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基斯坦发展怎么样

巴西，这个“被上帝吻过的国度”拥有令全世界艳羡的矿产、土地、森林及水利资源，森林覆盖率达62%，广袤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更是被誉为“世界之肺”，生态环境极佳。丰富的水电支撑着巴西全国3/4的电量供应，生物燃油供应体系全球领先，这些因素促使巴西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第十大能源消费国，依然能够在当前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中，保持可再生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地位，能源的生态效益显著。

2017年，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43.2%，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而随着大型深海油田的探明，巴西也由曾经的贫油国跃升至南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也使其以生态为特征的能源版图更加完整，进而利用深海石油、生物燃料等生态资源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巴西能源的“生态”之光尽显无遗。

巴西能源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巴西虽然坐拥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真正意识到这些资源的宝贵之处还要“归功于”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在此之前，无论是发展单一种植业的“咖啡王国”时期，还是高举“巴西化”的工业扩张时期，巴西的能源战略都较为单一。尤其是20世纪中期，军政领导下的巴西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开启了巴西大规模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刷新着巴西的石油消费量，对外依存度最高时达90%。随之而来的两次石油危机，彻底终结了这一时期斐然国际的“巴西奇迹”，并进一步诱发了巴西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内忧外困下的巴西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单一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于是将丰富本国能源供应体系、降低进口石油的战略目光逐步转移到本国富饶的生态资源上。

首先，巴西利用自身盛产甘蔗等生物原料的独特优势，开启了“生物燃料革命”。1975年，巴西推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替代方案“国家乙醇燃料计划”，通过补贴、减税、低息贷款等财政手段激励制糖厂提高蒸馏乙醇的产能，并强制乙醇与汽油混合使用，添加比例由最初的7.5%最高提高至27%；同时大力推行“灵活燃料”汽车，巴西的乙醇汽车数量一度占到全国汽车总量的90%以上。继生物乙醇后，巴西又提出了“国家生物柴油计划”，利用大豆、蓖麻、向日葵等生物原料生产柴油，并逐步探索出另一条能源替代道路。“生物乙醇计划”和“生物柴油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2017年巴西生物燃料产量占全球的22%。

其次，在推进“国家生物乙醇计划”的同时期，巴西进一步加快了水电开发的步伐，陆续修建了伊泰普、图库鲁伊等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型水电站。至今，伊泰普水电站仍以1400万千瓦装机容量、约900亿千瓦时年发电量保持着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殊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巴西已成为全球水电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17年，巴西水电装机达电力总装机容量的64%，提供全国约七成以上的电量需求。

第三，在石油危机后巴西将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投向了海洋，并从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一方面推进石油私有化改革，开放石油市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加强深海勘探技术的科研投入，实施“深水油田开采技术创新和开发计划”，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道路。随着国外资本的注入及相关技术的成熟，巴西在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巴西的石油日均产量已达191万桶，完全实现自给。时任巴西总统卢拉曾说“巴西实现石油自给就如巴西再次获得独立一样，将书写新的历史”。事实也正像卢拉所说，随后发现的巴西大西洋海域盐下层超深水油田，被认为是新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发现，保守储量估计约为500亿桶。巴西也由此从一个中等产油国跻身全球产油国十强，IEA甚至预测到2035年，巴西的石油产量将占到全球新增供应量的1/3。

巴西的能源版图在生物燃料、水力发电、深海石油“三驾马车”的引领下不断丰富和完善。2010年后，巴西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展迅速，装机容量分列世界第八和第十位，并与传统的水电、生物质发电形成良性互补，在全球的清洁能源发电领域可为风光无限。

巴西能源战略的成就与隐患

巴西突出生态特征的能源战略，不仅成功扭转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由“贫油国”变为“富油国”，基本实现能源独立；而且优化了本国能源结构，促进了能源清洁化、多元化发展；更在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技术创新、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作用凸显，巴西的大国之梦也被重新唤醒。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通过能源战略的及时调整与实施强有力地支撑了巴西经济从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失去的10年”阴影中逐渐走出，并且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相关能源产业也带动“新巴西计划”“雷亚尔计划”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现，推动巴西现代化工业和社会建设快速发展。尤其是生物燃料行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巴西广大农村解决就业、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意义重大。据统计，每加工100万吨甘蔗生产乙醇，相当于提供5683个工作岗位，虽然大多数工作附加值并不高，但在农村甘蔗工人一度是福利最好的工作。

在科技创新方面，巴西能源的“三驾马车”的核心技术在各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巴西的生物乙醇技术一直保持国际领先，并与美国、欧盟一同设立国际标准，共同扩大全球生物燃料市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同时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巴西也在积极开发以各种稻草、蔗渣等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以期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上依旧保持全球引领地位。而作为水电大国，巴西无论是大型水电站还是小水电都有雄厚的技术储备，并在我国水电发展过程中给予很多帮助，曾派专家参与我国三峡水电站的建设。另外，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巴西深海石油勘探和生产技术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曾两次获海洋钻探技术委员会(OTC)颁发的“深海石油开采技术”证书。深水工程技术能力形成后，不仅在巴西海域相继发现大型油气田，而且成功进入墨西哥湾、非洲、澳洲等全球市场，为其深水工程技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能源外交方面，突出生态特征的能源战略成功唤醒了巴西人骨子里的大国意识与大国抱负。一方面立足拉美，以能源作为各国利益的结合点和粘合剂，积极倡导拉美能源一体化，主导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增强其在拉美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积极与世界接轨，与美国打造“乙醇欧佩克”，加强与欧盟的新能源和石油贸易，积极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并称“金砖五国”，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博弈的焦点，“生态”之光照耀下的巴西在全球碳减排格局中地位凸显，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重要一席。

发展“生态”能源虽然给巴西带来诸多实惠，但从其发展过程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看重“开源”轻视“节流”的开发方式，使得“生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诸多隐患。

首先，“生态”能源虽然在“消费环节”更加清洁，但在“生产环节”却在严重考验着巴西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在近似“掠夺”的开发方式下，优质的生态资源也不堪重负。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使得甘蔗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导致亚马逊森林砍伐加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近30年时间巴西森林面积缩小了约53.16万平方公里，近似于英国与意大利的国土面积之和。森林面积的缩小间接导致巴西降雨减少，水电站蓄水位下降，从而引发了现实的供电不足；同时也使巴西的碳减排大国名不副实。因为不同于其他国家，巴西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能源生产，而非能源消费，尤其是森林采伐、农业、土地耕作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到巴西碳排放总量的3/4，因此生物燃料虽然“清洁”了末端，却“污染”了源头。

其次，以资源为主的“生态”能源本质上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虽然巴西海域“盐下层”石油储量丰富，但受海洋环境及实际开采成本的约束，加之近几年巴西石油公司自己的债台高筑，想要依靠盐下层石油“变现”并非易事。而生物燃料行业本身具有脆弱性。一方面易受国际糖价和油价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因糖价上涨、油价暴跌导致生物乙醇行业大萧条；另一方面，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甘蔗等易受气候影响，为了保证产量，采伐森林、占用粮食耕地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粮食问题、劳工问题广受诟病。在水力发电方面，巴西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和旱灾将水力发电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一方面是不断飙升的用电需求，另一方面是水电站缺水，加之巴西“老迈”的电力系统整体安全裕度较低，使得“巴西大停电”成为国际能源电力领域的高频词汇。

虽然巴西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资源型”能源战略的“软肋”，并从资源开发模式、加强生态修复等方面作出调整，但其政策上连贯性不足。尤其是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后，其对于石油电力领域私有化的担忧、允许开垦亚马逊雨林、甚至退出“巴黎协定”等一系列“狂人讲话”，使得未来巴西以生态为特征的能源发展蒙上阴影。

中巴能源合作前景

我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国家”，且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与战略性，尤其是在海洋油气、电力、新能源产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

在海洋石油领域，中巴原油贸易量逐年攀升，2015年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石油的最大买家，而以“贷款换石油”不仅让我国获得稳定的原油进口，又为巴西注入充裕资金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双赢。随着我国“蛟龙号”等深海勘探领域的突破，两国在未来海洋能源的探索和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

在电力领域，中巴两个水电大国有诸多“不解之缘”。三峡集团通过“参股合作、资产并购”等方式深度参与巴西水电开发，目前三峡巴西公司已成为巴西第二大私营发电企业；而负荷中心远离能源基地的特性为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提供了施展空间。2017年12月投运的国家电网巴西美丽山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了我国特高压技术的海外首秀，也标志着中巴电力合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新能源领域，巴西作为推动全球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的先锋，在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上破解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和产业化难题，可为我国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丰富能源多样性、推动农村能源革命提供有益参考；而巴西作为风电、光伏发电的新兴市场，其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相关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

总体看，虽然未来中巴能源合作可能面临资源民主主义、文化制度差异、法律法规制约、党派博弈及美国干扰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但同为崛起中的全球性发展中大国，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能源之路必将符合本国发展的长远利益，也是向全世界展示“大国担当”的重要窗口；而两国在能源资源、能源技术等方面天然的互补性与互利性，决定着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大有可为，这将不仅有利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中拉能源合作乃至“南南能源合作”都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可谓惠本国而利天下。

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政策和措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实现到2030年的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行动目标，需要在已采取行动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在体制机制、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经济政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采取强化政策和措施。

(一)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建设。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研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和路线图。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和省级专项规划。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格局，发挥碳排放指标的引导作用，分解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健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制度。

(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战略。实施分类指导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政策，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确定差别化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和实现途径。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要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要加强碳排放强度控制，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农产品主产区要加强开发强度管制，限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加强中小城镇规划建设，鼓励人口适度集中，积极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划定生态红线，制定严格的产业发展目录，限制新上高碳项目，对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实行退出机制，因地制宜发展低碳特色产业。

(三)构建低碳能源体系。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煤炭清洁利用，提高煤炭集中高效发电比例，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要降至每千瓦时300克标准煤左右。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到2020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以上，煤层气产量力争达到300亿立方米。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水电开发，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风电，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积极发展地热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到2020年，风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左右，地热能利用规模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加强放空天然气和油田伴生气回收利用。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加强智能电网建设。

(四)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扩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推进工业低碳发展，实施《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制定重点行业碳排放控制目标和行动方案，研究制定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通过节能提高能效，有效控制电力、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排放，加强新建项目碳排放管理，积极控制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推动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逐渐减少二氟一氯甲烷受控用途的生产和使用，到2020年在基准线水平(2010年产量)上产量减少35%、2025年减少67.5%，三氟甲烷排放到2020年得到有效控制。推进农业低碳发展，到2020年努力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控制稻田甲烷和农田氧化亚氮排放，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推进服务业低碳发展，积极发展低碳商业、低碳旅游、低碳餐饮，大力推动服务业节能降碳。

(五)控制建筑和交通领域排放。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优化城镇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将低碳发展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倡导产城融合的城市形态。强化城市低碳化建设，提高建筑能效水平和建筑工程质量，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建设节能低碳的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循环利用，强化垃圾填埋场甲烷收集利用。加快城乡低碳社区建设，推广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完善社区配套低碳生活设施，探索社区低碳化运营管理模式。到2020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到50%。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优化运输方式，合理配置城市交通资源，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开发使用新能源车船等低碳环保交通运输工具，提升燃油品质，推广新型替代燃料。到2020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30%。推进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加快智慧交通建设，推动绿色货运发展。

(六)努力增加碳汇。大力开展造林绿化，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石漠化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着力加强森林抚育经营，增加森林碳汇。加大森林灾害防控，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减少毁林排放。加大湿地保护与恢复，提高湿地储碳功能。继续实施退牧还草，推行草畜平衡，遏制草场退化，恢复草原植被，加强草原灾害防治和农田保育，提升土壤储碳能力。

(七)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加强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全民教育，倡导绿色低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全社会形成低碳消费理念。发挥公共机构率先垂范作用，开展节能低碳机关、校园、医院、场馆、军营等创建活动。引导适度消费，鼓励使用节能低碳产品，遏制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完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八)全面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高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安全运营能力。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中水、淡化海水、雨洪等非传统水源开发利用。完善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建设，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农业，培育耐高温和耐旱作物品种。加强海洋灾害防护能力建设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提高沿海地区抵御气候灾害能力。开展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跟踪监测与评估。加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区，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系统安全。研究制定气候变化影响人群健康应急预案，提升公共卫生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服务水平。加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家气候变化监测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重大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健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加强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九)创新低碳发展模式。深化低碳省区、低碳城市试点，开展低碳城(镇)试点和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低碳商业、低碳交通试点，探索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研究在不同类型区域和城市控制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促进形成空间布局合理、资源集约利用、生产低碳高效、生活绿色宜居的低碳城市。研究建立碳排放认证制度和低碳荣誉制度，选择典型产品进行低碳产品认证试点并推广。

(十)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开展气候变化监测预测研究，加强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机理与评估方法研究。加强对节能降耗、可再生能源和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低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示范，推广利用二氧化碳驱油、驱煤层气技术。研发极端天气预报预警技术，开发生物固氮、病虫害绿色防控、设施农业技术，加强综合节水、海水淡化等技术研发。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支撑体系，建立政产学研有效结合机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专业人才培养。

(十一)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低碳投融资新机制。落实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等定价、上网和采购机制。完善包括低碳节能在内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体系。深化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完善绿色信贷机制，鼓励和指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展能效信贷业务，发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健全气候变化灾害保险政策。

(十二)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建立碳排放报告核查核证制度，完善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维护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十三)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健全涵盖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制度，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统计指标体系，加强统计人员培训，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核算工作，定期编制国家和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制定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积极开展相关能力建设，构建国家、地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和核算工作体系。

(十四)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强化企业低碳发展责任，鼓励企业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低碳发展模式。强化低碳发展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继续利用“全国低碳日”等平台提高全社会低碳发展意识，鼓励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行动。发挥媒体监督和导向作用，加强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学校、社区以及民间组织的作用。

(十五)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与国际社会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路径创新。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大幅度率先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公约义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机会，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促进南北合作。同时，中国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采取不断强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并进一步加大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力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推进发展中国家互学互鉴、互帮互助、互利共赢。广泛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对话与交流，加强相关领域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分享有益经验和做法，推广气候友好技术，与各方一道共同建设人类美好家园。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也有点意思，气候变化和能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由于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形成了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化。

其次，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使用可再生能源来代替化石能源，同时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

再次，各国政府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会出台许多政策来达到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鼓励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催生一些新的行业，可能会改变人们的意识和生活习惯等。

最后，气候变化的后果不光是变暖，很复杂的问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都有不同的影响，至少有导致能源匮乏的可能性，但是谁也不能证明其必然性。建议看一看电影《后天》。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气候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中国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有效务实的合作，努力实施本方案。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采取了以下七项措施：——组建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机构。1990年，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1998年改名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指导参加有关国际谈判，制定和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积极参加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1990年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1992年签署公约，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公约。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核准了这一议定书；——采取一系列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担的具体义务。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正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预计将于年内正式公布；——开展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中国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包括基础性研究和政策研究，与国际社会开展了合作研究；——为实施《京都议定书》做好准备。中国政府成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并发布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暂行管理法》，规定了项目申报和许可程序。目前已经正式批准了两个项目，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开展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的气候变化意 (一)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建设。

(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战略。实施分类指导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政策，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确定差别化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和实现途径。

(三)构建低碳能源体系。

(四)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识

“让低碳经济更低碳”哥本哈根大会中国作出承诺

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提出了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的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节能减排是世界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从为人类负责、对国民负责的高度，中国承诺不重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高碳”发展老路，并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寻求减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之路。

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排放量也迅速增加。在哥本哈根，责任分摊的较量主要体现在关于长期减排责任的讨论中。IPCC报告中指出，为拯救气候，全球CO2排放量到2050年要减少50%以上。这是气候科学向全世界各国发出的警告，本毋庸置疑。但对不同的国家，含义很不一样。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长期目标固然重要，但中期目标更为关键。哥本哈根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可以接受在2050年将全球碳排放量减半的目标，但条件是发达国家必须承诺到2020年减排40%，并同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气候变暖，使得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和低地被淹没，造成大量难民，陆地上冰川融化，近期导致地表水增加，洪涝危害加大，远期导致淡水资源减少，人类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危机。

气候变暖，会导致世界各地降水状况和干湿状况的变化，中纬度地区的耕地会退化成草原，粮食产量减少，高纬度地区会因变暖降水量会增加，适合于温带作物的生长，有利于粮食的增产。

解决方案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效、调整产业结构、研发应用低碳技术、转变观念增强低碳消费意识等被认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可再生能源

相比传统的肮脏的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不用担心燃料枯竭的问题，发电过程中不产生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更有利于实现分布式的供电。各种研究也证明，中国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

风能

风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能源，也是相对简单的技术能源。在一道高耸的巨塔和转动的扇叶背后，藏着轻量物料、空气动力和电脑操控系统之间的一套复杂相互作用。电力从旋转轮，通过变速齿轮箱，然后送到发电机，虽然有些涡轮机不用齿轮箱也可直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