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可再生能源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807号），在各地测算的基础上，我们统筹提出了各省级行政区域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一、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经济运行管理部门要切实承担牵头责任，按照消纳责任权重认真组织制定实施方案，积极推动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推动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积极落实消纳责任，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任务。各地要在2021年2月底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报送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切实承担组织责任，密切配合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按照消纳责任权重组织调度运行部门和交易机构等，认真做好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消纳、跨省跨区域输送和各类市场交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省级电网企业和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在2021年1月底前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能源派出监管机构报送2020年本经营区及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完成情况。

三、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要切实承担监管责任，密切配合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按照消纳责任权重积极协调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消纳和跨省跨区交易，对监管区域内各承担消纳责任市场主体的消纳量完成情况、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情况等开展监管。各派出机构要在2020年12月底前，向国家能源局报送监管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将加强跟踪监测，计划2020年9月组织开展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执行情况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督促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各电网企业、各派出机构进一步落实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研究提出2021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初步安排。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可再生能源，是指农村生产生活中使用的生物质能（沼气、秸秆气化、秸秆固化等）、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微水能等非化石能源。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以及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四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全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具体工作由其所属的省农村能源管理机构负责。

市（行署）、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可以委托已设立的农村能源管理机构负责。

乡（镇）人民政府在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作。第五条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革、财政、科技、建设、畜牧、环保、林业、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消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相关工作。第六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农民自愿，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节约、安全、清洁、方便并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农村可再生能源科研开发、推广应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第二章　开发与推广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群众性科技组织、企业和个人研究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节约常规能源，普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科技知识；鼓励和支持农村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和产品。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新项目、新技术，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评估后，方可推广。第九条　引进省外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应当具有国家或者省级有关部门出具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鉴定证书，报省农村能源管理机构备案。

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第十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推广下列技术：

（一）农林废弃物生物质气化、固化、液化、炭化和发电技术；

（二）利用非耕地种植能源植物和薪炭林营造技术；

（三）利用太阳能取暖、热水、干燥、种植、养殖等技术；

（四）小型风能、微水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五）农村生产生活污水沼气净化技术；

（六）用于农村生产、生活的地热利用技术；

（七）先进适用的农产品加工、太阳房、节能农宅、生物质高效炉灶等生产生活节能技术；

（八）其他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第十一条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推广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推广技术成熟、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技术、设备和产品，加强对用户的技术指导。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纳入村镇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重点支持沼气的开发利用；鼓励农村户用沼气开发利用与日光节能温室、太阳能畜禽舍相结合，在建设沼气池的同时，配套进行改圈、改厕、改厨、改炕灶、改庭院。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沼气生产单位和个人对沼渣、沼液实行综合利用，发展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第十三条　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畜禽屠宰场、酿造厂、豆制品厂等排放有机废水的单位，应当优先采用沼气工程技术处理有机废弃物，实现集中供应沼气、发电或者生产高效有机肥。

引导和支持新建的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建设沼气工程等利用和处理废弃物的环保工程。第十四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科技、建设、环保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加快推广秸秆气化、固化和热电联供技术，逐年减少秸秆直接用于燃烧的比例。第十五条　农村新建、改建、扩建农宅、公益设施、办公场所和农业生产经营场所等，应当优先采用太阳能利用技术、新型节能建筑材料、节能炉和燃池、节能炕灶等设施。

在 科技 进步和环境需求驱动下，世界能源正加速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清洁转型的引领者。中国的这种转型，可以从国内大型综合能源企业之一的华润电力（00836.HK）身上找到答案。

近日，华润电力（00836.HK）正式发布的《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华润电力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进一步降低能耗与排放。截至2018年底，整个公司的清洁能源运营权益装机占比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至20.4%。其中，火电和风电利用小时均大幅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此之前，笔者注意到，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明确表示，当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的变革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后，华润电力进一步把业务重心向可再生能源倾斜。

华润电力能源结构的变化是中国能源结构变化的缩影。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比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可再生能源国家，打破国际间固有的中国严重依赖煤炭的负面形象。

根据国家发改委此前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下称《战略》），到2030年，中国新增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清洁能源满足。《战略》提出，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内，清洁能源成为增量主体，非化石能源占比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

数量重要，质量更重要。过去一年，华润电力坚持创新驱动增长，全年科研投入约1.97亿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促进公司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通过继续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华润电力附属燃煤电厂98%的权益装机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主要能耗和排放指标进一步改善，平均供电煤耗同比下降3.62g/kWh。

过去一年，通过优化资产结构，华润电力大幅减持和处置煤炭资产，减持和处置了部分火电资产和其他低效资产，提质增效成绩显著，果断处置和出售了位于山西的煤炭资产，收回高达95亿元人民币现金。

与此同时，华润电力积极 探索 火电厂固废处置掺烧发电技术，旗下广东海丰、江苏常熟等13家电厂参与市政污泥垃圾处置，2018年全年累计掺烧污泥40.3万吨，为城市解决污泥围城难题，也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此外，该公司高度重视水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2018年全年环保总投入超过15亿元。

华润电力还创新地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精准扶贫攻坚相结合，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方式“授人以渔”，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2018年，华润电力向 社会 捐款捐物合计606.69万元。

笔者从华润电力获悉，今年是华润电力连续第九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系统披露华润电力2018年在环境、 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和绩效。华润电力董事局主席李汝革表示：“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进一步促进公司提升在环境、 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责任落实和实践水平。”

准确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是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可以从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

经济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近年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且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投入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1.技术进步引领投入质量提升

技术进步引领经济投入质量的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重点前沿科技取得了一批具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目前，中国在建和投入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量已接近50个，总体水平基本进入国际先进行列，FAST500米射电望远镜、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微子震荡波为基础研究奠定基础，载人航天、探月、大飞机、蛟龙、北斗、超算、复兴号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一大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科技投入和产出持续增长。2018年中国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97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8%。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均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升至全球第17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科技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交易额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技术交易总额达到1.77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

2.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投入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能源投入为代表，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结构持续改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从2012年的68.5%下降到2018年的59.0%，而同期天然气的比重从4.8%提高到7.8%，水电、核电、风电的比重从9.7%提高到14.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8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7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3.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人才引进、培育和成长环境，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到2018年，约1千万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全国新增博士后研究人员6万多人，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超过1.5万人，1500余人新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除了顶尖人才，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不断改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中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2.94%，比2012年提高了2.3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约8000万具有高等教育的劳动者。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机构人员数量达到325.4万，是2012年的1.44倍，工业研发机构新增98.66万职业人员，每年实现的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224.62万人年提高到2017年的273.62万人年，增长21.82%。人力资源结构改善的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工业产值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

当前，数据信息与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一样，深度参与生产活动。它为工业发展均衡落后产能、农业调整种植结构与市场供给、环保促进节能减排、医疗协调资源分配、交通实现高效运转等等提供支撑。中国是全球数据信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中国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占全球21%，中国正在成为真正的数据资源大国。中国庞大的人口技术、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为数据信息的产生和使用提供了保障。除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信息规模潜力，中国对各种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导航等领域已逐步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转化。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进入前十，京东、360、网易、新浪、携程进入前二十，全球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到了8家。

（二）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

过程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以更小的投入和代价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质量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也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能源利用更加集约

一方面，能源转化效率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发电及电站供热、炼焦、炼油的能源加工转化率分别达到44.2%、92.3%和97.6%，总效率达到73.7%，比2012年提高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每1000美元GDP能耗下降到175千克标准油，是2012年的90.67%、2000年的72.31%。

2.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政策引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9539.0亿元，比2012年增长约15.6%；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681.5亿元，较2012年提高了36.2%，是近年来工业行业投资的重点领域。碳排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4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0.56千克，较2004年下降0.35千克。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0%，较2015年提升1.3个百分点；74个重点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年上升7.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2013年减少51.8%，全年PM2.5、PM10平均浓度为47.33、82.33微克/立方米，分别较2013年下降4.65%、34.52%。

3．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有企业“提质增效”为代表，各行业部门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益，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益，通过结构调整提高效益，通过管理改善提高效益，实现了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4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4440亿元。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7%，比上年降低1.6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0.18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3.88元，降低0.2元。

（三）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产出质量逐年提高，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水平都有增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得到提升，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取得成效，同时，分配更加公平和平等，构建了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业国家。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6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近三倍。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中国占到近20%，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2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9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居世界第五。

不仅仅是总量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整体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时，中国排外在50名之外，到2017年中国排名上升至第27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排名中。2018年，有120家中国企业上榜世界500强，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由Fast Company发布的2018全球最佳创新公司排名中，腾讯公司全球排名第四，是唯一进入前5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疆、今日头条、海尔、滴滴出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也进入全球50强。

2.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在科学技术的变革、国际经济的再平衡、国内资源禀赋的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等内外部因素推动下，中国不仅更加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并且在国际分工中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分工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三大转变。

一是实现了竞争优势由单一廉价劳动力优势向综合优势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参与国际分工主要得益于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在制成品领域的价格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劳动报酬的大幅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这一优势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更多地体现为包括产业工人的素质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投融资优势、应用开发的研发优势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实现了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向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决国内的资金短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迈出对外投资的步伐，最初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取满足经济增长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现在已经扩大到服务于当地市场、整合东道国生产要素甚至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2014年，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提高到196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三是开始了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的攀升。随着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国内产业发展正从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正在向中高端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4960亿美元，横向比较，是同期德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多、美国的4倍多；纵向比较，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是2010年的1.2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22.81%提高到2014年的26.03%。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例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公司，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排名第一的企业，华为海思的手机芯片已经具备向美国高通高度垄断的市场发起挑战的能力。

3.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力求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12亿人，2013—2018年5年间参保人数翻了一番，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脱贫，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从2012年到2018年的7年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接近德国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2017年德国人口8269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三、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都显著提高，但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突出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等三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

从供给端看，追求高质量还不是微观主体的主动行为。由于深受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追求快速盈利、做事不精细等显著特征。近几十年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看来，盈利水平、资产规模、企业估值成为衡量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打造百年老店需专注和深耕，许多企业关注做大而非做精做专、将“转行”当“转型”，房地产热、互联网热、股市热让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再者，“廉价低质”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变。不少企业认为，中国制造创造了物美价廉的传奇，但粗暴山寨、抄袭模仿使中国产品背上了“廉价低质”的名声，既影响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心不足。

从需求端看，质量型消费的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文化存在两个重大误区:一是追求“物美价廉”，而在一个充分竞争、信息完全的环境下，“物美”和“价廉”是矛盾的，消费者需要接受高质产品的高价，才能够促进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崇洋媚外”，认为国外生产就代表高质量，这不仅是个人消费者有这样的思想，在一些资本品、公共品购买中也会对进口产品和服务有所倾斜。无论是追求“物美价廉”，还是“崇洋媚外”，都会严重打击国内企业提供高质产品和服务的积极性。

（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首先，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公平性有待提高，市场机制对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还不足。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过度管制仍然存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并不能公平获得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限，优胜劣汰的竞争还不充分。对知识、创意、设计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非常不足，尚未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侵权成本低造成对创新积极性的损害。实体经济部门成本偏高，降成本的成效还比较有限，难以帮助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重构竞争优势，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实际运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尚未适应新的要求，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政府市场监督的手段和方式还比较传统，检验和认证体系不健全，使用的标准较低，难以起到促进微观主体创新的效果。政策设计和制定仍然保守，政策的公开度、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较差，各项政策、各级政策之间的衔接不足，政策间相互抵消的情况仍然存在。简政放权的步伐还不够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仍然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不足。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公共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还存在较多障碍。公共财政支出效应还不够高，在不断增加民生、教育、医疗、养老支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步伐还不够快。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消费环境和对消费者的保护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金融制度同样需要改革完善，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撑能力。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先行政策和政绩考核体制仍然以规模增长为基础，与高质量发展间的矛盾突出反映为: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视产出规模而忽略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投入；反映活力的指标被部分忽视，特别是创业、创新等新经济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人的成长指标重视程度不足，人民生活幸福感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

首先，中国品牌、标准的价值较低，全球认可度还不够高。品牌和标准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全球著名品牌价值及战略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中，前十位有8家美国公司，1家韩国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10。在前100强中，中国有16家公司上榜，但是除了华为，其余全部是垄断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建设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实体经济部门品牌价值普遍偏低。中国标准在近几年有较快增长，但世界标准体系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很多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国虽然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且实现了技术领先，但在出口和国际招投标中却不得不采取国外标准，发达国家也时常通过各类标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名片———高速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频遭到来自日本、欧洲等竞争对手的恶意阻扰，缺少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标准”是重要的原因。

其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程度不高，前沿技术储备不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中国实现了对世界技术强国的快速追赶，客观上讲，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为数不多的，覆盖整个工业体系，拥有完整创新链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国整体技术能力接近世界前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增大。一方面，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巨大投入和时间积累，特别是在半导体、新材料、农业化学、高端机床等产业和产品上一直受制于人，成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桎梏。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储备不足，由于中国技术研发长期偏重于应用开发，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较弱，有未来再次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中低端的风险。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还不充分。人才是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供给要素，从整个国家看需要形成科学家、研发人员、创业者、企业家、高级产业工人等在内的人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虽然一方面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高端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问题。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老牌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发达国家平均超过35%，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不到美国的10%。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高级技工在劳动者中的比重没有变化，停留在5%左右。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着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统筹供需支撑力”的思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一）以质量变革为基础保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1.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人文含量。梳理各个行业领域的品牌示范工程，鼓励国内品牌评价机构的发展，在工业品领域，重点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形成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实施“互联网+”产品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加强互联网与质量提升的深度融合，提高质量信息透明度，培育高质量的消费文明。强调精益生产理念、培育“工匠精神”，培养一批专业、专心、专注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扎根基层、扎根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2.推动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动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加大制造业企业质量技术改造支持、引导力度，支持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鼓励企业采用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现场管理等质量管理方法，推广9000系列质量管理标准及GMP和HACCP管理体系标准。推动建立新的质量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评价制度，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企业质量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二）以效率变革为终极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1.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破除生产要素在定价、配置、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包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减少企业负担。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为地方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创造稳定明确的条件。

2.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国有经济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隐形障碍和天花板。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

3.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大力改善环境。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以动力变革为关键保障，提高供需支撑能力

1.加快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供给支撑力。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加快共性技术研发，推动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企业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在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业强国战略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2.加快消费能力提升，提高需求拉动力。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的市场带动效应。提升国内产品质量，打造优势民族品牌，构建质量型消费的文化风尚，扭转“物美价廉”“崇洋媚外”的认识误区。优化市场机制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得市场具有更敏锐的需求辨识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对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

由于其广泛的可用性和出色的导电性，从电子消费品到 汽车 再到半导体，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含有铜。去年全球铜需求量为2360万吨，到2027年，预计将达到近3000万吨，年均增长率约为2.6%。

这种惊人的增长不仅归功于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崛起，还应归功于全球稳定地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一变化，如风能和太阳能，这对铜矿商来说是个好消息。可再生能源需要的铜量是传统能源铜需求的数倍。例如，覆盖整个西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一些州的风力发电场对铜的需求量多达1500万吨。2018年是可再生能源创纪录的一年，目前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作岗位是风力涡轮机维修技师和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工。

根据彭博新能源 财经 (BNEF)的报告，可再生能源企业铜采购量从2017年到2018年增加了一倍多。去年全球公司购买了13.4千兆瓦(GW)电力，这些电力就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而2017年则为6.1千兆瓦，翻了一倍多。超过63%的采购活动发生在美国，仅脸书就消耗了2.6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是电信巨头AT&T消耗量的三倍。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趋势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加速。分析人士认为，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所有发电量的一半以上，其价格低于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电力的价格。15多年之后，全球近四分之三的能源消耗将来自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这对铜矿商来说很有吸引力，那么现在可能是开始参与的绝佳时机。当然，高品位铜矿以及良好的管理对铜矿商来说至关重要。

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将快速从燃油车转向电动 汽车 。电动 汽车 消耗的铜量是传统内燃机 汽车 的三到四倍。中国对电动 汽车 产业的扶持力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还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据彭博社报道，去年第四季度，中国占全球电动 汽车 销售额的60%，中国拥有全球电动 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的一半。截至去年年底，电动 汽车 销量占中国新车总销量的7%左右，自2011年以来复合增长率高达118%。十年左右，亚洲国家电动 汽车 将占全球电动 汽车 市场近40%的份额。据BNEF称，紧随其后的是欧洲(26%)和美国(20%)。

中国不仅向新能源 汽车 制造商发放了国家补贴，而且还建立了信用体系，该体系要求 汽车 制造商通过销售电动 汽车 来获得积分。据BNEF称，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动 汽车 政策，正在大规模实施电气化计划。除此之外，中国还在环境保护方面提高了排放标准，正如现在在欧洲部分地区看到的那样，中国将很快开始禁止生产燃油 汽车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看到了政策的住转变，并已经对燃油 汽车 销售实施了限制。2018年，深圳和上海在全球的电动 汽车 销量超过16.5万辆，这比挪威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由于对电动 汽车 的需求如此之高，1月份中国铜进口量攀升至47.9,万吨，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二高纪录。

摩根士丹利今年看好铜价，所有这些让人相信2019年是铜矿商的机会。2019年初到至今铜价上涨了约6%。2019年铜价接近每磅2.80美元，这比2011年2月创下的 历史 高点4.62美元低约67%，这表明铜价还有更多的上涨空间。上周，摩根士丹利、花旗和高盛都看涨铜价。由于铜供应短缺口扩大以及贸易争端缓解的可能性，摩根士丹利预计2019年铜价将上涨14%。

至于铜矿开采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上调了Freeport-McMoRan的价值，而高盛最近上调了力和力拓(Rio Tinto)的极致。另外，新加坡星展银行也预计到2020年中期铜会出现短缺。分析师预计，从现在到至少2022年，铜供应量每年都会出现缺口。铜是影响全球电气化趋势的重要因素，预计未来几年铜需求将稳步增长。到目前为止，铜供应仍未跟上。据路透社报道，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铜需求，明年将有四个美国铜矿项目开放，这是几十年来首次大规模开放铜矿项目。

2019年中国光伏行业市场分析：平价上网趋势日渐明显，新能源消纳形势依旧严峻

光伏“新政”在出台 进入精细化发展新阶段

让光伏行业在一季度焦灼等待的“新政”，终于在4月上旬连续发布的多份文件中找到答案。4月1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报送2019年度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名单的通知》而前两天《关于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项目建设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才刚发布——推进平价上网文件接踵而至，表明相关部门加快推动平价项目上报和建设进程的决心。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告诉第一财经，在宏观政策引导下，中国的光伏产业将由粗放式发展转向精细化发展的新阶段，由拼规模、拼速度、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技术、拼效益转变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光伏产业将会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提质、降本、增效的步伐，以求尽快地实现全面平价上网。

平价上网趋势日显

随着光伏发电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光伏建设成本和发电成本不断下降，光伏平价上网成为可能。

发电成本方面，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近日表示，自2011年起出台标杆电价、2013年起出台分区标杆电价以来，平均电价水平逐年降低。2015年启动领跑基地建设后，第二批、第三批光伏领跑基地项目通过竞争产生的上网电价，比当时光伏上网标杆电价平均低0.21元/千瓦时和0.24元/千瓦时，其中第三批基地中青海格尔木基地项目最低入选电价0.31元/千瓦时，已低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

建设成本方面，2018年第四季度，新建光伏系统的建设成本已降至5元/瓦以下。

易跃春认为，光伏平价上网在我国部分地区具备条件。全国能够实现平价上网的地方，现阶段主要集中在资源和建设条件较好、消纳保障条件较好、当地燃煤标杆电价相对较高的地区。

刘译阳表示，由于产品价格和投资成本的快速下降，我国光伏发电的竞争力得以进一步提升。2018年，“5·31”新政之后，国内新增装机仍能保持一定规模。

2018年，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光伏产业发展政策及时进行了优化调整，全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4426万千瓦，仅次于2017年新增装机，为历史第二高。其中，集中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分别新增2330万千瓦和2096万千瓦，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到12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74亿千瓦，其中，集中式电站12384万千瓦，分布式光伏5061万千瓦。

李创军强调，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7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平均利用小时数1115小时，同比增加37小时光伏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的地区中，蒙西1617小时、蒙东1523小时、青海1460小时、四川1439小时。

李创军指出，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弃光电量同比减少18亿千瓦时，弃光率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实现弃光电量和弃光率“双降”。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其中，新疆(不含兵团)弃光电量21.4亿千瓦时，弃光率16%，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甘肃弃光电量10.3亿千瓦时，弃光率10%，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

光伏行业补贴缺口大超过600亿元

光伏平价上网在提升光伏发电竞争力的同时，可有效促进度电补贴的下降，缓解补贴资金收支缺口。

因广受国家补贴，光伏产业受到“巨婴症”的指责，国家财政面临较大压力。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超过1400亿元，其中光伏行业缺口超过600亿元。

为何会产生巨额补贴缺口?一方面是收入不足。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唯一来源，自2016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调整到1.9分/千瓦时之后，再未做调整部分自备电厂拖欠缴纳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另一方面是支出超出预期。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74.5GW，提前完成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底线目标。其中，集中式电站123.84GW，分布式光伏50.61GW。光伏发电补贴强度较高，补贴需求增大。

多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对于已经颁布的政策还需承担履约责任，补贴资金应该及时到位。否则会动摇市场对绿色发展的决心，引发行业发展危机。

借鉴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好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到一定阶段，补贴逐步退坡是大势所趋。德国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光伏装机量急速增长。一方面政府提高了可再生能源附加税，电力消费者买单另一方面政府调低了补贴。

业内人士认为，可再生能源补贴逐步退坡，最终实现平价上网，更加符合新一轮电改的方向。通过实行竞价上网，可以突出风电、光伏变动成本低的优势，在风大和光照充足的区域，风电和光伏可以报极低的价格来获取发电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弃风弃光率，同时降低整体电力市场交易价格，使得电力系统获得既便宜又清洁的电力。而补贴退坡也不能“一刀切”“断崖式”，应设计合理退坡机制，以确保发电企业和相关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避免大起大落。

2019年1月，财政部在“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座谈会上表达的思路是，先保证补贴的年度收支平衡，再考虑累计缺口如何应对。

按照有关规定，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由电网企业向电力用户代征，并向有关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发放。

国家电网公司财务部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征收方面，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随终端售电量收取，收取标准为1.9分/千瓦时，国家电网公司所属各级电网企业按月将收取的可再生能源补贴上缴中央财政。目前，电网企业直供用户全都按时缴纳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但部分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地方电网售电量，有的不通过电网企业上缴，情况不太清楚。

发放方面，电网企业统计纳入可再生能源补助目录项目的补贴电量、补贴金额，提前向财政部申请补贴资金，今年3月初，它们已经向财政部申请了全年的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财政部补贴资金将直接拨到各省电网企业，电网企业在收到钱的结算周期将补贴拨付至各项目。今年，财政部正在研究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网企业将积极配合做好工作。

新能源消纳“天花板”仍存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在2018年显著提升，弃水、弃风、弃光状况明显缓解。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7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弃光电量54.9亿千瓦时，全国平均弃光率3%，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

但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区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消纳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其中，新疆(不含兵团)弃光电量21.4亿千瓦时，弃光率16%，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甘肃弃光电量10.3亿千瓦时，弃光率10%，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认为，新疆、甘肃新能源消纳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本地负荷低于新能源装机容量，电力供大于求系统灵活性不足,自备电厂参与系统调峰不够外送通道容量受限。此外，部分地区未严格执行国家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制定了低于国家规定的新能源保障小时数，影响企业收益。

由于光伏具有随机性与波动性的特点，传统模式难以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后的消纳需求。国家电网国调中心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表示，需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来促进清洁能源跨区消纳。

具体来说，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来加强清洁能源发展科学规划研究，统筹源-网-荷协调发展，统筹大规模清洁能源发展、消纳问题，推动电源和电网、清洁能源与其他电源统一规划、统一平衡，促进清洁能源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特高压工程建设，确保具备“全国一盘棋”的电网基础。通过特高压跨区工程来扩大清洁能源资源配置范围，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加大清洁能源跨省跨区交易规模。通过市场手段拓展清洁能源消纳空间

展望2019年，刘译阳表示，尽管新的补贴政策尚未出台，但是“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已经确定，中国仍将会保持一定的光伏市场体量。全球市场上，预计光伏装机仍将保持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中、美、印等主要市场需求保持平稳欧洲市场老树新芽，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新兴市场正在快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进入到GW级市场的行列。

更多数据来源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光伏行业投融资前景与战略分析报告》。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19年上半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报告》——

2010-2018年，2018年全球光伏度电成本（LCOE，加权平均）为0.085美元/度（按汇率为7折算，折合人民币0.595元/度），同比2010年下降了77%。

90%的光伏发电规模的成本区间为0.058-0.219美元/度，逐步接近化石燃料发电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