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煤炭产业的历史发展

国外在煤层气勘探开发中政策支持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可借鉴其所采用的政策和法律的成功实例，包括明确的法规框架、能源定价和补贴、所需的投资选择方案、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鼓励和免税期政策、环境保护鼓励政策、市场销售及用气鼓励政策等，有助于形成适用于中国煤层气工业的政策和法规。

一、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可以采用不同的税收鼓励政策促进煤层气开发。美国的煤层气工业很大程度得益于为鼓励非常规能源项目的开发而制订的《1980原油意外获利法》中第29条税收优惠政策。该政策规定，1980～1992年钻成的煤层气井以及于1992年12月31日以前开钻的井中，投产井于2003年前卖出的煤层气均可享受与气价有关的税收补贴。根据该政策，若煤层气热值为8500k cal/m3，则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每1000m3煤层气的税款补贴额分别为42美元、45美元和49美元（表9-1）。

表9-1 美国历年煤层气补贴

① 1Btu（英制热单位）=1055.056 J。

美国目前对煤层气生产实行“先征后返”政策，即先按联邦税法征税，然后根据第29条税收优惠政策给予税款补贴。在多数情况下，煤层气生产者得到的税款补贴比上交的税款要多，因而可以得到实惠，积极性很高。尽管新井的煤层气生产不再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第29条税收优惠政策刺激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煤层气工业快速发展，对其产量迄今仍保持强劲的势头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

二、投融资优惠政策

即使在一个预可行性评估已表明目标区的煤层气项目的经济性具有吸引力后，缺乏投资仍然可能拖延项目。煤炭企业自己通常没有多余的现有资金投资于煤层气开采和利用项目，因为现有的资金必须投资于其主要的煤炭生产方面。另外，一些借贷机构可能对仍然比较新的煤层气开采和利用概念不熟悉，所以项目开发者不能保证获得进行项目所需的预先投资。在美国，已有广泛的解决方式帮助项目获得投资。这些方式包括提供拨款、贷款、贷款担保、证券投资及其他的资助。

（一）提供拨款

从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获得的这种资助中，州政府提供给企业的资助是最多的。除了美国能源部的科研攻关项目外，并没有专为煤层气而设立的拨款和贷款项目。但是，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已设立了许多项目资助总体经济开发、能源开发、环保项目、小企业发展及农业地区的开发，其中许多项目可用于煤层气项目。

拨款是对企业资助最直接的形式。拨款不同于贷款的是其将来不用偿还。在美国，因为拨款不需要企业偿还，所以政府对企业直接的巨额拨款很少。尤其是联邦政府不直接向企业拨款，但确实向州政府和地方中介机构如非盈利性的转借公司提供拨款。许多州政府直接向企业提供拨款。这些拨款趋向少量，并不是大型预先资本开支的全部。宾夕法尼亚能源开发局（PEDA）资助开发、促进或更有效地利用宾夕法尼亚的能源资源拨款最大数额为75000美元。

（二）美国与煤层气项目有关的援助资金渠道

虽然各州和地方政府对煤层气企业的财政支持可能更为直接，但是仍然可以从联邦政府部门得到有力的资金支持。根据美国环保局1996年3月发表的报告《联邦政府对煤层气项目资助指南》，下列部门能提供优惠贷款和援助。

（1）农业部。农业部农村企业与合作开发局为农村企业提供贷款、贷款担保和援助资金，其主要对象是农村地区新技术应用项目或微利项目。其援助形式主要有3种：向农村地区的私人机构、公共机构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以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向当地中介部门和州中介部门直接提供贷款，让他们能够向农业地区的企业或社区发展机构提供贷款；拨款给当地的中介部门，作为企业的循环贷款、成本资金等。1993～1995年直接贷款总额为1.6亿美元，年利息为1%，最长贷款期为30年。由于许多高瓦斯矿井处于农村地区，比较容易从本地农村信贷部获得煤层气项目贷款，贷款限额为15万美元。贷款担保项目限额为1000万美元，最长期限也为30年，1993～1995年提供贷款担保8.49亿美元。

（2）商业部援助项目。商业部经济发展局援助对象主要是长期经济困难地区。1992～1994年提供援助资金总额为4610万美元。据该局称，高瓦斯矿井发展煤层气发电、管道输气销售或居民用气项目都有资格获得援助。

（3）小企业管理局援助项目。小企业管理局主要是为那些无能力获得私营银行贷款的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从而使得银行愿意向这类小企业提供贷款，节能项目可获优先考虑。1993～1995年小企业管理局共提供贷款担保215亿美元。煤矿回收煤层气项目一般都属于节能项目，特别是煤层气提纯、矿井乏风利用、生产甲醇或瓦斯汽车燃料项目都是优先考虑项目。

（4）科研资助。能源部下属的摩根顿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从事天然气利用技术研究以及煤层气技术开发。能源部还向有关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开发煤层气商业性示范项目所需要的技术。

另外，美国各界也纷纷在煤层气领域投入大量资金。美国在1975～1992年间科研投入达1.4亿美元，而煤层气项目基建投资则达45.4亿美元。

三、环境政策

近年来，由全球气候变化引起限控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而煤层甲烷的“温室效应”相当于二氧化碳的22倍。开发利用煤层气，是限控温室气体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

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制订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鼓励政策，主要包括可交换排放权和排放费等。

（1）可交换排放权。可交换排放权是由政府规定的允许某一工业形成的全部排放量或排放率。这一总排放量在该部门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并采用允许排放量管理制度，因此每个企业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放权。内部分配后，企业便可以交换这些配额，在排放权的交换市场中，每排放单位的价格大致相当于未来排放物的减排成本。可交换排放权制度能使更经济地减少排放量的企业将多余的排放权出售，而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选择从其他人手里购买多余的排放权。回收煤层气的定额可以在二氧化碳可交换排放权制度中进行交换。

（2）排放费。征收排放费可使企业以它们能够实现的最低成本来减少其排放量；此时排放物的减排成本低于排放成本。排放费收得过低，只能起到一种特种税作用，并且管理成本过高；排放收费标准过高，虽然会明显减少排放量，但会影响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征收煤层气排放费将使煤炭成本增加，进而影响煤炭销售，但煤矿的经营者有义务承担环境成本。

四、鼓励利用煤层气发电政策

煤层气利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煤层气发电。在德国，2004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利用煤矿瓦斯的供暖发电厂可享受20年每千瓦时6.6%～7.7%的固定退税率，新厂税率每年还可递减2.0%。5×104kW以下的煤层气发电设备，每生产1kW电补贴7欧分（相当于每立方米气补贴0.21欧元），鼓励有效利用煤矿抽排瓦斯和煤层气开发，并将减少煤层气排放和加强煤层气开发利用列入“国家气候保护计划”。1998年在蒙特斯尼斯矿开采利用已关闭矿井瓦斯的供暖发电厂运转成功。2004年出台《可再生能源法》后，在各项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最近又有多个3×104～5×104kW能力的供暖发电项目陆续投产。截至2004年，已建成利用矿井瓦斯的35个供暖发电项目，总发电能力约600×104kW。

美国对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小型发电厂给予“合格设施”鼓励政策，并将这一政策逐步扩大到适用于煤层气发电厂，鼓励煤矿将煤层气发电厂的部分电力售给供电局，支持煤层气利用。

五、价格政策

美国实施绿色定价与电力公司补偿。绿色定价就是用户可以选用标准价的常规电力或电价略高的绿色电力，电力公司负责购买足够的环境友好性能源来满足用户的需要。例如，美国的尼亚加拉莫豪克电力公司是全美第一家实施绿色定价的公司，该公司的绿色定价计划包括每月收取6美元的用户附加费，其中1美元用于植树，其余5美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考虑到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和常规发电设施的增容，电力公司投资绿色电力是具有吸引力的。

电力公司可通过多种方式加入绿色定价计划。例如直接向煤层气回收项目投资；从回收甲烷的煤矿购买排放许可；以SO2排放许可交换温室气体减排额；参加由多个电力公司合资建设的煤矿甲烷回收项目并共享减排额。例如俄亥俄电力公司购买该州内尔姆斯一矿甲烷所发的电，用这种绿色电力代替部分常规电力，从而减少CO2的排放；而尼亚加拉莫豪克电力公司则已用CO2减排额来交换SO2排放许可。

六、煤层气的所有权和法规问题

煤层气开发是受众多的因素所制约，除了储层地质条件、开采技术和经济条件以外，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综合因素，包括煤层气的所有权和煤层气开采法人的稳定性问题。其中煤层气所有权是个最复杂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国家里由于制定法规机构的不同，会对煤层气所有权的含义也有所变化。即使在煤层气即将开发的地区，要给煤层气所有权明确的规定也是很困难的。因此，长期以来煤层气所有权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多种法律的解释和悬而未决所有权立法问题成为煤层气开发利用的一大障碍。

常规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地质上是可以分离的，而煤层气的储层是煤层，很难将煤层与煤层气所有权完全分离开来，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者和土地所有者都可能声称拥有煤层气所有权。因此，煤层气所有权问题是影响煤层气开发最重要的法规问题。

（一）美国煤层气的所有权和法规问题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黑勇士盆地和阿巴拉契亚盆地中煤层气的开发，也存在所有权问题的约束。现美国对煤层气所有权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拥有土地就拥有地下矿产的一切所有权；另一种看法认为拥有土地，但对地下的煤层气无所有权，这是由于煤层气可以流动，因此需要对这些气体建立实际的所有权。甚至在美国一些地区煤炭企业主与煤层气企业主之间在煤炭和煤层气开采上也存在矛盾，煤层气钻井影响煤炭的开采作业，妨碍煤炭长壁工作面的开拓，同时钻井的水力压裂激励也危害煤层顶板；而煤炭企业主为了安全生产，用通风方式排放甲烷，使煤层中煤层含气量大大减少。

在美国煤层气所有权问题一直是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目前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田纳西州、西弗吉尼亚州等制定了适用于本州的煤层气所有权的法规，主要如下：

（1）煤层气与煤炭分立所有权。美国蒙大拿州法院认为，煤层气是属于煤炭资源的一部分（1993年）。而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认为，煤层气与常规天然气一样，法律应给予所有权，如果煤层气属于煤炭，煤炭企业主就必须勉强去开发有竞争性的资源，但煤炭企业主缺乏开发煤层气的专门技术和知识。

（2）早期获得权利者优先。煤层气的所有权是依据早期获得的资源权利，而决定分配给煤炭或煤层气企业主。这种情况类似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煤层气开发，例如早期获得了煤炭开采租借权，然后煤炭主将有权开采煤层气。1994年这项政策开始在美国部分地区执行。

（3）彼此共同存在的权利。煤层气企业主有权进行煤层气的开采，而煤炭企业主也有权在煤炭开采活动中抽取相关的煤层气。例如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煤炭承租人有权抽采煤层中的甲烷，作为煤炭开采中的一种安全步骤，而煤炭承租人无权开采煤炭未开发区的甲烷资源。

（4）分享所有权。煤炭企业主和煤层气企业主们对煤层气开发将有相同的份额，这可鼓励物主们合伙经营，以最小的风险和最大的灵活性去开发煤层气。

（二）英国煤层气的所有权和法规问题

在英国，目前尚未采用大量地面钻进进行抽取煤层气，而主要是从井下进行煤层气的抽采。井下煤层气的抽采仅存许可权，而无煤层气所有权的问题。在英国，土地拥有者一般对地下矿床不具备拥有权。

1946～1994年间有关的英国煤炭工业法规中曾规定，煤炭是属于英国煤炭公司，石油和天然气由国家拥有。英国煤炭公司对煤层气开采的法规有监督的权利，并每年颁发煤层气钻井的许可证。1994年英国又通过《煤炭工业法》，规定任何石油或天然气以及包含在煤炭中吸附或解吸的气体均属国家所有，新建立的煤炭权力机构（Coal Authority）将对煤炭和煤层气开发的许可权负责，并制订煤层气勘探责任的法令。英国煤炭权力机构在一般条件下，将不会同意煤层气企业主申请进入煤炭开采区开采煤层气，如有助于煤炭开采又可促进煤层气回收条件下可以例外。如果煤炭权力机构同意在煤炭开采区进行煤层气开发，就必须考虑到煤层气钻井煤层激励等对煤炭开采危害的程度，并需要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危害的程度。

（三）德国煤层气的所有权和法规问题

在德国煤层气的开发所有权问题，已在1993年8月的联邦会议上正式通过公布规定：煤层气是一种独立的资源；按德国的各种法律规定，煤层气是一种碳氢化合物，不属于煤炭的一部分；在煤炭开采过程中，遇到煤层气可以进行抽取或排放，并且采矿公司把抽取的煤层气可用于市场交易。

（四）澳大利亚煤层气的所有权和法规问题

在澳大利亚，新的《石油法》将煤层气定义为一种碳氢化合物，因此，煤层气勘探开发许可证的发放与石油天然气一样。这一规定使外国公司在煤层气开采和销售方面享有更大的合法权利，它成功地解决了煤炭开采公司和煤层气开发公司之间的纠纷。截至1996年5月，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就颁发了21个煤层气开发许可证。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煤部分

　 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奏，推进以电代煤。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运体系。

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加强矿山生态修复。

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

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提高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

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

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 科技 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

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夯实国内产量基础，保持原油和天然气稳产增产，做好煤制油气战略基地规划布局和管控。

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

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立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监测预警和监管监察执法，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消防、民爆、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效果评价。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安全管理。加强矿山深部开采与重大灾害防治等领域先进技术装备创新应用，推进危险岗位机器人替代。在重点领域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全覆盖。

建设大型工矿企业、物流园区和重点港口铁路专用线。

推动煤矿、油气田、电厂等智能化升级，开展用能信息广泛采集、能效在线分析，实现源网荷储互动、多能协同互补、用能需求智能调控。

稳妥推进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晋北、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建立产能和技术储备。

（以上文字摘自《人民日报》3月13日刊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新华社：未来五年 智能煤矿数量将超1000座

　提起挖煤，你会想到什么？

漆黑的矿井，沾满煤粉的矿工，随时可能发生的塌方和瓦斯爆炸……

这是煤炭开采留给人们的固有印象。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开展试点示范。这意味着将推动煤矿、油气田、电厂等智能化升级。

煤炭是目前人们生活和工业生产最重要的能源，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

那么，煤炭是怎么生产的呢？

它分为采煤、洗煤、运输和销售四个环节，以前这些工作靠的是“矿工”。

“人工开采最大的痛点是安全，一例人员死亡事故可能就导致一个煤矿停产，而且从业人员越来越少，井下工人平均年龄超45岁，年轻人从业意愿低，招工难度大。”中煤集团 科技 环保部副总经理管增伦说。

近十年来，煤炭开采已进入机械化时代，相较于人工，生产效率已有极大的提高。

点着鼠标，推着摇杆，坐在办公室就能对井下几百米深处的设备发出指令，进行采煤作业——这是国家能源集团现在的煤炭开采画面，也是采煤从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型的“雏形”。

未来五年，煤炭开采将开足马力向智能化转型升级。

“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将建成智能化生产煤矿数量1000处以上，培育3至5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煤炭企业，组建10家年产亿吨级煤炭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纪委书记张宏说。

1月欧盟煤炭进口量同比降3.5%

欧盟统计局（Eurostat）数据显示，1月份，欧盟27国煤炭进口量接近550万吨，同比下降3.5%。

当月，欧盟包括英国在内煤炭进口总量为570万吨，同比下降6.6%。

1月份，欧盟国家中荷兰进口煤炭量最多，为210万吨，同比增长16.7%；波兰煤炭进口量超100万吨，同比增长2.35%；

另外，1月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煤炭进口量同比均略有增加，但其他地区进口量有所下降。当月，德国煤炭进口量为52.1万吨，同比下降34.6%。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仍对需求前景产生下行压力，但近期由于欧洲风电能力整体较低，欧洲市场也面临煤电增加风险，从而带动煤炭消费增加。

(一)以传统工业为基础，充实、调整区域产业结构。鲁尔区是德国许多大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区域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企业产业结构的性质和变动的影响。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煤、钢两大部门一直是鲁尔区发展的两大支柱，因此这两大部门陷于危机便直接导致鲁尔区经济结构的老化，并使鲁尔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国家的资助下，鲁尔区首先采取了对企业实行集中化、合理化的改造过程。煤炭生产就集中在7个大煤矿中。钢铁工业也同期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关闭和合并老厂，扩建新厂，进行企业内外调整，加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化。联邦、州政府及鲁尔区煤管协会都想方设法改善鲁尔区的投资环境，鼓励新兴工业迁入鲁尔区，这类企业已遍及全区，大多是技术精良的中小企业。现在，鲁尔区正朝着一个既有强大传统工业做基础，又有日渐壮大的新兴产业为增长点的多部门的综合工业区方向发展。

(二)合理谰整区内生产力布局。鲁尔区早先的产业布局都以接近原料地为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区域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不同地带，平衡全区生产力布局的设想，并规定在布局新企业时首先考虑安排在边缘发展地带，同时控制杜伊斯堡、埃森等大城市的发展，有计划的从核心地区向外缘迁厂。同时，对传统产业依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关、停、并、转。

鲁尔区区域结构的变化同样集中体现在其城市的职能演变上。鲁尔区是一个人口和城市的密集地区，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单一的煤矿城市——钢铁城市——化工城市——综合性城市的发展道路；城市规划也从早期的杂乱无章的无规划状态向全面规划的现代化城市发展。在区域更新过程中，许多城市从原先的单一职能演变成为一专多能的综合性城市，其中埃森、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人口在50万以上，构成了一个多中心的莱茵——鲁尔城市集聚区，人口超过1000万，为世界主要大城市集聚区之一。

(三)科研与实践相结合，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在世界科技史上，德国的工业技术占有重要的一席，而鲁尔区就是德国许多技术发明诞生地，因此科研基础十分雄厚。面对新的形势，鲁尔区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改革创新，加强科研界与经济界的合作，把区内的经济中心和科研中心联系起来，以加快科研成果的应用。其次，改革传统教育，创立新兴学科，并把高等院校的教育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州政府试图将鲁尔区建成“欧洲高等院校区”。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对传统工业的全面改造，如建立科学技术革新的信息中心，政府帮助企业，优化向中小企业转让技术等，大大加快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

(四)开发工业传统资源，拓展区域产业新功能。在逆工业化的过程中，鲁尔区开始对自身积淀的区域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思考，尤其重视对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借鉴英国、瑞典等一些国家的经验，鲁尔区从1989年提出“IBA”计划，经过长达10年的摸索，走过了一条从零星景点的独立开发到区域性统一开发的模式，工业旅游已成为鲁尔区的新时尚。从景点开发模式来看，大致有四种具体模式：(1)博物馆开发模式。(2)休闲、景观公园开发模式。(3)购物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模式。(4)传统的工业区转换成现代科学园区、工商发展园区、服务产业园区。1998年，区域规划机构制定了一条连接全区旅游景点的区域性旅游路线，这条被称为“工业遗产之路”的线路，几乎覆盖整个鲁尔区。

(五)完善环境管理和建议，重塑田园都市风光。长期以来。鲁尔区企业各自为政，公害严重，环境污染大于国内任何一地。为了根除公害，治理环境污染，州政府投资设立环境保护机构，颁布环境保护法令，统一规划。第一个行动就是改造河流。建立了完整的供水系统，设立微生物净水站。另外，全区的烟囱自动报警系统已经全部建起，使大气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区域总体规划中制定了营造“绿色空间”的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现在，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拥有了1600多家环保企业，成为欧洲领先的环保技术中心。

总之，经过上述调整和改造，鲁尔区远不是一个衰落的工业区，而恰恰相反，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全区GDP约占原联邦德国GDP的7％左右，相当于葡萄牙或丹麦全国的GDP。鲁尔区区域整治的经验表明，传统工业区的改造和建设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能充满活力，走上重新振兴之路。

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正式生效

据央视新闻消息，从当地时间11日开始，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正式生效。

今年4月，欧盟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煤炭禁运。欧盟最初提出给成员国90天过渡期，在德国等国要求下延长至120天。这意味着，过渡期已于当地时间8月10日午夜期满结束，禁运从11日开始正式生效。对俄煤炭禁运是欧盟第五轮对俄制裁系列措施之一，也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欧盟首次针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制裁。

据悉，2021年欧盟进口煤炭约1.1亿吨，其中约5100万吨进口自俄罗斯。欧盟每年进口的煤炭45%来自俄罗斯，总值大约40亿欧元。

相比于石油和天然气，欧盟进口的俄产煤炭金额低得多。目前，欧盟正加大力度从南非等国采购煤炭，希望弥补市场空缺。不过，欧盟内部普遍认为，尽管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煤炭，但成本将上涨；对俄煤炭禁运还意味着欧盟地区将面对电价上涨。

全球煤炭消费有望增至80亿吨，持平历史纪录

在俄罗斯能源遭到欧美日等国的抵制后，全球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争夺日趋激烈，发电企业也在积极囤积燃料，全球煤炭消费增加。

数据显示，7月俄罗斯海运煤出口量环比下降6.19%，同比下降3.14%。其中向欧洲、韩国等地出口量均明显下降，向中国出口量同比增加14.65%，占比32%。已有印尼出口商开始向欧洲发运煤炭，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买家均对印尼煤有采购意向。

随着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不断上涨，再加上欧洲积极从全球各地采购煤炭来取代俄煤进口，需求激增推动欧洲煤炭市场价格一路上行。截至7月末，欧洲ARA港动力煤现货价/澳洲纽卡斯尔动力煤现货价分别为362美元/吨和421美元/吨，相比年初分别上涨142%和141%。

开源证券表示，欧盟对俄煤禁令即将生效，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进口的缩减也正逐步实施，油气替代性需求也转向煤炭，海外煤价或将被继续推升。

国泰君安也认为国际煤价或将再度上行。其表示，减排大背景下全球多年缺乏煤炭资本开支，能源制裁使本就偏紧的供需雪上加霜。测算替代叠加转移需求有望提高全球煤炭消费量的2.5%，除中国市场外有5.5%的提升。

近期，国际能源署在《7月煤炭市场报告》中称，根据目前的经济和市场趋势，2022年全球煤炭消费将在2021年增长6%的基础上继续增长0.7%，届时全球煤炭消费量将达到80亿吨，与2013年创下的年度纪录相当。

煤炭公司上半年业绩普遍高增

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截至目前，已有30家煤炭上市公司预告或公告中报业绩。以区间中值计算，17股净利润同比翻倍，占比近六成。

在4家千亿市值巨头中，陕西煤业、兖矿能源在去年同期净利润超60亿元的基础上，同比增长近200%；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净利润增幅在50%以上。4家上市公司均在业绩预告中提及煤炭等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对于公司业绩的拉动作用。此外，山煤国际、冀中能源、神火股份等一众百亿市值煤炭股，均有净利润同比增逾200%的亮眼表现。

七月以来，煤炭股跌多涨少。华阳股份涨幅居首，累计上涨37.68%；其后神火股份、国际实业双双涨逾20%。19股跌超5%，靖远煤电、兰花科创、昊华能源、晋控煤业、山煤国际累计跌幅均在10%以上。

机构关注度方面，7股评级机构逾10家，中国神华、陕西煤业、兖矿能源评级机构逾15家。

数据宝统计，多家煤炭上市公司具备欧洲出口业务。山煤国际拥有煤炭进出口专营权，公司主要产品为原煤及洗精煤，主要用于配焦用煤和动力用煤；安泰集团涉及欧洲市场以出口西欧地区为主，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独立焦化龙头企业山西焦化其主产品冶金焦炭出口国为德国、荷兰等。（数据宝 张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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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崛起的原因：

一、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美国大量出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产品相反，美国在棉纺织业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主导产业的技术上虽然也有很大改进，但生产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一直是棉织品净进口国。这种历史事实说明，一国在传统产业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新兴产业上可以一跃超过发达国家。

演化经济学对此在理论上已经证明，落后国家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成本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试图在传统产业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将永远不会缩小与后者的经济差距。相反，在新技术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领域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落后国家在这时如果能够迅速进入新技术体系，就有可能把发达国家在早期新技术和科学基础的领先地位转移到本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初三十多年中，德国也是这样崛起的，而英国却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领先地位，锁定在旧技术经济范式之中，导致了其工业力量的衰落。

二、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关键作用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即使是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前列的电力电气工业，美国在技术发展上也不具有占先优势，基础科学研究更是落后于英、法、德，那么，美国是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的呢？

美国巨大、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比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许多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却是在美国进步最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能够很快开发出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申请新专利，开辟新的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并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三、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独享巨大国内市场为美国提供的技术创新租金

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上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外国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却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他在1913年就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原因就在于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美国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华为和三一重工最近在美国的遭遇就是明证。正是由于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一旦国外先进技术通过“反向工程”被引进，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就会为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欧的技术领导地位也就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了。

四、高工资战略

由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美国的崛起并不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通过内向型经济实现的，国内市场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外，美国民众的工资增长是其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崛起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工业化不能像英国那样靠剥削工人来实现，而要靠开发大自然的技术创新租金为美国人民提供高工资来实现，所以，他们绝不允许像100多年后的跨国公司那样“把利润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因为这样的话，美国人民的高工资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低工资看做是竞争优势相反，当时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却把低工资看做是“祸根”，称作是“乞丐劳动力”。他们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更低，原因就在于机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因此，“不管在何处，由高收入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都必将战胜‘乞丐劳动力’的国家”。

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而机械发明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新的发明。因此，在技术创新与工资增长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依靠美国人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头四十年就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五、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美国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就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持久特征。美国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技术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国家；而在鸦片战争15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方面在津津乐道“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在带头购买外国品牌汽车，其命运的差别由此可略见一斑。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在他1836年的经典性著作《美国的民主》中由衷地赞叹到：在美国，人们对科学中纯粹实用部分的理解令人钦佩，同时又对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给予认真的关注，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这种文化造就了对技术新动向的高度敏感，欧洲的任何技术动向，几乎马上在美国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过欧洲大陆本身，这几乎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例如，1803年，英国开始研发蒸汽动力机车，但在英国还没试制成功的时候，1807年美国就成功地试航了蒸汽推动的轮船。欧洲人发明了电的理论，而对之理解最透彻的却是美国的爱迪生和贝尔等人。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德国崛起的原因：

在普鲁士带动下,德国全境竞相修筑铁路,对煤炭、铁轨、机车、车厢等产生了巨大需求,有力地推动了采煤、冶金、机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扩建,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狂热。几十家银行相继开业,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仅普鲁士就出现了资本总额达24亿马克的295个股份公司。同时,比、英、法、荷等外国资本也源源不断涌入莱茵区和其他地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铁路建造成为50、60年代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到1870年,全德半数的铁路收归国有,私营铁路也受各邦国政府控制。德国统一后再次出现兴建铁路高潮,开始进入第二个铁路时代。1870年,铁路长达18667千米,到1910年达59030千米,1914年增至61749千米[3](P241)。到80年代,密布的铁路网已经形成,长度超过中、西欧等国,密度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从1879年起,俾斯麦开始实行铁路国有化,到一次大战爆发,所有铁路都合并为“德国国有铁路”。铁路网的形成,把德国沿海与内陆、原料产地与工业中心、城市与乡村都连接起来,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形成,猛烈促进了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冶炼等新兴工业、重化工业的发展,并刺激了德国新生产技术的采用与工业化的深入。由于铁路国有化和运输成本的低廉,铁路运输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动脉。铁路建设在德国工业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此外,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革新,海运和内河航运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自1834年德国第一艘汽轮“巴黎伯爵”号建成后,不来梅和汉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德国造船业迅速发展。1845年,在杜伊斯堡制成第一艘德国轮船“希望”号。莱茵河从9米拓宽到30米,船只可以从鹿特丹航行到巴塞尔,多瑙河、伊萨尔河、鲁尔河也得到了修缮。杜伊斯堡、路德维希港和曼海姆建成新的内陆港口,并成为航运中心。到1879年,杜伊斯堡—鲁尔奥特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是国内水路网的中心和最大的轮船制造业中心。运河也在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运河是沟通美因河与多瑙河的德维希运河[4]。自80年代后,汉堡、不来梅两个滨海港口经过不断地扩建,已成为海外贸易的枢纽,涉外航线分别为12条和4条,德国轮船成为一支足以与英国海运匹敌的船队。1871年至1914年,德国的轮船总吨位由8.2万吨增加到510万吨,德国已成航运大国。发达便捷的交通运输成为推动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

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的国家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远超英、法、美等国。18世纪,德意志的一些大邦,特别是普鲁士,建立了开明专制主义制度,主张通过政府的鼓励和参与来发展民族工业。德意志各邦政府利用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在军事工业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尤为突出。法国大革命扫荡了德国贵族社会的基础,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普鲁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农民获得解放,成了自由的公民。农民可以自由结婚,自由迁徙,并从事任何行业。19世纪上半叶,德国各邦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农业改革和社会改革。建立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改善交通运输,设立铁路基金,对铁路实行严密监督,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被臣民期望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普鲁士可作为一个代表,普鲁士政府拥有铅、铁、银、锌矿。1850年普鲁士国有化的盐矿产量占总产量的80%[5](P72)。德国统一后,随着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德国经济开始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德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推行经济一体化。国家大力推动铁路建设,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帝国银行,开设新的银行,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6]。兴建公用事业,扶植私人企业,并通过联邦银行直接参与工业投资。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法、迁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金融机构事务的管理法等。1873年政府公布货币法,规定帝国马克为惟一的支付货币,取消各邦货币发行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5](P159)。邮政和度量衡体系也统一起来,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国家还统一经营管理铁路及交通运输事业。从1879年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保护了发展中的国内工商业。同时,还在整个帝国内实行职业和迁徙自由。这些举措彻底结束了统一前各邦经济的分离状态,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扫除了德国工业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雄厚的教育和科学基础

在世界近代早期,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英、法等国落后,但在文化教育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尤其是教育普及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在初等教育方面,德国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最早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从16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境内各邦先后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法(如1559年威丁堡、1619年魏玛等)。1717年10月23日普鲁士规定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17、18世纪德国中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培养医生、律师、牧师和政府官吏等社会上层职业者。18世纪出现了实科中学,典型的有1708年席姆勒创办的“数学、机械学、经济学实科学校”和1747年赫克开办的“经济学、数学实科学校”等。在高等教育方面,1694年建立了欧洲第一所新式大学———哈勒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的先驱”。到18世纪末,德国所有大学都按哈勒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19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改革更使德国处于领先地位。洪堡进行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学校管理、师资建设等内容的全面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在哲学家费希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德国开始整顿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1810年创设柏林大学,1821年设立以技术教育为主的柏林实业学校,各地纷纷设立中等技术教育学校[7]。教育制度改革的成果,到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影响。在德国工业革命中起到先驱作用的柏林机械工业的核心人物玻尔西希就毕业于此类学校。其中尔斯鲁厄工业大学(1865年)、慕尼黑工业大学(1868年)、亚琛工业大学(1870年)、柏林工业大学(1879年)等学校,到19世纪后半叶发展为高等工业学府,为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德国统一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成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70年代德国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全德的文盲率,1841年是9.3%,1865年是5.52%,1881年为2.38%,1895年降至0.33%。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在60年代已达到百分之百。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1898年,德国9所工科大学在校生超过万人。政府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1900年仅普鲁士就有工业补习学校1070所,还规定18岁以下青少年必须进补习学校学习。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学与科研、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普遍模式。还在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扩建教学和研究机构,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园地。一些大学还成为某一专业研究的人才基地。基森大学被誉为“化学家的摇篮”,哥廷根大学成为数学家荟萃之地。德国涌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正是他们的创新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还注重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的工业化先进经验。国家组建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1873年)、国立化工研究所(1877年)和国立机械研究所(1879年)。德国还创建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夫妇请西门子到皇宫作电学演讲。1885年俾斯麦50大寿,曾从250万马克国民捐赠中拿出120万用于学位补贴。俾斯麦还鼓励学生去学习世界高新科技。德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也相当高。在校学生人数显著增加。1871年至1896年,仅普鲁士的初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390万多人增至523万多人。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由1885年的24万多人增至1911年的66.4万多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也明显增加。在德国先进的教育背景下,一批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涌现出来,如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茨和发现X光的威廉•伦琴等。实用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集工程师、发明家、大企业家于一身的维尔纳•西门子,他创立了西门子公司,1886年还创办国立物理技术研究院。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评论说,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化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德国科学和教育的昌盛,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是德国后来居上并呈跳跃式发展的基本原因。

注重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以及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

德国很早就注重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19世纪初,洪堡提出了“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原则[8],德国大学由单纯教学型逐渐转向教学———学术研究型。大型的工业公司都筹建有独立的研究部门。德国注意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9]。德国能够充分利用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德国在统一后更是如此。政府鼓励采用新技术装备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和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德国人在吸取最新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创造力。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同时,完成了科学研究向应用方向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典型特征的。19世纪60年代后,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源。对近代德国电气工业的发展作出最重大贡献的是西门子和埃米尔•拉特瑙。西门子是将科学技术发明迅速运用于工业的代表人物。1866年,他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制出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首次完成了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9年,他又发明了电动机,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西门子公司因而成为强电流方面最主要的公司。他还建造了第一条电车轨道。拉特瑙则将爱迪生发明电灯的专利从美国带回德国,于1883年创办德国爱迪生公司。电机制造、输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器工业作为新兴的工业部门在德国迅速崛起。在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方面,德国在19世纪70-90年代相继完成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机车、轮船、飞机、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陆续出现,汽车工业、石油开采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在德国迅速发展起来。钢铁工业成为德国工业领域中最强大的主导性部门,同样是采用了新的技术发明。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托马斯通过向衬有白云石的贝塞麦转炉中掺入石灰的方法,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1879年,莱茵钢铁厂和霍尔德尔联合会等德国钢铁企业及时引进这一专利。是年,德国生产托马斯钢1782吨,贝塞麦钢46.5万吨。到1913年时,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最大的金属出口国。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德国生产的生铁、钢等成了当时欧洲价位最低的产品。德国的煤炭工业的迅猛增长得益于新的矿井设备和开采机械等的使用。1894年安东尼•拉基发明的快速钻探机在亚亨地区的采煤业中开始运用。1902年,威斯特发仑地区开始将凝固工艺运用于矿井中,扩大了可开采矿区。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矿井汲水开始运用电动泵和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采煤工具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具的使用,使得德国采煤业规模扩大,煤炭开采量迅速上升。石煤开采量由1871年时的2900万吨猛增到1913年的19000多万吨,增长5倍[10]。德国化学工业也大力应用新工艺和新成果。霍夫曼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随着德国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有机化学在煤焦油的综合利用等领域出现了突破,陆续制造出了人造染料、塑料、橡胶和纤维等合成物质。19世纪90年代后,催化、电解工艺等新科技的出现成为化学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德国化学工业大规模推广电能等新能源在强碱电解和大气氮肥生产等方面的运用,将化学工业和新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德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威廉•伦琴、马克斯•普朗克等一批科学巨匠,而且在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新成果。德国在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环节上动作十分迅速。在苯胺染料、电动机制造等从理论到应用,德国比英、法等国要快3-5年,使得许多发明出现了“英法开花,德国结果”的状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4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来自德国。这些成就促使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

阿尔萨斯和洛林及赔款的刺激作用

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从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部分洛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18世纪,阿尔萨斯成为法国最富裕和欧洲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也是法国最先进的纺织工业基地和发达的工矿业区,而且此地还有丰富的原料和铁矿,尤其是洛林地区。洛林的矿藏生产量在1857-1869间从10900吨增加到42000吨,增长了3倍。这些矿藏对德国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洛林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磷酸铁矿石,非常适合那时新出现的炼钢技术。而且,丰富的盐、硫、褐煤为德国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施塔斯富特附近独特的钾盐更是促进了德国化学工业的发展[11]。阿尔萨斯、洛林拥有150万居民,它们的割让,对德国工业发展的意义巨大,使德国棉纺工业扩大1/2以上,并使德国的钢铁、化学工业拥有了丰富的铁矿资源和钾盐矿藏。特别是洛林的铁矿,日后与鲁尔的煤矿联合起来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保证了德国钢铁生产国的地位[12](P46),还直接影响到德国机械技术的确立,对德国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根据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得到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1873年,法国以公债形式筹资,提前还清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德国利用这笔巨款巩固了金本位制和偿还了国债,并用于工业建设和加强军备,为工业发展注入了充裕的资金[12](P45)。战后四年,在德国兴修的铁路、工厂、矿山等等,比过去25年中建造的还要多。同时,数十亿法郎流入德国,使德国证券市场空前活跃,德国形成了一股创办企业的热潮。

综上所述,德国建有发达的铁路和内河航运业网络,加上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保证了德国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德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和科学的兴盛,为工业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府注重科学技术向经济的转化以及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极大促进了德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使德国获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巨额赔款,给德国工业革命巨大的推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为德国工业强国地位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由于受到俄乌冲突影响，欧洲很多国家能源供应越来越紧张。德国为了保证发电已经急令重启燃煤电厂及石油发电，这将对当地石油与煤炭市场形成影响。首先德国作为世界大国以及环保大国带头重启燃煤电厂，一个冬天下来德国境内乃至欧洲煤炭价格必然会上升。其次德国境内虽然也有油田但也需要大量从外国进口石油，而这一次德国也将启动石油发电厂，这也必然让石油进口量增加并且价格不断处于上升当中。另外以往德国人在冬天时都是用天然气供暖，但今年天然气不仅价格高关键天然气根本不够用，再加上今年冬天对于煤炭和石油大量使用，必然导致整个德国甚至是欧洲能源市场变得更紧张。

1、煤价必然会上升

德国多年来为了提升环保效果，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已经很少采用煤炭发电。但这一次重启燃煤电厂也实在是因为没有办法，虽然冬天取暖时间只有五个月，但这五个月里德国境内煤炭价格必将上涨，煤炭市场也将迎来一段兴盛期。

2、石油发电量增加使得石油需求大增

石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主要能源，用石油来发电这也就是德国这种发达国家才干得出来，但毕竟没有天然气就只能是把燃煤或石油来作为主要能源使用。德国境内有一定石油产量，但要想保证发电量就必然要大量过口，到时候石油需求大增价格也将上升。

3、德国必然要从其它国家进口能源

德国人平时烧水做饭都是使用天然气，如今天然气越来越缺乏。而石油与煤炭用来发电也实在是德国政府一种无奈之举，虽然一直受到环保主义者抗议但也必须这样做。更不要说因为能源市场比较紧张，所以德国也必然从俄罗斯以外其它国家大量进口各种能源。

付出代价给你弄来的

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5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07-08

我们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一般考虑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传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渐进的自然的 变化过程。而统一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如统一力量、统一方式或是 统一策略等等。这更多地属于剧烈的人为的速变过程。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时空的过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现代化之间 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开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序幕，然而统一 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随着西欧的现代化浪潮向周边推进，德国社会也深受震荡， 此后的统一运动开始与现代化紧紧地结合起来。1807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1848年的 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统一的市场，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也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现代化离不 开国家的统一。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展，对德国的统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统一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它是现代化的 产物。因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关系。

一

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一经出现便与德国的统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代英国和法国早就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解决了统一问题。对内，这些民族国家 的专制王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致力于度量衡的统一，道路的建设，关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统 的建立，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专制王权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 ，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成长，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市民阶级在专制王权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英、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遂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德意志社 会虽受影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30年战争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国家为 了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而此时的德意志诸邦还在相互厮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 还是很淡漠。如果说，在18世纪，德意志人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那么也仅仅只是一 种流传于思想界、知识界精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1](第112页)。这与英 法等民族国家基于共同政治意志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 。即便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雄心万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没有提出过要统一德意志之 类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件或是什么因素最终使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笔者认为这个 事件便是拿破仑战争，这个因素便是现代化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

从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同封建欧洲进行了历时15年的 战争。毗邻法兰西的德意志受战争的打击最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及《 普兰斯堡和约》的签订和“莱茵联邦”的建立直接导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国家不复存在，如何重拾旧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鲁士军队 和普俄联军的失败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这个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曾被资产阶 级视为进步和理性之所在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2](第241页) 。拿破仑军事上的胜利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以普 奥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败反映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分裂的诸侯专制统治的没落。拿破仑 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专制制度，破坏了德意志强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观上有 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兴起和成长。1803年，德意志有关邦在拿破仑战 争打击下召开的一个全帝国代表会议取消了112个邦国，使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德意 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 ，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的分裂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鲁士虽然元气大伤，但它是全德惟一独立的国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复兴普鲁士才能统一德意志、复兴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于普鲁士，共话 改革。同时，军事上的惨败使普王无力实行专制统治，也意识到了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民族主义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现了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改革虽只在普鲁士残存的一 半国土上推行，却具有全德意义：它既为德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开始走上了 现代化，又为德意志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与此同时，拿破仑在莱茵兰地区推行的资本主 义改造使莱茵兰地区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促成了一个德意志 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普鲁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鉴和效法的榜样。1815年后莱茵兰最 发达地区归属普鲁士成为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火车头，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莱 茵文明”，它不仅发展成为全德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运动的中心 。

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化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拿破仑战争最终把这 两件关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并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二

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工业开始繁荣、活跃起来。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化的起 动阶段。德意志现代化一经起动便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虽然归并 了大量的诸侯国，但德意志依然处于30多个邦国的分而治之之下。这种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现代化启动之后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族分裂问题的克服已成为德意志 现代化必须突破的关卡。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现代化 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首先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分裂局 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是德 意志现代化和统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最典型的体现和最完美的结合。李斯特曾 贴切地描述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 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 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李斯特的倡导下，德意志各邦意识到铁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1835年德国建成了长6公里的第一条铁路，1939 年建成铁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国一共建成20条铁路，长达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铁路长度超过了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铁路建设达到了高潮，开始形成铁 路网，到60年代末，现代德国的铁路格局基本形成。据统计，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不包 括奥地利)，1850年为5822公里，1855年为7781公里，1860年为11026公里，1865年为13 821公里，1870年为18560公里[4](P.93)。普鲁士铁路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1850年为3 869公里，1870年为11520公里[5](P.376-380)，从而控制了全德铁路网的运营，巩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铁路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铁钢等重工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建 成便利了德国煤炭的开采，使德国煤炭产量急剧增加，到1860年时，德国的煤产量已超 过比利时和法国。煤矿的开采给钢铁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能源，铁路又成为铁的主要消费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铁业出现了强劲的高涨，生铁产量超过法国逼近英国 [6](P.2)。普鲁士新建立的炼铁、铁器制造和机器制造企业，为全德之冠，占70%以上 。铁路事业发展的结果，还带动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电报业，60 年代建立的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以及银行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开始促进德意志的工业 化。铁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联系。全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 在经济上方便了交往，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大大增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强了德意志统一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论述表明，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强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7](P.235)。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客观上又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广阔的市场，从而 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大业。正如当时的诗人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铁路 不仅在经济上，还在促进德意志各地区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上起着重大 的作用。普鲁士也因其对全德铁路网的控制而成为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头羊，并最终成为 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全德铁路网的形成一样，在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进程中同样占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事先造就了统一的内部市 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上的统一。可以说关税同盟从倡导之日起便具有两个 明显目的：现代化和统一。

由于奥地利对德国统一持冷漠和否定态度，给了经济上强大的普鲁士以争夺全德霸权 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 姆斯塔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18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的条约奠定了1834年关税同盟的 两个重要步骤。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 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壁垒，建立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 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约条约合并，产生了德意志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关税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纷纷加入，到1836年1月，已拥有居民25151000 人，占1871年统一时德国居民的85.6%，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这 样，日益增长的德国国内产品能按统一的方针销售了。由于奥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国政 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争局面首先在经济上消除了[8](P.77)。当时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识到经济联合对政治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在给国 王的备忘录中对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这样写道：“……收取进关、出关和过关税仅仅是各 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一点确是政治学真理的话，那么反过来说，这 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的同时，它们也必将统一成一个政治体系，这也应当是真理 ……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8](P.77)全德铁路系统的形成和关税同盟 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 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意志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从19世纪40年代起，关税同盟 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这 种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也使普鲁士容克阶级大受其利。在资本主义强有力 的影响、渗入下，容克阶级也被卷入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并不自觉地参加了德意 志民族统一运动。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汉堡等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铁 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连接起来，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 都拉入民族经济市场里来。各邦资产阶级大受其利，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经济代表，并且这时他们已有能力保护关税同盟。1853年，向来与普鲁士不和的萨 克森王国政府准备接受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要求建立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 中欧联盟的计划，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被迫站到普鲁士一边，支持关税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现了支持关税同盟的真正请愿风暴。普鲁士在全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终于挫 败了施瓦尔岑贝格计划。这场危机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们已经 不再是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奥地利也正是经济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关税同盟 。1862年普法商约的签订使奥地利再也没有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并最终被其他诸邦抛弃。

19世纪60年代以来，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据统计，1860年德意志 联邦铁路总的货运量为1700万吨，绝大部分由普鲁士掌握和承担。1846年成立的普鲁士 铁路委员会，60年代扩大为德意志管理委员会，采取多种手段向各邦渗透[9](P.8-9)。 在全德铁路网的有力支持下，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 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 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和经济的 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不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连容克阶级甚至是一 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德意志将把他们抛弃。可以这么说 ：统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运作 下，审时度势，最终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形式排除了奥地利，统一了德国。德国的 统一是在德国现代化造就的资产阶级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是在现代化所造成的国际国 内有利形势下，更是在现代化创造的伟大力量(财力、技术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继击 败丹麦、奥地利、法国，顶住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压力取得的。俾斯麦在德国的统一事 业中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三

如果说德国统一以前现代化与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对 统一的决定作用，那么在德国统一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主要地表现为统一对现代化的 反作用。德国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一)德国的统一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 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

德国的统一不仅把整个德意志的经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种经济 民族主义。加入帝国的各邦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激烈竞争中，在统一帝国 的全力保护与支持下，它们的工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全德在对外 贸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转：1872年德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为32.62亿马克， 出口为23.21亿马克；到1880年，进口下降为28.3亿马克，而出口则上升为29.23亿马克 [10](第366页)。如果说，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那么经济上却是普鲁士“融化 ”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统一 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

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雄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工业化 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 在工业革命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 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 点。统一国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义”的推行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讲，统一对农业现 代化有着直接的影响。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 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德国的农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据统计，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农业经济 的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 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

(三)统一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此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还远未能与英国相抗衡，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更是 为了尽快提高其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扶 持德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麦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 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军事交通运输业 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德国的统一 大大加强了国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营建起一种欧陆均势防卫 体系。这样就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 间。单就工业增长而言，统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长为2.7%；1870—1880年即达到 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仅 次于美国[11](第110页)。世界历史表明国家权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应当 承认，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国家利用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 意识，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四)德国的统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发展，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文盲率从1841年的9.3%，下降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筹备是无法想象的。在 国家的大力建设下，德国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研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技术的 进步，而且德国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人员与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 作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 工业进展更快。”[12](第194页)关于德国统一和重视科技教育同德国经济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在1904年德国钢铁厂职工联合会庆祝大会上主持者不无自豪和自负的演说中得 到明示，他说，德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发展可以“溯源于一种旺盛的事业心，在政治统一 后它鼓舞我们整个祖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的钢铁工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碍作用，……我们钢铁工业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13](P.468) 。<BR<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 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现代化。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 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该宪法是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的国家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德国还处 于四分五裂之中，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服奥地利的阻碍，这部 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影响 颇大，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 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 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 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有权宣战、媾和、 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 有军队统率权，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帝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 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14](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它谋求强 大的中央集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 固了统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8](第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 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在“自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 治权，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 立宪制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 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 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5](第23页)。

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 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 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 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19世 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 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这种弊病可否在德国的统一和 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 统一是在容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容克可 以控制的强制力量，只能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周边 大国英、法、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 国，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 即使普鲁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统一了德国，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 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 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侵略扩张的 道路。

其二，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 士的烙印。统一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渗透下恶 性发展，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发表演讲，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要求学校“ 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16](第315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筹建组织，宣扬民 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1898年的“德意志海军协会”和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 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 意志大统主义相结合，随着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 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