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煤矿淮南矿（老）区（）

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贤玖，1952年6月生，湖北通山人，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1999年7月毕业于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1970年7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荆州市委副书记；2006年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湖北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郭玉吉，1955年6月生，湖北宜昌人，中共党员，研究生。1975年4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省宜昌县鸦鹊岭区红土公社党委副书记，宜昌县鸦鹊岭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新场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共青团宜昌县委书记，县委候补委员，宜昌师专学员，宜昌县总工会主席，宜昌县晓溪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县委委员，宜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省总工会宜昌地区办事处主任、党组书记，宜昌市总工会牵头负责人，临时党组副书记，宜昌市西陵区委书记兼区人大主任、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荆门市委常委，中共荆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荆门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3年任湖北省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2008年3月任湖北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陈水国，1949年10月生，湖北武穴人，研究生学历，1972年1月入党，1965年3月参加工作。曾任湖北省广济县余川公社电话员，县工委办事员，（其间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广济县元件厂党支部书记，中共广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共黄梅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荆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总工会主席，2003年4月任中共荆门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湖北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湖北省妇女联合会

梁惠玲，女，1962年8月生，湖北宜城人，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1985.10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0月至1983年7月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83年7月至1984年11月任湖北省襄樊市五中教师；1984年11月至1990年12月任共青团湖北省襄樊市委副书记；1990年12月至1994年6月任共青团湖北省襄樊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1994年6月至1995年2月任共青团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党组书记；1995年2月至1997年6月任湖北省谷城县委副书记（正县级）；1997年6月至1998年3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常委；1998年3月至2000年2月任湖北省孝感市政府副市长，1998年4月兼任孝感市委开发区工委书记；2000年2月至2000年6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开发区工委书记；2000年6月至2003年6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3年6月至2003年9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2003年7月兼任市委党校校长；2003年9月至2006年4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06年4月至2006年5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党组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06年5月至2008年8月任湖北省孝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08年8月任湖北省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

共青团湖北省委

丁小强，1972年12月生，江苏东台人，在职博士研究生，2004年12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武汉大学团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2007年12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尹汉宁，1955年1月生，湖北省鄂州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高级经济师。1983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1997年7月至2000年6月取得中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9月至1979年9月任湖北省鄂城县庙岭公社党委副书记。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3年7月至1988年3月任湖北省委政研室副科长，1984年12月科长。1988年3月至1992年3月任湖北省体改办生产流通处主任科员，1988年8月副处长，1989年3月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兼《改革纵横》杂志社副主编。1992年3月至1994年6月任湖北省省社科院工作，1992年7月任湖北省社科院办公室主任。1994年6月至1996年11月任

湖北省体改委综合处处长兼省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其间：1996年3月至1996年5月省委党校处干班学习）。1996年11月至1998年4月任湖北省体改委副主任、1997年2月党组成员。1998年4月至1999年7月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1999年7月至2000年1月任湖北省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2000年1月至2002年11月任湖北省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1997年9月至2000年6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学习）。2002年11月至2003年11月任湖北省外经贸厅党组书记、2003年1月厅长兼省外资办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北分会（中国国际商会湖北商会）会长（其间：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2003年11月至2007年8月任湖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外资办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北分会（中国国际商会湖北商会）会长。2007年8月至2008年2月任湖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外资办主任。2008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兼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

严官金，1953年10月生，湖北荆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78年参加工作，197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6月任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现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

尤习贵，1957年9月生，湖北江陵人，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1975年11月参加工作，197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1月在湖北江陵县李埠公社、县委组织部工作；1980年5月任湖北省委组织部副处长、办公室主任；1998年5月任西藏山南地委副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2001年11月任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3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黄石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6年3月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骆新华，1954年1月生，湖北孝感人， 197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9月参加工作，在职硕士。1996年11月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曾任湖北省外国专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5月任任湖北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2008年2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邹贤启，1963年3月生，湖北仙桃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志?财政志》编辑室副主任（副处级），湖北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湖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湖北省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2008年8月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梅祖恩，湖北秭归人。历任湖北省农垦局副局长；湖北省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湖北省农垦事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008年3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徐 新，1953年9月生，湖北江陵人，在职研究生，1970年3月参加工作，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04年1月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兼省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现任湖北省政

府副秘书长、省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

朱常渭，土家族，1950年5月生，湖北五峰人，在职大专学历，1970年5月参加工作，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现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党组书记。

彭 勇，1954年6月生，湖北郧西人，1971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1971年12月至1982年1月历任湖北省郧西县关防区团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店子公社党委书记，景阳公社党委秘书、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武汉大学脱产学习；1985年1月至1990年6月任湖北省郧西县委办公室副科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城关镇党委书记；1990年7月至1993年8月任湖北省郧西县副县长；1993年9月至1997年3月任湖北省竹溪县委副书记、副县长；1997年4月至2000年6月任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区长；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任湖北省随州市政府筹备组副组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常务副市长。2008年6月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许克振，1956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197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5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毕业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72年5月至1974年9月，湖北省沔阳县毛咀供销社营业员。1974年9月至1978年12月，湖北省沔阳县毛咀区团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毛咀公社书记。1978年12月至1980年10月，湖北省沔阳县团委干部、副书记。1980年10月至1987年4月，湖北省沔阳县陈场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场区党委书记，陈场镇党委书记。1987年4月至1989年1月，湖北省仙桃市副市长。1989年1月至1992年3月，湖北省仙桃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92年3月至1995年11月，湖北省仙桃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年11月至1997年3月，湖北省仙桃市委书记、市长。1997年3月至1999年10月，湖北省仙桃市委书记、七届省委候补委员。1999年10月至2000年1月，湖北省荆门市委副书记。2000年1月至2003年11月，湖北省荆门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11月至2006年5月，湖北省经济委员会（省中小企业发展局）主任（局长）、党组书记。2006年5月至今，咸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07年3月—2008年1月任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06当选为九届湖北省委委员。2008.01— 2008年3月任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3月任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路 策，曾任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推广办公室主任，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三峡办主任，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厅）。

湖北省经济委员会

欧阳万坤，1957年12月生，湖北武汉人，1982年1月参加工作，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采矿系。1982年1月起在湖北省煤炭工业学校任教，先后任采矿教研室主任、教务科副科长、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1995年7月到黄石矿务局工作，参加领导班子成员。1997年1月任湖北省煤炭厅生产技术处处长。1997年7月任湖北省煤炭厅副厅长。2000年4月起历任湖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

日前，国家发改委、铁道部、交通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做好部分电煤价格协商，保障2006年煤炭电力生产供应的紧急通知》。专业人士称，《通知》的目的在于不允许煤炭企业减少或停止供煤。因此，加强煤炭行业生产能力建设，从质量上保障煤炭供应显得尤为重要。

一、煤炭企业产业转型的必要性与现实价值

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性产品，因此国家一方面在通过宏观调控来压缩煤炭的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政策倾斜，鼓励煤炭企业拓展产业链条，延伸产业空间。就大型的国有煤炭企业来说，产业的转型不仅可以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规避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带来的市场风险，通过产业转型，使富余的人力资源得到妥善的安置，尤其是女工；煤炭资源在近阶段效益比较好，在整体效益提升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促进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结构模式的生成，有效地解决煤炭企业面临资源枯竭以后的恶性局面；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可以为其他行业摸索出一套相关的经验，使其他大型国有企业在未来的产业转型方面有一定的依据；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不仅在表层可以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而且在深层次上能够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使更多的企业员工能够通过解放思想来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科技兴国的内涵；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对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因素也会随着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得到有效改善。总之，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无论是从资源的经济性上，还是对于环境保护，甚至解决人力资源的就业问题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多赢的意义与价值。

二、煤炭企业产业转型的工作方向

根据以往的经验，煤炭企业的转型通常是发展以非煤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在产业结构上实现有机调整，以非煤产业的第三产业与煤炭相关的辅助产业相互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结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往的做法还是暴露了很多问题。综上所述：第一，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应当建立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基础上，提倡产业的创新能力与科技含量，通过资源的合理、科学配置实现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第二，通过产业延伸与产业替代的途径，明确企业产业转型的思路。第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第三产业的产权，期权与股份进行改革，要积极大胆地引进社会资金，有效保证产业资金链条的衔接与通畅，在企业内部实行股份改革，此举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在此基础上也就可以推进企业的科学管理与资源的整合。第四，确立企业愿景，形成初步发展战略。煤炭企业的产业转型有一个先决的优越条件就是拥有强大的自主品牌优势，在企业产业转型阶段要科学地利用品牌资源，将品牌的文化力，承载力包括其资本运做的内涵都有机地转嫁到新兴的产业基础上，不仅达到可以综合利用资源的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煤炭企业的品牌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获得一席之地。第五，建设企业文化，引进科学的管理办法。由于传统的煤炭产业科技含量不高，体力劳动比重远远大与脑力劳动，也就注定了在劳动成果的评估与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方面相对简单。那么转型以后的新兴产业在管理上则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在煤炭企业产业转型阶段科学的管理也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技术，资金，人才队伍，生产规模也都将是煤炭企业产业转型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不过在工作实践中，一定要抓好上述这几项工作的落实，才能确保煤炭企业产业转型的顺利推进。 三、煤炭企业产业转型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1.建设园区、搭建平台促进转型

建设新的产业园区是煤炭企业产业转型的关键。园区要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管理集成、良性发展的要求，重点规划和建设一批新型产业园区，既为现有煤炭企业发展接替产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又为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建设平台。

2.品牌带动、产业延伸推进转型

推进煤炭企业产业转型，必须实施品牌带动项目，项目带动战略，通过重大接替产业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多元产业格局。

3.优化环境、招商引资带动转型

煤炭企业产业转型在环境建设上应“软硬兼备”，制定有效的措施，着力营造宽松开明的政策环境、廉洁高效的服务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公正严明的法制环境、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用环境吸引投资者，用服务留住投资者，形成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社会氛围，把国内外资金引来留住，让引进项目落地生根。

4.深化改革、整合资源推动转型

煤炭企业产业转型进程中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精干主体，剥离辅助，聚集优势资产，建立科学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大型煤炭企业要完善母子公司体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进一步消除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增强煤炭企业第三产业的活力。

5.技术创新、节能降耗支撑转型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发展接替产业必须要坚持高标准、高起点战略，转产项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用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坚决制止低水平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突出节能降耗。资源型城市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为重点，从政府、企业、区域、产业和社会五个层面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6.强化品牌经营意识，树立资本运作观念

煤炭企业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品牌，所以煤炭企业的产业延伸要在品牌上下工夫，不仅要抓住品牌发展的契机推动产业结构的规模化扩张，更要在行业内树立自己的品牌文化，企业文化，融合与行业文化中，有效提升煤炭企业母品牌下的子品牌的含金量，通过有形的资金，社会效益提升转型后企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最终达到资本运作。

（一）紧紧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凝练概括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及核心精髓，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方法论，为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道路。对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核心价值观更是发展的灵魂、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力量源泉。当前，面对煤炭市场仍然低迷的严峻形势，如何能凝聚全员的思想共识，树立攻艰克难的坚定信心和力量，毫无疑问成为了煤炭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并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推动企业长足发展。

（二）当前煤炭企业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能像抓经济一样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煤炭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软实力，个别人仍有“重煤炭生产轻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二是员工价值观的培育针对性不强，没有调动起员工积极参与企业建设的“精气神”；三是文明创建活动不够深入，传播“正能量”的实践活动没有形成声势；四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生产生活实际融入不够细致，渗透力不强。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加强煤炭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党、全社会基本的价值导向，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地融入企业生产管理的全过程，才能起到全方位渗透、全方位践行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到企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使精神文明建设为煤矿建设保驾护航。

1.融入到企业安全生产活动中。安全生产是煤矿做好各项工作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这个基础的坚强保障。员工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员工对岗位和企业的热爱程度，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安全生产中，通过广泛开展“岗位建功”、“文明班组”等岗位实践和竞赛活动，激发和培养广大员工主人翁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使员工从内心迸发出为企业出力的激情和活动。

2.融入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在不断引深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党的基层组织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和道德水准，筑牢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使党组织成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心骨。

3.融入到主题实践和创建活动中。深入推进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点、文明员工、文明车间、文明厂区、井下文明峒室等“百里煤海文明大创建”活动和“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培育文明礼仪、文明餐桌、文明生产、文明作业等行为的养成，引导广大员工群众知荣辱、讲文明，守礼仪、做表率，诚信友善为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4.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文化都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把培养人的集体意识，规范人的行为准则，提高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主要任务，在提炼和培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促进员工价值认同的形成和提升。

5.融入到员工道德实践活动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开展道德建设“六个一”活动，弘扬优良家风，将“传家风、保安全、促廉洁、强发展”相结合，以开展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活动。

6.融入到志愿服务和爱心帮扶活动中。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活动的同时，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悉心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理念，使志愿服务活动到基层、进家庭、向社会，使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动成于无形。

7.融入到民生工程中。牢记惠民宗旨，积极回应社会关注和员工关切，解决突出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有感情、有责任的为改善民生努力，保障员工的切身利益，做好员工就业、就医、住房、环境改善、困难帮扶等民生工程，使员工群众切实感受到企业的温暖，筑起企业与员工爱的精神家园。

8.融入到企业“文化塑魂”工程中。积极创作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现实性于一体的优秀文化产品，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在育人化人的同时激发人的热情，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同时积极开展全民读书活动，深入井口、车间、工地等地，为员工送书籍，塑造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民国时期，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曾经存在的军阀更是数不胜数。在无数的军阀之中，我认为，如果把蒋介石和袁世凯排除在军阀之列的话，民国时期势力最大的军阀，应该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呢？

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了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周刊，成为封面人物，并被冠以了“中国最强者”的称呼。当时的吴佩孚，先后在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击败了段祺瑞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占据了两湖、江苏、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中国最精华的地区。

此时的吴佩孚拥兵几十万精锐大军，更有数十万依附于他的小军阀，虎踞洛阳，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大半个中国。吴佩孚也成为当时人们最为看好，被认为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而吴佩孚自己显然也是这么想的，他踌躇满志的提出了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吴佩孚巅峰之时，志得意满的准备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彻底击败奉系张作霖，武力统一全国之时，其麾下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北京警备司令孙岳密谋倒戈，直接切断了率大军在前线与直系军队激战的吴佩孚后路。

而此时，实力大增的奉军也趁机进攻，截断了直军的交通线，吴佩孚的嫡系大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溃败，主力损失殆尽。大势已去的吴佩孚被迫率残部2000余人在天津塘沽登舰南逃。吴佩孚也彻底失去了武力统一全国的希望。

然而即便遭受如此巨大的失败，吴佩孚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率残部在两湖地区再次崛起，并在汉口组成了鄂、豫、粤、桂、黔、浙、苏、闽、赣、川、晋、陕、皖、湘等14省讨贼联军，再次聚集了20余万大军。

也因此，吴佩孚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最主要敌人，而且，北伐军另一个敌人，占据东南五省的“东南王”孙传芳，原来也是吴佩孚的部下。但在北伐之始，吴佩孚并未看的上兵力只有10万的北伐军，仍然在北方参与军阀混战。

然而吴佩孚却万万没想到，革命意志坚定，战斗力强大的北伐军，并不同于以往的军阀部队。士气高涨的北伐军，以少胜多，先后在定泗桥、贺胜桥等战役中击败了吴佩孚部，并最终占领两湖地区。

虽然吴佩孚仍不甘心失败，逃往四川后，打着“孚威将军”和“14省讨贼总司令”的招牌，四处收集残部，合纵连横，试图再次崛起。但是，他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各方军阀势力也反应极为冷淡，彻底输光老本的吴佩孚在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后因蒋介石的逼迫，吴佩孚离开四川，在北平定居。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看上了吴佩孚曾经巨大的威望和名声，试图让拉吴佩孚下水，让他成为汉奸，遭到了吴佩孚的严词拒绝，最终，恼羞成怒的日本特务趁吴佩孚牙疾发作之际将其杀害。

北洋军阀鼻祖是袁世凯，1916年他死后，北洋军阀分为三大派系：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军阀，比如滇系军阀、桂系军阀等，但是这些地方军阀无法与这三大派系相提并论，所以还是从这三大派系中找到实力最强者。

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北洋政府或者说民国北京政府，从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6月奉系军阀撤出北京结束，一共十六年，这十六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四年：袁世凯当政阶段（1912-1916）、皖系军阀当政阶段（1916-1920）、直系军阀当政阶段（1920-1924）、奉系军阀当政阶段（1925-1928）。所谓当政，主要是把持北京政府，很难达到全国政令统一。其中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皖系军阀就基本退出了 历史 舞台，虽然后来其首领段祺瑞又当了两年临时执政府执政（1924年11月到1926年4月），但是那基本是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傀儡，不作数。

虽然三大派系在当政时间上不相上下，但是论到可持续性和影响力，还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更胜一筹，刚才已经说了，皖系军阀基本就是段祺瑞一个领袖，他下台基本皖系也就没戏了。奉系军阀也差不多，主要是张作霖，但是他长期在关外，在内地的影响力又不及皖系和直系。当然后来入关饮马长江也曾昙花一现。

直系军阀首脑则是前赴后继，先有冯国璋，又有曹锟、吴佩孚，最后是孙传芳这个后起之秀。冯国璋时，长江三督就是铁杆，冯国璋死后，长江三督归曹锟马首是瞻。加上直隶省、河南、湖北、湖南这些铁杆地盘，直系势力兴盛时还是很厉害的。后来孙传芳又占据了东南五省。

从首脑个人影响力上来说：皖系军阀除了段祺瑞任过国务总理和临时执政府执政，其他的职位都一般。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则任过一年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他们虽然也是国家元首，但是总不如大总统名正言顺。直系出了两位大总统：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虽然没有做过大总统，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走出国门，1924年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吴佩孚的肖像，注释为：中国最强者。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他们这么认为也不无道理，吴佩孚是同时代军事上的佼佼者，打赢了平定湖南之役、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大战等大战，如果不是冯玉祥临阵倒戈，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也未必会输，即使失败也不会那么惨。

直系军阀基本上到了1927年已经被北伐军击溃，虽然吴佩孚后来曾经谋求东山再起，但是没有太大作为。1939年，吴佩孚因为牙病手术感染去世（也有说是被日本牙医刺杀），死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和前不久1938年病逝的曹锟曹三爷一样，他们都发誓不当汉奸，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这也是其他军阀所不能比的。

另一位直系军阀首脑孙传芳则是在天津居士林被仇家施剑翘刺杀。

曹锟、吴佩孚

说到民国军阀，纵观当时整个神州大地，实力最强悍、势力最大的当属奉系军阀首领，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全盛时期，张作霖控制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八省一市，统帅着一支拥有着完整的海陆空三军建制的奉军，占据着北京的中央政府，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元首。

张作霖到底有多强？看看东三省和奉军的实力就知道。

东三省，作为张作霖和奉系的根本所在，张作霖深知只有东三省发展的好，他和他的奉军才能与占据中原、沿海地区的军阀相抗衡，因此是不遗余力地发展东三省的民生、经济、商业与农业等各个领域。

“要想富，先修路”，张作霖是深谙此理。至1931年前，在张作霖“自建铁路网计划”的推动下，整个东北的铁路总里程达7000多公里，拥有北宁、打通、郑通、郑洮、洮昂、沈海、吉海等7条铁路线，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东北县以上行政区，部分铁路相对发达的区域，更是可以直接覆盖到村。铁路的覆盖，不但让东三省各地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吸引到了更多外资的到来，加快了东三省对经济发展。

除此，张作霖这人虽说没什么文化，可对读书人却是非常尊重，他深知要想让东三省经济突飞猛进，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才的加入，正所谓“术有专攻”，打仗读书人肯定没军人厉害，但要是说到对于地方的治理，读书人绝对能甩军人一条街，因此当时张作霖是不遗余力地花费重金邀请有能力的读书人来东三省效力。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张作霖为招揽、培养英才建立了东北大学。在张作霖的重视下，东北大学是当时整个民国资源最丰富，资金最充足的大学，张作霖每年都会拨款160万银元给东北大学（在当时清华大学是120万银元，北京大学是90万，南开大学只有40万），做为购买教学设备、教材等使用。同时为留住人才，张作霖给东北大学教职工的薪水那是十分优越，如东北大学教授级的老师月薪足足有360银元，要高出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60银元，南开120银元。

凭借着这等极为丰厚的经费和薪水，东北大学一时间是人才济济，英才辈出，初期128名职教员中就拥有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毕业的讲师占了近三分之二，先后有梁思成、林徽因、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荀、刘仙洲、黄侃、刘半农、石志仁等一大批名师执教于东大。而后，在这些高学历、高学识的讲师的教导下，东北大学是英才辈出，一半高材生毕业后加入到了东三省政府、军队等各类部门当中，为奉系强大做出了卓越贡献。

就是在张作霖这般不遗余力地治理下，东三省整体实力是突飞猛进，如哈尔滨，在张作霖的治理下，已是跃居远东第二大国际化都市，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居全国六大海关之首，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啤酒生产基地，并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有直接业务往来，外资企业多达1809个。

再如长春，它比哈尔滨更加现代化，整个城市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仿照巴黎等大都市建造的，它拥有着多个亚洲第一的称号，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等等。

至张作霖被炸死前，东三省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地区，且工业结构较为完善，既有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也有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经济已是十分繁荣，跃居全国前列。

当然，军阀混战时期，单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是没用的，若没有足够强悍的军力，也是守不住这家业的！

不过恰恰，张作霖是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有强悍无比的军事实力。

奉军，是当时中国为数不过的拥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体系的军队，有自己的海陆空三军，有自己的军工企业，有自己的军校，其实力就算是单独拿出来，在当时的世界也都是排名靠前的军事势力。

奉军是当时中国少数拥有较完整的海陆空三军的部队。

奉系陆军，辖七个集团军，约50万兵力，奉军不似川军、西北军那般面临着空有兵力，武器甚少的局面，在内部相对完善的军工体系的帮助下，奉军人手一把辽13步枪，甚至部分士兵还装备捷克式ZH-29半自动步枪。

在当时多数军阀连步枪都缺少的情况下，奉军每个师多数还都配有一个炮兵团，每个炮兵团都配有数量不等的日38式75毫米野炮、日14式29倍105毫米加农炮、日41式75毫米山炮和日式105毫米轻便榴弹等型号的火炮，最为离谱的是，随着奉军建起一座迫击炮兵工厂后，奉军还为团级部队配置了6门迫击炮。

除此，奉军还设有多个独立的重炮团，配有辽造民14年式或辽造民19年式十五公分重榴炮等型号重炮。最后，更为变态的是，奉军还拥有当时民国少有的坦克部队，配有从欧洲购买到的36辆法制雷诺FT—17轻型坦克。

奉系海军，是民国最为强大的海军。自1924年收编渤海舰队后，奉系海军辖江防、海防和渤海三大舰队，拥有海圻、海琛、肇和、镇海、威海等巡洋舰，同安等护卫舰、永翔、楚豫、江利等炮舰，除此还拥有当时世界都少有的镇海、华甲等水上飞机母舰。在当时全国军舰总吨数是42000吨，奉系海军独占32200余吨，也就是说约76%的军舰在奉军手中。

奉系空军，也是民国最为强大的一支空中力量。盛时拥有五个航空队，拥有英制维梅型轰炸机、法制布莱盖型、波太型、高德隆型轰炸机、德制容克型侦察轰炸机、日制甲式战斗机和八八式侦察机等各型号飞机300余架（战斗机150架）。要知道，在当时整个日本的战斗机也不过是数百架，可见奉系空军之强悍。

奉军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完善的军工体系，上至重炮、火炮等，下至弹药、军服等，都可以自给自足。

张作霖主政奉军期间，为了不受制于人，也有强大自身，他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粮秣厂、奉天被服厂、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不但能满足战争所需的武器和弹药，还能替奉军生产出飞机发动机零部件、航空仪器、无线电零件等高精度设备，及粮食、服装、帐篷、锅灶等百余种军品，涉及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

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例。盛时其年产各式步枪6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野炮、山炮、重炮等各型大炮150门，炮弹20余万发，枪弹1~1.8亿发，月产TNT炸药120吨，每天产出武器可轻松武装一个营级部队。同时，东三省兵工厂可轻松仿制出75毫米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毫米的榴弹巨炮。

除了强大的军队，完善的军工体系，奉军还拥有更为完善的军事教育体系，海陆空专业学习皆有之。

张作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深知要想让奉军永远的强大下去，首要做的就是做好人才的培养，只要人才能够保持不断层，奉军就不会有衰落的那天，所以张作霖主政期间先后创办东北陆军讲武堂、东三省航警学校和东三省航空学校等专业培养海陆空三军人才的学校。

东北陆军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并称为的中国四大军校，东北义勇军创始人之一的黄显声、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开国上将吕正操、开国少将沙克等名将皆出自东北陆军讲武堂。东北陆军讲武堂设战术、军制、兵器、地形、筑垒、交通、卫生、马学、军用文牍等学科，及各兵科操练、野操、体操、剑术、射击等术科，为奉军培养出了数千名基层军官；

东三省航警学校，是当时民国最为顶尖的海军学校之一，设有航海、轮机、枪炮、国文、英文、数学、化学、测量、船艺、鱼雷、通信、陆战等学科，为民国海军培养了1200余位海军军官；

东三省航空学校，同样也是民国最为顶尖的空军学校之一，设有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飞行学、航行学、气象学等学科，为东北空军培养了百余位精英飞行员。

依仗雄厚的经济实力，张作霖打造出了一支可以傲视民国任一军阀的强大武装力量。而借着这支强大的武装，张作霖也就成为了民国最强大的军阀，控制着八省一市，直至入主中央，成为民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当然，作为这么一个枭雄，张作霖的结局却很是悲惨，因他对日本秉持着极其强硬的态度，不愿出卖国家利益，故而被日本记恨，日本为强占东三省，遂趁张作霖乘坐专列返回奉天时，在皇姑屯将其炸死。就这样，一代枭雄张作霖，惨死在日寇手中。

民国时期最大的军阀是新军阀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在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打败了桂系(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巩固了他的统治。

个人认为从兵力和控制的地盘比较的话，除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外，势力最大的恐怕就是直系军阀了，直系军阀代表人物有冯国璋，吴佩孚，曹锟，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军阀初期控制着京津，河北，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经过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地盘囊括了华北，华东，中原地区，当时的直系军阀主力兵力共计18个师，18个旅，60多万人，200多架飞机，兵威之盛如日中天。1923年曹锟通过有争议选举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三年后，国共合作，孙中山组建北伐军，联合直系军阀的老对手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发动了北伐战争，吴佩孚孙传芳被击败，直系军阀彻底倒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直系将领和兵力被国民政府收编，直系军阀到此消亡。

1912年至1916年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实力最强。 辛亥革命后，袁窃据大总统职位，广植党羽，逐渐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的军事集团。1916年袁死后，因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的称呼。

1916年至1920年

段祺瑞领导的皖系军阀，实力最强。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并在地方上取得督军团的支持。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新直系和奉系合作，击败皖系军阀，段被迫下台，退出中枢。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浙）为新直系齐燮元（苏）、孙传芳（闽）等击败，皖系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1920年至1924年

曹锟、吴佩孚领导的新直系军阀，实力最强。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同派系直系曹锟、吴佩孚崛起，于1920年7月直皖战争，联合奉系击败皖系势力，战后与奉系共同取得北京政权。又于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击败奉系，势力达到巅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新直系战败，被迫退出中枢。后吴佩孚虽借鲁豫战争再起，但又为北伐军及奉系夹击，派系瓦解。

1924年至1928年

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阀，实力最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击败新直系，与国民军系共同掌控北京政权。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苏皖奉系势力为东南新直系残余击败，撤离东南。1925年11月，鲁豫战争爆发，奉系张宗昌（鲁）得新直系吴佩孚相助，击败国民二军岳维峻（豫），在共同的利益下，直奉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同月，奉系陆大派首领郭松龄反奉，致使奉系势力元气大伤。1926年5月，南口大战爆发，国民军系被迫退往绥远等地，直奉扩大声势，再次掌控北京政权。 1928年4月，二次北伐爆发，奉系被迫退回东北，张在撤退途中为日军击毙，其子张学良即位，后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易帜，派系蜕变为国民党东北军系。

1928年至1949年

蒋中正领导的中央军，实力最强。 国民政府时期对直接听命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军队的总称，但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听命于蒋中正并由其直接掌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