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

澳大利亚的普索－尤里卡社会研究所最近发表一项最新调查称，澳大利亚人已经开始厌倦气候变化和有争论的天气现象一类的话题。调查显示，只有46%的澳大利亚人称如能掌权他们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去年这一比例为55%。

调查中，每十位澳大利亚人当中就会有一人非常同意“我很怀疑气候变化是否发生”的说法。有23%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一说法。普索－尤里卡社会研究所主管佳思茗·霍伊（Jasmine Hoye）认为，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关注他们能够控制的其他环境问题。她说：“我们相信，公众过于关注水和河流等环境问题，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自己所无法控制的。但是，很多澳大利亚人也希望知道他们个人能为气候变化做些什么。”

除了水和河流的问题，其他被澳大利亚人关注的环境问题包括非法倾倒垃圾、可再生能源、垃圾、排放超标的机动车和包装等。霍伊说，澳大利亚人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她说：“我们的研究显示，人们都认为他们能通过垃圾回收来帮助保护环境。同时许多澳大利亚人在气候变化问题被关注以前就开始为保护环境作贡献。”

她补充说：“让我很吃惊的是，尽管媒体大力宣传，很多澳大利亚人还没有在居家生活中节约能源或减少驾车和乘飞机出行，以及改用清洁能源或购买碳减排指标。”（

要求发达国家加大减排力度，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援助...（所有）。中国承诺延缓二氧化碳的排放，既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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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不多说，不知道只好算你没良心，小Z同学~

以下为各国态度

欧盟：“如果奥巴马总统飞越大西洋(600558,股吧)来到哥本哈根,却只是把美国之前宣布的减排目标重复一遍的话,那将会令人感到相当意外。”这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代表欧盟进行谈判的瑞典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在会议首日（12月7日）进行发言时的表态。

在会议东道国丹麦首相拉尔斯·L·拉斯穆森高调声称“达成协议完全可能”后,卡尔格伦的上述说法,立即将未来两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情形揭示了出来。

卡尔格伦还声称,欧盟已准备好将自身的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但这将需要与会其他各方同样做出进一步努力。

德国：谋求发挥减排领军作用

要点：希望通过气候保护促其清洁能源技术外销

德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率先制定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计划。除了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德国还谋求在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军作用。

在国际减排方面，德国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应承担主要减排义务，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工业国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希望通过倡导气候保护来促进其世界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外销。

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3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消除气候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危害。默克尔表示，希望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够为实现地球平均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这一目标达成共识。默克尔说：“我们需要一个新协议，全世界都注视着美国和欧洲。”她强调，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机会不容错过，克服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才能实现。默克尔敦促美国国会采取实际行动，通过温室气体减排法案，为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作出贡献。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率先制定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计划。当时联邦议院决定，在1999年的基础上，到2005年，德国将来自工业、家庭和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25个百分点。在这一计划的约束下，2007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了21.3%。

2008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由政府提出的《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目标是到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40%。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大力发展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对国家能源需求的贡献率，争取到2020年使德国清洁能源发电比重从15%增至30%。德国还将斥巨资促进清洁能源汽车和新型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的推广。

俄罗斯：有实力达减排40%目标

要点：提议建立多边或全球环境保护基金

日前，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气候变化问题专家、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代表处全球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阿列克谢?科科林。他表示，俄罗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俄政府并不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刻不容缓，俄罗斯完全有实力成为国际减排的领先国家。

科科林说，俄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制定了相关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将会有效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进而有助于降低俄罗斯的排放水平。但他认为，俄政府这些行动的动机更多是想要摆脱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

科科林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6月份在八国集团峰会之前对俄罗斯应承担的国际减排义务作了阐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300亿吨；二是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使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10%-15%。科科林认为，这里需要加以修正，因为这一指标中没有考虑森林的因素，森林能吸收大约10%的温室气体，再加上俄经济增速超过排放增速，如2000年至2007年俄经济高速增长，而每年排放只增加1%-1.5%，俄罗斯实际能够达到40%的减排目标。由此可见，俄罗斯完全有实力成为国际减排的领先国家，当然这需要俄罗斯在节能、提高能效及植树造林方面付出努力。

科科林认为，俄罗斯可有条件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俄正在讨论中的方案是建立多边或全球性基金，类似于全球环境基金，将从事绿色技术转让、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止热带雨林大规模商业砍伐等相关工作。这类基金不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下运行，因为会约束提供资金的国家数量，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公约，可以接受公约相关机构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

澳大利亚：积极推动减排立法

要点：欲借气候变化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执政以来一直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优先施政目标。澳政府力促国内在12月联合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通过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欲借气候变化事务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并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变暖会影响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海平面上升将直接威胁澳大利亚周边岛屿的生存，但是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分歧和经济发展的压力，

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踯躅不前。直至2007年12月3日，新任总理陆克文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这是陆克文及其政府当天宣誓就职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当时发表声明说，“这是新政府的第一项正式行动，显示了新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决心，对于澳洲继续在国内以及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陆克文政府积极推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被誉为“最为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之一”，目标是要到2020年，将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25%。议案中还约束澳大利亚的近千家大型污染排放公司必须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些企业的排放量占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以上。

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左右，但由于严重依赖煤炭发电，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部8月9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从1998年9月至2009年3月，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增加1.6%。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控制，到2020年，澳大利亚的碳污染程度将比2000年严重20%。

澳大利亚政府原定于明年开始实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但该议案在提交国会后受阻，连连遇挫。目前，澳政府与反对党仍在协商之中，继续力促议案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得以通过。

巴西：“自愿做出”减排决定

要点：巴西还有巨大的减排潜能

本报巴西利亚电巴西政府11月13日宣布，计划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预期基础上减少36.1%至38.9%。巴西将于12月向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交这一减排计划。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总统卢拉11月13日在圣保罗召集民事办公室、环境部和科技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减排目标问题达成一致。巴西民事办公室主任迪尔玛?罗塞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这一“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能向全世界表明巴西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明确立场。

罗塞芙说，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20年实现减排38.9%的目标，其中农牧业减排6.1%，能源业减排7.7%，钢铁企业减排0.4%。有分析说，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0年时将接近其1994年的排放水平，相当于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

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鲜明，总统卢拉多次要求发达国家充分意识到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在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强有力的承诺。

由巴西科技部组织编制的一份初步报告指出，巴西目前林场总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与德国差不多。只要巴西在18%的林场中缩减毁林面积80%的目标，就相当于少排放1.21亿吨二氧化碳。巴西又是生物燃料研发大国，如果进一步推广生物燃料应用，每年还可以少排放5000万吨二氧化碳。此外，如果政府部门资助农业领域退耕还林，将可以恢复1100万公顷用于放牧的草地。

巴西全国宽间研究所的气象问题专家卡洛斯?诺伯雷表示：“这还仅仅是初步估计，但是已经足以表明巴西具有巨大减排潜力。”

非洲：要用一个声音说话

要点：寻求650亿美元环境赔偿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非洲国家统一立场，寻求工业化国家交付650亿美元，作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遭受影响最大的受害国的赔偿。

今年8月，非洲国家接连召开10国部长级会议和特别首脑会议，讨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共同立场。9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4个成员国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召开首脑会议，进一步就气候变化问题协调立场。10月上旬，非洲国家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举行会议，确定了寻求工业化国家650亿美元环境赔偿的方案，并要求工业化国家在2020年以前，把排放量在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上降低至少40%。

非洲有53个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有较大发言权。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在9月初表示，非洲国家就是要利用“数量”优势，寻求有利的气候变化公约，否则将否决任何协议。他还透露，非洲将派出统一团队赴会，代表非洲各国和非盟进行谈判，决不允许再达成一个不利于非洲的协议。

非洲国家还准备同岛屿国家和其他一些穷国形成80国联盟，寻求到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幅同工业化前相比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这实际上是要求工业化国家达到至少45%的减排量。

今年早些时候，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指出，北半球的污染与该国80年代遭受的饥荒有很大关系，富国应给予赔偿。

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今年5月发表的报告，全球最贫困的50个国家的总排放量不到1%，但它们却承受着90%以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美国：对气候谈判仍持消极态度

要点：要对转让先进能源技术设置障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国会通过立法对美国的气候政策做出中长期规划，但是这一立法进程远落后于预期。当前，作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表现消极，致使哥本哈根大会达成全面气候协定的前景不乐观。

美国在前总统布什时期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令国际社会备感失望，因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美国一直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在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现了比较积极的立场。在今年9月下旬对联大发表的首次讲话中，奥巴马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并认为气候变化只能靠人类自身去解决。奥巴马坦承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有义务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带头作用。美国将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提高能效以及减少排放等实现减排目标。

根据美国众议院6月底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又称气候法案)，美国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到2050年减少83%。法案还引入了名为“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推动美国国内形成碳交易市场。

在参议院民主党人9月底公布的气候法案中，以2005年为基础，将2020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分别设定为20%和80%，将短期减排目标设定得更高。但分析人士认为，此法案过关的难度很大。

11月3日，美欧首脑会议发表的共同宣言表明，美国希望实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的目标。

目前，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主要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企业间的商业交易是技术转让的主要渠道。美国政府认为，企业间的技术转让涉及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则，努力达到共赢。为此，美国政府对推进技术转让一直不太积极，有时甚至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清洁能源技术设置障碍。美国众议院6月份还通过一项决议，声称要制定政策防止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削弱美国在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

日本：减排目标引发国内争论

要点：担心减排目标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日本民主党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态度较为积极，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不久便提出了“减排25%”的目标。但此举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论，经济界对“减排25%”抵触情绪严重，这一目标能否细化落实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鸠山政府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帮助和技术转让则态度积极。

此前的自民党时代，福田内阁虽然提出了2050年比2005年减排60%至80%的长期目标，但未就2020年中期目标表态。麻生内阁迟至今年6月才表明2020年比2005年减排15%的中期目标。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这一减排目标过于消极。

鸠山当选日本首相后，于9月下旬宣布了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的中期目标，并在西方媒体中获得好评。

尽管鸠山在表态中为日本留下余地，强调上述减排目标的前提是必须构筑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在内的公平有效的国际框架。但是，这一目标仍在日本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日本经济界主要担心过高的减排目标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钢铁、电力、石油等方面。目前，日本经团联等经济组织以及部分大企业负责人纷纷公开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这一目标，不少企业负责人声称“减排25%”的目标将会进一步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和失业增加。根据麻生内阁时代的测算，即使8%的减排目标，也将使日本实际GDP年均下降0.6%，失业率增加0.2%个百分点，家庭年均负担增加7.7万日元；如果以25%为目标，日本失业率将增加1.3个百分点，家庭负担则会增加36万日元。在反对势力的要求下，鸠山内阁已于10月底决定重新测算25%的减排目标对家庭负担的影响。

只能说....失败了..

一句话，发达国家拿发展中国家当挡箭牌，以减排为借口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19世纪末期，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自然界天翻地覆，精华所剩无几。这时，约翰·缪尔出现了。早在1876年，他就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森林保护政策。1897年美国国会从商业利益出发阻挠森林保护政策，缪尔就通过媒体获得公众支持，使议员们改变了主张。缪尔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了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在以约翰·缪尔为首的一些人的积极活动下，美国于1872年通过黄石法案（Yellowstone Act），成立了全球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国家公园，又于1916年成立了全球最早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着57座国家公园，327处自然和历史胜地，1.2万个历史遗址和其它建筑，还有8500座纪念碑和纪念馆……美国的自然精华悉数被罗致入“园”。当然，单凭他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张罗这么大的事业的，这个事业是他与另一位代表—西奥多·罗斯福共同完成的。

1903年，缪尔开始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交往。罗斯福认为：“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要想到目前享受极大的繁荣，同时要考虑到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合理运用的基础上的，以保证未来的更大成功。”基于这种理念，罗斯福在政务之余与缪尔考察了大峡谷、约塞米蒂等国家公园，并据考察结果开始限制一些开发—例如在大峡谷中建设大坝。为了使这种环保思想在官员中蔚然成风，罗斯福曾在议会演讲时特别以中国为例（根据一个考察报告）来说明森林破坏造成的恶果：“中国内地（主要指的是黄河下游地区）森林缺乏，乡村只有坟墓和庙祠附近有林木，江河的堤岸没有林木保护，以致洪水经常决堤。山坡都被开垦，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决定全球政治经济命运的超级大国，其工业化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地球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例如，农药DDT和氟利昂空调都是在美国工业的推动下才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这种规模的工业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女士开始关注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蠕变。1962年，根据她的研究成果，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动摇了整个美国化工业。卡逊女士发现由于滥施农药，通过食物链积累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鸟语花香的美好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这种发现尽管起初遭到一些大工业集团的歪曲，但还是渐渐改变了美国化工业巨头（例如杜邦公司）的发展理念，美国的工业开始有了两个转变：一是注重衡量化工产品全方位的效益，注重实施清洁生产；二是逐渐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自此，美国的环境才算真正摆脱了工业化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丹尼斯·海斯。1969年，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举办有关环境问题的讲习会。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将尼尔森的提议变成了一个在全美各地展开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具体构想，并提议以次年的4月22日作为“地球日”在全美开展环保活动。1970年的首次“地球日”活动声势浩大，美国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这次活动标志着美国绿色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并促使美国政府加强了环境污染治理：成立了国家环保局，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动物保护法》。

自７０年代下半叶后，巴西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巴西政府加强环保立法。１９８２年，巴西颁布了全国环境法和亚马孙地区生态保护法。１９８８年在修改后的新宪法中专门增加了《环境》一章，这在巴西历史上是第一次。宪法规定了一系列保护生态平衡的法规，并确定了国家政权及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等。宪法还规定全国共有３１２９万公顷、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三点七的地区为生态保护区。１９９０年巴西政府又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十项原则，使法规更加具体化。 其次，巴西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执行机构，以确保有关政策的具体实施。１９８１年，巴西建立了由联邦政府、州和市政府组成的“全国环境体系”，负责协调环境保护工作。１９８９年又建立了巴西环境协会，重点负责亚马孙地区的环保工作。此外，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还设有环保局。巴西政府中的环境部负责制定方针政策并领导全国的环保工作。再次，制定环保计划，增加环保投资。１９８６年，巴西政府制定了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计划，规定新车必须安装尾气净化装置，并规定汽车所用汽油中必须添加百分之二十二的无水酒精，以减少尾气污染并可节省汽油。１９９３年，圣保罗州政府实行清除贯穿该市的蒂也特河污染计划。１９９４年，里约热内卢州获得７·９３亿美元贷款，用以清除瓜纳巴拉海湾的污染。１９９５年，巴西政府拨款９·５亿美元，用于消除破坏臭氧层的计划。１９９１年，巴西政府还宣布了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０年投资１２００亿美元保护亚马孙地区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庞大计划。另外，巴西政府在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间共提供环保优惠贷款１７·５８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又向一些钢铁、造纸和纸浆等易造成污染的企业提供了１·４１亿美元优惠环保贷款。巴西政府还用减免部分税收等措施鼓励工厂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建设废气废水和垃圾处理工厂等。 最后，巴西重视加强环保教育，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时对违法者予以惩罚。自８０年代开始，巴西中小学就普遍设有环境保护课。今年５月，首都巴西利亚颁布政令，宣布对在市内乱扔垃圾者处以２０到８０美元的罚款。经过多年的努力，巴西在环保方面初步取得成绩。首先，城市空气污染状况明显好转。巴西自７０年代开始推行全国酒精计划，用酒精代替汽油做汽车燃料。目前，全国有５００万辆酒精汽车，占全国汽车总数的三分之一。酒精车尾气污染很少。现在，除圣保罗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外，其他城市空气普遍比较清洁。此外，植树造林成风，亚马孙地区毁林情况初步得以控制。现在，巴西基本可做到合理采伐森林，边采伐，边栽植。据统计，到１９８８年为止，全国造林面积已达６２０万公顷，近年来进一步扩大。现在，全国纸浆、纸张、纤维原料和冶炼钢铁所用木材全部来自人工林。巴西人工林的百分之五十二是生长迅速的桉树，百分之三十为松柏林。 澳大利亚优美的环境，得益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在节能减排方面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开发研究新的技术。在维多利亚州采访时，维多利亚州能源与资源部长皮特·巴彻勒告诉记者，维多利亚州政府坚决致力于增加利用可再生能源来获得清洁能源，并实行了市场机制，以推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维多利亚州再生能源目标计划到2016年，可再生能源至少占总能源的10％。加快风能、太阳能的建设，加强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能耗。在新批的建设项目中，新建的发电厂往后推，提高现有发电厂的效率。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为了广泛吸收全社会的创新智慧，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不仅设立了一个创新发展部，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解决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澳大利亚正在积极准备召开一个千人大会。计划于今年4月份召开的这个千人大会，将在全澳洲挑选1000人参加，集中在一个主题，就是商讨澳大利亚的未来和2020年前的发展路径、规划方向、规划目标、规划方法。

千人大会由陆克文总理联手知名大学的校长，组成一个10人筹备小组，由这个小组挑选1000名全澳洲最有创见、最有思想、最聪明的人，集中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人士，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愿望，形成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蓝图，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对环境违法者任何人都有权起诉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早在1970年，维多利亚州就制定和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联邦层次，环境保护立法已有50多个，有综合立法，如《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法》、《国家公园和野生物保育法》、《生态控制法》、《濒危物种保护法》等；也有专项立法，如《海洋石油污染法》、《墨累河水法》、《大堡礁海洋公园法》等；还有20多个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在州层次，各州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都多达百余个。

澳大利亚环保法律法规的条款很细，可操作性很强。维多利亚州的“环保收费法规”，条款多达百余条，从收费的种类、标准、单位、计算公式到最大排污答应量、交费流程、费用减免等，都规定得十分具体。仅垃圾填埋就按照废物种类和数量列出了16个层次的收费标准，每个层次收取若干个“费单位”。“费单位”的个数，由垃圾填埋成本确定。每个“费单位”的具体金额，由当年物价水平确定。这样的规定，可操作性很强，避免了执法的随意性，减少了执法过程中的摩擦。

澳大利亚法律对于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者处罚很严厉，对法人可以判处100万澳元的罚金，对自然人可判处25万澳元罚金，对直接犯罪人可判处高达7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者，任何人都有权起诉，不管其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澳大利亚环境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预防，不是先污染、后治理，而是尽量做到不造成污染。比如对于采矿者，政府不仅要求他们在开矿前要考虑到采矿对周围动植物和人居环境的影响，还要求开采者要拿出矿山开采后的治理计划，即废矿场地的“恢复”方案。包括废矿填埋后上面是种农作物还是树木、花草，采矿主必须在开矿前交纳“恢复”废矿的成本。也正因如此，澳大利亚许多昔日满目疮痍的废矿山又都变成了葱翠青山或如茵的草场。

文/熊华文 符冠云，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境保护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深度减碳重要工具”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制高点”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模式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创汇新增长点”模式。我国在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明确“初心”与“使命”、目标与路径，以推进能源革命为出发点，构建“大氢能”应用场景，统筹推进氢能产业技术与市场、供应与需求的协调发展。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 具有来源广泛、适应大范围储能、用途广泛、能量密度大等多种优势。随着氢能产业的兴起， 全球迎来“氢能 社会 ” 发展热潮，欧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经济体和国家均出台相关政策，将发展氢能产业提升到国家（地区）战略高度，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全球氢能产业市场格局进一步扩大。对我国而言，加快发展氢能产业，也有现实而迫切的意义。具体来看， 发展氢能产业是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促进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超前布局先导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2019年是我国氢能发展的创新之年，“理想照进现实”特点明显— 战略共识基本成形， 探索 的步伐正在加快， 先进理念、技术、模式层出不穷。超过30个地方政府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实施方案/ 行动计划，相关的“氢能产业园”“氢能小镇”“氢谷”项目涉及总投资额多达数千亿元，氢燃料电池 汽车 规划推广数量超过10万辆，加氢站建设规划超过500座。我国在加快发展氢能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广泛参考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对于国际经验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政策、措施和行动的简单总结及归纳层面，而应该深入分析各国发展氢能背后的初衷、动机、利益格局等内容。在充分了解各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找到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模式与政策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不止要看“做了什么”，更要研究“为什么做”“做了有什么好处”等深层次问题。

从不同国家发展氢能产业的出发点、侧重点、着力点等方面看， 全球各国实践大致可总结为四大类型，本文称之为四种典型模式，即把氢能作为深度脱碳的重要工具的德国模式（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做法类似）；把氢能作为新兴产业制高点的日本模式（韩国做法类似）；把氢能作为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的美国模式（ 加拿大做法类似） 以及把氢能作为资源出口创汇新增长点的澳大利亚模式（ 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做法类似）。

德国模式：推动深度脱碳，促进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转型近年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稳步提升，维护电力系统稳定性成为其头等挑战。2019年德国部分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中断事故，暴露出其储能和调度能力不足的短板。其次，为提升电力系统供应能力，德国增加了天然气发电，但由此需要从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更多天然气，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提升。最后， 能源转型使带来能源价格走高，能源转型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与能源转型陷入困境一脉相承的问题是碳减排进展不如预期。德国政府已经提出了2030年比1990年减排55%的中期目标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然而自2015年以来碳排放量不降反升，2018年在暖冬的帮助下才实现了“转跌”。传统减排路径边际效益递减，急需开辟新途径，挖掘更多减碳潜力。

发展氢能可助力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并实现“难以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电解水制氢技术发展迅速，规模提高、响应能力增强、成本下降，使其有望成为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手段。在区域电力冗余时，通过电解水制氢将多余电力转化为氢气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弃风能”“弃光能”“弃水能”等现象，降低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对于电力系统的冲击。与此同时，氢能具有高能量密度（质量密度）、电化学活性和还原剂属性， 能够在各种应用领域扮演“万金油”角色，对“难以减排领域”的化石能源进行规模化替代，实现深度脱碳目标。

围绕深度脱碳和促进能源转型，德国创新提出了电力多元化转换（Power-to-X）理念，致力于 探索 氢能的综合应用。具体而言，在氢气生产端，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电解水制取低碳氢燃料，从而构建规模化绿色氢气供应体系。在氢气应用端，将绿色氢气用于天然气掺氢、分布式燃料电池发电或供热、氢能炼钢、化工、氢燃料电池 汽车 等多个领域。现阶段，德国政府与荷兰等国正在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广天然气管道掺氢，构建氢气天然气混合燃气（HCNG） 供应网络。其中，依托西门子等公司在燃气轮机方面的技术优势， 已开展了若干天然气掺氢发电、供热等示范项目。截至2019年年底，德国已有在建和运行的“P to G”（可再生能源制氢 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50个，总装机容量超过55MW。此外，蒂森克虏伯集团已开展氢能炼钢示范项目，预计到2022年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日本模式：保障能源安全，巩固产业基础

日本能源安全形势严峻，急需优化能源进口格局和渠道。日本的能源结构高度倚重石油和天然气，二者占能源消费比重高达2/3，因为国内能源资源比较匮乏，95%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进口。能源地缘政治局势日趋复杂，断供风险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再加上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都会给日本能源安全甚至经济安全带来冲击。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核电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如果实现本土“弃核”，意味着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还要提升。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在当前能源消费格局中开辟新的“阵地”，寻找能源安全的缓冲区和减压阀，摆脱其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发展氢能可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分化能源供应中断及价格波动风险。日本未来消费的氢能虽然仍需要从海外进口， 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区形成了空间分离，进而分化了地缘政治风险。同时，石油和天然气在价格上有较高的关联度，两者仍然属于“一个篮子里的鸡蛋”。而氢能来源广泛，价格与油气的关联度不高，增加氢能进口和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油气价格同向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此外，氢能还能够提升本国的能源安全水平。日本是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能源供应中断情况经常发生。氢燃料电池 汽车 、家用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组件等设备在充满氢气或其他燃料的情况下，可维持一个家庭1 2天的正常能源供应。氢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还可以为日本减灾工作作出贡献。

日本氢能基本战略聚焦于车用和家用领域的应用，是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必然延伸。日本在技术、材料、设备等方面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已基本打通氢燃料电池产业链。经过多年耕耘，日本已在氢能领域打造出一批“隐形冠军”，如东丽公司的碳纤维、川崎重工的液氢储运技术和装备等。据统计，日本在氢能和燃料电池领域拥有的优先权专利占全球的50%以上，并在多个关键技术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专利技术既是日本的“保护网”，也是其他国家的“天花板”。推广氢燃料电池 汽车 和家用燃料电池设备，一方面，可将过往的投入在市场上变现、获取现金流，另一方面，还能及时获取信息反馈，完善技术和设备，由此形成了“技术促产业、产业促市场、市场促技术”的良性循环和正向反馈。

美国模式：储备战略技术，缓推实际应用

美国氢能发展经历“ 两起两落”，但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氢能视为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技术路线，密集开展了若干行动和项目， 但热度随着石油危机影响的消退而降温。2000年前后氢能迎来了第二个发展浪潮。2002年美国能源部（DOE）发布了《国家氢能路线图》，构建了氢能中长期愿景，启动了一批大型科研和示范项目，但后因页岩气革命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路线图被搁置，不过联邦政府对氢能相关的研发支持延续至今。

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能源部每年为氢能和燃料电池提供的支持资金从约1亿美元到2.8亿美元不等，根据2019年年底参议院、众议院通过的财政拨款法案，2020年支持资金为1.5 亿美元。总体来看，在近50年的时间里，尽管有起伏，但联邦政府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持续鼓励 科技 研发使得美国能够保持在全球氢能技术的第一梯队。

页岩气革命是美国氢能发展战略被搁置的最主要原因。凭借具有经济、清洁、低碳优势的页岩气，美国已逐步实现能源独立和转型，而页岩气和氢能在应用端存在较多重合，对氢能形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州燃料电池合作伙伴组织（CaFCP）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氢燃料电池 汽车 市场已陷入停滞状态，在2019年甚至出现了12%的下滑，发展势头已被日韩、中国赶超。

澳大利亚模式：拓宽出口渠道，推动氢气贸易

澳大利亚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资源出口国，同时资源出口也是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矿产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资源出口直接贡献了该国GDP增长的1/3 以上。但传统的“三大件”（煤炭、液化天然气、铁矿石）出口已现颓势。在煤炭方面，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全球煤炭贸易中占比超过1/3， 主要目标市场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然而近几年中、日、韩相继开展减煤控煤行动，煤炭出口前景暗淡。在铁矿石方面，中国买走了60%以上的澳大利亚出口铁矿石，而中国钢铁产量进入峰值平台、电炉钢比重提升，这都将拉低其对铁矿石的需求；在液化天然气（LNG）方面，尽管市场需求增长潜力仍然可观，但由于国际油价暴跌，LNG出口创汇能力也被大幅削弱。据世界天然气网站分析， 未来五年内澳大利亚LNG出口收入将持续收缩。

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澳大利亚政府急需找准新兴市场需求，拓宽出口渠道。2019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氢能战略》，确定了15大发展目标、57项联合行动，力争到2030年成为全球氢能产业的主要参与者。打造全球氢气供应基地是澳大利亚发展氢能的重要战略目标。澳大利亚正积极推动与日、韩等国的氢气贸易，签订氢气供应协议，同时与相关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完善氢能供应链，扩大供应能力、降低成本。

如澳大利亚政府与氢能供应链技术研究协会（HySTRA，由川崎、岩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壳牌石油日本分公司组成）合作组成联合技术研究组，开展褐煤制氢、氢气长距离输送、液氢储运等一系列试点项目。2019年年底川崎重工首艘液氢运输船下水，补齐了澳大利亚和日本氢气供应链最后一块拼图。这种“贸易 技术创新”一体化模式调动了各参与方的积极性，澳方可实现本国氢气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川崎等企业能够获得成本更低的氢气，技术研发团队获得了宝贵的试验田。

值得一提的是， 澳大利亚提出的低碳氢能，既包括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也包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 制氢（ 碳捕捉） 与储运技术。虽然化石能源制氢备受争议，但正是在煤炭出口增长乏力背景下的现实选择。

对我国的启示：明确氢能“协同互补”定位，构建多元化应用场景

每个国家发展氢能产业都有其“初心”和“使命”。德国模式将氢能视为手段，即发展氢能是为了破解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日本模式将氢能视为目的， 即发展氢能是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是迎合技术在市场变现中的强烈诉求；美国模式将氢能视为备选，即氢能只是众多能源解决方案中的一种，氢能发展与否，取决于其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等因素；澳大利亚模式将氢能视为产品，即乘着全球刮起的“氢风”，积极扩展出口产品结构，获取更多收益。

从上述对全球氢能发展四种典型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国发展氢能产业均有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均考虑了各自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大多遵循了战略上积极、战术上稳健，坚守发展初衷、不盲从、不冒进的推进策略。当前，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层面的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国发展氢能产业的“初心”与“使命”、目标与路径等问题。参考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本文提出我国氢能产业战略定位及发展导向等方面的三点建议。

一是明确产业定位，发挥氢能在现代能源系统中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国家《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已将氢气纳入能源统计，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氢能即将成为能源系统的新成员，其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能源革命的总体要求。需要认清的是，我国拥有多个与氢能存在替代关系的能源解决方案，因此氢能并非我国的必选项，而是备选项和优选项。因此，应从我国能源系统的核心问题出发，找准切入点，选择融入能源系统的合适路径。应利用氢能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其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增强能源系统灵活性与智能性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与既有的各种能源品种互动，最终促进能源革命战略的深入实施。

二是提升认识视角，逐步构建绿色低碳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2018年以来出现的各地区扎堆造车情况，既源于对氢燃料电池 汽车 发展前景认知过于乐观，又源于对氢能认识的局限。事实上，我国的氢能技术储备不足、产业根基不牢固，地区间差异非常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具备将技术装备推向市场变现的能力和条件。而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之下，我国已经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愿景，“难以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将成为未来我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应统筹经济效益、节能减碳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利用氢能具有的“高效清洁的二次能源、灵活智慧的能源载体、绿色低碳的工业原料”三重特点，逐步构建在交通、储能、工业、建筑等领域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技术与市场、供应与需求“齐步走”。 氢能和燃料电池集尖端材料、先进工艺、精密制造于一身，兼具高附加值和高门槛属性。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氢能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远未达到大规模商业化的临界点，对价值创造功能不可预期过高。再加上目前产业利润集中在国外企业的事实，我国更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安全至上、技术自主、协调推进”为原则，不盲目追求市场扩张，避免强行通过补贴手段刺激下游需求，进而把大量补贴资金输送至国外公司。各地在谋划氢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应遵循“需求导向”原则，“自下而上”布局生产、储运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供应链各环节协同发展，避免某环节“单兵突进”。

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周五公布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数显示，主要依赖燃煤发电的澳洲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20.58吨/年,远超美国（19.78吨/年），成为全球人均最大的“污染源”。

加拿大排名第四，紧随其后的依次是荷兰和沙特阿拉伯。中国尽管是目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第二的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2.51吨/年，排在第44位，印度则为1.2吨/年。

澳洲、美国与其它大的新型经济体之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距阐明了为何富裕国家必须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在最前端。

中国和其它新型国家极力要求富裕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较1990年代低40%的程度。贫困国家需要更多的时间发展经济，逐步摆脱贫困后才能加深减排的步伐。目前，澳洲两党联力支持减排目标是，至2020年减至较1990年代低4%至24%的水平。

各国CO2排放量比较 美国居首中国人均排放仅2吨

作者：李晓军时间：2008-3-3 9:50:46

美国仍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很高，火力发电厂较多，因此光美国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到了全球发电厂排放总量的25％。

中国是唯一在排放上最接近于美国的国家，不过，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仅为2吨，而每个美国人每年排放二氧化碳不少于9吨。而总排放量位居全球第7名的澳大利亚实际人均排放二氧化碳为11吨，为世界首位。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电力公司排放的二氧化碳十分惊人，此外其牲畜的排放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尽管澳大利亚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污染者”，它们却都不愿意加入任何就减排达成一致的国际协定。他们以前没有签署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看起来以后也不想加入。

俄罗斯由于自1999年-2005年，大规模扩大工业化生产，其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明显增加，不过，即使如此，2005年底，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只为1990年的74％。环球能源网认为，这不仅由于俄罗斯的主力能源是清洁能源（天然气），也因为俄罗斯自2002年起就开始实施节能增效措施，如对，高耗能、高污染排放企业技术设备升级换代，以及利用自己的碳市场配额吸引国际游动资金投入专项生态项目，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环境。

印度的人均年排放只有0.5吨，不过，因为印度的工业化惯性发展，印度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未来几年将会有明显增加。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年来有明显增加态势，其国内产业部门的减排虽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办公场所和民用减排却无所建树，并且明显滞后。日本有关部门已公开承认，无法完成《京都议定书》制订的相关目标，即到2012年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6％。

德国是可再生能源的领军地和大本营，德国宣称，2020年将电能从再生能源中获取的比例从目前的9.4％，提高到25％。也就是说，德国的减排将更有成效，并用近年来德国从碳排放额中尝到的“甜头”使其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可圈可点。

中国品牌正错失绿色机会 一半动植物或灭绝

-----2008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2009年05月20日 来源：新青年-财富

现在，迫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正在对现状提出挑战，并改变着我们的经商方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所处的状态或许更有利于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预测，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为8.5%，而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分别萎缩1.3% 和0.7%。

然而，从环境和社会角度而言，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资源、环境和国家稳定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众所周知，统计数字并不乐观。中国有13亿人口，但赖以生存的土地面积小于美国。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拥有全球20%的人口，但仅有世界8%的可再生淡水供给。中国一半的动植物——其中有些尚待发现——可能在21世纪末灭绝。

若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可能意味着长远来看无法实现经济正增长。可持续发展或许是今后唯一的解决办法，可持续发展即实现均衡的环境保护、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

幸运的是，中国正承认上述挑战。2005年，上海投资281亿元人民币，即该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用于环境保护项目，大大改善了水质和空气质量。在过去1年里，上海市政府还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即到2010年1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10%的初级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在督促中国农民采用对环境良好的做法，旨在到2010年使5,000万户家庭使用生物燃气。

中国公司已开始利用由应对可持续性问题带来的商业机会。中国首富施正荣正是首位被记载的太阳能亿万富翁，《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早在2006年就曾对他进行报道。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SunTech Power Holding）的产品有98%销往海外——施正荣预测，中国将很快出现太阳能热潮。

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EIA)于2008年6月25日，公布了截至2030年的全球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预测汇总报告《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8》。该报告预测，与05年相比，2050年的全球能源消耗量和CO2排放量均将增加51%。

2005年的全球能源消耗量为487×10^18J，以此次公布的基本脚本进行推算，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733×1018J。其中，发展中国家(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非OECD国)的能源消耗量将大幅度增加，占增加量的8成左右。预计至2030年，化石燃料将是主要能源，因此随着能源消耗量的增加，CO2的排放量也将增加，2030年将由05年的281亿吨增至423亿吨。

此前在全球变暖对策的讨论中，曾提出从2020年到203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由增加转为减少，到2050年减至目前一半的目标。不过，此次的基本脚本中预测，截至2030年能源消耗量和CO2排放量均将增加。

另外，京都议定书基准年1990年的CO2排放量为212亿吨，由此推算，2030年的预测排放量(423亿吨)大约相当于1990年的2倍。(日经BP社报道)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已超美国列世界第一

2007-06-21阿姆斯特丹路透电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说，由于经济发展蓬勃，能源消耗量因此剧增，中国现在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

此前，一些专家估计，在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中国会在几年后才超越美国。如今，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第一，北京将得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协助舒缓全球升温的难题。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在一份文告中说，“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美国高8%。”在2005年，中国的排放量，还比美国少2%。

该报告说，“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名单中，这是中国第一次名列榜首。”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该报告说，从能源消耗量和水泥生产量的资料看来，中国200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62亿公吨，其中5亿5000万公吨来自水泥，而水泥正是主要的工业二氧化碳生产源头。

美国去年的排放总量是58亿公吨，其中5000万公吨来自水泥。

这份报告也说，排第三的是欧盟，接下来是俄罗斯、印度和日本。

此外，国际能源机构（IEA）于今年4月曾说，中国在2007年或2008年可能将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导致地球升温的温室气体，有75%是二氧化碳。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透露，它是根据英国石油（BP）、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及国际能源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和数字进行分析，得出以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