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淮南煤炭的资料

淮南煤矿淮南矿（老）区，位于淮河南岸的九龙岗—寿县—凤台之间，含九龙岗、大通、新庄孜、谢家集、孔集、李郢孜等近10个中、小型井田，总面积约为400平方公里，是发现、勘查、开采最早的淮南老矿区。据《怀远县志》记载，明朝孙维礼手抄嘉靖十八年（1540）上册称：“洛河山洛水自定远经山南入淮河，山因以名，有二峰，东曰神山，西曰洪山，两峰联属，山出煤炭”。说明当时发现有煤。另据退休老矿工口述，1930年在开采九龙凹西矿附近的一个小煤窑时，采出一块石碑，碑文记述了民窑开发经过、伙办人姓名，落款时期为明万历壬辰年。说明淮南煤矿最晚在明神宗（1575）万历年以前古人已开始采煤。

1894—1938年的40多年间，从地方乡民到官、商联办，官僚资本家都曾采煤办矿，先后成立了“大通煤矿公司”、“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大通煤矿保纪实业有限公司”、“华商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断续开采，日产原煤一般200—300吨，最多时可达千吨。1938年，日寇侵华，淮南沦陷，帝国主义疯狂采夺，产量有所上升。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后，成立了淮南矿务局，继续开采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产量仍保持在日产千吨左右。

煤田地质调查与采煤业穿插进行，并紧紧围绕已知老矿区周围，其中较早的有：191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派刘季辰、赵汝钧到淮南做地质调查，编写了《苏北、皖北矿产地质报告》，谈到淮南煤矿；1921年国民党军政部派德国矿师凯伯尔·罗曼斯前往淮南勘查，提出采矿工程要“井筒间隔凿石门可尝试”的建议，施工结果，“井井连贯、巷巷见煤”；1922年10月，李捷曾在安徽北部进行地质调查，在编写的《皖北淮河流域地质报告书》中讲，本区地层属北方系统，在论述区内出露地层、岩性等的同时，认为淮南为一向斜构造，实际是后来逐步形成所谓大淮南盆地概念的萌芽；192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王竹泉来淮南做地质调查，在编写的《安徽怀远县西南部地质》中，介绍了该区地层情况及含煤岩系；1927年3—4月，国民政府实业部派虞和寅、刘季辰、赵汝均、李春昱、计荣森、翁文灏、李毓尧、丁文江等到淮南舜耕山一带做地质调查，同时又派王竹泉、王恒升、孙健初、毕昌庆、边兆祥、黄汲清等到上窑做地质调查，编制的《苏北和江淮大地地层对比图》对该区以后进一步找煤有重要参考价值；1931年3月，刘季辰、计荣森在舜耕山及上窑镇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时，编写的《安徽怀远舜耕山及上窑镇煤田地质》称：“舜耕山及上窑镇之二煤田，地层皆属中国北部岩系，处于淮阳变动地带，以致作成倒置褶曲构造，倾角甚大，几近直立，舜耕山一带煤田经开采及钻探结果，煤层多至十层，而煤质亦佳，可谓安徽之一大煤田。”

1938年6月4日，日军侵占淮南矿区，在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的同时，配合地震勘查和钻探等手段，也进行了一些煤田地质调查。首先在德田贞一、山本谦吉罗的《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煤田地质调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名词，论述了盆地成煤前景，提出了进一步找煤的重点地区；其后，在岛仓已三郎写的《淮南煤田洞山地区调查概要》中，也认为“大淮南煤田这向斜构造，益趋明显”。这些报告和提出的认识，对淮南地区找煤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了淮南煤矿。次年4月，派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谢家荣视察淮南，研究舜耕山至上窑之间的找煤问题；谢在研究了1926年李捷等编制的1∶100万中国地质图（南京—开封幅）后认为，舜耕山西的八公山脉与舜耕山成弧形构造，山前奥陶纪灰岩向北东平原倾斜，颇有赋存煤层希望。后来，谢家荣、燕树檀、柴登榜等，经实地调查，在八公山东北发现上石炭统有含䗴科化石的石灰岩露头，位置恰在奥陶纪灰岩之上，于是进一步做地形测量、地质填图，指导钻探施工，结果在八公山和山金家打出了厚达20多米的可采煤层。这一发现，在当时甚为震动，成为地质界、采矿界一大喜事。谢家荣在事后一篇题为《如何发现煤田》的文章中写道：“合理的科学探矿，必须依据地质，再施钻探，然后才能确切的指示分布厚薄，否则，仅仅追踪老窑，不过是拾人唾余罢了，岂能发天之秘，穷地之利呢。”并讲：“只要我们能根据地质科学原理，做有计划的钻探，这天然宝藏的秘钥，终必为我人所获得，追踪老窑的时代过去了”。并在研究前人工作成果基础上，对区域地质构造、煤田边缘地带、盆地的地质情况等做了详细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大淮南盆地”的概念。1947年7月，以《淮南新煤及大淮南盆地地质矿产》为题，写给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一份报告中称：“所谓大淮南盆地，指怀远、凤台、寿县境内，南为舜耕山、八公山，北为明龙山，东为上窑武店山地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为西西北、东东南之长方形，南北相距自10公里至20公里，东西长度至少在50公里以上。”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区内地层、构造及盆地中不同部位煤层存在的可能性，特别是对“大淮南盆地”作为一个煤田地质区域构造单元概念的明确树立，无疑是对淮南煤田地质认识过程的重大贡献，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为进一步寻找新的煤炭资源提供了有力的地质依据。这一点，已为解放后淮南煤田找煤工作的巨大成就所充分证实。1947年5月，淮南矿务局在八公山建新井，在朱小庄（即以后的新庄孜）开凿斜井，是年见煤，即淮南“西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地质勘查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阶段。自1952年起，煤炭部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二○队，在“大淮南盆地”南部边缘，先后勘查并发现了新庄孜、谢家集、李郢孜、二道河（孔集）等井田，使淮南煤矿淮南矿（老）区煤炭累计探明储量达15亿吨，比解放初增加了几十倍。嗣后，跨过淮河，向“大淮南盆地”主体八公山—明龙山之间的广大平原区“进军”，在电法和钻探的配合下发现了潘集隐伏背斜及所含煤层，展示了“大淮南盆地”腹地煤炭资源的广阔前景。

【煤系】：

淮南煤田含煤地层为华北型石炭二叠纪煤系，包括：晚石炭世本溪组、太原组，早二叠世山西组及下石盒子组和晚二叠世上石盒子组。主要含煤地层为二叠纪上石盒子组、下石盒子组和山西组，石炭纪地层基本不含可采煤层。

1929年5月淮南煤矿开始创办,次年春天淮南煤矿局(简称淮局)成立[5](P894-905)。8月,即可日产煤百吨左右,至年底已日产煤500吨。。1930年，国民政府在九龙岗设淮南煤矿局，发展成为淮南矿区，标志着现代“淮南”的开始。到1931年冬,经过三年经营,投资150万,企业已粗具规模,日产煤2000吨,成为当时华东地区唯一的大煤矿。1934年淮南铁路开始兴建，全长224公里，西起淮南西站，东至芜湖北站，纵贯皖北，沟通江淮。张静江树立了一个近代中国自办铁路的范例。张静江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交通、能源等建设项目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也给后人以启发。

九龙岗是淮南煤矿的发源地之一，九龙岗矿在17世纪就有土窑开采，1930年3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淮南煤矿局，局址设在九龙岗。次年，淮南煤矿局九龙岗东矿、西矿陆续投产。1936年6月，田家庵至裕溪口的淮南铁路建成通车，随之成立的淮南铁路局局址也设在九龙岗。煤层二叠系山西组与盒子组，均被第四黄土层覆盖。煤系地层受舜耕山逆掩断层推移，产生歪斜褶曲，造成地层倒转，储量3195万吨，采煤层14层，采煤厚度23.6米，肥气煤种，含油20%，发热5000-7000大卡/公斤，1982年报废。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煤矿企业。1896年中美商人合办门头沟通兴煤矿（后改为中英合办）。1898年德国根据不平等的胶州湾租借条约，取得胶济铁路沿线两旁15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首开攫取中国矿权的先例，1901年德国人成立华德公司开采山东坊子、黉山煤矿。继后，英商福公司（ThePekin Syndicate Ltd.）于1898年取得河南焦作煤矿开采权，1902年正式施工开采（见焦作矿务局）。1898年曾由李鸿章派员创办于1882年的直隶临城煤矿，因连年亏损，向比利时借款，全部资金由比国供给，采矿权乃属比国，至1920年华商还清借款，收回矿权，官商合办，年产煤20多万吨。1936年矿井被水淹没报废。1898年清朝铁路督办盛宣怀委派张赞宸创办萍乡煤矿（见萍乡矿务局）。1899年张连芬集资恢复一度停办的山东枣庄煤矿，取名中兴公司，它是中国人自筹资金开办的生产规模最大的一个近代煤矿，年产煤100多万吨。1931年该矿从德国购买两台割煤机，在薄煤层中试用，每台日产能力160吨左右。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机，骗买开滦煤矿（见开滦矿务局），后又与滦州煤矿公司合并，改名开滦矿务总局，由中英合办。20世纪30年代开滦煤矿年产煤400～500万吨，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煤矿之一。1903年中国商人集资开采六河沟煤矿，后因连年亏损，于1911年借德款办矿，聘德人为顾问，受制于德人。1914年该矿主持人以矿产向华比银行抵押，借比款偿还德债，又为比国人所控制，直到1919年还清比债，收回矿权，成为华商自办的煤矿，最高年产70多万吨，1946年后因战争破坏，矿井遭水淹没报废。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中俄合办的抚顺煤矿，后交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直至1945年。抚顺煤矿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方法。其露天开采规模，是20世纪初世界上比较大的。从1914～1945年，抚顺露天矿采煤7700万吨，剥离土石量18921万米3,其剥离量等于世界有名的巴拿马运河土石挖掘量的2倍。抚顺煤矿的产量在当时是中国产量最多的煤矿，在东亚也首屈一指（见抚顺矿务局）。1908年山西省官绅成立保晋矿务公司，赎回英商福公司在山西的开矿权，开采阳泉、大同等地煤矿。1910年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矿（见本溪钢铁公司）。

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 （1937年改为商办，主要投资者是宋子文经营的建设银行公司），日产能力700吨。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日产300～400吨。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吨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其中年产60万吨以上的煤矿8个（开滦、井陉、中福、淄博、中兴、抚顺、本溪、西安煤矿）。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吨。平均效率每工0.3吨。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率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 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从“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8月）、华北、华中（从“七七”事变起至1945年8月）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抢走原煤41950万吨。

日帝侵占的煤矿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帝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帝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吨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吨。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吨以下。从 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吨。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10月，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吨。中国1912～1949年煤产量见附图。 1949年以来，中国煤炭工业在原来破落不堪的基础上，经过30年建设，形成一个能够独立完成勘探、设计、施工、生产、洗选加工、机械制造和科研、教育等各项任务的工业体系。中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垂深1500米（南方1000米）以内的预测储量为32000亿吨，1982年末累计探明储量 7527亿吨，保有储量7418亿吨。煤种齐全，有烟煤、无烟煤和褐煤，主要是烟煤。在烟煤中，气、肥、焦、瘦等炼焦煤和非炼煤约各占一半。成煤地质条件较好，有一定储量可供露天开采。到1982年，拥有407个统配煤矿、2333个县营以上地方煤矿、101个选煤厂、84个建井工程处、34个重点煤矿机械厂、131个煤田地质勘探队、29个煤矿设计院，另有为煤炭工业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技术储备、开展科学研究的大专院校12所，中专36所，煤炭科学研究机构34所。共有职工447万人，其中省属以上煤炭企业专业技术人员23万余人。1949～1982年原煤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6%，1982年生产原煤66632万吨，比1949年的3240万吨增长19.5倍。煤炭洗选加工和综合利用也有一定发展，洗煤厂设计处理原煤能力11699万吨/年。

(1)古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1973年10月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97块煤精雕刻制品和煤块，经鉴定为抚顺煤田西部本层煤，“新乐遗址”出土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这说明我国抚顺煤田早在距今6800—7200年以前就被发现和利用了。1938年有抚顺还发现过一处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居民点遗址燃煤的遗迹。

从汉代开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时期，开始采煤炼铁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重要燃料。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现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最为突出。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明代，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由于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2)近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合资煤矿企业。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t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t，平均效率为每工0.3t。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继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国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其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3)抗日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煤矿开采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t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t，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t以下。从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t。

(4)解放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t。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t。

(5)新中国成立后的煤炭产业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从旧中国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煤矿，加上解放区民主政府兴办的小煤矿、公私合营煤矿和私人开办的小煤窑，1949年生产原煤32.43Mt。

在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面恢复了原有煤矿的生产，对32处矿井进行了改扩建，并开工建设新井17处，设计生产能力12.51Mt/a，初步奠定了煤矿开采发展的基础。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生产建设，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又开发建设了平顶山、鹤壁、包头、潞安、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开工建设矿井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Mt/a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生产能力63.76Mt/a恢复矿井38处，设计生产能力11.34Mt/a，1957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30.73Mt。

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及这期间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科学的做法，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煤矿建设规模，一些新建矿井简易投产，一些生产矿井重采轻掘，推行了不合理的采矿方法，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煤炭工业进行了第一次大调整。

“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时期，煤炭开发战略和建设重点有重大改变。在此期间，集中建设了煤炭工业“大三线”——西南和西北煤炭生产基地，突击性开发江南煤田。在西南主要建设了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的总称)和攀枝花矿区，建设矿井共28处，设计生产总能力14.11Mt/a，建成投产矿井21处，设计生产能力9.40Mt/a在西北的贺兰山基地和渭北基地。

“四五”期间，建设总规模达到42处，设计生产能力12.82Mt/a建成矿井(露天)13处，设计生产能力11.22Mt/a，满足了西南和西北用煤的需要，显著改善了煤炭开发布局。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三五”时期对江南煤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田地质勘探和分布范围广阔的矿区建设，到“四五”期末，建成矿井295处，设计生产能力39.36Mt/a。由于建设部署不符合江南煤田实际，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扭转北煤南运”的原定目标仍未能实现。

针对20世纪70年代偏重挖掘生产矿井潜力，新井建设规模缩小，一些生产矿井又出现采掘失调的情况，从70年代后期起，又进行了煤炭工业第二次大调整。加大了新井建设规模，建设重点由西南、江南转向北方和东部，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延深，改善了安全生产条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煤矿开采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新开发了10多个新矿区，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和露天矿，大力推广采矿机械化和综合机械化，有重点地建设多层次的高产高效矿井，大力发展了地方煤矿，开办了遍布全国的乡镇煤矿，有选择地建设了重点产煤县，使煤矿开采在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

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煤矿开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与采矿技术及装备相结合，加速推进煤矿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进行了高产高效矿井(露天)建设，并建成129处高产高效煤矿(井工123处，露天6处)，少数矿井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开拓出了我国煤矿开采21世纪发展的新道路。[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煤炭行业发展迅速，掀起了煤矿开发及开采的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我国原煤产量已达36.5亿t。图1-1为近六年来我国原煤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1-1 近六年来原煤产量及增长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