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能源安全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电影《伊莎拉贝》中，有一句经典的粤语台词：“无只「劳」，D人唔喺睇唔起你，喺睇你唔到。” （出来不戴劳力士，别人不是看不起你，是根本看不见你）

图1：电影《伊莎拉贝》剧照，来源网络

新能源车圈子里的鄙视链也是同样道理：

作为一般车企，根本就谈不上是不是被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看不起，大多时候是完全看不到而已。

图2：大众和特斯拉高管会面，来源网络

相反，凡是被马斯克开了群嘲，被马斯克瞧不起的公司，都至少从某个层面证明了自己有独特价值：

比如，被马斯克嘲笑产品“不行”的比亚迪( SZ:002594 )，市值已经站上5000亿，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搞得如火如荼。甚至被钢铁侠暗讽抄袭的小鹏 汽车 ( NYSE:XPEV) ，市值一度也超过了4000亿人民币。

图3：马斯克推上怼小鹏，来源网络

对投资者来说必须要意识到一个问题： 能够进入马斯克的叙事话语体系，预示着未来可能的更大价值，你需要先从被马斯克“看不见”，到被马斯克“看不起”，接下来才有机会被马斯克“看不懂”和被马斯克“追不上”。

在所有被马斯克开了群嘲名单的新能源对手中，丰田Mirai及其代表的燃料电池路线，是被钢铁侠喷的最狠的:

图4：漂亮的Mirai，来源网络

丰田已经推出了首款氢燃料电池Mirai，该车续航里程达到650公里，远远超过当前纯电动车市场续航里程最长的ModelS，在美国售价也仅为40万人民币，与ModelS入门版价格几乎平起平坐，这让马斯克坐不住了。

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马斯克对氢燃料电池提出2点挑战：马斯克担忧氢气缺乏基础设施，以及氢产生于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制造。

在2019年特斯拉的股东大会上，马斯克为了喷燃料电池，更是玩起了谐音梗：

Fuel Cell （燃料电池） 实际指的是Fool Cell （ 蠢 货 电池） ，是“一大堆垃圾”；然后马斯克说说，燃料电池 汽车 的想法是“令人震惊的愚蠢”，“根本不可能成功”。

在马斯克的叙事体系里，中国造车新势力大多属于 抄货 ；而丰田燃料电池则是完全另一个星球的怪物，要彻底打爆批臭。

01

超越锂电池的新能源“高维战场”

钢铁侠对中日新能源路线的嘲讽等级高下立判，反映了对中日对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马斯克来说，那些依托中国市场，像素级模仿特斯拉的对手，虽然来势汹汹，但短期内还不会构成威胁。

图5：小鹏 汽车 ，来源网络

而且，马斯克有理由认为，如果中国车企只是复刻EV路线，那你最多做个老二，还不一定能坐稳，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成功地帮助特斯拉把市场不断做大，未来只等特斯来前来收割。

而独辟蹊径的丰田开辟燃料电池高维战场，却从另一个层面形成了令马斯克坐立不安的威胁。

从创立开始，特斯拉( NASDAQ:TSLA )一路横扫全无敌，除了马斯克是个天才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电动车这个赛道，符合时代对于低碳环保低排放的要求。

尽管时至今日，从总的经济账来看，电动车还很难说的上比汽油车好多少：电动车市场仍然需要大量资本开支来建设充电站和电池工厂，同时也花费了难以想象的天量补贴来培育消费者市场；

但是从各国政府和 社会 态度看，投资低碳环保电动车企业，已成天然的正确，凡是投身新能源车的企业，自带了融资优势，规模可以迅速扩大。

特斯拉就是凭借政府环保补贴，美国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优势，以及无穷无尽的看好特斯拉的环保资本来帮助打造基础设施，加上马斯克的天赋和运气，才成功打造了史上市值最大的新能源车巨头。

在这场成功中，马斯克的天赋和运气占了三分，电动车赛道自带的环保IP光环占了七分，两者缺一不可。

而Mirai所在的燃料电池赛道恰恰拥有这一切：

燃料电池加氢站，可以凭借东亚基因的超强基建效率，无限复制；而燃料电池车制造端则可以依赖丰田低成本大规模制造能力。而从 社会 影响看，燃料电池排放效率和环保程度甚至要比电动车还高，更容易受到 社会 追捧。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拿到惊人的补贴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燃料电池很有可能会复刻特斯拉的成功道路。

不难想象，如果一旦凭借环保IP起势，丰田Mirai所在的赛道所很有可能会是特斯拉最大的对手。

这里容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马斯克疯狂群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带舆论，不让资本方轻易聚焦燃料电池这个领域。

02

优势：简单而优美的工作原理

与马斯克铁嘴独断，把燃料电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看法不同，在2017年全球1000名 汽车 行业的高管问卷调查中，众多见过大场面的高管们的结论是：

尽管目前氢燃料电池成本还很高，但氢燃料电池技术将从经济上最终超越电池驱动技术。

燃料电池之所以会获得众多 汽车 高管的赞同，主要是因为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简单优美到难以想象。

氢分子进入燃料电池的阳极，与覆盖在阳极上的催化剂反应，释放电子形成带正电荷的H+，穿过电解液达到阴极，电子流入电路，形成电流，产生电能；阴极催化剂使H+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成水。全程只有电和水作为排放。

图6：来源网络

这种简单而优美的工作原理，导致燃料电池从环境影响结果看一枝独秀：

1、 排放清洁：

液态氢和氧气通过燃料电池产生能量，驱动 汽车 前进，只生成水，既不会有汽油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废气，也没有气候变暖元凶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像锂电池那样从生产到回收都有污染。

2、车体更轻：

比起汽油，氢消耗的燃料总重量要小很多，因此氢燃料电池车只需要装备很小重量的燃料电池就已经足够了，而电动车的重量问题一直都在困扰 汽车 工程界。

3、补能耗时更短：

比起电动车充电时间动辄9小时，氢燃料充电时间堪比汽油车型，只需要3分钟就可获得500公里以上的综合里程。

4、能耗更低：

在美国环保局循环之下，2016款丰田Mirai在满箱情况下，巡航里程为502公里，等效能耗为3.6L每百公里，是目前的汽油动力 汽车 效率三倍以上，对比纯电动车，这样的消耗水平也毫不逊色。

拥有以上诸多优势，燃料电池 汽车 显然会被诸多造车巨头高管寄予厚望：说白了，只要钱到位，燃料电池车与汽油车、电动车三分天下亦可徐徐图之。

03

槽点：高成本和看不见的污染

当然，一切看上去非常美好，但是没有实现量产的技术路径，从底层逻辑看都有跳不开的大坑，燃料电池也不例外。

历史 上看，氢气作为 汽车 燃料已经有了200多年的 历史 ，但由于氢气安全性和能量密度较低，氢气作为内燃机燃料并没有表现出太强优越性。

而燃料电池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新产物，1839年威尔士科学家威廉格罗夫发明出了燃料电池的原型，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推动了氢燃料电池在 汽车 上的应用。多年研发之后，丰田2014年推出了全球第一辆燃料电池车，但到2019年全球燃料电池车也只卖了10490辆。

可以想象，尽管燃料电池技术路径早已成熟，样板车也出现多年，但始终没有推广成功，主要是经济挑战。

首先，燃料电池车需要像汽油车一样加氢。这里就面临前文中马斯克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缺乏足够基础设施。

图7：来源网络

第一，比电动车现在充电排队情况更夸张的是，燃料电池的加氢站基础设施更不完善。

根据 H2stations.org 发布的全球加氢站年度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底，全球加氢站保有量接近450座。其中，日本加氢站116座，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德国紧随其后，拥有加氢站81座；美国目前运行的加氢站为63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加氢站数量迅速增加， 截至2020年1月已建成61座；此外，韩国加氢站保有量30座。

这个数量级与充电桩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仅中国全国各类充电桩保有量达132.2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55.8万个，数量位居全球首位。

因此，有限数量的加氢站限制了燃料电池的适用范围：虽然理论上讲，燃料电池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交通工具，但火车，无人机，电动自行车等工具，目前仍然处于早期开发阶段，只有不太依赖加氢站密度的商用车就成了氢动力应用主战场。

其次，基础设施的缺乏恰恰是由于氢气制备成本居高不下。加氢的成本还远远高于加油，目前还离不开政府补贴。

图8：加氢站建设成本组成

如上图，一个加氢站成本接近1200万人民币，而一个加油站成本只有200万人民币左右。依据补贴政策，在每个加氢站上的补贴成本就要高达400万人民币。想要降低加氢成本，必须要有巨大体量摊低成本。

而且除此之外，每台燃料电池货车补贴金额也居高不下，一辆轻型货车在2019补贴金额上限30万每车。这个政策引导同样是要前期补贴，后期随着规模扩大逐渐把成本降下来。

图9：补贴金额

现阶段氢能源车产量大约为每年1000辆，这一产量之下，电池成本大约为每千瓦180美元，制造一个100千瓦电堆成本12.6万元，再加上储氢罐，动力电池等成本，一套氢能源车动力总成价格接近20万。

而燃料电池系统成本占燃料电池车总成本接近64%，很简单，如果产量进一步扩大，电堆成本可以下降到39美元每千瓦，仅为目前的21%，随着行业进入规模化生产，电堆成本将进入快速下降轨道。

当然，目前看燃料电池补贴只要不退坡，购置燃料电池车的成本还是很有竞争力：

如果到 2020 年补贴不退坡，燃料电池动力总成成本下降 50%，氢气 30 元/kg，燃料电池物流车全生命周期成本相对燃油物流车低 67%；

到 2025 年地补完全退坡，燃料电池动力总成成本下降 90%，氢气 28 元/kg，燃料电池物流车全生命周期成本相对燃油物流车低 61%。

在国家政策坚持不懈的补贴之下，长期看，加氢站的成本随着规模扩大也可以进一步降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强决心，是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烧钱的必要保证。

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 历史 案例，恰恰是吃尽红利的特斯拉：

图10：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来源网络

在中国基础设施高效率的保证下，上海超级工厂在最短时间内竣工，而中国市场大门敞开已经成了特斯拉市值的坚强保证，政府部门在新能源上的长期扶持，都从 历史 上证明了，基础设施缺口从来都不是问题——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所以，马斯克指责燃料电池没有基础设施，完全没有道理：电动车的基础设施本身也是在政府补贴之下从无到有，加氢站同样可以复制这条路径。

其次，制氢工艺并不环保。这就涉及到马斯克说的第二个问题，认为氢产生于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制造。

获取氢气的方法，主要有煤制氢、天然气制氢、石油制氢、工业副产气制氢和电解水制氢等五种技术路线。其中，煤制氢、天然气制氢、石油制氢统称“化石能源制氢”或者“化石燃料制氢”。

以下是几种获氢的方案简单分析：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制氢工艺分别为天然气重整制氢和煤炭气化制氢，这两者也是制氢成本最低、最成熟的技术，但会带来大量碳排放，其排放量约占全球总碳排放量的2.2%。

其中水煤气法制氢成本最低，适用规模大，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且所产生氢气含硫量高。

石油和天然气蒸汽重整制氢的成本次之，约为0.7~1.6元/Nm3，能量转化率高达72%以上，但同样会产生大量碳排放，未来可以考虑通过碳捕捉技术减少碳排放；

虽然这两种方案制氢成本很低，但这个问题滑稽之处在于：如果用高碳排放的化石燃料制氢燃料，然后再加氢站加氢，宣称自己是低碳出行，看上去总有那么一点点违和。

从这个角度说，马斯克所言不无道理，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方案。

如果用水电解法制氢，虽然当下成本最高，在2.5~3.5元/Nm3之间，但成本在不断降低，碳排放量低，且在应用水力、潮汐、风能的情况下能量转化率高达70%以上。可以想象，如果未来与太阳能或风能结合，水电解法制氢将成为主流路线。

图11：来源网络

在美国加州，将加油站做可再生能源延展，搭建风机和太阳能光板，在加油站直接电解水制氢，无需大幅扩建，这个线路已经大行其道，随着规模扩大，可以不断降低电解氢成本，这已经是当下主要的解决方案。

还是那句话，钢铁侠并不是不明白这件事有技术解决的方案——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电动车和燃料电池车，路线上各为其主，钢铁侠瞧不起燃料电池同样是个理性的选择。

04

风起2021

很明显，燃料电池车比电动车产业链还处在更早期的商业化阶段，参照业绩还不能够判断任何一家燃料电池公司的价值。

不过，我们可以参照上一次被马斯克看不起的资产组合的表现：

中国造车新势力蔚来，理想、小鹏和比亚迪，市值表现无需多言；

美股燃料电池的巴拉德动力(NASDAQ:BLDP)和尼古拉卡车，也都在一年内涨了10倍；

A股燃料电池发动机核心资产亿华通(SH:688339)在过去几个月中市值翻倍。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前后被钢铁侠diss过的资产组合，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多多少少都做对了一些事情：

如果中国未来是最大的电动车市场，那么造车新势力和比亚迪都已经占据了很好的位置；

而如果燃料电池未来是区别于电动车和燃油车的第三条道路，那么巴拉德和尼古拉卡车都有潜力变成未来的小特斯拉。而一旦中国在产业政策上加大药量，亿华通的规模效应到来之后，直接可以降低成本，走上量产之路。

很简单，亿华通等本土企业自带的核心的硬逻辑是帮助这些公司实现市值高速增长的底层代码，而钢铁侠的瞧不起并不能改变它们的基本面。

当然，目前看，对多数A股燃料电池企业来说，对他们的投资多多少少还带有风险投资的性质：一旦燃料电池的美好未来实现，目前的估值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些公司最终能不能构成经济性良好的生意模式也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不过，回溯马斯克看不起组合，给我们A股投资者的启示是：对投资者来说，对行业前沿的变动保持敏感，才是最重要的。下一次，当钢铁侠开始diss某些公司的时候，投资者应当竖起耳朵，也许，那就是下一轮最大的风口。

作者：牧之

建设太阳能发电站对迪拜的意义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减轻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增加新能源利用，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经济。

阿联酋在太阳能利用方面的努力，为当地其它国家的能源发展策略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参考资料。而加大新能源的利用也可以有效地减少诸如温室气体等一系列环境破坏产物的排放与蔓延。

阿联酋建设太阳能发电站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集中式太阳能发电站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落成。这座耗资6亿美元(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发电站将为2万户家庭提供电力。

“太阳一号”(Shams1)发电站位于阿布扎比西南约150公里的扎耶德市郊沙漠地区，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相当于300个足球场，发电能力达100兆瓦。

“太阳一号”发电站共有25.8万个复合抛物面反射镜，通过这些反射镜将阳光聚集到一支支特殊的管子上，管内充填了一种具有高热传导功能的油，滚热的油通过管道传送到产生蒸气的装置内，再由蒸气带动汽轮机发电。

该发电站的投产不仅能缓解阿联酋电力消费的压力，还可实现每年减少约17.5万吨碳排放，相当于每年种植150万棵树，或减少1.5万辆汽车上路。

阿联酋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7%。国际可再生能源总干事阿敏表示，“太阳一号”发电站的启用是中东地区规划绿色能源未来蓝图的起点，阿联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作出的表率和承诺，对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准确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是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可以从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

经济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近年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且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投入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1.技术进步引领投入质量提升

技术进步引领经济投入质量的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重点前沿科技取得了一批具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目前，中国在建和投入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量已接近50个，总体水平基本进入国际先进行列，FAST500米射电望远镜、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微子震荡波为基础研究奠定基础，载人航天、探月、大飞机、蛟龙、北斗、超算、复兴号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一大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科技投入和产出持续增长。2018年中国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97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8%。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均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升至全球第17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科技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交易额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技术交易总额达到1.77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

2.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投入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能源投入为代表，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结构持续改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从2012年的68.5%下降到2018年的59.0%，而同期天然气的比重从4.8%提高到7.8%，水电、核电、风电的比重从9.7%提高到14.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8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7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3.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人才引进、培育和成长环境，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到2018年，约1千万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全国新增博士后研究人员6万多人，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超过1.5万人，1500余人新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除了顶尖人才，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不断改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中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2.94%，比2012年提高了2.3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约8000万具有高等教育的劳动者。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机构人员数量达到325.4万，是2012年的1.44倍，工业研发机构新增98.66万职业人员，每年实现的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224.62万人年提高到2017年的273.62万人年，增长21.82%。人力资源结构改善的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工业产值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

当前，数据信息与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一样，深度参与生产活动。它为工业发展均衡落后产能、农业调整种植结构与市场供给、环保促进节能减排、医疗协调资源分配、交通实现高效运转等等提供支撑。中国是全球数据信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中国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占全球21%，中国正在成为真正的数据资源大国。中国庞大的人口技术、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为数据信息的产生和使用提供了保障。除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信息规模潜力，中国对各种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导航等领域已逐步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转化。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进入前十，京东、360、网易、新浪、携程进入前二十，全球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到了8家。

（二）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

过程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以更小的投入和代价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质量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也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能源利用更加集约

一方面，能源转化效率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发电及电站供热、炼焦、炼油的能源加工转化率分别达到44.2%、92.3%和97.6%，总效率达到73.7%，比2012年提高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每1000美元GDP能耗下降到175千克标准油，是2012年的90.67%、2000年的72.31%。

2.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政策引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9539.0亿元，比2012年增长约15.6%；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681.5亿元，较2012年提高了36.2%，是近年来工业行业投资的重点领域。碳排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4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0.56千克，较2004年下降0.35千克。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0%，较2015年提升1.3个百分点；74个重点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年上升7.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2013年减少51.8%，全年PM2.5、PM10平均浓度为47.33、82.33微克/立方米，分别较2013年下降4.65%、34.52%。

3．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有企业“提质增效”为代表，各行业部门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益，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益，通过结构调整提高效益，通过管理改善提高效益，实现了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4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4440亿元。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7%，比上年降低1.6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0.18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3.88元，降低0.2元。

（三）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产出质量逐年提高，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水平都有增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得到提升，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取得成效，同时，分配更加公平和平等，构建了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业国家。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6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近三倍。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中国占到近20%，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2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9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居世界第五。

不仅仅是总量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整体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时，中国排外在50名之外，到2017年中国排名上升至第27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排名中。2018年，有120家中国企业上榜世界500强，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由Fast Company发布的2018全球最佳创新公司排名中，腾讯公司全球排名第四，是唯一进入前5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疆、今日头条、海尔、滴滴出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也进入全球50强。

2.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在科学技术的变革、国际经济的再平衡、国内资源禀赋的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等内外部因素推动下，中国不仅更加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并且在国际分工中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分工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三大转变。

一是实现了竞争优势由单一廉价劳动力优势向综合优势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参与国际分工主要得益于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在制成品领域的价格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劳动报酬的大幅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这一优势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更多地体现为包括产业工人的素质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投融资优势、应用开发的研发优势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实现了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向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决国内的资金短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迈出对外投资的步伐，最初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取满足经济增长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现在已经扩大到服务于当地市场、整合东道国生产要素甚至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2014年，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提高到196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三是开始了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的攀升。随着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国内产业发展正从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正在向中高端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4960亿美元，横向比较，是同期德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多、美国的4倍多；纵向比较，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是2010年的1.2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22.81%提高到2014年的26.03%。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例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公司，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排名第一的企业，华为海思的手机芯片已经具备向美国高通高度垄断的市场发起挑战的能力。

3.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力求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12亿人，2013—2018年5年间参保人数翻了一番，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脱贫，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从2012年到2018年的7年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接近德国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2017年德国人口8269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三、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都显著提高，但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突出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等三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

从供给端看，追求高质量还不是微观主体的主动行为。由于深受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追求快速盈利、做事不精细等显著特征。近几十年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看来，盈利水平、资产规模、企业估值成为衡量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打造百年老店需专注和深耕，许多企业关注做大而非做精做专、将“转行”当“转型”，房地产热、互联网热、股市热让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再者，“廉价低质”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变。不少企业认为，中国制造创造了物美价廉的传奇，但粗暴山寨、抄袭模仿使中国产品背上了“廉价低质”的名声，既影响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心不足。

从需求端看，质量型消费的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文化存在两个重大误区:一是追求“物美价廉”，而在一个充分竞争、信息完全的环境下，“物美”和“价廉”是矛盾的，消费者需要接受高质产品的高价，才能够促进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崇洋媚外”，认为国外生产就代表高质量，这不仅是个人消费者有这样的思想，在一些资本品、公共品购买中也会对进口产品和服务有所倾斜。无论是追求“物美价廉”，还是“崇洋媚外”，都会严重打击国内企业提供高质产品和服务的积极性。

（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首先，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公平性有待提高，市场机制对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还不足。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过度管制仍然存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并不能公平获得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限，优胜劣汰的竞争还不充分。对知识、创意、设计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非常不足，尚未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侵权成本低造成对创新积极性的损害。实体经济部门成本偏高，降成本的成效还比较有限，难以帮助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重构竞争优势，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实际运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尚未适应新的要求，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政府市场监督的手段和方式还比较传统，检验和认证体系不健全，使用的标准较低，难以起到促进微观主体创新的效果。政策设计和制定仍然保守，政策的公开度、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较差，各项政策、各级政策之间的衔接不足，政策间相互抵消的情况仍然存在。简政放权的步伐还不够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仍然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不足。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公共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还存在较多障碍。公共财政支出效应还不够高，在不断增加民生、教育、医疗、养老支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步伐还不够快。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消费环境和对消费者的保护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金融制度同样需要改革完善，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撑能力。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先行政策和政绩考核体制仍然以规模增长为基础，与高质量发展间的矛盾突出反映为: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视产出规模而忽略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投入；反映活力的指标被部分忽视，特别是创业、创新等新经济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人的成长指标重视程度不足，人民生活幸福感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

首先，中国品牌、标准的价值较低，全球认可度还不够高。品牌和标准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全球著名品牌价值及战略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中，前十位有8家美国公司，1家韩国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10。在前100强中，中国有16家公司上榜，但是除了华为，其余全部是垄断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建设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实体经济部门品牌价值普遍偏低。中国标准在近几年有较快增长，但世界标准体系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很多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国虽然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且实现了技术领先，但在出口和国际招投标中却不得不采取国外标准，发达国家也时常通过各类标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名片———高速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频遭到来自日本、欧洲等竞争对手的恶意阻扰，缺少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标准”是重要的原因。

其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程度不高，前沿技术储备不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中国实现了对世界技术强国的快速追赶，客观上讲，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为数不多的，覆盖整个工业体系，拥有完整创新链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国整体技术能力接近世界前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增大。一方面，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巨大投入和时间积累，特别是在半导体、新材料、农业化学、高端机床等产业和产品上一直受制于人，成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桎梏。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储备不足，由于中国技术研发长期偏重于应用开发，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较弱，有未来再次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中低端的风险。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还不充分。人才是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供给要素，从整个国家看需要形成科学家、研发人员、创业者、企业家、高级产业工人等在内的人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虽然一方面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高端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问题。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老牌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发达国家平均超过35%，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不到美国的10%。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高级技工在劳动者中的比重没有变化，停留在5%左右。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着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统筹供需支撑力”的思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一）以质量变革为基础保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1.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人文含量。梳理各个行业领域的品牌示范工程，鼓励国内品牌评价机构的发展，在工业品领域，重点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形成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实施“互联网+”产品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加强互联网与质量提升的深度融合，提高质量信息透明度，培育高质量的消费文明。强调精益生产理念、培育“工匠精神”，培养一批专业、专心、专注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扎根基层、扎根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2.推动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动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加大制造业企业质量技术改造支持、引导力度，支持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鼓励企业采用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现场管理等质量管理方法，推广9000系列质量管理标准及GMP和HACCP管理体系标准。推动建立新的质量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评价制度，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企业质量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二）以效率变革为终极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1.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破除生产要素在定价、配置、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包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减少企业负担。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为地方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创造稳定明确的条件。

2.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国有经济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隐形障碍和天花板。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

3.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大力改善环境。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以动力变革为关键保障，提高供需支撑能力

1.加快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供给支撑力。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加快共性技术研发，推动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企业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在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业强国战略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2.加快消费能力提升，提高需求拉动力。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的市场带动效应。提升国内产品质量，打造优势民族品牌，构建质量型消费的文化风尚，扭转“物美价廉”“崇洋媚外”的认识误区。优化市场机制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得市场具有更敏锐的需求辨识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对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