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能源薄弱环节是什么

关于《上海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政策解读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保障本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用能需要,进一步促进能源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和国家能源局批复，近日市政府印发了《上海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一、《规划》编制背景

  

“十三五”时期，上海能源发展主要呈现五个特点。

一是能源建设有序推进，能源产供储销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以“五交四直”市外来电通道、500千伏双环网、市内5大发电基地、“6+1”多气源等为支撑的能源联供体系。

二是能源需求平稳增长，能源消费结构更加趋于优化。2019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1.17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速从“十二五”的1.3%回升至1.7%。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降至31%，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提升至12%、18%。

三是能源技术取得突破，能源发展进入调结构新阶段。能源装备研发制造取得多项突破，推动本市能源加快转型发展，本地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从7%提高至9.8%。

四是能源体制改革提速，能源市场建设步入快车道。印发《上海市电力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成为国家第二批电力现货改革试点省份。依托建设国家级油气交易平台，上海在全国能源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五是能源服务聚焦民生，能源区域合作迈出坚实步伐。持续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推动我国“获得电力”指标世界银行排名跃升至第12名。完成315万户居民电能计量表前供电设施扩容改造和40万户居民住宅老旧立管改造，全市充电桩车桩比达到1.1∶1。

  

从“十四五”能源发展面临的形势看，一方面，能源发展迎来动能转换期。用能需求再电气化、低碳化趋势明显，新产业、新基建、新科技将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本市低碳发展仍需大规模新增市外来电，新的特高压通道建设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能源安全步入“立破”衔接期。能源低碳安全转型要求“先立后破”，要求更多发挥可再生能源作用。上海需多措并举，以实现能源发展安全、低碳与经济多重目标的统筹。

  

“十四五”期间，上海要进一步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低碳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这对上海能源转型提出更高要求。实现能源更高质量发展，上海还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电力供应仍存薄弱环节。直流外来电带来了较大的调峰压力，部分区域电网仍较为薄弱，老旧煤机亟需转型升级。

二是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需加快完善。储备能力有待提高，洋山LNG外输面临单一通道风险。三是可再生能源面临场址资源不足等发展瓶颈。四是成品油规划布局需继续优化调整。

人类开发利用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叫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指自然界的各种矿物、岩石和化石燃料，例如泥炭、煤、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等。这类资源是在地球长期演化历史过程中，在一定阶段、一定地区、一定条件下，经历漫长的地质时期形成的。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比，其形成非常缓慢，与其它资源相比，再生速度很慢，或几乎不能再生。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会消耗，而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储量或再生。其中，一些资源可重新利用，如金、银、铜、铁、铅、锌等金属资源；另一些是不能重复利

用的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当它们作为能源利用而被燃烧后，尽管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作为原有的物质形态已不复存在，其形式已发生变化。

通过天然作用或人工活动能冉生更新，而为人类反复利用的自然资源叫可再生资源，又称为更新自然资源，如土壤、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各种自然生物群落、森林、草原、水生生物等。

可再生自然资源在现阶段自然界的特定时空条件下，能持续再生更新、繁衍增长，保持或扩大其储量，依靠种源而再生。

一旦种源消失，该资源就不能再生，从而要求科学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物种种源，才可能再生，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土壤属可再生资源，是因为土壤肥力可以通过人工措施和自然过程而不断更新。但土壤又有不可再生的一面，因为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可以比再生的土壤自然更新过程快得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也就成为不能再生的资源。

可再生能源泛指多种取之不竭的能源，严谨来说，是人类有生之年都不会耗尽的能源。可再生能源不包含现时有限的能源，如化石燃料和核能。

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其实都是太阳能的储存。可再生的意思并非提供十年的能源，而是百年甚至千年的。

据外媒报道，国际能源机构说，在大多数国家，太阳能发电机比新的燃煤或燃气发电厂更便宜。

国际能源署表示，太阳能产量预计将在未来10年引领可再生能源供应的激增，在目前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球发电量增长的80%。

在周二发布的年度《世界能源展望》中，国际能源机构在其核心情景中表示，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有望取代煤炭，成为主要的发电方式。该情景反映了国际能源机构已宣布的政策意图和目标。

该报告称，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在全球发电中的总份额将从2019年的8%上升到2030年的近30%，太阳能光伏发电能力将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增长。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说，“我认为太阳能将成为世界电力市场的新霸主，根据目前的政策设置，2022年以后每年的部署都将创下新的记录。”

国际能源署称，成熟的技术和政府支持机制降低了大型太阳能光伏项目的融资成本，有助于降低总体产出成本。它说，在大多数国家，太阳能光伏发电比新的燃煤或燃气发电厂更便宜。可再生能源发电是2020年持续增长的唯一重要能源。

报告称，希望到2050年采取净零排放目标，将使光伏发电的表现更加强劲。报告还指出，尽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有所增长，但碳排放预计在2020年下降24亿吨之后，将在2021年回升，并在2027年超过2019年的水平，到2030年达到36亿吨。

国际能源署表示，在许多情况下，长期目标与具体的近期减排计划之间仍存在差距。该报告还说，将新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整合起来，将取决于包括配电网络在内的系统各部分的充分投资。潜在的原因是需求低于预期、未支付账单或发展中经济体公用事业财务状况恶化，这可能会使电网成为一个薄弱环节。

据外媒报道，国际能源署在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报告中预计，2019年至2024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将增长1200GW，增幅达到50%，太阳能光伏将成为主导。其中，仅太阳能光伏一项就占了预期增长的60%，而大陆上风能则占据了增长中的四分之一。尽管水力仍占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增量的十分之一，但其增长速度正在放缓。报告指出，到2024年，中国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长总量中的40%。对中国的预测值高于去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系统集成有所改善，更低的弃风率，以及增强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能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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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吃多不长肉

责编：路一斯

我国在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上有所进展，但由于能源所有结构的影响，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改变。除煤炭消费下降之外，其他能源种类均有所增长，其中以石油增长为最快，天然气最慢。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自然规律相结合，努力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国对资源的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与能源燃烧相关的空气污染使中国40%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威胁，100多个城市雨水的PH值都非常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排放量将分别超过4000万吨和3500万吨。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弱、能源利用率低的国家来说，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控制石油消费量增加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石油消耗减少。要走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节约用油作为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节约型的石油消费模式。为此，必须积极加快技术进步，节油降耗；改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压缩高耗油产业，淘汰高耗能设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和消费者使用其他清洁能源。

要高度重视完善石油安全管理体系。面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协调能源政策、主管能源的机构，也迫切需要出台一些协调一致的针对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鼓励节油，抑制无效、低效的石油消费。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制定了《关于促进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法》，严格限制高耗油项目，鼓励采取节能措施，取得较好效果。中国应该学习和研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力争早日推出一部完善的、缜密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石油法》，以克服石油工业监管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实现依法监管石油工业。

二、努力使用多种能源，有效开发替代能源

石油安全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国家整体能源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从整个能源战略的角度出发，统筹兼顾石油与其他能源的比例关系，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中的石油比例，大力发展天然气和其他替代能源（如核能、风能、水能等），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逐步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缓解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发替代能源，不仅可以增强中国能源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可以保证在未来的国际能源产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新的替代能源还可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能源需求，减少森林过度开采和植被破坏。

目前，我国替代能源的开发发展还是薄弱环节。中国虽是水力资源大国，但目前的开发率仅为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核能是发达国家重要的替代能源，目前仅占中国能源结构的1.2%，而日本、法国都超过了30%。因此，我国应积极发展核电能源，力争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4%。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资源基础雄厚，但因成本高、规模小、缺乏激励政策而发展滞后。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远期可以替代石化燃料，近期还可以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边远和农村地区的用能问题。未来20年，中国应使可再生能源初步形成规模，并为今后更大规模地替代石化燃料奠定基础。中国还应大力推动海洋能、氢能、燃料电池、生物液体燃料等替代能源的开发。

三、尽快建立石油安全储备战略体系，增加安全系数

为减少石油不安全因素造成的影响，增强抵抗可能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应对能力，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将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已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

目前，世界上石油战略储备的方式有三种，即国家储备、机构储备和企业储备。国家储备就是由国家支付储备预算，并对储备油实行绝对控制；机构储备是指储备义务由公有或私有的某一机构或组织承担，经营者向这一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特殊权使用费，供其承担储备费用；企业储备是指石油经营者负责履行储备义务，或者经营者自己进行储备，或者通过书面保证的形式委托给另一经营者进行使用权储备。美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资金在开始阶段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自1995年起开始商业化运作，储备设施向国内企业出租，同时也在国外寻求石油储备合作。法国一半以上的石油储备由“法国石油战略储备行业委员会”（CPSSP）通过特许经营承担，其余的储备为石油经营者进行的所有权储备或使用权储备。韩国则采用与采油国共同储备的制度，同时协议出租储油设备，这种做法不仅使韩国国内的储油设备尽可能得到利用，获得租金，较好地解决储备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还使韩国政府在没有任何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优先获得石油供应。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分为政府的战略储备和民间的商业储备。目前日本正在寻求灵活的储油方式，即首先欲将建在冲绳的储油基地供给愿意合作的中国或东盟国家，随后在经东盟同意的基础上，选择菲律宾的斯比克湾和泰国的某一合适地点，由日本提供技术和资金，合作新建储备基地。

中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起步阶段宜采用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三方面作用，实施以国家为主、企业共同参与，以国内石油储备为主、以国外石油储备为辅的石油储备战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发生时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同时也能起到部分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而企业商业储备则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石油储备的平均库存，还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市场供应，稳定人心、缓和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作用，况且，企业商业储备是在自筹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能减轻国家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巨额财政负担。

基于对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油”）已着手进行企业储备的尝试，利用天时、地利，大胆提出“黄金通道”和“金三角”的石油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航油瞄准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与其建立了战略联盟。2004年3月23日，中国航油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石油公司（ENOC）及其子公司在新加坡签署两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国航油将收购ENOC的全资子公司——地平线储油有限公司位于中东迪拜的储油罐区20%的股权。同时，中国航油将与地平线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于2006年1月1日前在新加坡建成第一期50万立方米的储油罐区和两个配套的深水码头。中国航油与ENOC合作，并与地平线公司联合在新加坡投资建立超大型油库区，将使公司涉足石油仓储业务，逐步利用世界石油资源，协助稳定国内进口油源，而且在国外建立储油设施还可以分散储存风险、减少国家投资负担。这是中资企业积极走出国门，掌握更多海外石油资源，建立企业储备的一种新尝试。

中国的石油安全储备总量，须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并借鉴各国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式来确定。资料显示，美国实际储备原油的能力已达7.5亿桶，可满足158天的消费。日本的石油储备相当于160天的进口量。欧盟国家则建立了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据此并根据我国的情况，中国至少需要建立60天石油消费量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对此目标，可由小到大、分阶段逐步实现。

石油储备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面广，投资巨大。根据测算，如按照一年2亿吨的加工量计算，15天的起步储备至少需要800万吨的量，即使按每桶35美元到岸价格计算，也将耗费约230多亿元人民币，加上配套系统工程100亿元人民币，总共至少需要33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因此，应以政府拨款为主，政府和民间多种渠道筹集，可借鉴日本、德国等国的方式，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财政拨款、建立储备金和设计新税种等方法加以解决。

四、充分利用国际石油市场，建立多元化海外石油供应体系

中国原油进口大部分来自中东和非洲。预计未来几年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然而，中东和非洲地区正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主要地区，武装冲突连绵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如此等等，不能不对石油市场产生严重影响。目前，中国进口的原油大部分是通过海上运输的，海运量占进口量的98%左右。我国必须寻找和形成多元的石油供应市场，把从周边产油国进口能源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美国兰德公司在题为《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的研究报告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目前应限制在1／3的范围之内，同时要努力寻求从周边国家进口石油。

应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利用我们的技术、资金到非洲、南美等国家去开发石油，赚取外汇，然后拿这些外汇去购买运输风险比较小的产地的石油。目前，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利用，除由政府指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现货及期货交易外，也应在勘探、开采等领域与外方加强合作。

我国要加强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观察和预见，广泛收集信息，进行周密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总体看，世界在一定时期内并不缺油，问题的关键在于供需平衡关系的确定。当前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因而石油供应的不安全系数居高不下。为此，应适时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市场，努力谋求国际油价的定价权，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一个价格不断波动的国际石油市场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应承担起一个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所应肩负的责任

能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

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的能源供应结构里，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占绝大部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不足，这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严重制约能源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增强能源供给能力，缓解压力。

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不到发电装机容量的2%，远低于世界17%的平均水平，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技术路线、投资体制、燃料保障等问题，使我国核电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同时，我国的风电资源量在10亿千瓦左右，仅开发几百万千瓦，应当对风电发展进行正确引导，促进用电健康可持续发展。

走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从大的能源结构来讲，还是要加快发展核电。最近一两年，从中央到国务院，都坚定了加快发展核电的信心，核电的工作力度也在加大。在今后一个时期，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核电的比重、速度要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规模要在短期内有比较大的提升。不光是沿海，还要逐步向中部地区发展。

节能减排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侯云春表示，我国能源需求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能源利用消耗高、浪费大、污染严重，缓解能源供需矛盾问题，从根本上就是大力节约和合理使用，提高其利用效率。

严格控制钢铁、有色、化工、电力等高耗能产业发展，进一步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全面推进管理节能，大力推广节能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发展，广泛开展全民节能活动。

扩展资料

中国能源科技取得显著成就，以“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为标志的基础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石油地质科技理论的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勘探开发技术体系，特别是复杂区块勘探开发、提高油田采收率等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煤炭工业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矿井，重点煤矿采煤综合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在电力工业方面，先进发电技术和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得到普遍应用，水电站设计、工程技术和设备制造等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核电初步具备百万千瓦级压水堆自主设计和工程建设能力，高温气冷堆、快中子增殖堆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烟气脱硫等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迅速提高。正负500千伏直流和750千伏交流输电示范工程相继建成投运，正负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电试验示范工程开始启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能源资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能源

我认为有两种能源安全观

有些人认为，2018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70%，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65%警戒线，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石油的供应危机，进而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当前石油市场已经高度国际化，包括日本、法国、德国和韩国等，石油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两派观点，实际上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在能源安全领域的折射。现实主义者将冲突视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和根本特征，认为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而达成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因此石油的战略价值大于市场价值，石油的争夺注定是一种零和博弈，国家间的合作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弱化这一属性，但无法完全回避竞争。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际行为体间的相互依存、现行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是可以降低战争风险的。追求能源安全，可以通过减少需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拓展全球贸易和投资来实现。

这两派能源安全观出发点不同，也各有自己的逻辑支撑，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在不同时段里，谁的主张更顺应时代变化和民众心理，谁的声音就会更强烈一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石油峰值论”盛行的背景下，像“卡特主义”这样现实主义的能源安全观可能就会成为主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缓和、油价走低、石油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人们对石油安全的看法趋于和平理性，新型能源安全观也在逐步酝酿并形成认识。

超越“敏感而不脆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能源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国人对于能源安全的心态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如果仅从能源对外依存度的指标看，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总体是稳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44.9亿吨标准煤，有9亿吨标准煤依赖进口，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0％，与欧盟超过50%、日本接近90%、土耳其超过70%相比，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

从大家普遍关注的我国能源安全薄弱环节——石油安全来看，中国近年来在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上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积极推进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开发建设，基本形成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海上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中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连续四年下降，2017年中东原油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比例为43%，较上年下降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从美洲和欧亚地区进口的原油则增长较快。俄罗斯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国，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额的14%。原油进口来源国集中度CR3，2016年为39.28%，较2012年的45.55%下降了6.27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从能源供应安全的视角看，中国能源安全是“敏感而不脆弱”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国人看待能源安全的观念也应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新内涵。

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从日韩等国的实践看，政府和民众对能源安全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延展深化的过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追求“能源供应安全”，逐步拓展到追求能源“环境安全”、“价格安全”等方方面面。如果从上述维度来看，我们可能会对能源安全问题多一些危机感和紧迫感。

首先，我国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在局部地区和局部时段仍然存在。尽管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仍远低于石油对外依存度，但考虑到天然气消费和供应市场远不如石油市场成熟，加上天然气消费量因季节变化而出现巨大“峰谷差”、天然气基础设施布局不足等多种因素，今后一段时间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将比石油供应安全更加突出。此外，近年来我国海外油气资源供应中也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例如ISIS恐怖袭击、海盗、地区武装割据势力等，对我国能源供应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其次，我国能源环境安全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随着近年来国人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追求能源环境安全已经成为日渐紧迫的议题。从近年来“煤改气”实践可以看到，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更高层次的“能源环境安全”过程中伴生的。尽管我国能源总体对外依存度仅为20%左右，但我们的底气在于国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些煤炭资源未必是我们真正想动用的资源。试想一旦外部天然气供应出现中断等局面，正在推进的“煤改气”必然会受到影响，煤炭消费可能不降反升，进而对空气质量改善带来压力。因此，如果从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符合环保要求的能源产品看，我们能源自给的底气是否还那么足，可能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再次，我国能源价格安全问题仍需要下大力气予以解决。还是以天然气为例，尽管过去几年亚洲天然气价格已经大幅下滑，但是“亚洲溢价”依然明显存在。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冬季保供时天然气市场供应仍将保持趋紧态势，预计冬季保供时期的LNG现货价格将会攀升，“中国买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价格上涨压力。一直以来，“中国买家”在国际上包括亚洲区域市场的价格话语权都不够强，中国在建立区域性的石油天然气和天然气交易中心、谋求区域油气定价权方面，还需要做大量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从线性思维到系统优化

新时期解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应摆脱“线性思维”，树立“系统优化”理念，在“能源大安全”的总体框架下，将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有机联系起来，统筹处理好贯彻落实国家意志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立足国内资源与“走出去”获取资源、发展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多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循序渐进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要赋予能源“多元化”以新内涵。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首先要致力于推进油气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坚定不移推动国内能源企业“走出去”，努力获取高质量、有效益的海外油气资源。尤其在天然气供应安全方面，要坚持管道气和LNG并重，通过建立企业采购联盟等方式，获取一批有价格竞争力的现货和长协资源，确保上游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其次要推进能源供应结构多元化，要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鼓励替代燃料的发展，鼓励开发创新多元化的能源解决方案。再次要推进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只有多种多样的市场参与者才可以带来多种多样的资源供应、多种多样的能源合同等。所以应积极鼓励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公司（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国公司），都能够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上做一份贡献。

应坚持立足国内资源保安全。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应借鉴美国“能源独立”的思路，坚持立足本土，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入力度，加快发展风电、光伏、地热、生物质等各类可再生能源。从油气资源潜力看，当前我国大部分陆上常规油气田开发陆续进入中后期，但在深层、非常规、海洋深水等领域还存在较大资源潜力，应以新领域、新类型为主攻方向，持续加强勘探开发力度，努力实现“东部可持续、西部快发展、海域大突破”的勘探开发格局。继续加快推进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放开上游油气矿业权准入门槛，积极推进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谋求我国在亚太地区油气市场的价格话语权。

应大力推进亚洲区域能源一体化。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实践看，区域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网络的互联互通是确保所在地区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目前亚洲能源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能源安全风险系数则偏高（2017年亚洲石油整体对外依存度达76.42%）。中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搭建合理透明的沟通平台，加快推进电力及油气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着力提升亚洲能源市场一体化程度，推动形成亚洲区域内“能源市场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