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电力行业现状与发展

2022年7月6日，阿里巴巴和京东同时传出消息，两家互联网顶流大厂各自与国电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这次合作非同一般，从合作方国电投的“咖位”上就能体现出来。我国共有五大电力央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华能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华电集团和大唐集团，在营收和资产等指标上，国电投常年位居第二或者第三位。此外，国电投还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

在这次合作中，京东和国电投将以共建综合能源生态体系、共创数智化供应链为目标，主要围绕县域综合能源、数字化升级、物资采购、智慧物流、能源供应、碳中和规划、产业生态等领域进行合作；阿里与国电投将在“新能源”和“数字化”结合提升生产力、“三网融合”整体解决方案、战略机遇研究与技术创新等领域进行合作。

简单来说，京东与国电投的合作偏向用供应链能力为能源企业“赋能”，阿里则偏向以数字化能力帮助国电投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力等等。

合作也是相互的。在互联网公司助力能源行业的同时，也将收获回报。比如，国家电投将在运营减碳、价值链减碳、带动生态减碳等方面助力阿里巴巴的“碳中和”目标。

“从人类使用能源的 历史 来看，电力与互联网一样都很年轻。”阿里巴巴在公布与国电投达成合作的消息时写道。

这场“年轻”的合作，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达成呢？

详解阿里、京东、国电投合作

就在这次合作协议公布前半个月左右，2022年6月20日，国电投发布公告，显示阿里、京东分别以1.8亿元和1.17亿元，中标其天枢云、天枢一号、电投云建设等项目。

其中，天枢云是一个工业物联网平台，根据国电投的要求，应具备设备连接、边缘管理、终端控制、应用商店以及数据统一、汇聚、转发等功能，还要搭建国家电投集团和其各级下属单位之间互联互通、多层联动的智慧物联底座，对外提供端到端在线智能化的云上能源服务，数字驱动三网（能源网、政务网和社群网）融合；

天枢一号是一个综合能源管控与服务平台，由国电投发布于2021年，集成了能源监视、调控、预测、分析、运维等9类功能；

电投云是一个企业私有云，全面建成后，将具备逻辑集中、物理分散、应用灵活、组件标准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电投将集团级数据中心放在了贵州的贵安新区，以支撑其私有云。这里也是腾讯、苹果、华为等企业数据中心的所在地。

其中，阿里拿下的是电投云和天枢一号（服务器型）项目。这也不难理解，目前，阿里云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云计算厂商。权威研究机构Gartner发布的2021年全球云计算市场份额数据显示，阿里云排名全球第三、市场份额为9.55％，连续六年实现份额增长。

京东收获的是天枢云和天枢一号（网关型）建设项目，由京东 科技 负责实施。京东 科技 是京东集团对外输出技术的渠道，在AI、云计算等领域有着比较强的技术实力。

由此可以看出，在6月底阿里、京东中标数字化转型大单后，7月初国电投宣布和阿里、京东进行合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其合作范围远不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一个很重要的合作领域是物流。

其中，京东物流与国家电投上海能源 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向国电投综合能源生态体系注入供应链优势能力，就光伏领域的产品仓储、配送、安装、运维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全力推进县域清洁能源布局，共建县域综合能源一体化物流服务网络。

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在不久之后的未来，乡镇农村的单位、工厂或者居民，可以在网上下单订购光伏发电产品，短时间内就能收到由京东物流配送的货物，并快速组装、并网发电，就像在京东上订购家具家电那样。

能源企业转型，少不了互联网大厂

能源巨头们和互联网大厂之间的合作，其实早有伏笔。

2021年1月26日，国电投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就曾到京东 科技 参观调研，并与京东 科技 CEO李娅云进行座谈交流。

当时的报道称，国电投方面参观了京东视界、京东无人装备、京东无人超市、京东线上线下门店等。在随后的座谈中，“双方就京东 科技 支持国家电投数字化转型，国家电投支持京东集团清洁智慧用能、率先“碳达峰”“碳中和”，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并且“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合作对接机制，抓紧开展具体对接，争取尽快落地见效。”

阿里巴巴和国电投的接触稍早一些。2020年8月18日，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阿里巴巴达摩院院长、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锋等一行人，来到国电投总部拜访了国家电投党组书记、董事长钱智民。“双方就智慧城市建设、数字化技术应用与产业融合、数据平台建设等业务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

互联网行业的数字化实力和供应链能力，是能源企业在新能源时代迫切需要的。特别是2021年底，国资委对央企“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规定：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要达到50％以上。

当前，国电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已经超过了60％，已经提前完成了国资委的规定。其中，遍布各个县城、农村的屋顶光伏发电系统贡献良多。2021年12月，国电投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覆盖的县域破百个。在国家和各地政策的不断支持下，县域屋顶光伏产业还将继续深入发展、普及。

为了实现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更强的供应链能力，帮助能源企业将光伏的触角伸向县域、村镇基层。这正是在自营供应链上积累深厚的京东所擅长的。

而在数字化转型上，国电投早在2021年就推出了“天枢一号”综合智慧能源管控与服务平台，促进能源网、政务网与社群网“三网融合”。而互联网公司在云计算领域有着持续投入，技术经验丰富，也能在短时间内拿出面向B端客户的解决方案，因此是能源大厂数字化转型的较优选择。

互联网大厂为何“拥抱”能源大厂？

互联网大厂涉足能源行业，并不是最近一天两天的事。

阿里和京东，都在物流领域进行过光伏发电的布局。从2018年开始，菜鸟物流就利用仓库屋顶的空间布置光伏电站并网发电。2021年菜鸟公布的数据显示，广州增城园区、东莞清溪园区、杭州下沙园区等6个园区的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超过2500万度，大致相当于节约了一万吨煤炭；2021年，京东完成在12座“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安装了光伏发电系统，还将用3年时间搭建1000兆瓦光伏发电能力，为京东85％智能产业园提供绿色能源。

与电力、能源系统的直接合作，互联网大厂在近年积累了一定经验。

比如，阿里云和蚂蚁金服早在2015年，就和南方电网下属的深圳供电局共建“互联网+”城市电网服务；京东零售曾经中标过国家电网2019年度办公物资采购项目，京东以企业业务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国电单位提供智能采购方案，服务国家电网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数字化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公司和能源行业的合作不断向深远推进。

2020年，京东为陕西省属能源国企陕煤集团搭建了“运销云”，促进煤炭行业数字化转型，帮助陕煤业务流程缩短了40％、煤炭运输效率提升了30％、服务器成本下降了30％以上，助力煤炭的高效、绿色、清洁利用；

同年，国家电网一口气与阿里、腾讯、百度等41家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几乎囊括了所有“顶流”互联网大厂，并发布了围绕大数据、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十大任务”；

2022年6月，腾讯云发布了“能源连接器（Tencent EnerLink）”和“能源数字孪生（Tencent EnerTwin）”两款能源自研产品，其中“能源连接器”打通了企业微信、腾讯文档、微信小程序等大量腾讯系应用，便于应用在各类有人场景；“能源数字孪生产品”为能源产线打造1:1生产模型，帮助客户实时监测运行状况，起到节能减排和提升故障预警能力等作用。最近，腾讯也与国家电网等能源巨头达成了合作。

在C端市场增量见顶之时，发力以能源行业为代表的B端赛道，成为了互联网大公司的普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能源赛道前景广阔，有数据表明，单单国家电网在2020年一年，投资电力信息化的资金就达4605个亿；另一方面，助力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是互联网大公司承担企业 社会 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看来，做传统行业的B端生意，对于互联网大公司来说是一件既能得到实惠，又很有面子的事情。

再加上能源行业和“双碳”紧密相连，特别是能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占了碳中和市场相当大的部分，助力能源行业的数字化，也有助于互联网大公司进入碳中和市场。碳中和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分析，未来30年为达到碳中和目标，近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规模，就将达到100万亿元。

从公益的角度看，互联网大公司与能源企业的合作，也能帮助其达成承诺的“减碳目标”。

比如，京东在2020年提出“到2030年，京东的碳排放量与2019年相比减少50％”的总体目标；阿里巴巴2021年发布碳中和行动报告指出，阿里将于2030年实现自身碳中和，实现上下游价值链的碳排放强度减半，且在15年间带动生态减碳15亿吨。这些宏伟蓝图的实现，必然需要在自身和合作伙伴身上一笔一笔勾画。

受制于能源企业的相对封闭性和业务复杂性，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仍对互联网公司在进一步进入能源行业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不论如何，此次阿里、京东与国电投的合作如果能顺利落地，一定能为互联网大厂拥抱“能源大厂”开一个好头。

本文源自刺猬公社

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同时也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的80%，其能源消耗量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67%-76%，所产生的CO_2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1%-76%。

截至目前，全国已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其中的一线、新一线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部分重点省会城市，共20个观测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厦门、杭州、苏州、青岛、武汉、宁波、昆明、沈阳、大连、南京、合肥、济南、长沙和成都。

2016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会议上，时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谢极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已有多个城市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城市碳排放峰值目标，一些城市还承诺于2020年左右达峰。

目前为止，并未有城市官方披露是否已经实现碳达峰，但去年中国正式向世界作出明确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后，一些城市提出了更为审慎的时间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常住人口、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以及万元GDP用电量几个指标，来呈现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能耗强度，由此来初步评判城市的低碳发展现状及潜力。其中，由于城市尺度的能耗缺乏系统数据，采用了城市的年度电力消耗量与GDP的比值来代表能源消耗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对单个城市而言，碳达峰是一个纵向年份的比较概念，譬如某个城市单位GDP碳排放量较高，但与此同时，每年下降速度也很快，则有可能尽快实现碳达峰，这意味着，不同城市在实现达峰时的碳排放量有高有低。

但若把碳中和的长期目标考虑在内，再将不同城市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耗水平越低的城市，有更大的碳达峰潜力，并且将可能更快地迈向碳中和阶段。

北上广深或率先实现碳达峰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披露的情况，2019年，北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万元GDP能耗分别为0.478、0.351和0.141吨标准煤。

不难看出，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显著低于第一、第二产业。鉴于重点城市第一产业的比重一般较小，且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基本处于下降的阶段，这将带来能耗水平的整体下降。

以北京的情况来看，2020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4︰15.8︰83.8，三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在上述20个城市里是最高的。

近几年，北京的能源转型进程也在加速。2017年，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停机备用，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告别煤电、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2018年，北京近3000个村落实现了煤改清洁能源，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北京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9.59%大幅下降至1.81%，比重已经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北京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北京碳强度预计比2015年下降23%以上，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碳强度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低。

北京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较高的目标——“十四五”期间碳排放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北京示范。这一表述或表明，北京的碳排放已经或即将进入平台期，并将谋求在未来5年间实现下降。

尽管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最低，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需要一味追求工业比重的下降。以上海为例，从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这个指标来看，2011年，上海工业能源终端消费达到了6165.57万吨标准煤的峰值，随后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到2019年，这一数值已降至5668.05万吨标准煤。

同期，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7230.57亿元，增加到了2019年的9670.68亿元，逐年上升。这一降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上海工业的结构升级与节能增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近日对外通报，近年来，上海扎实推进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持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循环试点示范。

今年1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最新的碳达峰时间表，到2025年，碳排放总量要力争达峰。

广州的第二产业占比与上海相当，并且广州的单位GDP用电量比上海还略低。2017年，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曾出台《广州市节能降碳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其中提出，到“十三五”期末，全市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能源利用效率继续提高，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力争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

广州的碳排放权交易在全国处于领先，广碳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21日，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5亿吨，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7.91%，稳居全国首位；累计成交金额36.36亿元，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4.00%，成为国内首个配额现货交易额突破35亿元大关的试点碳市场。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第二产业比例最高，2020年为37.8%，但深圳同样是工业优化升级的标兵。在“十二五”期间，深圳共淘汰转型低端企业超1.7万家，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重污染行业基本退出。

2020年11月，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优介绍，深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近10年累计下降近60%。在中国特大城市中，深圳的碳排放水平是最低的，碳排放增长也是最缓慢的。

2019年，哈工大（深圳）牵头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三达”研究报告》，课题组指出，深圳就在碳达峰的路上，不能确定哪天哪个时点达峰，但是深圳在2019-2020年间处在一个稳定达峰区间。

工业型城市需充分挖掘减碳空间

有研究显示，根据“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进行测算，当全国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中国将整体达到碳排放峰值并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而人均GDP已达14000美元的城市和地区，有条件率先进入碳排放绝对量下降阶段。

按照2020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8974元人民币来计，14000美元约折合96564元人民币，除四大一线城市之外，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武汉、厦门、青岛、长沙、济南、合肥和天津11座城市跨过了这一门槛。

再结合产业结构来看，苏州的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达到了46.5%，2018年其单位GDP用电量高达856千瓦时/万元，相当于上海的近2倍。

苏州在2014年发布了《苏州市低碳发展规划》，提出力争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近年来，苏州的能效水平在逐步提升，但高耗能工业行业能源消费的占比仍然较高。根据苏州统计年鉴的数据，2017年苏州规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达5307万吨标准煤，其中电力、钢铁、纺织、造纸、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4375万吨标准煤，约占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82%。

宁波也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第二产业占比为45.9%，宁波的单位GDP用电量为721千瓦时/万元，仅低于苏州。

但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占比同样不算低（38.4%）的长沙，其单位GDP用电量仅为331千瓦时/万元，在上述20座城市中最低。

这或许得益于长沙产业结构的“绿色化”，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长沙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六大高能耗行业之一）的能源消费量仅为4443吨标准煤，同年苏州的这一数据为1834万吨标准煤。

曾有当地官员总结，长沙是一座新工业城市，无论是传统的工程机械，还是食品饮料、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材料、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等产业，都属于新型工业产业。由此来看，长沙或许算得上是一个发展绿色工业的城市范本。

人均GDP低于14000美元的5个城市，第二产业的占比也都比较高，均在30%以上，大连和重庆达到了40%。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碳减排方面，工业型城市的首要工作重点之一应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节能增效，寻求较低排放的能源替代，使用节能技术等，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加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升级与退出，发展清洁产业，以充分挖掘第二产业的碳减排空间。

今年以来，相关部委屡屡传递出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信号，这将很大程度倒逼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领导3月在汇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情况时就表示，实施碳达峰行动，本质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逐步摆脱高碳依赖，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工业领域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实施传统工业低碳改造和发展清洁低碳产业。

大连最近也透露，已经编制完成《大连市“碳达峰”行动方案》初稿，将主要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加强存量治理、严格控制增量等3个方面落实达峰措施。

另外，尽管工业减碳并不必然意味着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但客观来说，挖掘服务业、居民消费方面的潜力，的确有助于城市能耗水平的降低。

标普全球评级认为，如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能够达到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那么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可望减少三成以上。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性增加，服务需求相对商品需求也会上升。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从钢铁、水泥和资本品的生产，转移到教育、医疗和休闲服务等的提供，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城市运行过程中如何减碳？

人均GDP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城市，是否在碳达峰方面一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除了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拥有发展阶段的优势之外，西南一些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区，同样拥有先天禀赋。

以昆明为例，其所在的云南省，全省清洁电力发电量占比达9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46%，居全国首位。

云南省能源资源丰富，能源结构主要以低碳的非化石能源为主，绿色能源装机占比、绿色发电量占比、清洁能源交易占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均达世界一流水平。云南省在今年提出，计划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50%以上，争取打造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示范省。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以昆明为代表的人均GDP相对较低，但清洁能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可以充分抓住契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有望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对于一些城市而言，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已经很大程度完成，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外地调入，减碳工作可能更应该集中于降低城市运行本身的碳排放。

低碳发展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居民侧、消费侧的碳减排需要引起关注。根据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验，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可以高达60%-80%。

以北京和上海作对比，2019年，两市的人均生活用能源分别为785.3千克标准煤和528.92千克标准煤。在这项指标上，北京相对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城市的人口越少，对减碳越有利。从现有研究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和城市的人口密度成反比，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随着人口集聚度提升，人均的基础设施、能耗因共享度提升而下降。当然，城市也应该平衡密度和宜居的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述20个城市在过去10年基本处于人口大幅净流入的阶段，除了厦门常住人口仅为516.4万之外，其他19城均已超过了700万，更是不乏千万级人口城市。从人口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政策来判断，未来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还将持续。

而人口规模将影响汽车保有量、通勤距离、建筑密度等，这些又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碳排放量。

在可预期的人口集聚趋势下，城市无论是做空间规划乃至产业规划，或是进行改造更新时，都应该充分考虑低碳发展的要求，譬如优化用地结构，调控职住关系；提高轨道交通的覆盖率，给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更充分的路权保障；引导市民购买或更换新能源汽车；注重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的应用，使低碳理念真正融入到城市运行当中。

此外，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需要发动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个人的减碳行动同样重要，政府部门可以引领居民消费侧的低碳转型，包括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目前，包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城市都提出将推进“碳普惠”。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不久前透露，上海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其中就包括筹备碳普惠项目。简单来说，就是把市民的各种低碳行为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出来，变成每个人账户里的“碳积分”，再通过对接上海碳交易市场、各个商业消费平台，让践行低碳生活的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20个观测城市中，有的迈向了后工业化时代，有的较好地完成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有的清洁资源丰富，有的则在积极谋划居民消费侧的减碳，这实际上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思路借鉴。低碳转型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谁更积极主动，谁将越有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新局中抢占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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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增长最快，从1980年的6.37%增长到2020年的11.4%。若2050年全球要实现碳中和，可再生能源必须成为主角。

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相对于会穷尽的不可再生能源的一种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

低碳生活(low carbon living)，就是指生活作息时要尽力减少所消耗的能量，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低碳，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低碳生活政治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低碳生活政治论文篇1

我国城市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及问题探析

摘要：城市居民践行低碳生活是建设低碳城市的保障。然而我国城市居民在低碳观念、低碳消费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加强低碳政策、低碳技术、低碳宣传等方面的相关措施。文章对我国城市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城市居民低碳生活低碳消费低碳经济低碳产品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是我国当前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低碳生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城市居民践行低碳生活是建设低碳城市的保障。

1 我国城市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

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践行低碳生活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递交了到2020年温室气体控制和减排承诺书。我国政府也采取积极行动，颁布了许多有关低碳发展的法规政策，提高我国低碳发展的水平。

加强低碳城市建设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重点。2014年，一些研究人员根据所构建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国内100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进行了国际比较。指出，深圳虽然是国内低碳发展水平排名第一的城市，但其低碳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中国城市的低碳发展之路任重道远。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减排目标，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研究显示，我国每年约有30%的CO2排放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需求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因此，降低居民的碳排放对低碳建设十分重要。

践行低碳生活是降低居民碳排放量的有效途径，随着低碳技术、低碳发展理念的不断推广，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使用低碳产品等提升城市居民低碳生活水平的新举措的发展，低碳发展进一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大部分居民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低碳意识，日常生活行为可以满足低碳的基本需求。然而，低碳新技术、新理念的实施依然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居民低碳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仍然非常困难。

2 城市居民低碳生活的困境

2.1 城市居民绿色出行比例较低

交通运输部门是我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部门，而其每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则主要来自于城市交通。可见，城市交通低碳化已经成为构建低碳社会的当务之急。

引导居民绿色出行是促进交通低碳化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所谓绿色出行就是采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方式出行。然而，在我国，居民绿色出行的比例还比较低，私家车出行在居民的出行方式中仍占很大比例。有研究显示，尽管绿色出行理念在我国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公交优先政策在许多城市已经开展实施，但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出行便捷性和舒适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私家车出行的比例持续上升。而且这些私家车的乘载率往往偏低，多为单人驾车出行，可见继续加强绿色出行仍是引导低碳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2.2 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程度较低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垃圾增加是必然，减量化是缓解垃圾围城的根本。垃圾分类就是减量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程度较低，操作实践不够。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联合中科院生态中心的研究显示，只有53.1%居民大概知道目前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三大类，而且其样本分类实践操作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仅有6.7%的居民能够对日常可回收垃圾进行正确的分类。可见，仍然需要加强人们对垃圾分类认识的宣传和指导，并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实践操作能力。

2.3 城市居民低碳消费的观念不足

低碳消费是以“低碳”为导向的消费模式，是一种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践行低碳生活、构建低碳社会的必需。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仍然存在着低碳消费的观念不足等问题。大部分消费者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其购物时必然选择环境效益较好的低碳产品。此外，收入水平的高低也会对低碳产品的需求产生很大影响，收入越高，其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就越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偏低，收入还不足以支撑其购买比一般产品价格更高的低碳产品。可见，改善我国居民低碳消费还需要继续增强低碳消费观念，降低低碳产品价格。

3 推进城市居民践行低碳生活的对策建议

3.1 多措并举，引导居民形成低碳观念

低碳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加强宣传与教育，实施多项举措，引导居民形成低碳观念。

合理优化公交资源，引导居民绿色出行。交通需求可以分为生存性交通需求、维持性交通需求和消遣性交通需求三类。而以通勤为主的生存性交通需求在所有出行中所占比例最大，是居民日常最基本的出行行为。因此应引导居民在满足生存性交通需求时尽量少用私家车，而代之以公共交通。目前，大部分人不愿意乘坐公交出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等车时间较长(2)高峰期乘客较多，乘车空间狭小，舒适性差。引导居民乘坐公交出行就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公交公司应对客流量数据进行统计，在高峰时段缩短公交班次间隔，及时分流人群，尽可能地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空间，同时在客流低谷时段适当延长公交班次间隔，降低运营成本，合理利用资源。此外，目前还出现了一些手机实时公交软件，通过该软件可以让人们合理地安排公交出行，但这些软件还存在着公交线路不全面、城市覆盖范围小等缺点，需要对此进行完善，以方便居民的绿色出行。

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低碳行为。要想真正提高垃圾分类的普及度还需加强宣传教育。居民主要通过电视及社区宣传来了解垃圾分类常识。因此，应加大对相关公益广告的投入，以电视为媒介将垃圾分类方法及步骤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不间断地宣传，提高居民分类能力。此外，要丰富指导形式，将现场指导、入户指导和集中培训相结合要提高宣传内容的实用性，宣传和指导均应侧重分类方法和操作流程还要创造便利条件，如定期给社区居民发放分类垃圾袋等，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3.2 结合新技术，鼓励居民践行低碳生活

在我国，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硬件，这也使应用软件(App)的数量增多，功能范围扩大，与居民生活的相关度越来越高，这就为通过App来改善居民低碳生活提供了基础。通过可视化工具实时记录自身碳排放量能够激励居民更好地践行低碳生活，因此，应设计研发能够实时记录居民自身碳排放量的App。这类App不仅要具备记录实时碳排放的功能，还应让用户通过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等账号与应用关联，把自己的低碳成果及感受与朋友分享交流产生关联体验，这种关联体验能激励用户提升低碳水平，扩大低碳宣传的范围，使减排效果最大化。

3.3 降低成本，引导居民低碳消费

政府与企业双管齐下，降低低碳产品成本。成本是制约居民是否实施低碳行为的关键。如果低碳产品下降，居民的低碳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挖掘。因此，降低低碳产品成本便成了提升居民低碳行为的当务之急。为此，需要政府和企业双管齐下。首先，政府应完善低碳产品认证体系，制定和实施低碳产品优先采购或补贴政策，优先采购那些符合环境标志的产品，同时，给予低碳产品购买者一定补贴，构建低碳产品的消费引导机制其次，企业要整合资源，建立或加入低碳产业园，学习和推广先进低碳技术、生产流程和管理技术，共享人才与基础设施，通过良性竞争，降低产品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低碳产品的覆盖范围。

制定科学的税收政策，规范居民的消费行为。法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低碳消费的模式。为有效引导居民进行低碳消费，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降低低碳产品的价格，鼓励居民购买低碳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规范消费者不合理的消费行为。碳税政策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可以有效遏制高碳行业的产出，促进低碳行业的发展。不过，初始阶段税率应维持较低水平，以提前规避能源资源等价格的上涨给经济运行以及低收入家庭带来的潜在风险，之后可以根据经济社会的运行状况以及国际协调等方面的需要对税率进行调整，以发挥“碳税”在抑制高碳行业产出、促进低碳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低碳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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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俊，徐琬莹，周传斌.北京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效调查及其长效管理机制研究[J].环境科学，2013，(1).

2017年低碳生活政治论文篇2

浅论市民低碳意识

摘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立异、制度立异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天性转变。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实施以下政策和措施。

关键词：低碳 经济 低能耗 能源

一、低碳经济概述

1.低碳经济概念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能源的清洁开发与高效利用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排放为基本经济特征，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的核心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它是继农革、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浪潮革命，即低碳革命。低碳经济已成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人民的生计活质量改善的主要模式。

2.低碳经济提出背景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施用带来的情况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无需争辩的究竟。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施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立异技术与立异机制，路程经过过程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有生命的物质质能经济”。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日头能文明时代”(风能、有生命的物质质能都是日头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耗损，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神州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作为现今全球最大的发展神州家，我国当局去年11月颁布发表，到2020年单位国内出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落40%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据此拟定响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由此，社会各方对于今年两会涉及低碳经济的政策讨论寄予厚望，尤其是神州如何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立异政策来积极应对于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这搭，笔者也想从“新规范”市场导入的视角来阐发一下，一旦神州社会进入世界各国都为情况恶化所迫不患上不接管“低碳经济”新时代，神州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逐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从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立异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规范，那么，神州现有的靠非低碳规范的市场打造出来的产业和企业的出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就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我们注重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金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明显降落。而今天神州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先进的设备制造业的出产等都带来了对于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无论是路程经过过程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比如，产品准入规范、清洁技术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创造和保存等)，还是路程经过过程市场交易机制(比如，碳税、碳交易等手段)来化解，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调整成本，而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让当局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如果一味让企业承担，则靠加工贸易赢患上竞争优势的广大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自主地来转移新能源的高成本或由自身内部来消化成本的。以是，在这个问题上，虽则我们应对于人类共同生存的情况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肩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可是，全社会从现在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走进低碳社会，可能会给神州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由此而来的社会协调成本将会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续。以是，在寻觅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设法阻止由欧洲国家按照她们的国情所设定的这一新规范的快速推进。

第二，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来“求变”，比如，不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发展光伏电池产业，可神州完成的光伏电池作业环节，甚至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产业更耗损能源，更产生侵害情况的有害物排放，那么，笔者担心的是，一些地方当局为了谋求政绩，不顾产能过剩和实际高排放的后果，不切实际地搞“概念”工程，终极将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国家资源，而且，也会造成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产业中处于愈加被动的劣势地位。以是，笔者认为，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尽力挖掘神州自身内需的潜在力量，实际上也是一种为缓解低碳经济这一“新国际规范”对于神州这样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兴市场所造成的负面冲击的应对于之道。

第三，因为目前的低碳规范确实包罗着欧洲在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至关成熟的战略和一天比一天完善的技术，以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寻觅和切实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有帮助的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可能出产的虽则是低能耗的清洁产品，但出产过程当中所造成的却是更加严峻的产能耗损和有害物质的排放后果，而这些产品给予神州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因为我们处于低端出产环节而越来越有限。这样，神州市场自身就无法享用相对于自身收入代价还较高的新能源产品和低碳消费产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于是要保持清醒，起劲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管她们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的同时，也要求对于方把技术公然，否则我们一边大规模的出产给欧洲低碳规范的产品带来的价格降落的市场竞争力，另一边却无法转变成神州在这个领域的高竞争力。以是，在目前与欧美利坚合众国家尚未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还是应把重点放在适合神州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上，充分施展我们最擅长的“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渐渐增加研发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比例。不过，万万不能过快、过度地去推动终极消费市场上的低碳产品的出产。

三、我国如何走好低碳发展之路

1.转变发展理念和价值观

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和价值观，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要接管低碳经济的概念，在低碳发展的基础上收获GDP，实现经济增长和GDP的增加。低碳既然情况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也是区域问题。目前，人们正在倡导“四倍跃进”，即资源施用减半，人民福祉加倍，这在目前的技术前提下完全可以做到。同时，实现低碳发展毫不只是宏观层面上、全球的事情，它在微观层面也是可以操作的，可视的。只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情况保护，路程经过过程发展循环经济，把资源耗损限制在资源再的阈值之内，把对于情况的侵害限制在情况自净能力的阈值之内，就能够实现低碳发展。国家科技部将按照神州目前的能源结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等实际前提，推进“低碳发展科技示范区”工作，在示范区推行低碳发展理念，选择不同类型的区域、行业、领域等进行试点和示范，按照“点——线——面”模式推进，路程经过过程低碳技术集成，开发技术推动和完善推广，路程经过过程可复制的模式探索，终极实现更广阔区域的低碳发展，支撑推动整个社会的低碳的发展。

2.推行低碳出产,实施可持续的出产模式

低碳出产是一种可持续的出产模式,要实现低碳出产,就必须实施循环经济和清洁出产。循环经济是一种与情况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社团成1个“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全过程当中不断进行循环,并患上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于情况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清洁出产是从资源的开采、产品的出产、产品的施用和废弃物的处置全过程当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削减它们的耗损和污染物的产生。循环经济和清洁出产的共同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削减高碳能源施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最重要的操作模式是“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二者不同之处是范畴的不同,前者是一种经济模式,包括了出产和消费,后者只是一种出产模式,是循环经济的组成部分。我国在电力、钢铁、化工和轻工等许多行业,已开展了循环经济和清洁出产工作。 推行低碳出产,需要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为此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令法例。拟定和实施有帮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体系推进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省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等。

二是要按照低投入、低耗损、高产出、高效率、低排放、可循环和可持续的原则发展低碳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把节能、节水、节地与削减污染物总量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统筹规划、同步实施。

三是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晋升新能源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做好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风能、日头能、地热、有生命的物质质能、氢能等,晋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在采用最安全最先进技术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核电等。

四是要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低碳技术立异。把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和封存等先进低碳技术作为晋升国家技术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列入国家和地域科技发展规划加强应对于气候变化的重大科学、战略与政策的研究。

3.提倡低碳消费,实施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大力宣传低碳消费理念,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观念,以节能降耗为抓手,推进低碳消费,着力构建低碳型社会。

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20%,耗损了全球50%的能源,而世上有13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圆,有10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美利坚合众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比神州多达五倍。按照“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对于造成的全球情况问题负主要责任,她们应当首先带头实施低碳消费模式,带头采取行动,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此同时,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神州家也应当实施低碳消费这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神州在未来可能成为世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应当尽最大的起劲,在实施低碳出产的同时,实施低碳消费,为保护世界气候和全球情况作出孝敬。

低碳消费应当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做起。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意义却非常重大。

4.控制高碳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的情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高速过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情况污染。这些行业中,存在着许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不少新建项目,污染治理设备建成后放在那里,只有当环保羁系人员去检查时才施用由于我国排放规范普遍低于先进国家的规范,即使达标企业也排出了大量的污染物由于我国工业能源效率普遍低下,使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十分严重。

我国2004-2008年GDP年平均增长9.8%,2007年全国有200多个地级市平均GDP达17%,有的达到了30%以上。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捐躯情况和资源为代价的。在这种形势下,降低我国单位GDP能源资源耗损,节能降耗,缓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情况约束之间一天比一天突出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对于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要扭转我国情况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的趋势,必须降低高碳产业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大淘汰污染工艺、设备和企业的力度提高各类企业的排放规范提高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准入前提,新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准入前提和排放规范拟定必要的经济政策和惩罚措施。

另外,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当中,要对于我国现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必要调整,限制高碳产品的出口,起劲扩展低碳产品出口。我国每年出口大量高碳产品,这些产品出产过程当中耗损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产品出口到外国,污染和情况破坏留给了自己,这不是低碳经济,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5.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引进低碳技术

国际上已有许多成熟的低碳技术,我们在起劲发展和应用自己的低碳技术的同时,要大力从国外引进这些先进技术。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路程经过过程了所谓的“巴厘岛路线图”,其中包括发达国家向发展神州家提供技术转让和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战略性方案。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机制,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引进资金和先进的低碳技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气候变化之间的应对于平衡。

结语

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也是1个长期起劲和实践的过程。神州的低碳经济转型将有助于提高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有助于缓解当前和未来能源体系下的国内国际情况问题,而且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情况友善型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走可持续发展门路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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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庄贵阳 《低碳经济：神州别无选择》 《世界知识》 2007年09期

[5] 低碳经济与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永续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它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适宜就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中国除了水能的可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之外，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都非常丰富。中国太阳能较丰富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2／3以上，年辐射量超过6000MJ／㎡，每年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1.7万亿tce的能量；风能资源量约为32亿kW，初步估算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10亿kW，按德国、西班牙，丹麦等风电发展迅速的国家的经验进行类比分析，中国可供开发的风能资源量可能超过30亿kW；海洋能资源技术上可利用的资源量估计约为4亿-5亿kW；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亿tce，探明储量为31.6亿tce；现有生物质能源包括：秸秆、薪柴、有机垃圾和工业有机废物等，资源总量达7亿tce，通过品种改良和扩大种植，生物能的资源量可以在此水平再翻一番。总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力，可以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不包括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约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比2005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这为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性能源10%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200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了24万兆瓦，比2004年增加了50%。2007年至少有60多个国家制订了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欧盟已建立了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能源占所有能源20%的目标，而中国也确立了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2007年，全球并网太阳能发电能力增加了52%，风能发电能力增加了28%。全球大约有5000万个家庭使用安放在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获取热水，250万个家庭使用太阳能照明，2500万个家庭利用沼气做饭和照明。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传递着“绿色经济”正在兴起的信息，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根据中国中长期能源规划，202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可以依赖常规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能源需要，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届时需要可再生能源提供数亿吨乃至十多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因此，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目的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给能力，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切实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

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中国能源结构就是要减少对石化能源资源的需求与消费，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降低煤电的比重，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把水电开发放到重要地位。

降低国际石油依赖，保证石油安全

中国能源发展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是出于对石油安全的考虑。据统计，2007年中国生产原油18665．7万吨，同比增长1．6%；2007年中国净进口原油1 5928万吨，同比增长1 4．7%。2007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约为3．46亿吨，同比增长7．3%，达历史高位。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中国原油需求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无疑会给中国石油安全带来很大压力。

石油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石油安全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和国民经济安全。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仍然应该把石油安全放在关键位置。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根源是国内日益尖锐的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此外，中国对外石油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还会对全球石油安全的地缘政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对石油安全挑战，提高石油安全程度，应该着眼全球，从战略的高度借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加强国际石油领域合作，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确保国家石油安全。

降低煤电比重，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电力产业发展中，降低煤电的比重是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2007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7亿千瓦，达7．1 3 2 9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电量达到32559亿千瓦时，连续7年平均增长超过13．2%。然而，中国电力产业结构仍待调整。

中国电力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源结构不合理。从电源结构来看，主要是水电开发速度不快，核电和地热发展缓慢，小火电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200 7年，在中国的电力装机中，火电装机5．5 4亿千瓦，占7 7．70%，水电装机1．48亿千瓦，占20．40%，核电装机906．8万千瓦，占1．3%，风电及其他新能源600多万千瓦，仅占O．8%。火电装机比重过大造成对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电力用煤需求不断增加直接导致电力行业对煤炭供应和铁路运输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二是电源布局不合理。主要是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分布不均，东部沿海地区煤电装机过多、过密，造成环保压力加大。因此，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中国电力产业，必须调整电源生产结构，优化电源布局结构，构建以优化发展煤电为重点，大力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加快发展新能源，合理布局东、中、西部电源结构的电力产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瞩目。在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以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研究最为迅速。中国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大力推进水、风、太阳能、核能等多种发电形式，积极利用生物质能，并把其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其发展，逐步降低对石化能源——石油、煤的过度依赖。可以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新型产业之一。面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尽快整合现有产业资源，把现有资源、扶持政策体系及未来十多年的能源投资格局理顺，打造高效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宽松环境，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把水电开发放到重要地位

把水电开发放到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地位，这是由中国能源发展的国情决定的。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还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表明，2006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69．4%，其他能源比重为30．6%。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比重为7．2%，石油和天然气有所增长。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燃煤机组在总体电源构成以及火电中的主体地位。燃煤发电在我国煤炭终端消费中占56%，是煤炭能源转换的主要环节。燃煤发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50%以上，是造成酸雨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二氧化硫的年总排放量已超过2500万吨，造成1/3的国土遭受酸雨污染，每年经济损失达成1000亿元以上，直接威胁13亿人口和16亿亩耕地的安全。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电煤资源与运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目前我国煤炭运输已占铁路货运能力的l/3以上。一方面，我国铁路交通水平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大跨度、超负荷的运输格局，更加剧了运力紧张。煤炭的污染不仅存在于煤炭的终端消费，而且在煤的前期开发过程中。据有关专家估计，每开采1吨煤就会破坏2．5吨地下水，对我国这样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来说，形势十分严峻。煤炭开采后还会造成地表塌陷，废水、废气和废渣以及矽肺病等。因此，中国能源发展如何千方百计减少燃煤数量，以缓解资源短缺和减少相应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而积极开发水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水电是一种经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之所以说它经济，是因为水电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是很好的调节电源，开发水电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开发火电、核电等能源所没有的防洪、灌溉、供水、航运、养殖业和旅游业等综合效益；之所以说它清洁，是因为在水力发电过程中与太阳能、风能一样，不排放有害气体，不污染水资源，也不消耗水资源，没有核辐射危险。发展水电与燃烧矿物资源获得的电力能源相比较，无论在资源方面还是在环境方面，都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与煤电相比较，每1千瓦时的水电电量大约可以减少原煤用量500克和二氧化碳排放量1100克。以三峡开发工程为例，从生态角度说，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项环保工程。作为清洁能源，水电是最清洁的，如果将三峡水电站替代燃煤电厂，相当于7座260万千瓦的火电站，每年可减少燃煤5000万吨，少排放二氧化碳约1亿吨、二氧化硫200万吨、一氧化碳约1万吨、氮氧化合物约37万吨以及大量的工业废物，这对减轻我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环境污染和酸雨等危害有巨大的作用。由于水电的能源属性使开发水电成为常规能源优质化、高效化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开发水电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水电开发应该放在中国未来能源发展的优先地位。

开发水电可以有效改善我国能源结构。从我国能源供应结构来看，目前我国能源供应以煤为主，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人均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0%，能源发展受到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约束，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占我国常规能源资源量的40%，是仅次于煤炭资源的第二大能源资源，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总量最多的国家。根据勘测设计水平，我国水电有2．47万亿千瓦时的技术可开发量。如果开发充分，至少每年可以提供10亿到13亿吨原煤的能源。由此可见，开发水电可以有效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利用好丰富的水能资源是我国能源政策的必然选择。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2009/4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电网统调发电量比上年同期增长0.6%(日均)，最高发电电力合计72644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5%。其中，火电2087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2%；水电42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3%；核电7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8%。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火电机组发电量同比降低约5.19%；水电机组发电量同比增加约18.06%；风力及光伏机组发电量同比增加约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