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前首富遭悬赏，官方竟用2100万找线索，他到底怎么了

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李兆会可以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11岁的时候，父亲李海仓就已经是山西省海鑫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李兆会的成长过程中，李海仓利用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将海鑫钢铁集团从一家乡镇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并发展成了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2002年海鑫钢铁集团销售收入更是达到3.60亿美元，要知道这可是21世纪初。但海鑫集团的蓬勃发展，却不能阻止李兆会无忧无虑的富二代生活在不久之后被彻底打破。

2003年1月，李海仓在自己的办公室遭受枪杀当场死亡，凶手正是他的同村同学冯引亮。冯引亮本来经营着一家造纸厂，但是却因为炒股票导致经营亏损。然后他就想起了自己有钱人同学李海仓，想要将造纸厂强卖给海鑫集团。遭到拒绝后，于是怀恨在心行凶杀人。但是冯引亮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随即选择了在行凶现场自杀。这时，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留学镀金。面对父亲的死亡，年仅22岁的李兆会只好中断学业，匆忙回国子承父业，连失去父亲的悲痛都无暇顾及，就被推上了战场。

虽然李兆会在爷爷的大力支持下，“黄袍加身”成为海鑫集团的董事长。但还是黄毛小子，没有任管理何经验的李海仓并不是公司元老所看好的继承人。海鑫集团作为民营企业，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当时李兆会几个亲叔叔都已经在海鑫集团从事管理工作多年，也各有一帮拥护者。这让李兆会很难服众，工作时也经常被叔叔们“喧宾夺主”。

好在在外求学的多年的李兆会还算有两把刷子，很快他就寻找由头，将在股东中呼声最高的五叔将李天虎调离管理层。为了不引起众怒，让公司元老寒心，又将海鑫下属的海鑫水泥厂交给李天虎打理，以示安抚。此外，李兆会还在海鑫集团的高层进行了一番大换血，全部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后，正式开始大展拳脚。

在主政前的股东大会上，李兆会信誓旦旦地向众人保证“企业是我父亲的心血，我不能让它毁在我的手里”。所以一开始，李兆会为了让集团的人能够更快地信服自己，的确像父亲李海仓那样，大力发展海鑫集团的立身之本钢铁业。在李兆会管理公司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海鑫总产值就超过50亿元，就连缴的税都超过了10亿元。这一年也因此成为海鑫集团成立以来发展最迅速也是最好的一年。到了2004年，海鑫集团总产值更是达到了70亿，是在李海仓手上总产值的几倍，这一年，海鑫还实现了利税12亿，被评为纳税全国民企第一；在2004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海鑫钢铁的排名一连上升了8位，由李海仓时期的第27位上升到第19位。2005年，海鑫集团还入围了山西省民企百强，李兆会更是成为中国富豪榜上前100名最年轻的企业家。

但是李兆会有着大多数富二代都有的通病，那就是潜不下心搞实业，反而打着推行多元化经营名义，将资本大玩特玩，进行各种投资。早在接班后的第二年，李兆会就花了将近6亿元将民生银行1.6亿股股份收入囊中，成为了民生银行第十大股东。民生银行施行股改后，李兆会一跃成为了排名第二位的股东。2007，李兆会将一部分民生银行股票套现赚了10亿元。而且凭借着这笔资本的助力，李兆会在2008年的时候以125亿元资产登顶山西首富。此外，2019年，李兆会家族的财富总额高达70亿人民币，其中有很大部分也是民生银行贡献的。

因为首次资本投资大获成功，吃到甜头的李兆会开始变得一发不收拾，2007年，李兆会又分别投资了中国铝业、华电国际、兴业银行等企业，几番沉浮，乐此不疲。不可否认，李兆会在资本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天赋的，但是他后续的其它投资都没能获得像投资民生银行那样的成功，有些还赔了不少。而且因为抽取了大量的资本进行投资，让公司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再加上李兆会在资本市场上花费的精力太多，越来越疏忽对海鑫钢铁这个立家之本的管理，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海鑫集团开始走下坡路。

2010年，李兆会用200辆婚车迎娶明星车晓被媒体大肆报道。当天的海鑫集团的所有员工，不仅不需要包红包给自己的老板以示庆贺，反而被李兆会以与民同乐的心态，发500元的红包，整场婚礼下来一共花费了500万元。但是不到两年，这段婚姻就走到了终点。据说离婚时，李兆会向车晓支付了3亿元的赡养费。

但是在结婚和离婚上都如此大手笔的李兆会，却连给钢铁生产换一批新机器的钱都不愿意出。随着婚姻的结束，海鑫钢铁也开始走向末路。2014年，海鑫钢铁终于全面停产，并开始走法律程序。这意味着李兆会已经败光了父亲李海仓留给他的百亿身家。不仅如此，李兆会还面临着着200亿左右的债务，而当时海鑫集团所有的资产也才100亿元左右。

对于海鑫集团的破产，大多数都认为是李兆会的败家所导致的。不过在有些业内人士看来，海鑫破产虽然李兆会要负主要责任，但也和钢铁市场大趋势有很大关系。其实早从2006年起，全国大部分钢铁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当时李兆会还没有放弃父亲留下来的实业，企图用扩大生产规模来挽救。但是却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海鑫钢铁被迫停产半年。为了能够打一场翻身战，李兆会完全放弃了搞实业，大力推行多元化经营，活跃在资本市场上，但还是粘锅了。不过尽管海鑫已经没有救了，但李兆会自己却凭借之前在资本市场的一番操作，即使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债权问题，被列为失信人限制处境，也依然拥有90亿的身家。李兆会丢失了名却保全了利，只能说这招金蝉脱壳玩得漂亮。

名利自古不分家。有利就想有名。有名就想图利。李兆会和车晓的结合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吧。

李兆会父亲李海仓，想当年也是山西响当当的人物。其创办的海鑫钢铁是当年全国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后来由于债务纠纷死于非命。李兆会中断国外学业，仓促接班。企业在他手中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后来由于全国钢铁产能过剩，投资战线拉得过长，海鑫钢铁才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走向没落。

李兆会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草包，也算是个青年才俊。所以车晓当年选择嫁给他，也算是慧眼识珠，才子配佳人吧。关于两人当年为什么能成亲，后来又为什么离婚，网络上有各种版本的说法，后来都被当事人否认。

不过他们当年的婚姻在当地还是蛮轰动的。开席500桌，不收红包，来人还有红包。豪车排满了闻喜大街。这些图片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据说他们之间的红娘是成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问问龙哥是如何撮合这桩婚事的。

总之，上流 社会 的事，不是我们吃瓜群众可以猜到的。说多了就成八卦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让人难以启齿，一是太过肮脏，人性变异；二是财色交易，招摇过市。亵渎了人间婚姻的神圣，沾污了人性 情感 的纯净，以合法之名，行娼妓之实，土豪的任性，贞洁的卑弊，一场令人恶心，而不愿再议的闹剧。

青年女演员车晓，形体修长花容貌，毕业北影表演系，演技棒棒没得挑，出演多部影视剧，塑造人物均不少，《艰难爱情》展才华，《好先生》里演技妙，早年嫁山西首富，婚姻一年便抛锚，分手原因挺简单，情趣个性不同道，往昔未曾考周全，一起生活才明了，报道离婚分三亿，可能媒体在造谣，人生道路有坎坷，婚姻失败再重找，祝愿车晓未来路，芝麻开花节节高。

没什么般不般配可辨，现实 社会 有多少真爱永存的感情。大都是能过就过呗，他们不也是这样的，只是有钱的过得更好。不在一起不一定是不爱，在一起了也不见得有多爱，无非是这对热点比较多，多人讨论而已。不过我个人觉得李在感情上还是蛮负责的，起码敢对女方生活负责，很多女的其实要的也是这些，每天呼喊我爱你转头对别的女的献殷勤的男人，饭都要女的自己管饱有什么资格

明星名人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们好聚好散最好了，车晓也表过态目前他们是高朋友，至于流传的高价分手费也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离婚还的有个说法分分家产了。

因钱而牵手，也因钱而分手。两人结婚时正值李家企业红火之时，而离婚时正是李家企业因债务缠身被政府托管、拍卖的时候。李兆会接管父亲的钢铁企业，但他对生产经营没兴趣，而是将公司资金用于炒股等金融运作，导致企业崩溃，家道中落，这才是他们离婚的原因。

都是为钱

其实评价别人结婚离婚的行为，是很不全面的，因为自己不了解在当事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人俩小夫妻俩之间的恩怨，倒是大众一直议论纷纷，富豪和明星离个婚总是会引起大众情绪高潮。

“煤老板”信达等来减持山西煤炭资产的最佳时刻了吗？

近日阳泉煤业和阳煤化工发布公告，表示7月4日收到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通知。具体而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资产”)将持有的阳煤集团5.75%的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国投”)。

这是根据《关于协议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阳煤集团部分股权的通知》(晋国资产权函[2017]830号)做出的响应。此番调整，山西国资将加强对阳煤集团的绝对控股，股权从54.03%提升到59.78%。信达资产占股则从40.42%调整至34.67%。

从2005年与山西六大煤炭企业正式签订债转股协议起，信达资产就成为山西省除国资委之外的最大煤老板，出资总额占到六大煤炭集团的四成左右。

不过由于未真正参与到煤企的投资决策和内部管理当中，信达资产作为第二大股东所能起到的功能十分有限，通过债转股改善煤炭企业内部治理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无法有效参与煤企的决策，又因集团亏损未能实现股东分红，加之金融机构参与债转股终究要实现股权退出的目标，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时机退出山西的煤炭资产，就成为信达资产需要解决的一大遗留问题。

公开报道中屡次传出过信达资产将退出阳煤集团的消息。直到本次阳煤集团旗下两大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才看到了信达资产的实质性动态。尽管减持份额并不大，后续如何进展依旧值得关注。

在如何处置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问题上，信达曾经设立过一大原则，在煤炭行情不错的时候，将煤炭资产换成具有流动性、分红能力的优质资产。

与此同时，信达证券在去年12月发布的煤炭行业报告中的观点，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减持行动的时机，“2018年煤炭板块投资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确定性的，整体性的，不分品种的。”

不过前述公告中，暂未公布山西国投以什么资产作为对价。理论上，现金对价的概率较低，原因是与地方企业本身想以“债转股”降低高杠杆的需求冲突。况且，目前阳煤集团的负债率并无实质性扭转。

“医院”一度是信达较为中意的资产。根据公开报道，目前信达资产已经与山西另一大煤企同煤集团的医院启动了股份制改造，阳煤的医疗机构也在与社会资本的对接当中。

进入山西的十三年，信达资产进退两难，虽不曾拥有“煤老板”的管理实权，却几乎见证了本世纪至今山西煤炭产业所经历的几次起起落落。这与煤炭行业本身的强周期性有关，也与政府主导下的行业整合浪潮、火电审批权下放、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动作密不可分。

如今，回到“保供应”周期，如何重新认知和评估煤炭价值，正在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信达资产作为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考虑在本轮煤炭上升周期进一步减持，以换取煤炭以外的优质资产。但是对于山西省煤炭行业而言，上述思考是绕不开的。

信达见证的煤炭周期

信达资产组建于1999年4月20日，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国内银行不良贷款高企而生，也是中国第一家试点相关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早期中央“拨改贷”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众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飙升。通过执行“债转股”，可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

煤炭、钢铁、冶金一类周期性强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是资产管理公司偏好的领域。而且当时的债转股属于“政策性”债转股范畴，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如何让承载就业和经济产值的重工业企业“大而不倒”，是地方政府最为迫切的诉求。

与煤炭业兴衰紧密相关的山西省政府，对于推动国有煤炭企业的债转股也颇为积极。

阳煤集团在2000年12月获得当时经贸委的批准，执行金额为34.07亿元的债转股。不过等到敲定煤企与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组建以及相应股权的确定，花了五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12月，包括阳煤集团在内的六家煤炭企业的债转股签字仪式才正式举行。

除阳煤集团外，另外五家煤矿集团为大同煤矿、西山煤电、晋城无烟煤矿业、汾西矿业和霍州煤电。当时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六家合计的煤炭产量占到山西省的32%，全国的7.9%。

与信达一道参与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金融机构，还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在上述金融机构当中，信达出资168.86亿元，占到几大金融机构出资总额的85.6%。山西国资委则出资249.88亿元，信达相当于这次债转股出资总金额的44.11%。从信达入股几大煤炭集团的份额来看，多数在40%上下的水平。由此，信达也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二大“煤老板”。

其中，阳煤集团由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占比40.42%，山西国资委占比54.03%。这次债转股被山西省政府寄予“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不过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朱德仁200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却表达了担忧，“由于煤炭行业和金融行业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煤企经营管理方面，银行能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提议，还有待观察。”

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也验证了朱德仁的判断。尽管身份为“煤老板”，信达资产对于山西的煤炭资产却并没有实际管理权限，只能单纯做个财务投资者。即便如此，由于资产经营未见起色，信达资产也没能从阳煤集团获得实际分红。

这也是在上一轮债转股中，经常受到质疑的“明股实债”问题，即股东无法起到参与公司治理的功能。考虑到背后的央地资产之争，债转股的退出机制也是金融界讨论的一大议题。

周小川曾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债转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即重组成功可能使回收明显高于预期值，而重组不成功可能会再度陷于破产清盘以至回收更少。债转股对债权人来说是重劳动，必须花更大的心血才有可能使重组见到成效。

几乎在十年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强度降临。2008年还掀起了煤炭业重组浪潮，这与当时矿难不断发生的社会规制困境有关。这一整合政策旨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多、小、散、乱”格局，以求尽可能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的概率。

山西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发起煤矿业兼并重组的省份。一时间，山西省煤矿业的企业主体从2200多家压缩到了130多家，最初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鼎立的格局也变化为如今的七大煤炭巨头。

伴随小煤矿兼并或关停退出的，还有其背后的民营资本，这为后来山西国有煤企尝试煤矿改造与产能扩张带来了资金压力。

2008-2012年期间正逢煤炭的上升周期，回头看已经进入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声。在政府主导下吸收了大量中小型煤矿后，山西几大国有煤炭集团负重顺着上升通道爬坡前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规模和资本支出。

风险也在一步步靠近。2014年，火电审批权下放，后来又导致了煤炭供应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2014年底，中国代表团签署了《巴黎协定》并对减排做出了承诺，“清洁能源计划”随之而来。

由于前期背负着诸多小煤矿的改造任务，山西国有煤企面临着巨大的资本扩张压力，加之银行信贷收紧，2015年山西七大煤炭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1.2万亿元，与山西省当年的GDP产值相当，一度引发了诸多媒体对于山西国企高杠杆的关注。

2015-2016年，山西煤炭行业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并进入供给侧改革周期。至此，第一轮债转股尝试降低山西煤炭企业负债率的功效，已经荡然无存。山西煤企公司治理未获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步入另一个高杠杆阶段。

此时的信达，进入山西十年有余，债转股退出却始终被“套牢”，想退出，作为股权投资者则需要等待时机。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还是基于股权关系的纽带，信达继续为困难时期的山西煤炭业提供补给。

期间，关于七大煤企是否会整合的消息也层出不穷。然而山西的煤企们，和神华与国电所实现的互补性重组并不相同。神华本身因为横跨资源、电厂、港口、铁路等产业，拥有强大的风险对冲，也被称为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是投资领域长期被看好的优质资产。

但同质程度高的山西煤企若实行重组，又能否真正实现有效资产的整合？还是只能做大而无法做强？从而成为更大体量等待地方政府出手的“大而不倒”？都需要打上重重的问号。这不仅与宏观经济对于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现实需求相关，也是山西煤炭行业能否在“清洁能源计划”的大背景，能否拯救自己的问题。

“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周小川在1999年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债转股作为一种药方，能治病，但不是包治百病；因此不能不用，但不能滥用。”

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首次启动债转股，还是2008年的欧美经济衰退和煤炭重组浪潮，对于作为宏观经济基础部门的煤炭业而言，都是重要的分水岭。现在又到了“逢八”的一年，新的债转股、重组大幕已经拉开，接下来煤炭业又会遇到什么？

打开山西国资委的网站，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改革决心。决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型煤炭集团真正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行业的价值定位以及业务决策做出科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