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广率先试点绿色电力交易，用户买风电、光伏发电有啥好处

可以的

此次明确各省级行政区域内的绿证交易在省级电力交易中心实施，跨省绿证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进行。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在配额的制定、实施、绿证交易和监督考核等内容更为细致明确。

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的义务主体明确为省级电网、地方电网、配售电公司、独立售电公司、电力直接交易用户以及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一共六类。在配额指标上，对19个省调高了2018年总配额指标，24个省调高了2020年指标。

与配额制配套的是“绿证交易”，即对完成配额义务主体的配额核发绿证，发电企业、配额义务主体之间可进行自由交易。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配额制政策有望在2018年年底出台实施。

配额指标总体提高

最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的义务主体进行了六种分类，明确了其承担配额的计算方式。

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若干规定的通知，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鼓励2021年及以后建成的数据中心，通过自建可再生能源设施、绿色电力交易、认购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等方式，逐年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在2030年达到100%。

9月7日，绿色电力交易开市。首批绿色电力交易达成交易电量79.35亿千瓦时。绿色电力交易是在电力中长期市场机制框架内的独立交易品种。在试点初期，绿色电力产品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后续将逐步扩大到水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用户主要选取具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企业。

按照绿电交易方案，目前，包括风电及光伏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售电公司、电网企业均可以参与绿电交易。

买绿电 上e-交易！绿电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相关省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与其他中长期交易一样，会提前发布交易公告，敬请广大市场主体关注。另外，为了方便市场主体参与交易，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发了“e-交易”平台，开设绿色电力交易专区，提供“一网通办、三全三免”绿色电力交易服务。

买绿电 上e-交易

“一网通办”，用户登录即可享受绿电交易申报、交易信息获取、结算结果查询、绿电消费认证等“一站式”服务。“三全三免”，即汇聚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及售电公司等全市场主体，覆盖省内与省间、批发与零售全业务范围，涵盖绿色电力直接交易、电网企业代理交易、可再生能源消纳凭证交易等全绿电交易品种，为市场主体提供免重复注册、免交易手续费、免费提供绿色消费认证的绿电交易服务。

绿电交易手册

“e-交易”电力市场统一服务平台，为广大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绿色电力交易服务。支撑多种交易形式，省内、省间代理购电。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可以全面记录绿色电力生产、交易、消费等各环节信息，保证不可篡改，实现绿色电力全生命周期追踪。

2021年12月8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对外发布《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5年，数据中心和5G基本形成绿色集约的一体化运行格局，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明显提升。

《方案》对未来几年数据中心如何实现绿色集约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实际落实中，波动性强的可再生能源如何同需要持续用能的数据中心结合？在西部省份自身也要符合能源“双控”的大背景下，数据中心要实现“东数西算”还需要哪些障碍要克服？带着这些问题，《中国能源报》专访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地区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叶睿琪。2021年5月，绿色和平发布了《中国数字基础设施脱碳之路：数据中心与5G减碳潜力与挑战（2020-2035）》报告，对中国数据中心与5G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与碳排放趋势做出预测。

问：相较于对节能技术与指标的重视程度，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整体仍未大规模应用可再生能源。在行业实践中，目前已有5G或数据中心应用光伏加储能的商业项目，据贵机构观察，扩大可再生能源在数据中心的应用，在技术上、政策上分别需要克服哪些难题？

叶睿琪：为了推动数据中心行业迈向碳达峰与碳中和，扩大数据中心行业的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我们建议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进一步升级激励约束机制，正如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中所指出的，加速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在管理数据中心能耗时，从考核数据中心的能耗使用总量与强度过渡至考核数据中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加上数据中心的可再生能源采购与使用总量。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考核体系，将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作为考核指标之一，统筹数据中心的规模化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产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机制，从全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现状来看：一是需要加速将绿色电力交易试点、省间可再生能源现货交易试点向全国推广；二需要是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特高压通道中的比例，推进可再生能源的跨省跨区交易；三是落实分布式市场化交易机制，以推动本地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如分布式光伏与风电的交易。

问：绿色和平曾建议，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考核体系，将“双控”目标与新建数据中心的审批政策挂钩，将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作为考核指标之一。据贵机构掌握的情况，国内已经有这样做的区域了么？

叶睿琪：目前，北京市发改委已经明确将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作为规模以上新建或改扩建的数据中心项目考核指标之一。根据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的若干规定》，“项目节能报告中应当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新建及改扩建数据中心应当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鼓励2021年及以后建成的项目，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年能源消费量的比例按照每年10%递增，到2030年实现100%（不含电网既有可再生能源占比）。”

除此之外，多数省市针对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使用以方向性鼓励性政策居多，尚未提出具体量化目标，比如根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与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21年本市数据中心统筹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新建数据中心项目要加大分布式供能、可再生能源使用量的占比，鼓励采用余热回收利用措施，为周边建筑提供热源，提高能源再利用效率。”

问：西部地区电力、能源资源丰富，可承接数据备份及部分高延时业务。国家也在推行“东数西算”，可是在地方能耗“双控”的大前提下，西部省份接收数据中心的积极性会否受到影响？

叶睿琪：正如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中所明确，“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

虽然目前部分约束激励政策还有待衔接，未来，随着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可以预测西部地区将更积极地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同时，随着《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的进一步落实，包括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在内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将成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重点区位。

这些电能的碳排放为零或近零。在双碳背景下，企业绿色用能需求不断增加，南方电网因此出台绿色电力交易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出，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将由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组织，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具体开展，编制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

中国碳中和的进程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9月7日，国家发改委披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几个位于广东、浙江、云南等地的绿电交易中心试点是“地方小集市”，此次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就是“全国大卖场”。在这里，入口统一，规则透明。只要满足交易门槛，买卖自由。

随即启动的首次绿色电力交易上，共17个省份259家市场主体参与，达成交易电量79.35亿千瓦时。

#“绿电”和“绿证”是怎么来的？

回望过往，这79.35亿千瓦时绿色电力的成交，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改革开放之初，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技术还躺在实验室里，“绿电”这个名词都无从考察。等到我们已具备基础技术条件，想大力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时，时间已来到2000年左右，和国际 社会 相比，我们的相关技术水平落后了15年。 为了快速赶上，主管部门想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发放补贴！

补贴一发就是快二十年，硬生生地把一批企业托举到了生存线上。渐渐地，日积月累的“直接输血”模式带来了财政问题。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曾在2017年透露：“如果中国现行的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政策不变，那么到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补贴缺口将从2016年的500亿元增至2000亿元。” 于是乎，近几年各地陆续出台了新能源补贴退坡政策，似乎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

这下，轮到新能源企业焦虑了：“没有补贴，成本很难收回来，无法继续开发绿色电力。”因此，主管部门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清洁能源发电企业的发电额度抽象成绿电证明，清洁能源企业可以像分蛋糕一样，将其分割后对外售卖。这相当于把补贴的成本压力转移、分摊给“需要绿电”的用电企业。 那些可以售卖绿证的新能源企业，就不能继续拿财政补贴了。

#分离还是统一？“证”与“电”的选择题

对于上文所诉的“绿电交易”，大家仿佛几年前就听说过，但似乎那个市场一直不温不火。为啥？一言以蔽之，与实际脱钩！事实上， 用电企业所需的电，还是得和电网购买，一分钱也少不了，与此同时，又要花很多额外的钱去购买当时的绿证，而且实际用电与绿证上的用电量又很难匹配。 再说，不经过市场的交易门槛非常高，只有拥有强大实力和影响力的企业才能参与，没有门路的小公司又何苦来呢？

把“证”与“电”统一，即把绿电和绿证统一交付给用电企业，是更符合当下实际情况的一条路。 它的具体执行方案是：首先，买卖双方在电力交易市场上磋商交易，然后，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根据交易需要核发绿证，划转至电力交易中心，最后，交易中心根据绿电交易结果将绿证分配至电力用户。

读到这儿，大家不妨想想：绿电证明上明确写着，新能源发电企业发了那么多电，用户也用了那么多电，但是， “电”上了电网以后，可不像快递那样有唯一标识，电的潮流怎么走谁也不清楚。 当前模式下，宝马、巴斯夫、腾讯等参与了首批交易的公司“一买就给绿证”，不考虑实际调度执行情况，真的能算作“证电合一”吗？。

是的，“证电合一”后，“把电变绿”还差关键一步——

#把电真正“变绿”，压力位在电网

压力位在电网。

现在，绿点交易的市场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技术体制还未完善。 举个例子，一家广东的企业想买西北的绿色电力，在电力运输能力还不具备的时候，再怎么说也是纸上谈兵呀。被问到“开展绿色电力交易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在技术上是否做好准备工作？”时，发改委是这么回答的：

如果把同样的问题抛给电网，它一定如同被架在火上烤。因为，目前的绿电交易，国家都是鼓励在中长协，希望在3-5年，甚至更长时间，要给予电网在现有的刚性电力架构下，用时间来换取弹性。

当新能源并网比例上升，电网弹性不足，这些合同只能成为昙花一现，无法有效增长。

为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证电合一”，电网必须做到功率级别的消纳和调度，这无异于使其运营成本翻倍。 有人可能会问，欧洲的电网不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吗？技术上不存在瓶颈吧。别忘了，欧洲电网规模小，其电网架构中储能多、新能源多、天然气多，电网弹性比我们现在的强。

如果电网化身为一个人，它一定在振臂高呼“急需一个庞大的生态支持我们超大规模、超高弹性、超远距离新能源消纳，急急急！”

#从北交所建立，看建立碳中和生态的金融解决思路

北交所的凭空出世，让好多人大吃一惊。

官方称， 北交所是对深沪交易所的一个补充 ：“深化新三板（全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资本市场更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内在需要，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

当金融体制改革驶入深水区，创业的方法论应该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我们习惯先做实业再做金融，好似只有业务强大到无法忽视了才能安排企业上市，而“上市公司”也成为了“大公司”的代名词。在3060的目标下，势必有很多服务碳中和目标的中小企业冒出来，现在，我们必须加快步伐，让这些中小企业也能用“实业+金融”双腿走路，早日实现1到+ 。

北交所的建立，正好可以狠狠地扶一把为碳中和目标奋斗的中小企业，让那些初出茅庐但已有声有色的中小企业更容易成为上市公司。 以电网消纳新能源不可或缺的“储能”行业为例，它是一个典型的，拥有科创属性，符合全球发展方向，又具备重资产的行业，当储能产业里的中小企业插上金融的翅膀，不再对业务拓展望而却步，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总结

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多少资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表示，“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元人民币。”热钱从哪里来？别忘了主管部门正从房地产、教育、 游戏 中挤出水分，毫不手软。

嗯，百万亿元，100,0000,0000,0000，真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数字。

相信有了资金池，配齐更容易使用的金融工具，能帮助电网真正解决“证电合一”问题的企业生态，一定会慢慢成长起来，“把电变绿”一定只是时间问题。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进一步提高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积极支持用电量大的工商业、新兴产业、工业园区、公共服务行业等用户进入市场，2018年全面放开煤炭、钢铁、有色、建材4个行业用户发用电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方案还提出，各地要取消市场主体参与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限制。支持重点行业电力用户与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开展市场化交易，可适当减免交叉补贴，并可通过协商适度降低跨省跨区输电价格。

自主协商确定市场化定价

新一轮电改启动以来，电力市场化交易正加速推进。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成立北京、广州两个区域性电力交易中心和32个省级电力交易中心。

据中电联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市场化交易电量约1.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60%，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5.9%，比重比上年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10家大型发电集团合计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的66%，占这10家大型发电集团上网电量的33%。

实施方案提出，鼓励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全部开展市场化交易。各地在落实清洁能源配额的前提下，积极推进4个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全部放开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用户。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电力用户全电量参与交易，通过市场交易满足用电需求。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4个重点行业是高耗能行业，电力需求较大，且又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目前，这4个行业的许多企业已经有了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经验，为全面放开发用电计划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林伯强表示，以前通过市场化交易，对电力用户来说，曾经有过1度电能够降1毛钱的情况，但在目前煤炭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火电电价将不会有那么大的优惠。

他解释说，煤炭价格上涨，但计划内电价受政府管制，所以并不会出现明显上涨。而计划外的市场化交易电量，虽然煤炭价格上涨，但由于整体电力过剩，所以约束了电力价格的上涨幅度，但又因目前电力过剩情况较前两年有改善，且局部偶尔还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所以电价不会有太大的优惠幅度。“综合来看，市场化交易对电力用户来说，不会吃亏，但也不会占很大便宜。”

实施方案要求，2018年起，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不再执行目录电价。上述电力用户可选择与各类型发电企业开展市场化交易，并明确双方可自主协商确定市场化的定价机制。鼓励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在签订电力市场化交易合同时自主协商，约定建立“基准电价+浮动机制” 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方案指出，双方协商一致的，全部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电价。用户也可参与集中竞价交易，或向售电公司购电。

取消跨省市场化交易限制

在电力市场化交易中，发电企业作为供给端也是重要参与者。

据川财证券研报显示，广东省6月月度电力市场化集中竞价交易于近日结束，从成交结果来看，市场所属部门统一出清价差为负39.30厘/千瓦时，上月出清价差为负42厘/千瓦时，交易价差继续缩窄。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用户端的扩大将改善电力供需关系，市场化交易价差有望持续缩窄，利好优质电力企业。

目前，多地推进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据中电联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合计2576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化电量的比重为77.5%，省间(含跨区)市场化交易电量合计702亿千瓦时，占全国市场化电量的比重为21.1%。

不过，也有发电企业在跨省跨区域进行电力市场化交易中遇到问题。一家华北地区火电厂员工对记者表示，其所在电厂专门成立营销部门，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去年有近三成电力就是通过市场化交易，在一些企业那里已经有了一定口碑。但在参与过程中也发现，有部分地方基于对本地电厂企业的保护等原因，存在对其他地区发电企业售电配额的限制。

针对这一现象，实施方案指出，逐步放开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参与跨省跨区交易。各地要逐步取消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参与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限制，允许重点行业电力用户跨省跨区购电，首先鼓励跨省跨区网对网、网对点的直接交易，对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支持点对网、点对点直接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方案明确，为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支持重点行业电力用户与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开展市场化交易。尽快建立清洁能源配额制，电网企业、电力用户和售电公司应按要求承担相关责任，落实清洁能源消纳义务。

实施方案提出，重点行业电力用户与清洁能源开展市场化交易，可适当减免交叉补贴；鼓励参与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的市场主体消纳计划外增送清洁能源电量，并可通过协商适度降低跨省跨区输电价格。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对记者表示，由于我国资源和负荷分布的不均衡性，加之西北可再生能源富集省份本地消纳空间有限，加快推进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对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