭了~~~~

日本是个岛国 资源贫乏 运回大量的煤炭 是用来 战争时期 冶金用的 坦克 大炮 飞机子弹 这些 冶金 提炼 什么的 都要煤炭的 尤其是战争时期 要的更多~~

国民初期及中期，山西原煤开采的矿点及产量有所增加，然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煤矿工业发展受限。这个时期，山西开始进入商业采煤时期。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大同市被日军攻陷。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此制造了一段中国煤炭开采的血泪史。

为了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在大同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很多矿工仅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就被活活扔进大大小小的“万人坑”和炼人炉。据了解，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掠夺大同煤炭约1418万吨，杀害矿工6万多人。

1949年10月1日以后，山西所有煤矿收归国有。据多位在煤炭行业工作多年的专家向记者介绍，在“改革开放”之前，乡、村一级都不允许开办煤矿；“改革放开”以后，该省的煤炭开采历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0年。当时，中央政策是“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以前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私人小煤窑，一夜之间在山西遍地开花。

“这个阶段，煤炭开采的特点是健康、稳定和快速。”一名煤炭局局长对记者说，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政府有效管理之下，由于开采煤层浅所以基本没有机械化，且安全管理抓得好，“基本没有大矿难，小矿难也很少发生。”

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8年。那时，山西普遍出现了“私开矿”，非法煤窑呈泛滥之势，“无序发展”。以大同市左云县为例，在此期间政府审批的合法煤矿约120个，而“非法井口”也将近120个，私开的煤矿则有150余座。“私开滥采，矿难频发”。

第三阶段，即1998年到现在。在矿难明显增多的形势下，为了遏制矿难，提高煤矿资源的利用率，在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进行一系列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山西实行了所谓“严查重罚、双管齐下、四位一体、关小建大”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煤矿探矿权、采矿权有偿转让，实施资源整合、采煤方法改革，以及严厉打击违法私开矿。

日本当年从中国掠夺走了非常多国宝和财富。

首先说说国宝，日本从中国一共掠夺走1879箱国宝，文物，古董，珍宝共计360万余件。笔者感到日本军人非常无耻，并对大量国宝流落海外感到痛心。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当攻下一个城市时，不仅仅是军事占领，还要进行大规模洗劫，甚至是屠城，他们会把各种洗劫而来文物古董收集起来并上缴，于是大量文物从中国民间流向日本。笔者认为：今天日本民间组织能要求政府归还中国文物，说明了我国确实强盛了。只有当一个国家强盛了，其他国家人民才会出于尊重而在乎你，尤其对于日本人崇尚强者心态更是如此，而国家弱小了只能被掠夺。笔者断定：随着我国越来越强盛，会有更多国家要求归还本就属于我国那些宝物。

除了文物古董外，日本还抢走我国这些东西：黄金，煤炭，铜矿。以下进行详细讲解：

1、日本抢走我国大量黄金和白银：日本侵略一个地方，就把这些地方黄金都洗劫一空，纳入自己囊中，还发行货币，变相用一堆纸换区了银币，他们甚至连死人金假牙都抠出来抢走，由此可见日本军队之贪婪。

2、日本抢走我国大量煤炭：日本深知自己缺乏煤炭资源，于是就掠夺我国煤炭资源，甚至还恬不知耻建造了煤炭专列，把国内煤炭一火车一火车运到港口，然后送回日本本土。

3、日本抢走我国大量铜矿资源：日本是个物产稀少岛国，所以日本就全面掠夺我国各种矿产，其中就包括我国矿藏丰富铜矿。为了运输方便，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伪满洲建立了大量炼铜厂，把铜矿练成铜锭，最后通过货船运回日本。

总结今年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金融危机对部分能源资源国造成严重冲击，资源国的强势地位相对下降。

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生产大幅下滑，东欧、独联体等国家经济增长也急剧减速，就连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世界经济的大面积滑坡导致国际市场石油需求明显下降，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供大于求的情况。

与此同时，多个资源国的金融系统陷入困境，投机大宗商品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致使金融资本大规模抽离石油市场，国际油价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能源金融因素的重大变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能源资源国出口收入锐减，同时，由于能源资源国一些大型国有公司，近年来盲目借贷扩张，特别像俄罗斯这样独立的石油输出国，巨额债务缠身，在石油出口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资金链发生断裂，因而陷入严重的资金短缺危机，导致开发投资萎缩，剩余产能减少，股值大幅贬值，有些公司为了还债不得不压价出售资产。

虽然最近两个月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但能源界普遍认为，这种反弹并非供需失衡所致，事实上，石油供应和需求库存等仍然温和看跌，本轮反弹实际上是投机资本在对世界经济危机即将触底反弹的过分乐观预期趋势下，看涨石油期权重返国际石油市场，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所导致的。专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仍有可能继续走高，但持续高涨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否已经见底，能否避免长时间的谷底徘徊，现在很难预料，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加强对金融投机监管的呼声高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空间明显缩小，国际石油市场再次出现剧烈震荡的危险性有可能降低。

上述情况导致能源资源国在近年高油价条件下不断强化的强势地位明显下降。尽管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国际石油市场不再是卖方市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资源国要回复上年咄咄逼人的气势十分困难。

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充分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一方面大幅提升了国家的能源安全水平，另一方面给资源国能源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举措，具有双赢和多赢的性质，这是新的形式第一点。

第二，气候变化问题凸显，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

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同时，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视大幅增高。气候变化成为大国关系、南北关系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新焦点。世界各国节能减排的呼声强烈，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寄予厚望。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80%都跟人类能源活动密切有关。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采用节能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放在了开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问题上。

于是，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一场低碳经济革命，一场绿色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在这场革命中，美国奥巴马政府率先推出了能源新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计划也都高度重视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论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就减排量化指标问题达成妥协，它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完全可能以人类意想不到的速度取代世界经济对一次能源的部分需求，我们可以设想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即使减少百分之十几，也不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极大的震撼，从而可能大大缓解石油供需的矛盾，引起国际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

这种情况有利于世界能源的安全，对能源需求大国中国来说，更是一种福音。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能源成本因此有望大幅降低，如果中国能在新能源革命中争取到主动，国家的能源安全受制于他人的状况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中国的崛起势头强劲，应对危机表现突出，在国际能源关系中地位有所增强。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持续旺盛，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必将继续占据战略买家的地位，任何国际能源主体都不能不重视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从而渴望大幅度扩展中国的能源外交空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世界主要能源国普遍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这种情况有望为中国增强在国际能源市场地位，加强以资源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条件。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坚决，化危为机，成效显著，表现突出。有望率先走出危机，而率先走出危机赢得的主动地位，有望为中国对国际能源关系的运筹提供有利的支撑。

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普遍看好中国，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有望大幅增强中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为中国开展更具活力的能源外交提供新的依托。

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运筹已经并将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建立，商业石油储备的充盈，能源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海外资产并购力度的加大，陆上油气管道建设的突破，长期石油供应合同的签订，能源领域全面合作的战略都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发生的。

然而，我们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重视不利因素的存在。

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境外能源资源的依赖度还在增大，至少在2030年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难以减少，势必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的维护。

再如，中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运筹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操纵能源市场方面缺少经验。势必增大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代价和成本。

还有，中国在现行国际能源秩序中可能长时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中国维护能源安全可能面临着重重困难。

基于以上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分析，我认为中国能源外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首先，要加紧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战略的谋划。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应对危机的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因而完全有希望率先赢得走出危机的先机。充分利用这一先机的前提是，切实做好具有前瞻性的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能源战略谋划。要分析金融危机对世界能源形势的影响以及危机过后我国在世界能源格局地位中可能的变化，既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又要立足于现实国情，既要确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又要制定各领域各阶段实施方略和具体举措，从而指引各个能源合作主体开展纵横捭阖的能源外交，深化多方位的国际能源合作，特别下大力推动我国周边区域和次区域能源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次，要大力推动新的国际能源金融秩序的形成。在推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形成方面，特别要关注国际能源金融秩序，要充分认识金融因素对国际能源关系的重大影响，研究这种影响，寻求利用其积极方面规避其消极方面的有效途径，建议从扩大本地结算比例入手，逐步形成新的一揽子货币结算体系，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加大对境外资源开发、周边油气管道建设的投资力度，贷款换石油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三，要力争在绿色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新能源技术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钥匙。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有希望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成为世界经济革命的领头羊。我们应当从本国国情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措施，争取在这项革命中走到世界的前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重视传统能源安全问题。在新能源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中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利用的情况下，我们对一次能源的利用难以有实质性减少。因此，必须抓住后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强化国家的传统能源安全，与世界主要油气资源国建立更加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尽可能多的并购油气资产，以确保我国长期而又稳定的油气供应，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能源资源的战略属性日益突出，国际能源合作越来越离不开外交运筹，离不开对对象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安全环境等宏观环境的研究，以及机动灵活的外交运筹。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14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的丑恶罪行罄竹难书，除了他们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奴役我国人民外，还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疯狂地从我国掠夺财富。那么，他们到底掠夺了多少财富呢？接下来，我们从以下5个方面做一个估计。

一、金银珠宝，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日军14年地侵华期间，至少从我国掠夺了黄金就达两万一千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现在黄金地市价，一吨黄金价值近3亿元人民币，而两万一千吨又是什么概念。除此之外，日军掠夺的银元、珠宝更是无数，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二、粮食，在抗战时期，日本为了以战养战，在其占领区疯狂的掠夺粮食，其总量高达8亿吨。其中有3亿吨粮食被日军运回了日本本土，剩余的5亿吨粮食主要是在我国的日军和伪军的日常消耗。本来当时的粮食产量就低，日军的掠夺，对于沦陷区的白百姓来说可谓雪上加霜，甚至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吃大米，操蛋的小日本。

三、矿产资源，日本为岛国，缺乏矿产资源，因此他们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进行疯狂地挖掘当地的矿产资源。在抗战时期，日本从我国掠夺煤炭约6.4亿吨，木材7亿方、稀土约2亿吨、铜矿约5亿吨。这些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本土，然后再变成杀人的武器，支持其继续侵略扩张。

四、机器设备以及工厂物资，日军每占领一个城市，就对当地的工厂地机器设备以及物资进行洗劫，并且将全部地机器设备打包运回日本本土，其数量难以估计。

五、珍贵的文物，据有关统计，日本在抗战时期掠夺地文物有1800多箱，共约360万件，数量惊人。这些珍贵的文物运回日本国内，令人可恨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他们拒不归还这些珍贵的文物，并且将其放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馆进行展览，这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着实可恨呀！

总之，在二战期间日本掠夺的财富是海量的，无法估计的。日本战后经济曾一度濒临破产，如果他们没有从我国掠夺的巨大的财富，焉能在战后发展的那么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