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退出！重庆国有煤矿煤炭开采历史终结

重庆国有煤矿整体退出

重庆能源集团14个煤矿关闭，退出产能1150万吨

即将废弃的逢春煤矿煤炭储存转运系统

这是重庆能源集团下属14对煤矿中完成井筒和出口封堵工作的第一个煤矿。

安全是个要害问题

1月20日，一份盖有“重庆市人民政府”大红印章的电子红头文件，在重庆能源集团各煤矿微信群及退休人员微信群中传开。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能源集团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正式下发， 宣布了重庆国有煤矿煤炭开采的 历史 终结。

重庆能源集团渝新能源公司打通一矿一位中层管理者表示，从去年12月初就开始着手关闭14对煤矿的准备工作了。

事实上，从更早时间，重庆就开始淘汰煤矿落后产能工作。

2004年起，重庆煤炭由净调出转为净调入。2005年，重庆开始对小煤矿进行整顿关闭，累计关闭煤矿1283个，淘汰落后产能4463万吨。

重庆市煤炭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重庆2014年有528个煤矿，至2020年底减至42个；2014年全市煤炭年产量4913万吨，至2020年底降至1748万吨。

重庆煤炭对外依存度提高，重庆成为全国结构性缺煤的主要地区之一。这1748万吨煤，虽然数量不多，却承担起压舱石的重要作用。一是平抑煤炭市场价格，二是在外省煤断供时满足电厂发电需求，三是保障边远区县居民及烤烟、陶瓷等小工业用能。尽管起到诸多作用，但安全问题却一直是重庆市有关领导最担心的要害问题。

2000年1月，重庆市召开全市煤炭工作会，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吴家农就在讲话中提醒煤矿单位：“煤炭毕竟现在已不是紧缺产品，犯不着为多挖几吨煤而消耗人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把安全放在首位。”

2016年10月31日，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682万元。该矿直接被依法关闭。

2020年9月27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松藻煤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501万元。事故发生后，重庆市所有煤矿停产整顿。

2020年12月4日，重庆市永川区吊水洞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3人死亡、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2632万元。事故发生后，重庆市所有煤矿再次停产整顿。

2020年12月7日，重庆市委常委会打破常例，直接召开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就煤矿安全生产作了讲话，其中指出“，要下更大决心推进煤炭去产能工作……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2020年12月22日，重庆市政府召开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的专题会议。关闭煤矿工作走上台面，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能源集团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下发当天，重庆能源集团连夜召开14个煤矿主要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关闭煤矿的部署。

同一天，重庆能源集团下发了早就起草并经市里审核过的文件，正式通知“从即日起，渝新公司和资产公司立即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14个煤矿《安全技术方案》《闭坑报告》和《闭坑地质报告》”。

松藻煤矿矿工在运泥土封堵井口

曾经有过高光时刻

重庆五大国有煤炭企业，南桐矿业公司、天府矿业公司、松藻煤电公司、永荣矿业公司、中梁山煤电气公司， 历史 上曾有过高光时刻。

据资料介绍， 重庆煤炭开采有上百年 历史 。

最早的天府矿区开采煤炭距今有200多年。而南桐矿区开采的最早记载是1842年。抗战时期，外地煤炭企业内迁，国民政府给予投资，纳入战时管理，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和中国煤炭先驱孙越崎通力合作，使南桐矿区和天府矿区的煤炭产业实现大发展。2个矿区的煤炭年产量达到几十万吨，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能源保障，也为重庆煤炭产业发展奠定了人才、技术和管理基础。1949年，重庆市煤炭消费量达88.97万吨。煤炭在重庆市能源消费的比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达97%。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重庆市煤炭能源消费比率始终保持在70％以上，至今仍保持在50%以上。

1979年前，五大国有煤矿产量占重庆煤炭消费量比率的90%以上。后因小煤矿产量大幅攀升，国有煤矿产量占比下滑，但仍与小煤矿两分天下。

1990年初和2000年初，经两次较大规模的整顿关闭，重庆5个煤炭企业的煤矿数量和产能本该减少，但通过建新矿井和生产矿井的技改扩能，产能和产量不降反增。重庆能源集团成立前，五大国有煤炭企业的年产量有1143万吨，占全市煤炭年产量的40%左右。

重庆能源集团成立后，在重庆市煤炭消费量最高的2013年，该集团36对生产煤矿（另有11对在建煤矿）实现产量1464万吨，占全市煤炭产量的53%。

到2020年底，重庆能源集团保留了14对煤矿，年产能1150万吨，仍占重庆市煤炭产量的大头。

打通一矿井筒封堵现场

产业危机早已显现

重庆煤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重庆煤炭产业的危机，在2017年底的重庆国有煤矿整合中就已开始显现。

那一年，5个矿业公司在“集中好苹果、甩掉烂苹果”的改革下被拆散，整合成准备上市的渝新能源公司，总部设在远离煤矿的主城区。不少人认为这次改革“导致管理鞭长莫及，管理成本上升，破坏了企业的向心力”。

而此前10年的资源扩张，四面出击，也透支了重庆国有煤矿的精力。

盐井一矿建设，投入14亿元。

梨园坝煤矿建设，投入15亿元。

兴隆煤矿建设，贷款利息为1.2亿元。

重庆市外的木孔煤矿、庙新煤矿、柿花田煤矿、吉源煤矿、官仓煤矿、纳佐煤矿以及新疆的一个公司，总投入逾50亿元。

这些煤矿有的没建成，有的建成了还没生产就关闭了。因为搞扩张而背上巨额债务，全集团负债率超过警戒线，煤矿安全生产存在隐患。

曾经的煤炭运输铁路专线而今成为陶瓷厂的临时堆放场

“五个一批”安置人员

一次性关闭14个重庆相对规模较大的煤矿，涉及2万多名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职工。与此同时，重庆能源集团内部为煤矿服务的和业务与煤矿相关的单位仍有几千人需要安置。

1月12日，重庆市国资委出台安置办法，提出“把职工安置作为淘汰煤炭落后产能退出煤矿工作的重中之重”， 坚持“企业主体、部门指导、属地帮扶、依法安置”的原则，通过“五个一批”的方式对涉及企业职工进行安置。

内部退养一批。 对需安置且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之内、再就业有困难的，职工本人自愿选择、企业同意并签订协议后，可实行内部退养。

转岗安置一批。 对有转岗意愿的职工，可通过重庆能源集团内部安置、市属国有企业安置、属地政府安置等方式转岗安置。需要职业技能培训的，可按规定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转岗就业。

市场安置一批。 充分发挥公共人力资源市场作用，收集储备合适就业岗位，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自主创业一批。 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职工，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等支持，并享受财政贴息。

兜底安置一批。 对劳动模范、先进职工原则上优先安置；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纳入 社会 救助范围，保障基本生活。

重庆能源集团在具体实施安置时，采取了多渠道、分批次安置的策略，明确“先基层一线、再矿厂科室、最后职能部门”与“优先安置劳动模范、先进职工、困难职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工人自主选择安置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到2月10日，基层一线工人安置选择将结束。据了解，截至1月底，重庆市国资委请管辖范围国有企业提供了3000多个安置岗位，但选择的职工目前很少。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是安置岗位大部分薪酬水平在月薪3000元以下，而且有不少是临时工、劳务派遣工。除少数职工选择“内退”外，大部分职工更倾向于选择拿经济补偿后自己去市场找工作。

本次一线工人的安置选择完成后，将进行后两批次职工安置的选择。采访中，不少职工对提供的安置岗位不抱太大希望，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

渝新能源公司董事长张邦安表示，该公司谋划的7个项目正在积极、稳妥、快速推进，希望能够赶上安置一些职工。

“这些项目虽然目前还在纸上，但有一线希望总是好的。”一位煤矿中层管理人员说。

已经关闭煤矿的工业广场

应对措施亟须跟进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能源集团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提出，关闭煤矿要依法推进、标准约束、政府引导、稳妥处置、责任导向，同时严禁违规设置煤矿关闭退出“过渡期”和“回撤期”。

在全国煤炭供应趋紧时期、重庆用煤用电高峰时段，关闭全部煤矿，人们不免担忧重庆的能源保障问题。

重庆市煤炭学会专家表示，重庆缺少能源资源，每年4500万吨至5000万吨煤炭，是刚性需求，无可替代。14个国有大矿关闭，年产能虽然只有1150万吨，但对重庆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是可以减少对外省煤依赖，防范煤贩子炒作，有效平抑煤炭市场价格；

二是这1150万吨煤，刚好可以在外省份煤炭供应出现突发情况时，保证全市主力电厂运转；

三是可以满足边远地区居民和小工业能源需求，避免砍伐林木，区县经济下滑。

14个煤矿关闭后，1150万吨煤炭供应缺口该如何弥补？陕西省承诺，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入渝煤炭100万吨。其余的煤炭缺口，还需寻找新途径。

目前，重庆地区煤炭供应紧张，煤炭价格上涨，电厂进煤价格比2020年9月底上涨30%至70%。

煤矿上游企业面临困境。据透露，本次关闭的国有煤矿欠外部200多个供货商货款2亿多元，欠内部企业7亿多元。

国有煤矿关闭让地方小煤矿同样紧张起来。“关了大矿，小矿也得关。”一位小煤矿矿主表示，“前几年为迈过不断提高的煤矿准入门槛，我们已经赔了不少钱，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

“煤矿多在偏远山区，周边农村长期依赖煤矿生存发展。突然失去依靠，住在矿区的人们工作、生活都面临新挑战。”一位镇政府官员表示担忧。

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巩固和拓展重庆市外煤炭、电力和成品油等供应渠道，提升安全的多元化能源供给能力，应是当前重庆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作者系重庆市煤炭学会专家库政策研究组副组长，图片由本报通讯员李淼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