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可再生能源市场是什么情况

导 语:在这个被牛群、苜蓿地和灌木丛生的沙漠公路包围的犹他州小镇上，在未来将会有数百名工人被解雇，他们是环境法规和廉价能源竞争的牺牲品。然而，在煤堆和熔炉对面，另一项变革正在进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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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他州沙漠的农村，开发商计划在地下古老的盐丘地层中建造洞穴，他们希望在其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储存氢燃料。 盐洞将像巨大的地下电池一样发挥作用，可以在需要时储存氢气形式的能量。 该项目可以帮助确定氢在未来在全球提供可靠、全天候、无碳能源方面将发挥多大作用。

6月，美国能源部宣布提供 5.04 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帮助资助“先进清洁能源存储”项目——这是自乔·拜登总统重启奥巴马时代以向特斯拉和Solyndra提供贷款而闻名的项目以来的 首批贷款 之一。旨在帮助将一座拥有 40 年 历史 的燃煤电厂的场地转变为到 2045 年燃烧清洁制氢的设施。

在两极分化的能源政策辩论中，该提案对于赢得广泛联盟的支持是独一无二的，该联盟包括拜登政府、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和组成犹他州国会代表团的其他五名共和党人、农村县专员和电力供应商。拜登定于周三在马萨诸塞州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行动，该活动是在一家前燃煤电厂转向可再生能源中心。

可再生能源倡导者将犹他州项目视为确保可靠性的一种潜在方式，因为未来几年更多的电网将由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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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2025 年，该工厂的初始燃料将是氢气和天然气的混合物 。此后，它将在 2045 年之前过渡到完全依靠氢运行。怀疑论者担心这可能是延长化石燃料使用 20 年的一种策略，其他人则说他们支持投资清洁、无碳的氢项目，但担心这样做实际上可能会产生对“蓝色”或“灰色”氢的需求。

“说服每个人用氢气代替（而不是化石燃料）填充这些管道和工厂是天然气行业的一个绝妙举措，”智库新共识专注于能源转型的研究员贾斯汀·米库拉说。

与碳捕获或灰氢不同，该项目将过渡到最终不需要化石燃料。

随着公用事业转型并越来越依赖间歇性风能和太阳能，电网运营商正面临新问题， 冬季和春季发电过剩，夏季发电不足 ， 供需失衡 引发了对潜在停电的担忧，并引发了人们对进一步摆脱化石燃料来源的担忧。

该项目将多余的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可储存的形式。清洁氢的支持者希望他们能够在供应超过需求的季节储存能源，并在后期需要时使用它。

工作原理 ：太阳能和风能将为电解槽提供动力，电解槽将水分子分解以产生氢气。能源专家称其为“绿色氢”，因为生产它不会排放碳。最初，该工厂将使用 30% 的氢气和 70% 的天然气运行。它计划到 2045 年过渡到 100% 氢气。

当消费者需要的电力超过了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时，氢气将通过管道输送到山间发电厂的现场并燃烧以驱动涡轮机，类似于今天使用煤炭的方式。从理论上讲，这使其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可靠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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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农村的许多人希望将该镇变成氢震中心，使其避免衰退影响关闭的燃煤电厂附近的许多城镇，包括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发电站。

但有些人担心使用能源来转换能源——而不是直接将其发送给消费者——比使用可再生能源本身或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成本更高。尽管三菱电力的氢基础设施负责人迈克尔·杜克承认 绿色氢比风能、太阳能、煤炭或天然气更昂贵 ，但他表示氢的价格不应与其他燃料相比，而应与锂离子电池等存储技术相比。

在米勒德县，一个倾向于共和党的地区，当地38%的财产税来自山间发电厂，两名燃煤电厂工人在上个月的共和党初选中罢免了现任县长。比赛看到整个城镇贴满了竞选标志，并引发了对数百万美元计划以及它们如何改变就业市场和农村社区特征的焦虑。

"人们对这个概念和建造它的想法没有意见，"共和党初选获胜者之一特雷弗-约翰逊说，他从煤厂的停车场看向氢气设施的位置。"只是煤电很便宜，而且提供了很多好工作。这就是问题所在。"

以再生能源电力替代传统煤电，少用煤电，多用天然气。

未来智库报告认为，针对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碳达峰的重中之重必定要建立在对煤炭消耗的控制上。因此，终端电气化率提升和前端电力的深度脱碳是减碳降碳的关键。

对于化工行业而言也是如此。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挑战下，以再生能源电力替代传统煤电，提升企业的能效管控，推进企业向绿色化生产发展将是化工企业降低碳排放的有效途径。目前，行业领先的化工企业都在开发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来运行自身装置。

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比如，特种化学品公司赢创表示，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新型能源管理系统、更高效的发电厂、绿色电力、蒸汽和天然气来确保可持续能源供应。其中上海的一工厂在2020年已实现100%使用绿电生产。

赢创还在其位于上海的多用户生产基地内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以减少对传统煤电的购买。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光伏发电未来成长空间很大

可再生能源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可再生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高度的经济性，其成本已经低于传统电力，可再生能源时代正在加速到来。目前在墨西哥、沙特，已经出现了度电成本3美分、2美分的风电，我国内蒙古的风电已经可以实现2美分的度电成本。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高度的经济性。

依靠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电力自给，改变目前以外来电为主、外来电以煤电为主的局面。经他计算，如果将中东部地区现有房屋占地面积的1/4用于安装光伏电站，就可满足2050年全国总用电量的1/4。

可再生能源投资在全球发电投资中的份额保持在65%以上

自2014年全球新能源投资超过传统能源之后，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投资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一直在加速。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电力投资额达7500亿美元，同比下降6%。可再生能源投资在全球发电投资中的份额保持在65%以上。其中，太阳能光伏和海上风电投资上升至创纪录水平，陆上风电和水电投资下降，分别下降15%和30%。从政府招标计划来看，竞标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平均规模在截至2017年的五年间增长了3.5倍，而海上风电规模增加了一半。2017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总额达到12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绿色能源投资的45%。

我国可再生能源今年来仍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1~6月，我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794万千瓦，累计风电并网容量达到1.716亿千瓦风电发电量1,9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7%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2,430.6万千瓦，分布式光伏1,224.4万千瓦，同比增长72%光伏发电量82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9%。

太阳能、风能是可再生能源的主体，尤其是光伏发电未来成长空间很大。政府强力的新能源扶持补贴政策，推动了我国光伏、风电产业快速发展，目前风电累计装机量和太阳能累计装机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已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

绿色能源补贴政策强力推动发展

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2012年以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政府发展绿色能源补贴政策强力推动，而其自身能否持续发展，最终要取决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经过这些年来的技术进步，光伏、风电的成本都降低了70%以上，目前初步具备了在成本上与煤电竞争的能力。在南欧、印度等日照资源优异地区，光伏发电已具备较好的经济性。

政策发布加速光伏行业补贴退坡，实现2020年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目标

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出台《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0.05元，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有补贴的分布式光伏指标从过去的没有限制，收紧为全年仅有10GW指标。这被称为“史上最严厉光伏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光伏行业的补贴退坡，结束企业靠补贴生存的日子，通过优胜劣汰，实现2020年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目标。

国家能源局正在组织制定《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建设工作方案(草案)》，推进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各地政府也在积极组织实施无补贴光伏发电项目。可以预期，这些措施将会促进我国光伏产业制造成本的降低、高性价比产品的推广、非技术成本的控制，推动我国光伏早日迈入“平价上网”时代。有业内人士预测，最快2019年下半年我国光伏发电将会实现大面积“平价上网”。

光伏发电投资前景当然非常好。

2020年安装还有8分钱每度的补贴，2021年很可能补贴会变得更少，但是终端市场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一方面，光伏发电是未来三十年最有可能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而且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硅料产出国，本身有很大的优势，目前我国的光伏组件的出口量也是全球第一。

第二，在十四五规划中，已经明确了要注重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力发展新能源，其实就是要大力推广光伏发电。北京已经下发了光伏发补贴的最新政策，安装光伏电站可以有连续5年的发电补贴（每度4毛！）

所以说，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几年，新能源发电绝对是可以长远看好的项目，前景绝对值得期待！

而且，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登录国家能源局去看一下，每个月的15号左右，能源局都会公布最新的一批光伏发电补贴情况表。不会骗你的~

2、环境污染，燃煤的碳排放量非常大。可再生能源一般都是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等。

3、发电效果不一样。

4、使用的技术不一样。

希望被采纳^_^

毕业论文，多少人心中的痛，过来人都体会过那种滋味。为了表示我对毕业生们的无限同情，在这里直接送上经济管理论文一篇!

【论文摘要】 每年时至夏冬用电高峰季节，我国多数省市都会出现“电荒”，严重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从去年开始，通过提高电价，限制煤价，“电荒”现象有所缓解，但煤电矛盾依然存，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决，且有可能出现反复。本文从我国发电企业运营中的煤电问题及其现状出发，分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文关键词】 煤电问题原因解决对策

1.前言

电力供应是人们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每年反季节常态化的“电荒”暴露出我国持续多年的煤电矛盾趋于恶化。除了“天灾”原因导致水电欠发外，火电厂不能开足马力、跨区输电不能调剂余缺这些现象也表明：“制度性缺电”已成为威胁我国电力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制度性缺电”背景下，相关行业和地区乱象丛生电力及相关行业、部门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纠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指责、不同区域之间相互埋怨作为市场主体的发电企业没有发电积极性，行使管理职能的地方政府却冲在一线调煤保电，

2.当前发电企业运营中的煤电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当前，煤炭仍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其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到70%左右，而煤炭发电提供了全社会80%的电量。工业企业用电需求旺盛，火电亏损。而以往每年夏季和冬季用电高峰，各省为保障电煤供应，大多数都通过实施阶段性电煤供应指令性计划、约谈、控制电煤外流出省等措施，以暂时维系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煤电问题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公共和行政资源，多重矛盾叠加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如下一些“煤电死结”：

第一，市场电煤和计划电煤价差继续扩大，导致电厂的.燃料成本不断攀升。对于电厂的到厂电煤而言，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到厂重点计划电煤，另一部分是到厂市场电煤。重点计划电煤价格比市场电煤价格要低，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两者价格差的不断扩大，重点煤炭的合同签订量不断减少，加之重点煤矿的兑现率也在减少，因而开口量就需要去市场购买，这就导致了电厂的到厂电煤价格飞涨。而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涨，电厂的燃料成本必然不断攀升。近几年，山东、山西、内蒙古一些百万千瓦的电厂，其燃料成本已经占到千瓦时电生产成本的90%以上，最高的甚至达到95%，引起整个电力行业的关注和担忧。

第二，煤电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电厂持续亏损，导致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在煤炭等上游燃料价格无法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煤电联动”是最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政策选择。2004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即在不少于6个月的一个联动周期内，若平均电煤价格比前一联动周期的变化幅度≥5%，则相应调整上网电价与销售电价。但在实际执行中，有关部门一再拖延煤电联动的时间，反而扰乱了发电企业的正常运营。一些地方尽管上调了发电上网电价，暂时缓解了煤电矛盾，但电价仍未疏导到位。而全国火电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部分企业负债率超过100%，目前很多地方的火电厂，已经到了没钱买煤的地步。

第三，煤矿“守着煤、买不到煤”的局面成常态。一方面是电厂频频陷入紧急“煤荒”，另一方面却是煤炭企业普遍没有生产积极性。摆在煤矿企业面前的窘境是，电煤与市场煤、省内价与省外价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保障电煤、民用煤、重点企业用煤都是“政治任务”，企业只能暂时丢掉市场而保电煤。事实证明，电煤越是按市场规律办事，越是有保障。如果允许煤矿销售一部分煤炭给电厂以外的其他客户，这样拉高扯低在总体上还能有所盈利。可是所有煤炭都要给电厂，很多被下达了电煤任务的煤矿，不得不从其他煤矿高价买来完成任务，在这种局面下，很多煤矿企业失去生产积极性，电煤供应更加紧张。

第四，行业内部之间的多重积怨不断加深。电力、煤炭、运输等行业之间总在相互指责，各自都有诉求表达，有些矛盾还十分尖锐。由于近年煤炭成本快速上涨，而电价上调不大，火电发电企业利润被挤压，造成全行业大面积亏损。而一些煤炭企业认为发，电企业强迫政府压低煤炭价格而攫取煤企的利润，对电厂十分抵触。还有一些煤炭企业反映，这几年虽然煤炭效益看好，但各种各样的收费却随之而来。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常的运费和各级政府部门征收的税费和基金等电煤收费项目约30多种。此外，电煤在运输环节尚要交纳的点装费、请车费、过磅费等13项名目繁多的不合理收费，亦都反映在价格上。

3.煤电问题的解决路径

发电企业运营中的煤电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资源产品定价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上网和销售电价始终被人为地压低。据统计，我国工业电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居民电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1%。如果不对电价形成机制进行改革，那么之前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和输配分开也是徒劳，反而增加成本。

合理的定价机制应是尽快启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发电侧竞价上网的方案，鼓励发电企业积极竞争，不断节约成本，让市场来决定上网电价。对于中间输配环节，应当明确输配电价，以保持公共事业的透明性。同样，销售端也要引进竞争机制，将销售权下放到多家具有资质的电力销售公司，通过竞争来决定销售电价。

首先，尽快执行输配分离改革。输配环节虽然形成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但由于输配没有分开，实际上也还是寡头垄断，配电环节竞争并没有形成，这使得电网公司成为一个绝对的垄断实体。长期以来，电网输配电成本核算和支出一直是电网企业最“神秘”的领地之一，而这也被认为是打破电网垄断的核心突破口。只有将电网输配成本理清后，决策部门才可根据成本构成科学核定独立的输配电价，依据市场原则理顺“煤-电-网”价格联动机制，这对于长期以来的煤电矛盾问题将起到实际疏导作用。

其次，加强电煤市场监管，严格控制各种不合理收费。据国家电监会调查，目前煤炭从生产地运到消费地电厂，运输、收费等中间环节的费用占煤价的30%-60%。煤炭流通环节一片乱象，层层转手加码，中间环节获取了合同煤与市场煤之间巨大差价利润，这几乎成为行业潜规则。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强煤炭运输和收费监管，认真清理各地实行的煤炭限产保价、提价、停供等措施，坚决取缔煤炭生产、铁路及港口运输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和部门擅自出台的各种不合理加价和收费。同时，规范煤炭流通环节，取消铁路部门收取的点装费以及各地随电煤销售、运输环节征收的13项不合理费用，清理地方政府成立的、具有垄断性质的煤炭运销公司。

再次，控制国有发电企业的火电建设规模。电力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电力企业为了自己做大做强，电力装机规模的超常规发展，对电力消费增长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电力消费的市场打开的同时，对煤炭资源需求也快速上升了。所以，火电发电企业要回归理性，不要盲目追求扩大规模，通过缩小、兼并甚至低价转让严重亏损的火电厂，才能让恶性竞争规模的局面不再持续下去，从根本上解决火电企业管理成本过高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过大的问题，对解决我国发电企业运营中的煤电问题起到实质性作用。

4.结语

煤电之争，已经不是行业之争或者企业之争。当前世界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途径，几乎都离不开政府主导和干预下的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在资源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当前电力体制改革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建立煤电联动机制，重组能源结构，是解决我国电力发展中的煤电矛的重要路径。

新能源完全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不会，除非氢能利用-人工制备化石燃料（比如甲烷等）等技术（在这里要不定义为可再生燃料）彻底成熟，相比于传统化石能源有了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要完全取代旧能源，不仅仅是发电环节的问题，还要把所有用能终端的用能全部用电以及可再生燃料来做代替（说白了，还有好多终端，比如交通运输等，得烧油气）。 而其实不管是做到100%发电由新能源提供，还是终端用能全部来自可再生燃料这两个目标都不容易，个人谨慎猜测认为后面这个还要难一些. 但是个人认为可再生能源占比高到超过传统能源，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主要取决于各种能源技术的发展速度，如果技术都如现在一样，电池用用就没电，光伏风电老得弃，氢燃料电解储存转一圈回来效率20%多，那估计让可再生能源占比很高也够呛。本文先不讨论体制与既有利益集团影响，只谈技术先。总体来说他们的阻碍作用可能会大于促进作用。

新基建变得更绿色，要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新基建会加大能源消耗；第二新基建可以通过电动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的协同让能源体系更加绿色，产生和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

要让新基建更绿色，首先要大量投资建设绿色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大量地投入火电厂。特高压电网到底是服务于谁，是服务于火电还是服务于可再生能源？是连接煤电坑口电厂还是可再生能源大基地？此外， 5G基站、充电桩也可以与可再生能源有效结合，比如5G基站在农村，可以与光伏和风电的分布式能源结合。新基建里能源的成份很高。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应在大规模投资新基建的同时，通过绿色城市，建立起一套减少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考核和追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