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一线二线三线怎么划分

   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

一、三线建设背景

2018年10月，中宣部明确“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精神”体现了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胸怀大局的担当精神、精诚合作的团结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包含着为党、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勇于付出乃至牺牲的家国情怀和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

1964年到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

二、三线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粗略从行政区划看：一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三线地区：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二线地区。

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营连级的火力。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卫战坚持抵抗。黑龙江的小三线是阿城和尚志，吉林的小三线是辉南，辽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线是沂源，河南的小三线是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 襄阳。湖南的小三线是 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和安福，福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与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新疆的小三线是和静县阿拉沟，甘肃小三线是平凉。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 宝鸡、 沙市、 襄樊、汉中、 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 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扩展资料：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线建设

三、三线建设意义

三线建设诠释了民族忧患意识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息中，孕育了极其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文化信仰。正是因为历代有识之士从民族利益出发，将国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中华民族才在一次次内忧外患中转危为安，数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沿海城市和地区工业布局过于集中，战略后方缺失，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仅涉及工业、交通的重点企业要及时搬迁，而且与此相关的科研院所都应向内陆腹地转移。基于“备战备荒”的战略指导，党中央迅速统一意见，形成共识，果断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一场涉及全国13个省区，上千万人力投入的大会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鼎立支持。

三线建设加速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广泛传播。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和改变不合理经济现状，党和国家在集中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同时，给予内地建设较多的关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三线建设的提出埋下伏笔。三线建设开展后，我国将部分工业生产力移至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在此过程中，冶金、交通、国防工业等核心工程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全面铺开，一大批事关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西部地区拔地而起，形成了以攀钢、酒泉钢铁集团为代表的钢铁企业；以酒泉、西昌为代表的航天中心；以六盘水、渭北为中心的煤炭基地；以重庆、湘西为代表的常规兵工基地；以江汉、长庆、中原为代表的煤气田。投资建成了总长近8000公里联接西南地区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10条铁路干线，修建了25万公里公路，形成了45个重大产品专业、2000多个科研基地、大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与此同时，资金、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迅速向西部地区聚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也随之迁移到三线地区。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把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也传输到了西部，为西部地区的工业文明注入了强大活力。特别是通过传、帮、带等方式，除旧布新，为西部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西部观念的更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线建设推动了移民文化的产生与交融。从1964年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三线建设经历了长达17年的移民浪潮，横跨13个省区，400多万专家学者、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党政干部从上海、沈阳、哈尔滨、吉林、北京、青岛等工业重镇迁徒内地、扎根边疆。大量移民的涌入对当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区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当时中央制定的“靠山、隐蔽、分散”等原则，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厂的建设选址，大多布局在山谷之间，除了生产设施，还建有医院、托儿所、学校、公安分局等一整套生活保障体系，为移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也为移民文化的产生与交融搭建了平台。来自不同地域的建设者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不仅带来了家乡的情感，也带来了家乡的风俗和习惯，为当地文化也注入了新鲜血液，从日常起居、服饰打扮到风俗习惯都融入全新元素。内迁工厂到来后，各地的内迁职工，远离故土，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还有一种“同为异乡人”的文化心理，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个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从而形成了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机制，培养了严密的组织纪律，形成了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勤俭朴实、团结奉献的集体主义作风，造就了广大三线建设者们丰富多彩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质。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促进了移民观念的碰撞，思想的新解放，形成了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生活品质，实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为今天西部地区开放、开拓、和谐、和睦多元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1)古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1973年10月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97块煤精雕刻制品和煤块，经鉴定为抚顺煤田西部本层煤，“新乐遗址”出土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这说明我国抚顺煤田早在距今6800—7200年以前就被发现和利用了。1938年有抚顺还发现过一处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居民点遗址燃煤的遗迹。

从汉代开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时期，开始采煤炼铁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重要燃料。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现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最为突出。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明代，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由于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2)近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合资煤矿企业。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t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t，平均效率为每工0.3t。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继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国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其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3)抗日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煤矿开采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t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t，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t以下。从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t。

(4)解放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t。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t。

(5)新中国成立后的煤炭产业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从旧中国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煤矿，加上解放区民主政府兴办的小煤矿、公私合营煤矿和私人开办的小煤窑，1949年生产原煤32.43Mt。

在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面恢复了原有煤矿的生产，对32处矿井进行了改扩建，并开工建设新井17处，设计生产能力12.51Mt/a，初步奠定了煤矿开采发展的基础。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生产建设，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又开发建设了平顶山、鹤壁、包头、潞安、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开工建设矿井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Mt/a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生产能力63.76Mt/a恢复矿井38处，设计生产能力11.34Mt/a，1957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30.73Mt。

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及这期间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科学的做法，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煤矿建设规模，一些新建矿井简易投产，一些生产矿井重采轻掘，推行了不合理的采矿方法，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煤炭工业进行了第一次大调整。

“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时期，煤炭开发战略和建设重点有重大改变。在此期间，集中建设了煤炭工业“大三线”——西南和西北煤炭生产基地，突击性开发江南煤田。在西南主要建设了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的总称)和攀枝花矿区，建设矿井共28处，设计生产总能力14.11Mt/a，建成投产矿井21处，设计生产能力9.40Mt/a在西北的贺兰山基地和渭北基地。

“四五”期间，建设总规模达到42处，设计生产能力12.82Mt/a建成矿井(露天)13处，设计生产能力11.22Mt/a，满足了西南和西北用煤的需要，显著改善了煤炭开发布局。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三五”时期对江南煤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田地质勘探和分布范围广阔的矿区建设，到“四五”期末，建成矿井295处，设计生产能力39.36Mt/a。由于建设部署不符合江南煤田实际，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扭转北煤南运”的原定目标仍未能实现。

针对20世纪70年代偏重挖掘生产矿井潜力，新井建设规模缩小，一些生产矿井又出现采掘失调的情况，从70年代后期起，又进行了煤炭工业第二次大调整。加大了新井建设规模，建设重点由西南、江南转向北方和东部，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延深，改善了安全生产条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煤矿开采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新开发了10多个新矿区，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和露天矿，大力推广采矿机械化和综合机械化，有重点地建设多层次的高产高效矿井，大力发展了地方煤矿，开办了遍布全国的乡镇煤矿，有选择地建设了重点产煤县，使煤矿开采在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

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煤矿开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与采矿技术及装备相结合，加速推进煤矿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进行了高产高效矿井(露天)建设，并建成129处高产高效煤矿(井工123处，露天6处)，少数矿井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开拓出了我国煤矿开采21世纪发展的新道路。[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煤炭行业发展迅速，掀起了煤矿开发及开采的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我国原煤产量已达36.5亿t。图1-1为近六年来我国原煤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1-1 近六年来原煤产量及增长比例

山西加强晋煤外运中三条以运输煤炭为主的铁路干线，由北向南依次是大秦线、神黄线、焦日线。

大秦线：

大秦铁路自山西省大同市至河北省秦皇岛市，纵贯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全长653千米，是中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大秦铁路是中国新建的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1992年底全线通车，2002年运量达到一亿吨设计能力。

为最大限度发挥大秦铁路作用，有效缓解煤炭运输紧张状况，自2004年起，铁道部对大秦铁路实施持续扩能技术改造，大量开行一万吨和两万吨重载组合列车，全线运量逐年大幅度提高，2008年运量突破3.4亿吨，成为世界上年运量最大的铁路线。

神皇线：

神黄铁路自陕西省神木神东煤田大柳塔东至河北省黄骅市的黄骅港，全长815千米，是中国“西煤东运”的第二大通道。由神朔铁路和朔黄铁路所组成。全线地形复杂，桥隧相连，桥，隧、涵占线路总长的30%，神朔铁路自陕西神木县大柳塔镇至山西朔州市，正线全长266公里；朔黄铁路西起山西省神池县，东至河北省黄骅市。

神朔铁路从1996年7月1日开通，2002年11月1日全长588公里的朔黄铁路已正式全线通车。神黄铁路是I级干线，双电气化。全线共有桥梁356座（总长74257m），隧道129座（总长94023m）。输送能力为6800万吨/年，远期可达1亿吨/年。

焦日线：

焦日铁路由新月铁路和新菏兖日铁路组成：

新月铁路（新乡——博爱县月山站）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起自新乡站，东连京广线和新菏线，向西经新乡西、获嘉、修武、焦作，至博爱县境内的月山车站，最后与太焦线、焦柳线和侯月线连接。全长79.817公里，沿途经11个车站。重点控制工程为月山枢纽改造工程。

新月线、新菏线，贯通东西，是山西、豫北能源基地连接华东沿海工业区的主要通道。连接太(原)焦(作)、侯(马)月(山)和焦(作)柳(州)三线，是晋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之一。

新菏兖日铁路由新兖铁路和兖日铁路组成：第一段，新兖铁路西起河南新乡，东至山东兖州，全长305.303公里，其中在山东境内的长度为190.679公里。第二段，兖日铁路起于京沪铁路的兖州站，向东沿蒙山和沂山所夹山谷到临沂，与胶新铁路交汇，终于日照站。由于此前日照设市前，车站设在石臼所。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历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1965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011基地：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遵义。防空导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万源—成都（现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达州。

066基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中国三江航天集团））：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一）极大改善了贵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贵州所谓“苗蛮聚居”之区，山深地僻，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少数民族众多，大部分都居住在山水阻隔的山区。三线建设开始后，加快了贵州的铁路建设。在1959年初黔桂铁路全线通车的基础上，川黔、贵昆、湘黔铁路三条干线和开阳、水大等铁路支线以及厂矿专用线相继建成通车，全省已形成一个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运输网。到1976年，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已达1365公里，每万平方公里通车里程达到77.5公里，路网密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铁路建设的重大成就，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编组站，加强了贵州与他省的经济社会联系，极大地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面貌。

（二）促进了贵州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规模基础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固定资产的大量增加，使产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与1965年相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24.42亿元增加到46.62亿元，增长94.9%，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65年的62.4%下降为1978年的41.7%，下降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3.1%上升到40.4%，上升1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7.9%，上升3.4个百分点。而在197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达到52.3%。

（三）改变了全省的工业布局和工业的内部结构，奠定了贵州现代工业化的基础。解放后，贵州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基础非常薄弱，三线建设使贵州增加了一批工业企业，建设项目是以贵阳为中心、沿铁路干线两侧展开的，因而工业布局有了很大的变化，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等已成为重要的新兴工业中心。根据三线建设的总体安排，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前身）确定在贵州安顺地区兴建一套歼机工厂，建成一个航空工业基地。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前身）确定在贵州遵义地区新建研究、设计、生产导弹、火箭的航天工业基地。第四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凯里、都匀两地建设一个以生产工业产品为主的电子工业基地。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民用机械电子等已成为优势部门，建成航天、航空、电子三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形成了煤电结合、水电互济的能源工业体系和以有色金属、冶金、化工和建筑材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使贵州的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四）促进了贵州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三线建设中，由于一部分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内迁，为贵州带来了大批教学、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较为先进的科研、生产设备，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研究的实力。如创建于1947年的大连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本科医学院校，1969年为支援“三线”建设，经国务院决定，举院南迁至遵义，更名为遵义医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坚持扎根革命老区没有回迁的本科院校。遵义医学院在贵州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乃至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今天。

（五）广大建设者热爱、献身贵州的高贵品德，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线建设中，大多数的建设者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为建设好祖国的战略大后方，继承了革命的光荣传统，“舍生取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高贵品德。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于献身的精神，已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铸造了一座丰碑。对于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思想教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宝贵精神食粮，同时也为今天参加西部大开发中的自愿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六）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三线建设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要准备打仗”、立足“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和“左”的思想的影响；为争时间、抢速度，许多项目仓促上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损失。进一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开工的同时破坏了许多贵州原生态环境，森林植被面积缩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天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客观来说，贵州“三线建设”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其消极影响，这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总之，虽然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开展最直接的目的是出于战备的需要，这种“经济模式”是依靠外在的力量促使其发挥作用，但是我认为，客观上它初步改变了贵州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发挥了开发西部、开发贵州的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比军事上的成就还要更为显着。就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它对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