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北京煤炭街有哪些老字号店铺

不能,到了北宋时期,手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家作坊很多,但多是纺织业和制瓷业.随着煤炭的开采,徐州东北的冶铁中心就有30多个冶坊,工匠达4000人.有的是官营手工业、有的是民营手工业,但不是家庭手工业.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

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宋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

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宋词体现了宋朝稳定的政治局势、繁荣丰富优越的社会生活。

宋朝一般家庭不做早餐，因为这就跟现代人生活一样，在家做饭的成本还不如去小餐馆，那时宋朝卖早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两文钱就能吃饱，谁还在家做费那劲。宋朝特色的早点“灌肺”“炒肺”然后就是稀饭，干粮应有尽有，想吃饱那自然很容易了。

消遣上午的时间那实在是很容易，因为能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斗斗鸟、蟋蟀、然后蹴鞠、锤丸，捶丸就有点像门球，通常来说文人雅士都并不喜欢运动量大的玩法，所以捶丸就变得挺常见。然后玩完之后眼看也到了中午，下馆子吃饭，宋朝的饭店很多。

大大小小的馆子也是琳琅满目，宋朝在吃上也讲究，有很多人是去消磨时间的，听着助兴的小曲，然后和朋友一边谈天一边吃着美食，喝上一壶小酒，这是很充实的。

扩展资料：

宋朝城市：

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

包括开封、洛阳、临安（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平江（苏州）、江陵（今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

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了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了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朝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朝

　1956年，西安市西郊长安沣西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二百余枚用煤玉雕成的王 （环形有缺口的佩饰物），一些人认为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煤的燃料性能。但一般学者则认为那时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如果说是单纯的装饰物的话，那早在六千年前的沈阳新乐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出土有煤玉雕成的数十件饰品。春秋时代五霸相争，各国竞相制造金属兵器。当时兵器主要以铜器为主，但也有少量铁器。冶炼铜，用木炭作燃料鼓风，即可熔化。然而炼铁时，煤却是最理想的燃料。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铁器，铁器易生锈，郭老称其为恶金。

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命干将铸剑，众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吴越春秋》又载“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渎、窦通假，“炭渎”即采煤炭后所留下的废坑。

到了战国时代铁器普遍使用，用煤炼铁已是不争的事实。汉代，采煤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外戚世家》以及王充《论衡》中的《吉验篇》和《刺孟篇》都记述了贵为外戚的窦广国也曾当过几年煤炭劳工的事：窦皇后之弟名曰广国，年四五岁，家境贫寒，被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所在，他被转卖了十余处，到了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里）广国为主人入山挖炭，晚上一百多人睡在炭崖之下，炭崖倒塌，统统压死了那些睡觉的人，只有广国一人得以脱身。他就从主人家跑到长安，时为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他听说窦皇后新立，老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离家时虽然年幼，但还记得县名、姓氏，又曾与姐姐一起采桑叶，并从树上摔下，他以此上书自述。窦皇后把此事告知文帝。文帝召见时，广国回答说：“姐姐离我西去时和我诀别于驿站招待所，她曾要了淘米的泔水，给我洗头，又要了饭给我吃，然后离去。”所言属实，姐弟手把着手，泣不成声，眼泪鼻涕交错下淌。左右侍者都伏地而哭。于是，文帝优厚赏赐广国田地，房屋和金钱。景帝立，拜广国为章武侯。王充评曰：“夫：积炭崩，百余人皆死，广国独脱，命当富贵，非徒得活，又封为侯。”

汉代用煤炼铁不但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多处遗址佐证，著名学者李仲均撰文指出，解放后在河南巩县发掘出了汉代矿石加工厂一处，有炼炉、熔炉、锻炉二十座，还有配料、铸造、淬火、藏铁等坑，燃料为木材、原煤及煤饼。再者1965年、1975年两次在郑州古荥镇发掘出了汉代两座炼铁炉基，其中一座为古代最大的炼铁炉，旁边一座窑内还存放有煤饼。《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记述了言行正直、得罪了豪强的夏馥，他为了逃避党锢之祸，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自剪须发，形貌憔悴地干了两三年采煤劳工。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西域。据《西域记》载：“屈茨（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就是说冶出的铁，供西域各地使用。

煤的大规模开采和普遍使用，始于北宋。《宋史》、《宋会要》都有记载，当时官府卖煤炭者就有数十场所。汴京（今开封）及其周边地区数百万人家完全依靠煤炭，燃薪的没有一家。北宋时的《猗觉寮杂》载：“石炭自本朝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方出，逐及京师。”北宋年间产煤最盛的当数山西。到了南宋时已开始用焦炭炼铁了。经过了宋、元、明三朝的发展，人们对于煤的种类、采煤的技术都积累了很多知识。明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煤的种类、找煤的方法以及采煤技术等等，而且还介绍了如何排除瓦斯、防止塌陷等措施。

古代我国称煤为石涅、石墨、石炭、山炭、炭等，明代始称为煤。在我国，煤的最早记载，见于《吴越春秋》，那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事，而西方最早见于记载的则是公元310年，已晚于我国近九百年。我国西汉文帝元年，河南宜阳矿难百余人死亡，足见当时矿上矿工至少有二三百人，而英国则是在十三世纪才开始采煤，已晚于我国一千四百多年。

私盐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的直接产物，它的出现大约在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其发展可以中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唐以前的初步发展时期和中唐以后的泛滥时期。 中唐以前，私盐问题虽已出现,但并不突出，这与这一时期政府财政对盐利的仰赖尚不强烈和制盐技术的不发达，制私成本较高有很大关系。而中唐以后，私盐之所以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则主要在于政府对盐利控制的加强、制盐技术的进步和制私成本的降低。 中国古代为法所禁之私盐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何类人所为，史无明载，一般认为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食盐官卖，严禁私煮之后，盐始有官、私之分。鄙意以为，私盐既与官府对盐利的垄断有关，则它的出现当在政府实施食盐专卖政策之后，而中国古代实行食盐专卖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就开始了，齐桓公时的管仲被认为是中国食盐专卖政策的创始人。 在现代，盐业仍有官、私之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然也包括宋朝），贩卖私盐都是违法行为。 在古时私盐违法主要目的是控制盐业的税收；而当前私盐违法是因为它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问题。

我国是世界产煤最早的国家之一。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居民已开始用煤做燃料。对于煤窑来说，除“抽分”外，有时还要缴纳其它一些杂税，有时在卖煤过程中还要交税。宋代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就规定“民鬻石炭，每驮抽税十斤”。再如煤炭运输过程中要交口税、关税、桥税等，名目很多。

北宋居民做燃料。煤税开征合实际，国有资源应税缴！

只要有税收，就会有私贩，私自贩卖的就是私煤！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是使用那些露天煤，还没有能力进行地下煤的开采。因此私煤涉及范围小，规模也不大，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微乎其微，再说当时的煤不像盐那样是生活必需品，还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

宋朝以前没棉被。因为虽然2000多年前棉花就从印度传入了中国边疆，实际上在边疆，棉织物出现得也非常早。但是在中原一直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贵族们还把棉花当做观赏花来种植，所以北方到了冬天那真是“狐裘不暖，锦衾薄”。

没有棉被不代表古人不盖被子。

“狐裘不暖，锦衾薄”里的“锦衾”就还是“锦缎被子”的意思，所以古人的被子，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还是比较奢侈的。虽然没有棉被，但是羽绒被、蚕丝被这些高档被子还是有的。

但是这些被子造价不菲，普通百姓家，哪怕时候个小富之家，能有个缎面做背面，麻布做里子就很不错了。用鸭胸脯上的绒毛做出的羽绒被其实还是比较奢侈的，不比加拿大鹅来得便宜，这种代价太奢侈了，更别提蚕丝了。

所以普通人家的被子的填充物还是以芦花和杨絮为主。这些东西廉价，但是要注意采集的时间，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错过了杨絮，还有芦花，但是连芦花都错过了，冬天就准备挨冻吧。

但是大冬天的取暖，古人还是比较有经验的，那就是靠“火”取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木炭和煤的国家。汉朝的时候，古人就用煤炭烧饭、炼铁、取暖了。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煤炭，没有煤炭还有“卖炭翁”在山里烧木炭运到城里去卖。

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北方的主要燃料就已经被煤炭取代了，根据《宋会要·食货志》记载，在北宋的时候，煤炭买卖就已经成了官营项目，而且还设立了官仓贮碳，用于调节物价。大中祥符5年（1012年）12月6日，朝廷还要拿出40万秤(大概是1斤重)，半价卖给穷人。当时煤炭多少钱呢？20个铜钱1斤。

北宋的老百姓相对比较富足，普通人家到了大冬天，一家人围着火盆（富人用碳炉，穷人在家中挖个坑），把火烧得旺旺的。壶里热上小酒，笼屉里蒸上肉菜，手里抱着“汤婆子”（古代版的暖手宝）。这种小日子还颇符合今天求之不来的过年气氛。

但在“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杜甫流落蜀中的时候，没有火盆，没有肉，更没有热酒，暖身全得靠“娇儿”。

杜甫连屋上的三重茅都被寒风卷了去。更可气的还不止于此，“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一床旧被子本来就盖了很多年，“娇儿”（虽然解释说是杜甫的儿子，但是在四川女孩子才叫娇娃），只因为睡姿不好，一脚蹬破了破麻布被里，杨絮一坨坨地散落出来，这日子没法过了。所以冬天的取暖方式还是需要注重，如果被子太久，就不建议做太剧烈运动取暖了。

年轻人火气重，钻进被子就暖和了，可是老年人，烫完脚进了被窝，一会脚又冷了，怎么办？所以年纪大的有钱有成就的老男人就喜欢娶个小老婆给自己暖被窝。唐玄宗之所以找胖胖的杨玉环，事实上就有这方面的考量。但是李隆基为了这个暖宝宝，代价的确有点大。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冬天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躺在温暖的棉被里，舒舒服服地睡一个好觉，但是要想在古代拥有一床棉被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尽管棉花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作为观赏植物，并没有当作经济作物，一直到唐宋时期，中原逐渐种植棉花，但是这个时候的棉花也是上层社会的人才能穿得起的；元朝时期棉花得到进一步的推广；真正使得棉花成为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物资，则是在明朝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后。

那么，问题来了，在棉花没有成为人们主要御寒衣物之前，古人是穿什么过冬的呢？

古时候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一样，有穷富之分，且贫富差距也很大，因此古人在冬天御寒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古时候的穷人在冬天是如何御寒的？

在宋朝以前，人们除了种植粟、麦、稻等必备的粮食作物之外，主要还种植桑、柘、麻、苎麻等。在古代，麻这种作物就是穷人用来制作衣物的主要原材料，麻这种作物极其的粗糙，相应的造价很低，对于的穷人们来说，他们也只能用得起这种粗糙的料子制作。不过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为了让用麻做的被子变得柔软一点，人们想出来不少的办法，比如将麻长时间浸泡在热水中之后再将其制作成杯子。

但是在更加寒冷的北方地区，仅仅是用粗糙坚硬麻的话依旧不能解决寒冷的问题，于是人们想到了在麻里面加入一些柔软的东西，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芦苇花与柳絮等。有时人们还会选择在床下铺上一层稻草，这样能让身体不直接触碰床板，也能很有效的起到御寒的作用，既能取暖又能保暖。

另外，太阳也是能帮助人们御寒的，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会在阳光好的日子里将自己的被子拿到太阳底下晒，经太阳晒过的被子在晚上盖的时候就会变得格外的暖和，甚至还留有一丝太阳的味道。有时人们也会把稻草也拿出去晒，然后到了晚上再重新铺到床上，这样晒过之后的稻草保暖和御寒的效果会更加好。

人们还会利用一些可以燃烧的物品来御寒，火盆就是其中之一，在寒冷冬天的晚上，人们会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一个小火盆，在里面加入足够的燃烧物，比如炭或者木头，当然了，对于不太富裕的人家，一般用的还是比较便宜的木头，火盆里燃烧的旺盛的火焰也就让房间变得更加温暖了。

古时候的富人又是如何御寒的呢？

首先就像之前说的，富裕的人家家里晚上会烧炭来取暖，古代的炭是价值不菲的物资，也有优劣之分，能用得起种类的炭就取决于主家的经济条件了。

至于主要御寒的被子，也自然不会用麻之类粗糙的物品，而是用非常柔软的丝绸之类的物品来做，然后在在里面填上动物的皮毛，或者是利用鸭绒之类柔软暖和的毛，这样制作出来的被子有时候甚至会比棉被更加能抵御寒冷，而且也非常美观。

富贵人家里的小姐会使用暖手炉来御寒，暖手炉分为两层，外面一层是罩子，罩子是镂空的，热气会从中散发出来，里面则是放着炉火的盆子。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冬天用的暖水宝，原理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种足炉，是用来暖脚的，它是用锡或者铜制作的一种瓶子，里面可以注入热水，也是很方便随身携带的，还可以在晚上带上床，放在被子里，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用的热水袋了。

除了在穿着方面御寒，还可以在饮食方面取暖。首先可以用热酒来取暖，人们经常说的是先喝一杯热酒暖暖胃，其次可以吃牛肉或者羊肉之类热量比较高的肉类，在寒冷的冬天吃着热乎乎的肉然后温一壶酒，这样的御寒效果也是极佳的。

北宋东京经济发达，多为世人称颂。尤其商业空前活跃。北宋末期，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集中体现了这一盛况。如此繁荣的商业经济，使得东京城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来往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行商。他们资产雄厚，真宗时，已是“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贾们长途贩运，供应东京庞大的消费人口。北宋时期，随着东京潜运业的发达，以及陆路交通的便利和赋税政策的改变，商人们长途贩运粮食(米)、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

这样不仅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而且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消费群体也由皇室贵族扩大到一般平民百姓，同时也活跃了商品市场。例如东京城居民所需粮食数量巨大，主要靠商人从东南一带输入，“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杭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茶叶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东京居民每年要消费大量的茶叶，也是由商人从福建、江淮等地，途经惠民河、再由汁河运进东京。关于行商贩运食盐及北宋的入中贸易，后面将有论述。

正如周邦彦《汁都赋》描述的，在东京城市场上，“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莫谷，丝帛布缕，鱼台紫鳃鲍，酿盐酶豉。或居肆以鼓炉秦，或鼓刀以屠狗鼠。又有医无间之询牙，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与夫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弹纪”

第二类是分散于东京城内外，开设各种店铺，从事零星买货的坐贾。他们经营的买卖，包罗万象。有买卖贵金属的金银铺，经营丝绸的彩帛铺，出售漆器的什物铺，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酒楼、茶肆、饮食店、衣料店、米铺、医药铺、染铺、肉铺、果子铺、鱼铺、杂货铺等，以及出售家庭日用品、文籍、香药、首饰等店铺，又有书肆、卖卦铺等。

其中以饮食店、酒楼、茶肆最多，后面有详细论述。北宋东京的中小商人，人数众多，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商铺错杂一起，沿街而居。很多大店，资本雄厚，经营商品种类繁多，货物充足，门面宽大。

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具有固定店铺的中小商人。

第三类是没有铺面沿街叫卖或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他们贩卖各种食物、糖果、玩具等日常用品。小商贩小本经营，所赚之钱仅能糊口。其销售灵活多样，南宋画家李篙《货郎图》，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种方式。

另外，他们利用当时东京的一种独轮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不中载物也。”“走街串巷，“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

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等各种食品，“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等各种日用品。“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局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糜、宿蒸饼、发牙豆之类”。

无论是在热闹的街市，还是在偏僻的小巷，都有他们的身影出没。或以“浮铺”“车担”形式出现，例如“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此处处有之。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

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熙丰变法时，宋廷免除了他们的免行钱。史载:“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有的小商贩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摆固定摊点经营。如“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

在某些特定节令，他们还摆临时固定摊点，史载:“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乾脯、葛芭笋、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角儿、药木、水木瓜、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在东京居民构成中，此类贩夫贩妇占很大比例。

第四类是以房屋或仓库租赁为业的商人。北宋东京城租赁经营较前代有一显著发展，形成了包括房屋店铺，交通设施，婚丧、筵会礼具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租赁行业。如城市租屋业。

在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漱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欧阳修说:“磋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徽古屋，卑陋杂里间。”如东京有牛监薄者，“房络日数十千”如东京居民平时出入就有交通设施租赁。

史载：“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遂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如筵会租赁。史载：“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虽百十分，厅馆整肃，主人只出钱而己。不用费力”。

可见，办酒席时的桌椅、器皿、杯盘等都可租赁。专业服务人员，茶司、酒司、厨司、白席人可提供服务。

再如婚嫁租赁，士庶之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凤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不须藉措。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

第五类是牙人和揽户。牙人承担买卖双方的媒介，无论在民间或官府的商业活动中都占据着重要角色。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在北宋东京城内牙人数量增多，构成成分复杂，活动范围甚广。

北宋统一和平的环境，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城市与乡镇经济的繁荣都为手工业的创造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尤其是到了北宋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租佃制度生产关系契约化的普及，促进了宋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公元1032年颁布了法律允许民间自由雇佣人从事各种劳动，从而使雇佣劳动完全合法化，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发展。

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反映了封建农奴制残余的进一步削弱封建租佃制关系的向前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更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与繁荣。

这些恰恰发生在北宋中叶的时期，这时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时代。

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政府对手工业作坊控制逐渐由强转向松弛，是这一时代转折的标志之一。

①采煤等矿业的发展。

采煤业在宋代的北方比较发达，北宋中期的冶铁中心主要集中在河北、河东以及京东地区。煤炭不仅用于日常生活，而且还用于冶铁等行业。

金，银，铜等矿产的开采到了北宿中气，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矿产品主要是分成制度，也就是实行抽分的方法来征税，一般是2/10。

由于分成制度的发展，激发了采矿发掘的积极性，促进了采矿业与冶炼业的发展。

②铸钱业

铜钱是宋代流通的主要货币，平定诸国以后，设立铸钱监进行铸造，但是数量尚少。

川蜀地区使用铁钱，北宋前期每年铸造铁钱21万贯，也是也是由监铸造，一共有三监。

在宋神宗时期，铜钱和铁钱铸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一共有铸钱的场所26处，其中铸造铜钱的钱监一共有17所。

铸钱业与采矿和冶炼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也受政府政策的影响。

③纺织手工业

北宋的纺织手工业主要是丝织业，其次是麻纺织业。其中，凌罗绸缎都是属于丝织品。

宋代实行两税法，作为夏秋两税征收的纺织品，基本上应该是属于家庭手工业产品，可能有小部分是手工业作坊的产品。

宋神宗时期，两浙路包括今天浙江以及苏南的镇江以东地区和上海市是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

官府会在一些丝织业中心设立官营丝织手工业工场，比如说织造院。

④制盐、制茶、制瓷等手工业

1）盐

盐是生活必需品，北宋时期，盐分为池盐、井盐、海盐和碱盐。

比如说井盐产生于川蜀地区，是官营治盐业，小的盐井可以在纳税后在川蜀地区内自由贩卖，但是不准出川。

盐在北宋时划区域销售的，有时是专卖品，有时允许商人缴纳盐税后进行贩卖，其中淮盐的销售最广，主要销售在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地区。

2）茶

茶是各地人民日常消费较多的产品，茶税也是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宋朝统一以后，在今天的湖北、安徽和江苏地区设立了六个茶叶“榷货务”，实行茶叶专卖。

北宋中叶流行末茶，利用磨子将茶叶磨成茶叶末。并且，政府专门设立了官营水磨磨茶，到北宋末年推行到北方的不少地区。

3）瓷器

瓷器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到北宋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定窑，汝窑，官窑，哥窑等名窑。

定窑在河北西路的定州，所产的白瓷釉色洁白，装饰精美，有刻花，印花和浮雕等。

汝窑在京自北路的汝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州，汝窑青瓷为天青色，主要是宫廷的用品。

哥窑要在两浙路，今天的浙江丽水由章氏兄长创立，他的弟弟在龙泉也建立了一个瓷窑。主要是无光釉，釉色比较浅淡。

南方瓷窑有景德镇的景德镇窑，北宋中叶已经成为瓷器的重要产地。

北宋后期，北方的钧窑异军突起，制造出多种丰富多彩的彩色瓷器。他的兴盛时期在金代烧制技术传到了南方，比如说景德镇后来将他的铜红釉发展成釉里红。

4）造纸业

造纸业在五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今天的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都是造纸业的中心，尤其是北宋中叶成都府路所产的纸张比较好，专门用来印刷交子。

5）制墨业

这是属于个人的劳动，为了保守制墨的秘密，很少雇佣别人。

6）雕版印刷业

北宋的雕版印刷业已首都开封以及杭州、建阳、眉山最为著名。

此外，其他比如说造船业，建筑行业等手工业也都非常的发达。

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人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目前史学界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极具说服力，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

一、从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看

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我们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人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日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进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进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人手。

二、“为市场而生产”：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首次启动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

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即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学者P，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问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我们认为，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对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而在海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史环境中，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问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如炼铁、烧瓷)所激发的。史实表明，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来专指煤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镖”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不受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新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改变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账，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他们是来去自由的。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l7个省份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和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作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所载“陈泰冤梦”就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一个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之后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账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 JIl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账”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两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和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们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一亿，较汉唐增加一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笔者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一倍，比唐代提高30％，与1984年每个劳动力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这可视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内在动力。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此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4 F,Z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做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焙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稗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分。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众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