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地球资源耗尽,科学家如何做的论文?
善待地球保护资源
恩格斯一个世纪前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3年前,第一个地球日发起,由丹尼斯编写的《寂静的春天》中所列举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令人振聋发聩。人们对地球现状的极大关注被唤起。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指出了这样的危机:如果现在的这种对大自然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和大量消费资源能源的奢侈生活方式不改变的话,人类早晚有一天会走上绝路。也许学者们对地球的未来过于悲观,但他们发出警告后,全世界都震惊了:情况真有如此严重吗?于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开始关注和研究人与资源环境的问题。
1992年,更严峻、更强烈的警告被发出: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话,前景就是毁灭!这呼声发自于由17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的、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发大会。
地球只有一个,它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都在用一分少一分。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了。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一场保护地球、珍惜资源的战役开始打响。
在第34个世界地球日到来的时候,我国举起了“善待地球、保护资源”的大旗。它成为我国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
这无疑是明智的。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权威数字显示: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2万亿立方米,钢铁缺口总量30亿吨,铜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1亿吨,即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将是不可持续的。预测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有权威资料显示,我国已有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对2010年经济建设发展目标可以保证需求的只有23种;而到2020年形势更加严峻。相当部分矿产的探明储量对经济建设保证程度偏低。
再有,虽然我国现有土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耕地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据有关部门分析,就耕地而言,如果递减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现存不到18.89亿亩耕
地将骤减,人均耕地将突破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警戒线。
还有水资源。我国水资源总量不算少,但按人口、耕地平均,则占有水平很低,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耕地单位面积占有水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0%。
一方面是资源缺乏,一方面是资源利用率低,使资源短缺形势十分严峻。
我国92%以上的一次性能源、80%的工业原料和30%工农业和民用水,均来自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无疑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生命———人类系统的平衡与物质的生产和调节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必须在地球资源与环境容量允许范围内去谋求人类文明的目标。因此,善待地球,保护资源实质上就是关爱和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与持续发展。
面对这些,我们已经不能够仍然没有意识或者仅仅在口号上做文章。形势是如此地不容乐观,我们身边点点滴滴的资源都在减少,我们所在做着的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件事情也许都在影响着我们明天的生存环境。我们确实惧怕了没有洁净的水可供饮用、没有温暖可供汲取、没有各种工具用来生活。我们所依赖的东西太多了。失去这一切我们将如何生活?
真心地善待我们的地球母亲,努力去爱惜、去珍惜。哪怕只是从不多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做起。在4月22日,这个地球的节日,让我们用行动来祝福她。
对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反思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人类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的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资源与环境的供给能力。资源枯竭,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枯竭,将使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挑战。1968年,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在全球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此,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学者就资源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了很多共识。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主要具有下述内容:第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持续性原则,强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共同性原则,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道义和责任。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实现这种持续利用,提出了最低安全标准,即社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速度;社会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资源的开发速度;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第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除芬兰、瑞典、挪威、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各国都把环境保护放在可持续战略的优先地位,强调运用环境税、产权界定等经济手段及行政手段、法制手段来保护森林、淡水、耕地、海洋、大气免受各种有毒物质的污染。第四,相信市场激励与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资源替换问题。认为市场机制可通过资源价格的变动反映资源的稀缺状况,一旦资源面临枯竭,资源价格上涨会促使人们寻找替代资源,而科技进步为资源替换提供了技术手段。第五,在工业领域推广清洁生产战略。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工业生产中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改革、技术管理、生产过程内部循环利用等环节的科学化、合理化,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变废为宝,减少污染。第六,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核算体系,用以评价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述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战略的内容概括可能不全面,但并不妨碍我们就它的主要方面作出评价。由于对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缺乏正确认识,以西方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存在着以下缺陷:第一,看不到造成非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在于,私人资本利益主导下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索取上,经济发展采取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各国虽然对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和浪费型的高消费模式进行了批判,但没有意愿和能力改造这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相反,各国政府仍旧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竭力不损及目前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发展的可持续资源和环境基础。各国很重视环境问题,却低估了资源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没有建立可信的资源替换战略或者资源代际分配计划,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缺乏具体的对策。美国政府的资源战略,仅仅是全力发展强大的高技术军事力量来保障自己的资源和能源安全。最近,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目的就在于控制世界石油资源,以达到称霸世界和保障自己能源供应的目的。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有资源色彩,但只限于降低不可更新能源(石油、天然气等)的消耗,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只强调对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保护,而没有应对资源危机的全面的资源替代战略。这说明西方忽视了一定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爆发资源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三,盲目相信自发的科技进步能解决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忽视了现实中科学技术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最终解决资源与与环境问题的手段。另一方面,在科技进步完全服从资本利益时,它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由于其巨大的杠杆作用,会迅速消耗大量宝贵的资源,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实践上的盲目乐观,各国政府都缺乏应战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科技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第四,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战略忽视了世界人口的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压力,尤其是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庞大的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1/3——靠种植、采集或捕捉食物过活,直接破坏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和它们主导的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和发展援助不够,对世界人口增长的控制重视不够。不仅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甚至推行生态(环境)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立种种贸易壁垒,损害这些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显然,不论是教育、科研、咨询、策划等知识产业还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所孕育的大量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知识经济不能取代物质经济使人类进入虚拟经济时代,二者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部分。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随着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世界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张,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还会继续增长。知识与技术只能节约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延缓危机的到来。也就是说,知识经济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仅仅依靠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不能全面应对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
总之,以西方为代表的、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短视的、消极的、片面的。仅仅用发展知识经济的办法作为可持续战略的根本途径,也同样是消极的、危险的。人类需要制定更积极的、富有远见的、全面的战略,才能有效地渡过难关。
二.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最终化解危机的手段
科学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是最终解决资源、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途径。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必须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化解危机作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科技进步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节能技术、节材技术、节水技术、科学的种养技术,会节约各种资源、能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而资源、能源的低消耗又会延缓资源危机的到来,减轻废弃物的排放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科技进步还会导致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和教育、科研等知识产业的发展,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微电子产业、通信产品、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和发展,带动软件、信息传播、信息咨询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生物技术将分离出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药、生物食品、生物信息等十余个门类的技术,并孕育出众多的生物产业。21世纪类似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高新技术还有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这些高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主导产业,而且会促使资源消耗型 的经济体系转换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
其次,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可持续。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时,必须及时找到替代资源,尤其是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从长远看,非再生资源终究要枯竭,物质生产所依赖的资源、能源终究要向可再生资源和能源转换。而科技进步是寻找替代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手段。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如环境化学、分析化学、生态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生态技术、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各种有毒物质的分离技术、节能节材技术,则大大减少了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废弃物和有毒物质,或者直接为环境的治理提供了技术手段。此外,地球科学和空间遥感技术在探测自然资源、监测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把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开发放在首位。因为,在二十一世纪,最紧迫、对人类生存影响至为重要的资源危机是生化能源危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生化能源的可开采时间不太长久。一旦枯竭,目前技术条件下替代石化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水电、风力发电、地热能发电、潮汐能反电及生物质能,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乡居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而太阳能、氢能、核聚变能等潜力巨大的新能源,其利用技术还远不成熟,离商业用途还十分遥远。如作为地球最后、也最有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其大规模利用技术、尤其是储备技术,短期内还无法开发出来。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化解能源危机,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此外,矿物燃料(石化能源)是地球气候变暖、灾害频繁发生、臭氧层被破坏的主要原因。如果人类能开发出包括太阳能、氢能、核聚变能和生物质能等无害环境的新能源利用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环境状况将得到根本改观。
石油、天然气、煤炭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目前,全球大约1/3的生化资源被用作化工原料,而非动力原料或燃料。各种工业原料,比如重要化学纤维、化学材料,及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都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工原料。生化资源的枯竭,不仅打击能源供应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而且导致化肥、农药供应中断,农业大规模减产,形成全球性食品危机和饥荒。而生物技术的发展,既可从生物质中提取各种生物质原料,以替代石化原料,满足工业原料的需要;又可通过开发各种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如种植固氮作物、开发固氮微生物、用生物技术抑制农作物的病虫害,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防止农业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必须紧紧依靠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还将使人类摆脱以大型农业机械为代表的石油农业的道路,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总之,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应根据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重点发展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及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生态环境技术,以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突破资本利益的限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调节机制
可持续发展的调节机制,是计划调节机制。
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生产要素配置到最需要它的部门、地区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鼓励人们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性,激励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因此,市场调节机制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促进经济繁荣与进步的机制。
但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它能有效地激励私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却不能有效解决私人企业经济活动带来的外部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私人资本通常急功近利,不仅不会关心可持续发展这样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反而以掠夺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垄断大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常常阻挠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努力,使人类在应对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时处于滞后、被动的状态。
从长远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伴随着新的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环境破坏很少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地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负荷能力会不断扩大。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是总能赶上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耗竭速度。因为技术的进步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有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只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而有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科技进步的自发发展不一定能及时实现资源替换、保证危机的解决。相反,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存在着无法突破的极限。此时,为保证人类免受危机的打击,必须由政府实施计划调节。
第一,为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必要利用计划手段对可使用的资源总量在各年度间实施计划分配。计划调节的目的在于防止再生资源的过度损耗或非再生资源的过快耗竭,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首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不可再生资源,根据其替代速度在一定时期内实施计划配置,限量开采,以保证这些资源可满足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开采、投入的资源总量都是根据计划确定的。对资源的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以利于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同时,政府干预生产过程,对大量消耗这些宝贵资源的产业发展实施严格的限制,以保证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当石油、天然气资源日益枯竭时,一方面政府应按时间对石化资源进行代际配置,逐年限量开采;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是最重要的能源,且是生产化肥农药最重要的原料。应该优先供应工业必需品生产、交通运输和粮食生产的需要,而限制耗能大、属于高消费性质的产业对能源的消耗。其次,对可再生资源,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则根据其更新的规模和速度,实施计划调节和限量开采,以保证这些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超出它们的更新、恢复速度。例如,根据林木的成长速度计划每年最大的采伐量,对渔业资源在繁殖季节实施停止捕捞和休养生息的制度,对水资源实施节约用水,同时在各地区之间统一调度、公平分配。
但是,计划调节主要是总量调节,它并不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当资源逐年限量投放使用后,这些资源在各部门、企业或居民消费者间的配置,一般由市场来调节。计划调节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代际配置,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市场调节可以保证资源在代内的合理分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先有计划调节,后有市场调节;先有代际之间的资源配置,后有代内分配。市场调节首先要服从计划调节。
第二,森林、草原等植被是生态系统的核心。为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恢复生态平衡,有必要利用计划手段,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措施,鼓励植被遭到破坏的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蓄洪区退耕还湖;发展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生态建设。改革资源的产权制度,明确资源产权,促进资源的保护、恢复、建设和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生产,实施清洁生产战略,减少各种废料的排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调整产业结构,限制大量消耗资源与能源的汽车、空调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的1/4,而能源消耗占世界的3/4,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小汽车,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产品。如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普及家用小汽车,世界能源还能开采多久?
调节生产,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业和服务业,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这些产业赖以依靠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可再生资源,同时又具有收益递增的效应。它们的发展,,不仅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知识、劳动力资源等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降低了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提高了就业水平,有利于公平分配收入。
调节生产必须大力发展水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非再生能源的比重。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生态农业。通过生物技术代替化肥、农药,即利用生物固氮或生物肥料供给作物肥料,用生物技术控制、防治作物病虫害。发展生态农业,使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土地、水、光、热资源,实现农业资源的多层次综合利用和农业剩余物的再循环利用。生物农业和生态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无毒无害的绿色产品,而且能为工业提供生物质能源(酒精、甲醇等)和生物质原料,满足部分工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要。生物农业、生态农业将因为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绿色产品,成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新兴产业、主导产业。粮食危机也将化解,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将大幅提高。农村、农业将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衰败颓势中扭转过来。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贸易提供各种技术服务和人才培训的新型城市——农商城市,将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聚集经济体之一。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在新的产业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利用计划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各国对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地球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对资源和财富占有不平等,现有的资源永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尤其是贫困人口的需要。通过计划手段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既能满足全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能抑制人们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抑制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和贪婪。
资本利益主导下的消费模式,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在这里,人们拼命地追求享受,追求物质财富。消费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在这里,消费是为资本的扩张、市场的开拓服务的。特别是当社会需求不足时,各国政府会用凯思斯主义的政策,来刺激消费、启动需求,而不管消费的对象是否必要,是否浪费资源。消费充分体现着资本的利益。利用计划手段调节消费,首先要转变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消费观念,用经济手段抑制汽车等高耗能、高耗材产品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使人们满足基本的衣、食、住、用消费后,高层次消费转向资源消耗少、节能型的服务消费,发展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个人能力和素质的教育培训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体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将个人的消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结合起来。
四.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
造成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随着产业革命的扩散,物质财富的增加,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来,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形成日益巨大的压力。
据统计,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里,人口翻了两翻,达60亿,现在每年仍以8000万至9000万的速度增长。至2025年,世界人口将超过80亿;到2100年,可能超过149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超越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加快资源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到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缺乏,传统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贫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赖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结果,毁林造田、滥砍滥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对森林、草场进行掠夺式开发,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导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物种锐减,水产资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因此,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规模控制在资源与环境可以承受的极限之内。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保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口的质量;通过扶贫开发,消除贫困与生态的恶性循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总之,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存面临的危机表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制定积极的、全
面的、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有有远见的科技发展战略,还应有政府的计划调节、对人口增长的控制等。显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场运行的外部性,减少环境污染,却不能摆脱资本利益的束缚,限制生产、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费,实现资源总量的计划调节和代际公平配置;而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和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资源代换,证明它们是何等的消极、短视:一旦技术进步不能解决资源替换、能源替换的问题,危机就会爆发。美国政府在对待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说明它只服从于大资本的眼前利益,没有长远的眼光,也证明西方世界无力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否定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优点的同时,坚持对经济发展实施计划调节。面对21世纪的危机,我坚信,中国政府,也只有中国政府,能够超越私人资本利益的束缚,有能力担当起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由来: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将这次会议开幕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保护日”。 联合国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届会议接受并通过了这一建议。每年的6月5日,世界各国都开展群众性的环境保护宣传纪念活动,以唤起全世界人民都来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自觉采取行动参与环境保护的共同努力,同时要求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为推进环境保护进程作出贡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时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召开表彰“全球500佳”国际会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通过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使人们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的积极行动者,使全人类拥有一个安全而繁荣的未来。
历年主题:
1974年 只有一个地球
1975年 人类居住
1976年 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1977年 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森林
1978年 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年 为了儿童的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0年 新的十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1年 保护地下水和人类食物链,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
1982年 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提高环境意识
1983年 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1984年 沙漠化
1985年 青年、人口、环境
1986年 环境与和平1987年环境与居住
1988年 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1989年 警惕全球变暖1990年儿童与环境
1991年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
1992年 只有一个地球———关心与共享
1993年 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1994年 一个地球一个家庭
1995年 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1996年 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
1997年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1998年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1999年 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2000年 2000环保千年———行动起来吧
2001年 世间万物,生命之网
2002年 使地球充满生机
2003年 水——20亿人生命之所系(Water-Two billion people are dying for it)据悉,这一主题旨在号召每个人行动起来,共同保护地球上最珍贵的生存资源——水。此前,这一主题曾被用于支持联合国“国际淡水年”(2003年)和“世界水日”(3月22日)。
世界环保大事记
1891年 自然保护团体塞拉俱乐部在美国成立。
1962年 美国女科学家 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书《寂静的春天》,警告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1969年 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在美国成立。
1970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环境委员会成立。
1972年 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出版,提出地球资源的有限性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为"世界环境日"的建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5年生效)。
1974年 世界人口会议召开,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世界粮食会议召开,通过《消除饥饿及营养不良的世界宣言》。
1976年 联合国人类居住会议(HABITAT)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
1979年 第二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部长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预见性环境政策的宣言》;
1980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银行等10家多边援助机构通过了《关于经济开发中的环境政策及实施程序的宣言》;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世界自然基金会WWF(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发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美国政府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预言21世纪将面临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1981年 联合国召开"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会议",通过了《增加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行动计划》。
1982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纪念会议在内罗毕召开,通过《内罗毕宣言》。
1983年 OECD设置"环境影响评价与开发援助特别团体"。
1984年 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世界银行制定《环境政策与实施程序》。
1985年 第三届环境部长级会议召开,通过了《环境:未来的资源》宣言及《在环境援助计划和项目中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理事会建议》等。
1987年 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通过了《东京宣言》,并公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书,提出了许多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思想的建议。
1990年 欧盟委员会EU首脑会议通过环境宣言。
1991年 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设立"全球环境基金会GEF";
41个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发表了《北京宣言》。
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行动计划》,通过了《森林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通过了《消费和生活方式公约》。
2002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和《执行计划》两个文件终于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是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的后续。里约会议10年来,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更趋严重,人类在健康、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水和能源5大领域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全球可持续发展状况有恶化的趋势。
在作为这次首脑会议政治宣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中,各国承诺将不遗余力地执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把世界建成一个以人为本,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美好社会。执行计划》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挑战是贫困,消除贫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把消除贫困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之中、并作为这次首脑会议的主旋律之一,是里约会议10年来的最大进步,也标志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与里约会议通过的《21世纪行动议程》相比,这次首脑会议设立的目标更加明确,并在多数项目上确定了行动时间表,其中包括: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无法得到足够卫生设施的人口降低一半;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速度;以及到2005年开始实施下一代人资源保护战略等。
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一)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工业化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马克思说过:“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同时,人类在自然的“报复”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和谐与否,如何实现和谐,取决于人类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当时,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由于天然食物供给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人类为了生存,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原始技术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仅能维持个体延续和繁衍的低水平物质消费方式,以及以家庭与部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数量与平均寿命都很低,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不和谐。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的提高,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家庭和村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紧张。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仍旧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能基本保持相对和谐。
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紧张状态。工业社会创造了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极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促使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类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但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曾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
近50年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扩大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多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困难。二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只考虑当前需要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三是通过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全球扩散;由于国家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
综观整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了自然界作出报复性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绝不可能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实现新形势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如果人类不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长此下去,地球也有可能成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三)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
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在古代,人们凭借着简单的知识,产生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我国先秦时期《周易》中有“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的提法;老子也曾说过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西方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形成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论自然观。工业社会初期,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运而生。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深刻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尽管该报告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是其中提出的自然界的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依然警示了人们。同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02个国家首脑参加了会议。联合国环发大会共同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大会讨论通过了两个纲领性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会议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有153个国家及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
上世纪后期,国际科技界组织实施了许多大型科技计划,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以《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科技计划,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发达国家在加强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期建立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例如,1996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又如,欧盟各国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计划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目前的约 6%提高到12%,风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努力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随着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必将越来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与理解,越来越自觉而及时的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使我国真正成为发达的世界强国。这无疑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将这次会议开幕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保护日”。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届会议接受并通过了这一建议。每年的6月5日,世界各国都开展群众性的环境保护宣传纪念活动,以唤起全世界人民都来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自觉采取行动参与环境保护的共同努力,同时要求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为推进环境保护进程作出贡献。
世界环境保护日
由来: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将这次会议开幕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保护日”。 联合国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届会议接受并通过了这一建议。每年的6月5日,世界各国都开展群众性的环境保护宣传纪念活动,以唤起全世界人民都来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自觉采取行动参与环境保护的共同努力,同时要求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为推进环境保护进程作出贡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时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召开表彰“全球500佳”国际会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通过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使人们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的积极行动者,使全人类拥有一个安全而繁荣的未来。
历年主题:
1974年 只有一个地球
1975年 人类居住
1976年 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1977年 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森林
1978年 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年 为了儿童的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0年 新的十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1年 保护地下水和人类食物链,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
1982年 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提高环境意识
1983年 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1984年 沙漠化
1985年 青年、人口、环境
1986年 环境与和平1987年环境与居住
1988年 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1989年 警惕全球变暖1990年儿童与环境
1991年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
1992年 只有一个地球———关心与共享
1993年 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1994年 一个地球一个家庭
1995年 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1996年 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
1997年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1998年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1999年 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2000年 2000环保千年———行动起来吧
2001年 世间万物,生命之网
2002年 使地球充满生机
2003年 水——20亿人生命之所系(Water-Two billion people are dying for it)据悉,这一主题旨在号召每个人行动起来,共同保护地球上最珍贵的生存资源——水。此前,这一主题曾被用于支持联合国“国际淡水年”(2003年)和“世界水日”(3月22日)。
世界环保大事记
1891年 自然保护团体塞拉俱乐部在美国成立。
1962年 美国女科学家 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书《寂静的春天》,警告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1969年 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在美国成立。
1970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环境委员会成立。
1972年 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出版,提出地球资源的有限性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为"世界环境日"的建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5年生效)。
1974年 世界人口会议召开,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世界粮食会议召开,通过《消除饥饿及营养不良的世界宣言》。
1976年 联合国人类居住会议(HABITAT)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
1979年 第二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部长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预见性环境政策的宣言》;
1980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银行等10家多边援助机构通过了《关于经济开发中的环境政策及实施程序的宣言》;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世界自然基金会WWF(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发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美国政府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预言21世纪将面临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1981年 联合国召开"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会议",通过了《增加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行动计划》。
1982年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纪念会议在内罗毕召开,通过《内罗毕宣言》。
1983年 OECD设置"环境影响评价与开发援助特别团体"。
1984年 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世界银行制定《环境政策与实施程序》。
1985年 第三届环境部长级会议召开,通过了《环境:未来的资源》宣言及《在环境援助计划和项目中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理事会建议》等。
1987年 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通过了《东京宣言》,并公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书,提出了许多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思想的建议。
1990年 欧盟委员会EU首脑会议通过环境宣言。
1991年 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设立"全球环境基金会GEF";
41个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发表了《北京宣言》。
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行动计划》,通过了《森林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通过了《消费和生活方式公约》。
2002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和《执行计划》两个文件终于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是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的后续。里约会议10年来,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更趋严重,人类在健康、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水和能源5大领域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全球可持续发展状况有恶化的趋势。
在作为这次首脑会议政治宣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中,各国承诺将不遗余力地执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把世界建成一个以人为本,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美好社会。执行计划》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挑战是贫困,消除贫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把消除贫困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之中、并作为这次首脑会议的主旋律之一,是里约会议10年来的最大进步,也标志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与里约会议通过的《21世纪行动议程》相比,这次首脑会议设立的目标更加明确,并在多数项目上确定了行动时间表,其中包括: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无法得到足够卫生设施的人口降低一半;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速度;以及到2005年开始实施下一代人资源保护战略等。
循环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按生态学规律进行经济活动的一门科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新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增长模式的区别在于:传统的经济增长将地球当作无穷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一端从地球大量开采资源生产消费性产品,另一端向环境排放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以“资源——产品——废弃”为表现形式,是线性的增长模式。循环经济要求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循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按物质代谢或/和共生的关系延伸产业链,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是集约化的增长模式。循环经济是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的矛盾,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循环经济近年来不仅进入了我国中央决策层的视野,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循环经济这一名词在中国的提出,到各地方各行业的实践经验总结,制定并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规划,除了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本身所体现的科学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等特点之外,也反映了发展循环经济对于我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环境污染压力,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案例:典型的卡伦堡模式
卡伦堡是丹麦的一个滨海小镇,是世界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成功的典范。所谓工业生态系统,是指将生态学中动植物在一系统内共存共生的原理应用于工业活动中,形成一个企业“链”。在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中,不同的企业通过“废弃物变原料”的贸易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中的主体工业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将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通过贸易形式供其他企业作原料使用,或替代部分原材料;在这企业链中还有大棚养殖场、养鱼场、硫酸厂、供热站、水泥厂、农场等。
循环经济的内涵及产生背景
“循环经济”中的循环是指生态学意义上的循环,而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循环。生态学上的循环,主要强调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循环和代谢,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循环经济讨论中均涉及物质流的原因。经济学意义上的循环,从时间上看,体现在周期变化上;从空间上看,具有地区互动的要求。
循环经济是人类对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第一次产业革命前,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能力较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只是局部性的、小规模的、不明显的,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社会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和对环境干预的能力也越来越大,资源消耗速度加快,废弃物排放明显增加,加之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主观上的不努力,致使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构成较大威胁。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要求保护地球环境的大规模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地球环境问题。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考察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间的关系。尽管报告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其中提出的自然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增长的观点,依然警示了人们。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同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
20世纪70年代的三次石油危机,使人们感觉到了资源供应的危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了人们的追求。同时,固体废弃物的快速增长需要有新的管理战略,这正是国外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初衷。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而经历长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后积存有大量的废弃物,如废钢铁、老旧汽车、废家电、废纸张等,这样,客观上要求对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实际上,也正是有了这些废物基础,才使回收利用成为可能,才有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中国的倡导推进了世界循环经济的研究和发展。一方面,国外出版了大量的生态经济、产业生态学等方面的专著或文章,但几乎没有循环经济专著;国外高等教育中也未见循环经济的学科设置。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我国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循环经济文章,专著或汇编也已出版了近十本;循环经济也是2005年出版界的热点选题。可以说,循环经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概念,是中国学者基于自己的国情,对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的一个创新。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的情况下,国外学者已经提出“中国因素”,循环经济的研究也不例外;参加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的外方专家,通过与中国专家的合作深化了对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外方专家也将中国的循环经济概念推向了世界。中国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重视,并成为与中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
循环经济的实施主体涉及每个公民、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例如,一个家庭的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等活动;一个办公大楼的节能、正反面使用复印纸、硒鼓的重复利用、中水利用等,一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发展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社区的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太阳能等,这些活动都能产生系统物质流量降低的效果,因而均属于循环经济范畴。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不可能实现经济活动中物质减量化,除非不再发展,这有悖于我们倡导和推进循环经济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我国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应放在狭义上。所谓狭义的循环经济,指通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再循环来发展经济,相当于“垃圾经济”、“废物经济”的范畴。日本提出的建设循环型社会,强调的是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与之相对应的是“静脉产业”。所谓“静脉产业”,是指围绕废物资源化形成的产业,是相对于“动脉产业”而言的,“动脉产业”是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的产业。
循环经济的学科基础
讨论循环经济的学科基础,不能离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
1、生态学基础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一门科学。正如仿生学一样,循环经济学也是研究人类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并用以安排经济活动。英国学者坦斯利(A.G. Tansley)1936年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强调在一定自然地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有机体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功能上的统一。一个生态系统,包括生物有机体及其周围一切空间和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有机体的环境;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形态特征、生理功能和地理分布等有影响的环境条件,即生态因子。生态系统的规律可以总结为: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等,这些生态规律已经被应用于农业、工业等领域的循环经济实践中。
2、经济学基础
从经济学诞生之日起,资源配置、特别是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生态环境逐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学将研究的对象拓展到生态环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源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认为经济的本质是人将自然资源转换为生存资料。资源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别。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知识、信息、科学、技术,以及累积起来的资本及社会财富等,其最大特征是累积性和可变性。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草原、降水、河流湖泊、能源、矿产等,其本质特征是有限性;且其中的一些类型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与循环经济研究有关的资源经济学内容包括供求关系、价格和税收对供求关系的影响等。能否形成产业之间的“废物变原料”的联系,最终由资源经济学决定。
环境经济学。之所以要各国政府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因为其中涉及外部性问题。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带来一种无法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成本,就会产生一种“外部效应”。外部性是指一些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会给不直接参与这种活动的企业或个人带来有害或有益的影响。其中有益的影响称为“外部经济”,否则就是“外部不经济”。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由于消费中的非竞争性往往导致“公地的悲剧”——过度使用,由于消费中的非排他性往往导致“搭便车”心理——供给不足。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可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3、产业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是模仿自然生态学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1997年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出版了全球第一本《产业生态学杂志》。该主编Reid Lifset在发刊词中提出:“产业生态学是一门迅速发展的系统科学分支,它从局部、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上系统地研究产品、工艺、产业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能流和物质流,其重点是研究产业界在降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压力的作用。”产业生态学试图仿照自然界的物质循环,通过企业间的系统耦合,使产业链显示生态链的性质,实现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的多级传递、高效产出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生产量、消费者的消费量和再生者是相对简单而稳定的,但生态工业系统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相互之间的联系,还远没有达到自然界的水平。
4、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社会科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态学)的边缘学科。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和价值增殖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生态环境已经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这有两层含义。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良好的环境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自然生态环境对于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或接近饱和,局部地区甚至已经超载,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就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因而需要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劳动的“产品”。换句话说,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了二重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
5、从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到皮尔斯模型
1965年5月10日,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wert Boulding)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EARTH AS A SPASH SHIP)”一文中提出,人不应将地球看作为垃圾场,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并用了“循环其废物(recycle its wastes)”及循环流(circular-flow)等词语,人的生存能力依赖于具有闭路循环特征的世界生态系统上所有元素和人的共生关系。但没有用到循环经济一词,却用了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1966年鲍尔丁发表“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一文。其中提出,“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类似于“宇航员”经济。地球是一艘孤独的宇宙飞船,没有无限物质的贮备库,既没有开采也不能被污染。人类必须找到自己在循环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进行物质再生产。鲍尔丁因而被认为是生态经济学、我国学者认为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早倡导者。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Pearce,D.W. &Turner,R.K)1990年第一次使用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这两位作者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第二章的标题是“循环经济(the Circular Economy)”。他们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资源管理规则,并建立物质流动模型。废物既可以是循环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有正的影响,或直接对自然同化能力产生压力。在后一情形中,超过自然同化能力的废物排放量对直接的效用或资源的可获得性均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广义的包括同化能力在内的资源概念,皮尔斯等提出自然资源管理的两个规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率不大于其可再生速率;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流要小于或等于环境的同化能力。针对资源存量的特点,他们还提出:可耗竭资源减少应当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可持续性);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就要减少可耗竭资源或可再生资源存量(提高效率)。
类似于工业代谢,循环经济模型由自然循环和工业循环组成。这两种循环都为再生产提供原料,也就是为再生产和消费提供物质基础;产生超过消费的直接效用(如欣赏美景)。自然循环就是环境吸收消化废物,吸收的废物假定作为经济之源进入经济系统;工业循环则有助于减少自然同化能力的压力,同时产生额外的资源。此外,循环也有利于降低对环境同化能力的压力。然而,工业循环也需要资金投入,并对同化能力产生额外的压力。也就是说,产生了二次污染,并导致同化能力的降低。
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在我国有一个思路逐步清晰、内涵不断扩大、重点有所调整的过程,并表现为国家不仅出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同时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约束和激励企业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推进工业“三废”的“吃干榨尽”。可以推断,循环经济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
围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以及节约一切资源的法规、政策、标准和管理措施,加大了以节约降耗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力度,开发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资源利用效率有了较大提高。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比1980年下降了65.5%;每万元GDP取水量比1980年下降了84.7%;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为1985年的14.6倍;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总值为1985年的12.4倍,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一是产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在税收减免等政策激励下,我国一些企业通过矿渣的再冶炼、粉尘制砖或烧制水泥、下脚料的回收、冷却水的回用等措施,开展了企业内资源的再生利用或循环利用。2003年全国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实现产值400亿元,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53%。其中粉煤灰综合利用率约为6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约为56%。
二是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我国城市的一些包装材料,如烟酒的包装大纸盒等的回收已形成于供货相反的废物流,即由零售商返回批发商,批发商再集中返回给生产企业以再利用;一些废旧物质被零散地回收后集中分类,废金属进入冶炼厂,旧家具、废纸张、塑料、废木材、废家电等回收利用产业,已经形成网络化和规模化的格局。2003年,全国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000多家,回收网点16万个,回收加工企业3000多个,从业人员140多万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总值约500亿元,在发展调整中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废旧物资社会回收网络。
三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再利用。无论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我国都有从事机械、电器等产品的维修队伍,一些企业开展了包装物如玻璃容器、纸箱、周转箱的回收和循环利用。近年来开始探索和实践报废汽车发动机、废旧机电产品等的再制造,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产品更新后旧型号配件停止生产后的供应,可谓一举多得。此外,国家也鼓励发展旧货市场,充分利用旧货资源满足低收入消费群体的需求。
四是环保产业发展迅速。“末端治理”不属于循环经济范畴,但也有循环经济的内容。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和最终处理,垃圾堆肥和填埋气的热利用、垃圾发电等,形成产业链,这是均属于循环经济的内容。2003年全国有40多家利用垃圾发电或热利用的企业。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治理市场化的进程在加快。沿海地区形成中小企业进入园区、废水集中处理的模式,不仅减少了污水治理的资金投入,一些企业还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国家近年来加大了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力度
一是加强宣传。循环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深化的过程。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加强了对循环经济概念、思想的宣传,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绿色服务业(第三产业)、环境标志认证体系、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政府绿色采购等,成为一些地方推进循环经济的工作方向。
二是组织试点示范。我国在三个层面上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在企业层面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园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开展循环经济省、市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我国是国际上公认的清洁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1993年我国利用世界银行项目在酿造、造纸、化工等行业开展清洁生产试点。通过不断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等措施,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了污染物的产生。国家有关部门重点支持了一批重大清洁生产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先后在20多个省(区、市),20多个行业、400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1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有效提高了企业污染预防能力。
推进生态工业发展。在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开发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这些园区,根据生态学的原理组织生产,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国家环保总局已经批准了14个各种类型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江苏的园区建设各具特色,上海的废饭盒回收利用形成了产业链,天津开发区基本形成无废物排放园区。这些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
生态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90年代起,农业部在全国批准了两批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积极探索,已经在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总结出了上百种生态农业模式。从物质联系角度看,生态农业的模式主要有物质代谢型、产业共生型和混合型三大类。
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方面,出台约束和激励措施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制度环境。
一是法律法规不断完善。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九条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在资源和废物综合利用等领域进行合作,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使用。”《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均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方面的要求。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条提出:“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国家还出台了节能中长期规划。《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中国节水技术大纲》等法规相继出台。各地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到2003年,陕西、辽宁、江苏等省及沈阳、太原等城市先后制订了地方清洁生产政策和法规。贵阳市颁布并实施了《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这些均为各地依法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通过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资源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环保产业等,一直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工作。为调动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例如,1996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国发〔1996〕36号),将资源综合利用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根据国务院36号文,原国家经贸委制定了两批《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有关的优惠政策,对利废企业和产品实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此外,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04年重大课题研究中,设立了“循环经济在我国资源战略中的地位与举措”研究。国家发改委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循环经济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十一五”规划思路研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开展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专项研究。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被列为专题。科技部立项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开展了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软科学研究等。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循环经济成为国际合作项目的优先领域。例如,世界银行支持全国人大开展循环经济的立法框架研究、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开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研究;德国支持贵阳循环经济的实践等。所有这些,将为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