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环境整治监理总结

一九四七年的前私立海南大学简介

创办背景

私立海南大学创办前，海南高等教育处于空白。“岛内青年学子欲进高等院校求学，皆负笈于粤之羊城或远赴京沪”。抗日战争一结束，海南一批仁人志士、社会名流、爱国侨胞，

先是聚集于当时陪都重庆，后又聚会于羊城，共商振兴海南教育大计。

筹办过程

1946年6月9日至1947年11月8日，当时的广州市市长陈策于广州市政府迎宾馆，邀请海南同乡及热心教育人士，商量创办海南大学的问题，并成立了海南大学筹委会。陈策任筹委会主任。同时组织了校董会，推选宋子文任董事长。为工作方便，分驻穗筹委和驻琼筹委：

驻穗筹委：陈策、黄珍吾、曾三省、林廷华、张光琼、欧兼、王龙舆、朱润深、陶林英、陆达节、麦逢秋、云照坤、吴汉晖、云盈波、韩汉藩、梁大鹏；

驻琼筹委：蔡劲军、曾同春、陈洪乾、詹行、吴为藩、钟衍林、周香岩、冼荣熙、郑彬、杨永仁、王永源、冯蔚轩、李达生、林缵春、陈传栋、韩兢民；

校董事会：宋子文、张发奎、陈策、王俊、韩汉英、郑介民、林廷华、陈序经、颜任光、范会国、周成梅、黄有鸾、云竹亭。

历任校长：1947年7月由校董事会聘请任颜任光当首任校长，范会国、梁大鹏为副校长，刘平侯为教务长，冯所凯为总务长。

1949年初，颜任光辞职，校董事会聘请范会国接任校长（1949.6、8、至1950、4、）梁大鹏任副校长。

校址：海口市椰子园，即今424海军医院及滨海路之西北沿海炮台一带，地临大海，椰林苍茂，环境幽美。且接近市区，交通方便。日军侵琼时为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及海军医院。抗战胜利后属琼崖军政当局要地。

院系设置：先后设有农学、医学、文理三个学院。

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农业经济三个学系。

文理学院开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政治、经济、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八个学系。

医学院暂不分系。

经费来源：私立海南大学的经费来源最初全靠捐助。开办初期计有资产近百万美元，经常费收入有当时的法币11.8亿元，港币27.75万元。我们把其中一部分赠者记述如下：

一位不愿闻名于世的琼籍人士，捐献法币7500万元购买海口福大铁工厂（地址在今海口造船厂）赠给海大。

校董韩汉英将《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等8652部线装古书捐赠海大。

意大利人罗斯(Ross)教授，居留我国数十年，历任意国驻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领事、总领事，他将自己收藏的我国历史文献及书籍共30余箱全部捐赠海大。后罗斯先生还到海大供职，教授拉丁文兼图书馆馆长。

东南亚各地海南侨胞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甘愿减衣缩食，捐款办学。如泰国华侨黄有鸾、曾毓秀、冯世积、云竹亭、韩协准、符致顺、吴清瑶、冯尔和等捐款最多。

开学和招生：前私立海南大学是1947年11月8日开学，11月17日上课。

先后招生三次。前两次仅在广州、海口两地招生；第三次增加在香港、湛江、茂名三地招生。学生来源遍及10余省，以粤桂籍学生为多。

历年学生人数：

时间学生数

1947年11月400余人

1948年8月300余人

1949年2月280人

1949年4月20日274人

1950年2月350人

1950年3月296人

停办：1950年4月海南解放，人民政府接管私立海南大学，另办起南方大学海南分校，前私立海南大学到此结束。

私立海南大学史料来源：

1、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督学阮康成1948年视察前私立海南大学写的报告《私立海南大学》

2、梁大鹏的《海南大学前后》

3、何定之的《海南十年》

4、林莜海的《解放前海南大学创办始末》

5、国民党教育部文件“以财政困难海南大学改为国立大学不便照准”等。

乐东人颜任光博士——著名物理学家、海南大学首任校长

颜任光（1888—1968），海南乐东人。物理学家、教育家。在测定气体离子的迁移率方面做了独到的研究，对几种气体的粘滞系数的绝对值做出了精确的测定。对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和实验室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和丁佐成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制造现代科学仪器的大华公司。

颜任光，又名颜嘉禄，字耀秋。191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在该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20年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仪器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2月被校长聘为物理系仪器部主任，还曾多次担任仪器委员会委员。

大约从1917年开始，北京大学理科已有物理实验课，本科一、二、三年级均有实验，每周为3小时。自从颜任光和丁燮林分别执掌物理系和理预科之后，他们特别注重实验室的建设，购置实验仪器或自制仪器、编写实验讲义、安排实验课程，尽量让学生的课堂理论学习和实验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加强教师阵容，提高教学水平。作为系主任的颜任光，像电工一样经常携带着钳、锥等常用工具。他不仅在实验室为学生表演实验、解答疑难，而且经常要求学生并教学生使用刀、锉、锯、凿，做一些简单的铁制或木制器具。在课堂教学方面，颜任光还自制了许多简单教学设备，边讲课边表演。由于颜任光和丁燮林的努力，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也赢得了人们对该系的重视。20年代初，教育界有“南胡北颜”之称，推崇主持东南大学的胡刚复和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颜任光，也足见其在中国物理学教学和培养人才上所建立的功勋。

1920年年底，出访德国的夏元瑮教授来信告知北京大学，A．爱因斯坦（Einstein）有意要访问中国。闻此讯，北京大学师生欢欣雀跃。当时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句传说，“真能了解相对论原理者在世界上不过半打”，或说“不过6人”。为了迎接爱因斯坦到北京大学讲学，尤其是为了让北京大学师生对相对论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顿时特别紧张忙碌起来。颜任光从1921年1月起，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相对论的系统的演讲，报告了“相对论的起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对论的发展”等内容。在他的带领下，许多教授争先作有关相对论的报告，或撰文刊载于报纸、杂志。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学习相对论的热潮。虽然爱因斯坦并未如愿到北京大学访问，但是，人们却从北京大学教授们的讲演中获得了有关知识，对相对论有了深刻印象。

1924—1925年，颜任光休假出国访问一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参观学习，E．卢瑟福（Rutherford）当时正在该实验室从事γ粒子轰击氮核实验。这次出国，使他最为感慨的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中国太缺少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了！手中不掌握任何仪器的物理学家，再好的科学见解也未必能付诸实现。回国后，颜任光毅然放弃北京大学教授职位，和物理学家丁佐成（又名佐臣）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仪表。

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成立。颜任光作为特邀代表，从上海赶到北京与会。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最初几年，设董事会），以后又曾任理事。他热心支持并赞助物理学事业，在物理学界留下极深的印象。

离开北京大学转入工业界后，颜任光一直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上海，他不仅兼任海南大学（海南岛）校长，还曾任上海光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副校长。30年代中期，一度出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建设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主办桂林无线电器材厂。50到60年代，历任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局电表制造指导，上海电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1968年在上海愤懑而卒。

在本世纪最初的两个10年期间，关于离子迁移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存在着混乱。一种假说认为，每单个离子不是单个的带电分子，而是在其周围环绕着基本电荷的中性分子团。因此，这样的离子的质量大于每个分子不带电时的分子团质量，在相同的条件下这样的离子就比单个不带电的分子移动得慢。另一种假设认为，离子是单个的带电分子或称“小离子”，它的缓慢的迁移率是由于它携有电荷而在通过气体的路径上减速的缘故。这两个假设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都被当时物理学界一部分人所接受。在实验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结果。颜任光正是在当时不同的理论与实验处在分庭抗礼的情形下，在R．A．密立根（Millikan）教授指导下从事了气体离子迁移率的研究。

颜任光采用卢瑟福－弗兰克交流电势的方法，也是洛布（Loeb）1916年采用的方法；实验装置也与洛布在1916年采用的相同，只是个别细节有所改进。首先，颜任光重复了洛布的实验；然后在场强从9至6669伏／厘米下测量了氢离子的迁移率，在场强从11至17670伏／厘米下测量了氮离子的迁移率。实验结果不仅证明了“小离子”的结论，而且发现了up＝常数的规律。式中，u是迁移率，p是气体压强。颜任光的实验所以成功，令人信服，并且有新发现，是因为他的实验特别注意到气体的产生和净化，以及气体中出现的自由电子，并且认真地测量了在高压和低压下自由电子的相对数量。这样，他就可以尽量排除自由电子对离子迁移的影响。颜任光的实验，加深了人们对离子性质及其迁移缓慢原因的理解。

在颜任光之前，最精确的气体粘滞系数测定法是利用气体通过毛细管流动的所谓“流逸法”。鉴于毛细管的孔径、大小和形状的无规性，以及在其末端易产生涡流，因此，流逸法最准确的测定值也只是相对值。在密立根教授指导下，颜任光开创了气体粘滞系数绝对值的测定方法。他选择这一课题的另一原因是，在密立根开创油滴法测定电荷之后，测定电荷的精确度就仅仅决定于油滴在气体中下落的粘滞系数的绝对值。因而，对气体粘滞系数绝对值的测定就成了当时一项紧迫的研究课题。

颜任光所采用的方法是：让外圆筒以恒定角速度ω绕另一个用扭力悬丝悬挂的内圆筒旋转。从理论上推得的粘滞系数为，式中，I为悬挂系统的转动惯量，和b分别为外圆筒和内圆筒的半径，θ为内圆筒转过的角度，l为内圆筒的长度。该式中各个量值均可以高精度测得。在实验中，颜任光利用了密立根设计并改进的恒偏转装置，而且还改进了测量偏转角θ的方法，从而显著地提高了精确度。在整个实验的结果中误差大约不超过千分之一。颜任光测定了氢气、氧气和氮气的粘滞系数，修正了当时通用的物理化学用表中已被公认的粘滞系数表。(作者：戴念祖)

简历

1888年 生于广东崖县乐东（今属海南省）。（生月、日不详）

1912—1920年 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后专攻物理学。1916年入芝加哥大学，1918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次年又在该校赖尔逊物理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1920—1924年 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21—1924）。

1925—1937年 任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总工程师，兼任海南大学校长，光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校长等职。

1938—1946年任桂林无线电器材厂厂长。

1946—1966年 任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研究室主任，上海电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68年 卒于上海（卒月、日不详）。

一所大学办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是否得人。这个问题，对在艰难中崛起的民办大学尤为重要。海南大学之所以在短短二年半时间，取得长足的成就，首先是和一校之长密切相关。在此不能不介绍一下这三位校长。

第一位是梁大鹏（1911—1998），海南琼海人。 193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旋即负笈美国，先后获密歇根大学硕士、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历任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47年，积极筹建海南大学，他以常务董事兼代校长名义，力荐颜任光博士出任校长，自兼副手，既热忱又虚心，一直负责实际的工作。他对海大的一大贡献，是实行了整套对学生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海大是私立学校，自由散漫之风盛行。因此，学校对学生的起居作息，均定有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学生养成一种刻苦用功、不苟且、重秩序、爱清洁、讲公德的优良习惯。1949年秋天以后，时局遽变，海外捐款不来，学生因经济困难而纷纷休学，经营甚为艰难。梁大鹏毫不畏缩，设法力挽狂澜。他于1950年2月18日飞台北，商洽学校经费之事，以致未能归来。

第二位是颜任光（1892—1968），海南乐东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1921年学成归国，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常与胡适往来，成为挚友。1928年出任南京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他一直被认是中国最佳的物理学家之一。1948年春，梁大鹏推荐颜任光出任海大首届校长，颜出于报效海南教育事业的责任心，辞去原来职务，毅然回到家乡担任此职。颜任光在学校发展方面（包括制定方案和向社会募捐）是有功的，但也有缺点，在治校上一味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态度，与梁大鹏原先建立的严格管教政策相左，在校内引起一些风波，加上这时身体有恙，为减轻工作，亦想回上海治疗，于1949年初辞去校长之职。1968年6月在上海遭迫害，含冤去世。

第三位是范会国（1898—1983），海南文昌人。巴黎大学理化科硕士及数理科博士。1930年返国，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校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之一，曾发起筹组中国数学学会，并任首届常务理事，也是我国研究复变函数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49年6月，他继任海大第二届校长。作为一位学术造诣颇深和富有教学经验的学者应是胜任的，无奈此时海大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学潮迭起，校园动荡，校务几乎停顿。范氏所能做的就是与梁大鹏到处奔走求助，企图维持海大于不坠。这种奉献精神，应为后人所尊敬与怀念。海大于1951年停办后，范氏改任海南师院院长。1953年调北京师范大学，任该校数学系教授理论力学研究室主任。1983年病逝于北师大。家人遵嘱将其部分珍贵藏书，捐献给海南大学图书馆。

这三位校长都具有良好的学养与资历。他们十分注意创建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把聘请优秀学者来校执教置于首要地位。

据台湾学者苏云峰调查资料，海大教师来源甚广，外籍教师最多时有9人，分别来自美、法、德、日、意等国家。中国教师亦分别来自大陆9个省份，海南籍则占人数的三分之一，此中原因，除利用梁大鹏、颜任光等个人在学术界关系外，大多诉诸乡情，鼓励海南学人返乡执教。在教师学历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留美7人，法国7人，德、日各1人，硕士3人，学士15人。琼籍教师以留法之5人为最多，其次美国，且多数取得博士学位。由是观之，海大教师素质亦不低。而且在海南当时的学术环境与条件之下，已属得来不易了。

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4445

我国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耿殿明��1)� 姜福兴��2)�

(1.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山东烟台市，264005；�2.山东科技大学，山 东泰安市，271019）

摘 要 从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内涵阐释出发，分析了矿区 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与危害，在确认煤炭矿区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效的基础上，针对现存矿区 环境中的薄弱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

关键词 煤炭矿区 生态环境 对策�

煤炭环境问题涉及煤炭开采、加工、储运和燃烧使用的全过程。寻找各种途径解决由于煤炭 开发利用产生的破坏生态、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问题，已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之一。

1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与危害�

1.1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内涵阐释

所谓生态环境问题，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被打破，其问题实质主要指由于人类活 动所引起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煤炭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伴随矿区的开发建设而产生的，是 人类沿着传统工业文明的轨迹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指针是狭隘的人类 中心主义，它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然被演绎成僵死的原 料仓，毫无内在价值而言；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使之成为人类的奴仆。受上 述思想支配，在长期的煤炭矿区开发实践中 ，人们始终不承认煤炭资源及其环境本身的价值，更认识不到矿区生态环境是资源。其结果 必然是大量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矿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和难以恢复治理，直至影 响煤炭行业的自我发展和人类的自身生存。�

1.2 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构成

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多环节、多因素的复杂过程。所谓多环节指环境问题形成于 煤炭开采、加工、储运和燃烧使用的全过程；所谓多因素指环境问题的形成与技术、资金、 管理方式、政策导向和思想观念等多因子相关。�

1.2.1 煤炭开采形成的环境问题

（1）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占用。

煤炭开采分为井工和露天两大方式，其中，我国95%以上的煤炭产量来自井工开采。 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损害，井工开采以地表塌陷和矸石山压占为主，而露天开采则以直接 挖损和外排土场压占为主。�

（2）对水资源的破坏和污染。

煤炭开采过程中，为保证安全而进行的人为疏干排水和采动形成的导水裂隙对煤系含水层的 自然疏干，共同破坏和污染了地下水资源。与此同时，大量未经处理含有煤粉、岩粉和其它 污染物的矿井水外排，又影响到矿区及其周边环境。

（3）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主要来自矿井排风、煤层瓦斯抽放和煤矿矸石山的自燃。�

1.2.2 煤炭加工形成的环境问题

煤炭加工形成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于对原煤的筛分、洗选、动力配煤和土法炼焦。污染环境 的方式主要是排放出大量煤泥水、洗矸、煤尘和有害气体。�

1.2.3 煤炭储运形成的环境问题

主要来自于煤炭的储、装、运过程中产生的煤尘飞扬对矿区及运输线路两侧生态环境的污染 。�

1.2.4 煤炭燃烧使用形成的环境问题

我国85%的煤炭是通过直接燃烧使用的，主要包括火力发电、工业锅（窑）炉、民 用取暖和家庭炉灶等。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SO�2、CO�2和烟尘，造成我 国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

1.3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危害及程度

(1)煤炭开采导致土地资源破坏及生态环境恶化。由于露天开采剥离排土，井工开采地表 沉陷、裂缝，都将破坏土地资源和植物资源，影响土地耕作和植被生长，改变地貌并引发景 观生态的变化。开采沉陷造成我国东部平原矿区土地大面积积水受淹或盐渍化，使西部矿区 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剧。采煤塌陷还会引起山地、丘陵发生山体滑落或泥石流，并危及 地面建筑物、水体及交通线路安全。据调查，我国因采矿直接破坏的森林面积累计达106万 公顷，破坏草地面积为26.3万ha，全国累计占用土地约586万ha，破坏土地约157万ha ，且每年仍以4万ha的速度递增，而矿区土地复垦率仅为10%。另据测算，我国每采万吨煤 ，平均塌陷土地0.2ha；在村庄稠密的平原矿区，每采出1000万t煤需迁移约2000人。�

(2)煤炭开采破坏地下水资源，加剧缺水地区的供水紧张。我国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 量较低的国家，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从含煤地区分布看，富煤地区往往也是贫水地区。 据调查，全国96个国有重点矿区中，缺水矿区占71%，其中严重缺水矿区占40%。随着煤炭开 采强度和延伸速度的不断加大提高，矿区地下水位大面积下降，使缺水矿区供水更为紧张， 以致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大量地下水资源因煤系地层破坏而渗漏矿井并 被排出，这些矿井水被净化利用的不足20%，对矿区周边环境形成新的污染。据统计，我国 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2000年，全国煤矿的废污水排放量 达到27.5亿t，其中，矿井水23亿t，工业废水3.5亿t，洗煤废水5000万t，其它废水450 0万t。�

(3)煤炭开采导致废气排放，危害大气环境。因煤炭开采形成的废气主要指矿井瓦斯和地 面矸石山自燃施放的气体。矿井瓦斯中的主要成分甲烷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 为CO�2的21倍。据统计，我国每年从矿井开采中排放甲烷70～90亿m�3，约占世界甲烷总 排放量的30%，除5%左右的集中回收利用外，其余全部排放到大气中。矿区地面矸石山自燃 施放出大量含SO�2、CO�2 、CO等有毒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并直接损害周围居民 的身体健康 。煤矸石产出量很大，其排放量约占煤矿原煤产量的15%～20%。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国有煤 矿现有矸石山1500余座，历年堆积量达30亿t，占地5000ha。另据1994年的矿山环境调查， 淮河以北半干旱地区的1072座矸石山中，有464座发生过自燃，自燃率达43.3%。�

(4)为满足社会对洁净煤的需求，我国原煤入洗比例连年提高。1999年原煤入洗量3.17亿 t，入洗比例30%，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入洗比例达到48%。原煤被入洗的同时，也排放出大量 的煤泥水污染土壤植被及河流水系。据调查，因洗煤全国每年排出洗矸4500万t，洗煤废水 4000万t，煤泥200万m�3。�

(5)在我国，由于煤炭生产与消费之间巨大的空间差异，导致“北煤南运，西煤东输”的 长距离运煤格局。运输中产生的煤尘飞扬，既损失大量的煤炭，又污染沿线周围的生态环境 。据统计，1999年全国铁路运煤量为64917万t，平均运距为550km；经公路运输或中转到 铁路的煤炭量达6亿t，平均运距为80km。若以0.5%的扬尘损失计算，因运输向大气中排放的 煤尘达600多万t，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亿元人民币。�

(6)我国长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形成以酸雨、二氧化硫和烟尘为主要危害 的煤烟型大气污染，也是中国污染物排放量居世界第二的主要原因。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 ，全国废气中SO�2排放总量1995万t，其中工业来源的排放量1612万t，生活来源的排放量3 83万t；烟尘排放总量1165万t，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953万t，生活烟尘排放量212万t； 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 2 煤炭矿区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现状及难点�

2.1 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效

(1)政策法规配套，环保投入增大。国家相继出台和修订与煤炭矿区环境保护直接相 关的法律法规13项，使矿区环境保护与治理步入法制化轨道，加快了矿山环境保护事业的 发展。矿区的环境改善离不开投入，据不完全统计，“九五”期间煤炭工业投入环境治理的 资金达28.6亿元，平均每年5.7亿元。�

(2)土地复垦取得一定成效。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已累计复垦利用各类废弃土地约1500万 亩，占废弃土地总量的8%；其中复垦利用工矿废弃土地约600多万亩，约占工矿废弃土地总 量的10%。复垦后的土地70%作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30%作为非农业建设用地或其他用途。 从煤炭行业看，“九五”期间，全国复垦采煤塌陷土地150ha，复垦率为15%，完成露天矿 挖损土地复垦量21ha，复垦率已达到41%。�

(3)三废治理效果显著。“九五”期间，煤矸石利用率达到40%，比“八五”期间提高 9个百分点；截止到1999年治理灭火矸石山310座，灭火率达80%。1998年山东省综合利用煤 矸石700多万t，占总排放量的71%，并实现利税近7000万元。新的煤矿设计拒绝矸石堆放， 将有力保证今后彻底根除矸石山。统计显示，1999年，全国采掘业共去除工业SO�2 156104 t，其中燃料燃烧中去除的41505t；去除工业烟尘1647893t。� (4)矿区绿化已从单纯植树种草，走向绿色生态工程建设。众多矿区不断加大投入， 绿化美化生产生活区。根据矿区所处地理环境，积极采用绿化新技术，营造矿区防护林，绿 化煤矸石山，治沙固土，恢复植被，保持水土。�

(5)洁净煤技术发展较快。1995年全国共有洗煤厂557个，年入洗原煤2.8亿t，原煤入 洗率为22%。到2000年，洗煤厂数增加到755个，原煤入洗量达4.5亿t，原煤入洗率超过30% 。1995年前，全国动力配煤几乎空白，“九五”期间，全国相继建设并投入运行一批不同规 模、不同类型的动力配煤厂，年生产能力近6000万t。我国民用型煤技术已经成熟，到2000 年，全国民用型煤产量达到8000万t，城镇居民生活用型煤普及率为80%。 为加快开发煤层气的步伐，“九五”期间，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专门从事煤层气开发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共开发利用煤层气近4亿 m�3，预计到2005年，全国煤层气利用量可达30亿m�3以上。�

2.2 煤炭矿区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薄弱点

(1)领导环保意识弱，公众参与程度低。我国的环保历史经验证明，一切环境污染与生态 破坏，首先发端于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和决策行为。当前，许多领导还远没有树立起真正的 环保意识，对可持续发展仅停留在口号上，走的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或为了局部 利益而加重污染的歪路。公众参与在发达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 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满足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我国目前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中还没有建立起公众参与制度，环保工作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的程度还很低。�

(2)经济结构调整迟缓，环境保护监管不力。尽管国家不断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但 由于受思想惰性、体制刚性、财力不足、政策缺位和区域壁垒等多因素影响，我国的能源生 产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状况依然存在，这种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资源的过度开采和 浪费，以及矿区环境和安全状况的难以改善。另一方面，我国的环保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许多 弊端，特别是制约监督机制的失效，导致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 法开脱现象依然存在。�

(3)环保历史欠账多，资金渠道不畅、投入不足。我国的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使矿区 特别是许多老矿区遗留下巨大的生态环境包袱，且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治理资金账户。自20世 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环境污染日趋恶化，治理资金仅有国家财政一条渠道。1984年，国务 院在《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国发〔1984〕64号）中，确定了环境保护资金的8条渠 道 ，其中用于污染治理投资的有7条。尽管这7条渠道对资金筹集、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的改 善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污染治理投资总量还远没有达到基本控制住环境恶 化加剧的水平。现在，这7条渠道中，有的已不通，即使通的也还存在着渠道不畅等问题， 其外部表现则是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每年直接用于煤炭环境保护的资金大约 为5～6亿元，仅占煤炭工业产值的0.3%，远低于全国1%的平均水平。�

(4)矿区塌陷土地复垦工作盲点多。尽管早在1988年国务院就已正式颁布实施了《土 地复垦规定》，在随后修订和制定的《土地管理法》、《煤炭法》等5部法律中都有土地复 垦方面的法规条文，各级地方政府几乎相继制定土地复垦规定实施办法，但如今矿区土地复 垦率仅为10%，比发达国家低50多个百分点，土地复垦的质量不高，复垦工作中出现了多处 盲点。例如，对于老矿区土地塌陷的历史欠帐至今没有明确补帐的责任对象和资金渠道；土 地复垦规定中的“谁破坏，谁复垦”原则形同虚设，现存的塌陷征地和塌陷补偿办法，无法 约束企业对土地复垦规定的执行；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复垦中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等 。�

(5) 国家缺乏针对性更强，体系更加严密的矿山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现行环保政策法 规中，缺乏针对矿山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不利于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向纵深发展。一些环境问题由于无章可循，不能及时得到治理，从而长期危害环境。如煤矸 石山自燃被定性为无组织排放，国家尚无限期治理和超标罚款的规定。�

3 解决煤炭矿区环境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3.1 完善矿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世界发 展的潮流。要在已有法律条款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矿区环境的特点，建立起符合我国国 情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这一体系应覆盖矿区发展的全过程，对新 上矿山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在采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报废矿山的环境重建都应给出明确的法 律规定。“十五”期间，国家将陆续出台《矿山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矿山开发环境保护 技术政策》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技术规范与标准》等，以促进矿山环境保护工作的进 一步发展。�

3.2 实行更加严厉的环保政策

国家必须痛下决心，坚决关停生产工艺落后，安全性差，资源浪费大的小煤矿以及加快淘汰 耗能高，污染重的旧式加工工艺。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节能、环保型产业的发展，借 助市场之手逐渐将落后产业和产品淘汰出局。要严格控制新的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 有新建、扩建、改建的矿山企业建设项目，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凡环保标 准达不到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立项。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明确矿山环保目标和责 任，坚决实行领导责任追究制。�

3.3 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公众参与度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广大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通过弘扬先进 ，鞭挞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唤起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以形成强大 的社会压力，促使企业更加自觉地保护环境。在加强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尽快通过法律程序 ，建立起有效的公众参与制度，使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3.4 大力推广应用清洁开采和洁净煤技术

通过制定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法规，并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清洁开采和洁净煤技术的研究开 发和推广应用。当前清洁开采的重点应放在离层注浆减沉、瓦斯抽放利用及无矸石排放回采 等成熟技术上。洁净煤技术及其产业化是我国今后煤炭加工利用的重中之重，也是从根本上 解决我国煤炭污染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将洁净煤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两个根本转 变的战略措施之一，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制定颁发了《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 年发展纲要》，确定了洁净煤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这不仅有利于环境状况的根本改 善，而且也是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3.5 推行多元综合治理的土地复垦模式

塌陷土地复垦是矿区环境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国家土地复垦规定中，“谁破坏，谁复垦”的 原则在实践中产生许多矛盾。老矿区的大量塌陷土地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或更早）形成的， 这一历史欠帐让效益低下的煤炭企业自身偿还，无论从道理上还是能力上都难以行通。新矿 区或老矿区新的土地塌陷基本采用塌陷征地和塌陷补偿办法，致使“谁破坏，谁复垦”的原 则流于形式。推行多元综合治理的土地复垦模式是解决我国矿区塌陷土地复垦问题的一种思 路，具体设想是，以1997年国家明确规定复垦资金列入生产成本或建设项目总投资为界，将 矿区塌陷土地划分为历史欠帐和新增塌陷两类，对于历史欠帐塌陷土地，应由国家筹资或在 国家复垦土地使用优惠政策下由社会力量（包括矿山企业）出资进行土地复垦。新增塌陷土 地由企业复垦，力争做到破坏一亩，复垦一亩。对新塌陷地应打破单一征地的旧模式，若经 过复垦，土地生产力（或收益）能达到原有土地效用的一律不征用，企业支付复垦及地力补 偿费，仍由农民复垦使用。对于有些塌陷土地也可采用多方协同复垦，股份经营土地的混合 模式。矿区塌陷土地在复垦技术上应根据塌陷地状况，使用综合整治的复垦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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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祝光耀. 通力合作 加强监管 努力开创矿山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北京：地震出版社，2 00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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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明才. 我国土地复垦概况及发展趋势与对策.北京：地震出版社，2001，297～301�

5 麦方代. 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 煤矿环境保护，2001，15（3），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