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能源对话6月1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将开展包括传统电能和可再生电能的合作，何谓传统电能和可再生电能

众所周知，能源安全是国家比较重要的安全底线，而能源关乎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能源，那么国家就没有办法健康发展，那么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够守住非常重要的能源安全底线呢？对于这一个问题业内专家究竟是怎样进行解答的呢？下面先小编来介绍一下吧。

在当今的能源问题上，非常显著的一个国际性事件就是俄乌冲突，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专家们都认为在能源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煤炭仍是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保护了煤炭资源就保护了能源安全的基础。同时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正需要用它的天然气优势来抢夺世界上的天气市场，但是很显然由于距离原因，这个方法显然也不现实。而中俄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已经开始动工了，可以说中俄方面的能源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我国的能源安全，可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能源威胁。

在能源安全这个问题上，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源安全越来越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保持能源独立性从很大地程度上能够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受他国的制约，那么中国就能将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主动权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发展可再生资源从光伏发电到风力发电，以及在我国西北的戈壁和荒漠地区的太阳能资源其实都可以利用起来，我国也是一个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如果将水力资源进行开发，那么这也是非常可观的能量。

在保证煤炭这个重要资源的基础上，加快可再生资源的发展，以及促进落后产业淘汰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且对于能源安全具有长远的积极影响。

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一批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金砖四国”更因其较大的经济规模和突出的发展成就，相继引起世界的瞩目。1999—2008年10年中，四国（以BRIC为序）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33%、6.99%、7.22%和9.75%，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的3.07%和美国的2.58%。四国占全球国土总面积的26%，人口的42%，资源丰富，产业布局空间较大。四国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调整的历史机遇，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

四国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为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巴西和俄罗斯为世界提供原材料与能源，印度和中国为世界提供廉价的软件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中、印两国在全球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排名上仅列美国之后。规模因素在四国的发展中构成了显著的经济优势，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对外购买力与投资吸收能力迅速上升，使四国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拉动力和积极的稳定因素。

经济增长不仅迅速提升四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四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99年的7.46%上升到2008年的14.47%。就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而言，2007年达49%；2009年在世界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整体为125%，而“金砖四国”则达90%，其中中国超过60%。

“金砖四国”的崛起具有深刻的国际影响。四国以各自不同的发展结构使世界产业布局和贸易流向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巨大的外汇储备和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金融结构发生变化。四国的经济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发展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经验。

共同的发展要求推进了国际合作

“金砖四国”属于新兴经济体，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面对发展的新挑战，“金砖四国”在优化本国产业结构，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与要求。

四国充分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的必要性。2008年5月和2009年6月，四国外交部长和国家首脑先后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分别发表了外长《联合公报》和首脑《联合声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四国表明了相同的态度。

在世界经济体制问题上，四国认为只有在一个公正的全球经济体系内，充分考虑各国利益，才能实现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解决当今时代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上，四国支持在全球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对话，推动实现国际社会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支持国际社会在抗击贫困和饥饿方面的努力，强调南南合作是传统发展援助的补充。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向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最贫困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力度，发达国家应兑现援助承诺，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和转让技术。四国愿意在关键的社会领域加强合作，增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降低灾害风险。

在能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四国积极合作，提出要加强多边努力，实现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支持有关能源项目，包括加大能源的可及性，提高能效，发展和应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支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厘行动计划》。

在金融领域，四国的合作日益提升。四国呼吁所有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金融峰会共识，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的份额和世界银行6%的份额现在就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四国运用其较为充裕的外汇资源已开始为IMF提供贷款和购买债券，充实其资金，帮助支持新兴市场的可利用信贷。四国的本国货币在国际上尚缺乏影响力，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要求保值增值，因此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汇率的稳定有着强烈需求。

目前，“金砖四国”加强合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在增强。四国的合作正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开放透明的方式不断推进。在许多方面四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其主张不仅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利益，而且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四国代表了世界经济的新生力量，其合作的增强更清楚地表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在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四国将具有更多发言权。因此，四国合作的增强对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十分积极而有益的。

不同的发展特点与比较优势增强了合作基础

“金砖四国”经济各具优势，发展模式呈现不同的特点，使相互合作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和发展空间。四国的合作大大增强了共同利益，既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

巴西GDP已经进入世界前10位。发达的农牧业使其成为世界蔗糖、咖啡、柑桔、玉米、鸡肉、牛肉、烟草和大豆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国。工业各部门发展比较全面，其中石化、矿业、钢铁、汽车等较发达，民用支线飞机制造和生物燃料产业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服务业占GDP近60%。铁矿砂等29种矿物储量丰富，被称为世界的原料生产国。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建立了强大的航天产业和军事工业。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是俄罗斯的主要优势，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出口为联邦提供了30%的预算收入和45%的外汇收入。

在“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印度计算机和软件产业获得了大发展，一大批世界知名IT企业迅速成长，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有1/4使用印度开发的软件，印度因此获得“世界办公室”称号。而且，印度国内金融市场发挥了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服务业占印度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不但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且减少了对资源的需求。

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外资大量涌入，出口迅猛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形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优势。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中，一大批出口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中国制造”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中国新阶段的发展目标。

四国经济发展虽然成绩显著，但各自又都有不足。40多年来巴西经济经历了多次波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增长率严重下滑。俄罗斯建立在高能源价格基础上的增长是不稳定的，经济结构调整已是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任务，需要发展能源以外的其他工业部门和服务领域。印度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财政赤字过高，吸收外资能力低，能源和原材料对外依赖度高，文盲率较高。中国依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发展模式遇到贸易保护主义障碍，资源能源的约束日益明显，自主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任务艰巨。当前世界经济原有格局还未根本变化，四国远未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相反在技术上相对落后，在外资、外贸等方面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仍然不足，国内市场的开发有待推进。这些问题要求四国增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扩展发展空间与整体实力。

加强“金砖四国”合作是中国国际经济合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高度重视“金砖四国”这一合作平台，积极推进同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双边合作关系，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中国和巴西于2009年5月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双方签署涵盖政治、司法、农牧产品贸易、科技、金融、能源、港口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与来访的卢拉总统会谈时提出，两国要深化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扩大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促进内涵丰富的人文交流，密切协调配合的多边合作。

至2009年10月13日，中俄总理已经举行14次定期会晤。两国合作涉及石油、天然气、核电、文化、高速铁路、航空航天、科技、通讯与信息技术、林业、交通基础设施、海关、商业银行、知识产权保护等广泛领域，还将加强在宏观经济、财税与金融、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政策沟通与协作，研究和制定拉动贸易额增长的新举措，规范双边贸易秩序，全力落实两国《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广泛的合作已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印度于2006年11月发表《联合宣言》，并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以及农业、教育等合作协议，2008年1月又签订《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两国10多个相关部门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印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已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贸易伙伴。中方帮助印度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两国相互投资也已开始发展。

中国与“金砖四国”其他三国的双边合作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这些合作增强了四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有利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共同维护新兴市场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源与能源供应，有利于弥补中国经济的某些弱点，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加强“金砖四国”的合作已是中国整体外交与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xx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院领导和其他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国际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克服“非典”的影响，圆满完成了全年国际交流与合作任务。

院领导对国际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全体同志总结了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同时查找不足，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为今后我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一、圆满完成双边和多边出访任务

全年派出出访团组25个，其中院领导和院士出访15个团组；

全年出访119人次，其中院领导和院士35人次；

访问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瑞典、英国、日本、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巴西以及香港和台湾等；

由于“非典”的影响，取消了5个出访团组；

重点出访团组

徐匡迪院长：访问英国皇家工程院，出席瑞典皇家工程院年会，赴日本出席第七届中日韩工程院圆桌会议，赴香港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宋健名誉主席：赴菲律宾出席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会会议，赴美国出席美国工程院年会，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

王淀佐副院长：赴俄罗斯参加“中俄双边新材料研讨会”，赴美国出席美国工程院年会，赴南非参加“第22届世界选矿大会”；

邬贺铨副院长：赴香港参加“当代杰出华人科学家报告会”，赴泰国出席ESCAP“全球化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刘德培副院长：赴法国出席世界生命科学论坛，赴巴西参加“第一届心血管国际研究院世界大会”；

杜祥琬副院长：赴俄罗斯考察并访问俄工程院；

沈国舫副院长：赴澳大利亚出席澳工程院水资源研讨会；

朱高峰院士等：赴瑞士参观电信大展并顺访德国；

陈厚群、赵垲等18院士：赴台湾开展学术交流；

二、积极参与、主办和筹备一批重要国际会议

作为共同主办单位，参与了2004年世界工程师大会的筹备工作；

共同主办第二届济南国际信博会和第五届烟台国际果蔬会的工作；

积极协办第十四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

举办“昆明农产品采后加工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与筹备2004海南环保汽车博览会；

受“非典”影响取消或推迟3个国际或双边会议；

三、在全球和区域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徐匡迪院长率团赴日本出席第7届中日韩工程院圆桌会议，通过了章程，将名称改为“东亚工程院圆桌会议（EA-RTM)”，使三国工程院合作机制得到加强和扩展，为我院今后在亚洲地区工程技术界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积极参与CAETS年会的筹备，主办会议的'挪威工程院已经安排我院在04年的年会上作主题发言：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国际医学组织（IAMP）的筹建工作，我院医药卫生学部被确认为发起成员进入执行理事会，正在争办2005年年会；

四、认真做好接待外宾工作

全年接待重要外宾19批，共计84人次；进一步规范了外事接待工作程序，提高了水平；其中主要有：

徐匡迪院长会见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意大利国家新技术、能源和环境委员会卡罗、卢比亚先生；瑞典瓦伦堡财团懂事长一行；美国俄勒冈州州长；西澳大利亚总理；韩国驻华大使；香港工程建造界访问团；香港各界青年才俊访京团；荷兰鹿特丹市长代表团；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资深副总裁；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瑞典科教大臣代表团；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副校长校友代表团；

宋健院士会见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王淀佐副院长会见澳洲冶金采矿委员会主席；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会长代表团，美国波音公司客人；

五、深化与国外工程院和相关组织的合作

目前我院已经同22个外国工程院、工程科技组织、政府部门签署了工程科技合作备忘录，初步形成了我院对外开展交流的国际平台；

目前同我院有较为密切合作关系的有英国、瑞典、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南非等国家的工程院；以及同亚太经社会的合作；

徐匡迪院长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

与瑞典工程院重新签署合作备忘录，协助对方落实资助，确定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

中美工程教育研讨会、中俄工程技术论坛和中英芯片设计技术论坛等筹备取得很大进展，将在今年召开；

为中俄新材料研讨会纳入政府间合作协议作了大量协调工作；

另外，同法国科学院、新加坡科技公司探讨互派访问学者、留学人员合作事宜；

与瑞士工程院续签了合作备忘录；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3]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3]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22] 、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

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肩负着三大使命：

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比如，“经济带”概念就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不同于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经济区”与“经济联盟”，同以上两者相比，经济带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以及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本着自愿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发扬古丝绸之路兼容并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