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叫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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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导师情况可以查看内蒙古大学化工学院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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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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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1068—1123）即金太祖。金王朝的创立者。女真族完颜部首领。12世纪初统一各部，并多次打败辽国。辽天庆五年（1115）称帝，建国号金。曾命人创制女真文字。 金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中国金朝开国皇帝。金太祖。女真名完颜阿骨打，又名完颜旻，习称阿骨打。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祖父乌古逎、父劾里钵世为完颜部首领，辽授予节度使称号。叔父颇剌淑、盈歌相继击败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任联盟长。 辽乾统三年（ 1103 ），盈歌死 。阿骨打长兄乌雅束任联盟长，天庆三年（1113）病死。阿骨打参与对女真各部的战争，屡有战绩，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辽授为节度使。天庆四年，起兵反辽。攻占混同江东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又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乘胜连破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祥州(今吉林农安境)、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等地。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建国号金，年号收国，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九月，统率金兵攻克辽北方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十二月，于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以西)破辽天祚帝亲征大军。收国二年，夺取辽东半岛东部地区。同年十二月，加号大圣皇帝（太祖），次年改年号为天辅。 阿骨打把猛安谋克制度改为军事行政组织。皇帝设立勃极烈（相）辅政。天辅三年（1119），颁行女真文字。四年，再次率军攻辽，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与宋相约夹攻辽，灭辽后，燕京地归宋。五年，因辽都统耶律余梹来降，得知辽国内虚实，遂下诏兴师灭辽 。六年，攻占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等地，辽天祚帝西逃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北）。阿骨打亲自统军占领辽南京析津府（燕京，今北京），派兵追击天祚帝。七年，把掳掠一空的燕京六州按原约交与宋。当年八月，领兵返回上京，行经部堵泺西行宫病死。葬于上京宫城西南。谥武元皇帝，庙号太祖。 二）金太宗完颜吴乞买 公元1123年登基公元1135年去位 太宗(完颜吴乞买) 出生:公元1075年--去世:公元1135年(在位12年) 太宗姓完颜，名吴乞买，汉名晟。太祖的四弟即位后，继续进行灭辽战争，1125年，消灭辽朝。开始进攻宋，1127年，攻下汴京，北宋亡。其后，太宗进行了经济，军事改革，并且他本人非常节俭。他下诏在女真旧地实行赋税制，不得私役百姓；规定权势之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多次下诏敦劝农功和派遣使臣到各地劝农。死于1135年，时年61岁。 （三）金熙宗完颜亶 公元1135年登基公元1149年去位 熙宗(完颜合刺) 出生:公元1119年--去世:公元1149年(在位14年)历史网 ox9dDvu%O 熙宗完颜合刺，父允峻。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采用汉官制；废除伪齐国；统一法制；创造“女真小子”。熙宗晚年，宫廷矛盾激化，贵族大臣相互残杀，无力控制朝政，心情恶劣，酗酒杀人，群臣震恐。、详细生平 中国金朝皇帝。女真族。女真名合剌，汉名完颜亶。阿骨打嫡长子完颜宗峻之长子。天会十年（1132），在完颜宗傒、完颜宗翰、完颜宗辅、完颜希尹等诸宗亲勋贵的支持下，受任为谙版勃极烈，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十三年，金太宗死，即帝位。 金熙宗即位前曾受学于汉人文士韩昉，能用汉文赋诗作词，喜雅歌儒服。即位以后，尤勤于汉文典籍的学习。他即位后，金朝对女真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勃极烈制度，改行辽、宋的汉官制度，设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天眷元年（1138），正式颁行官制及换官格（即将原女真、辽和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并确定封国制度，规定百官的仪制与服色，号为天眷新制，同时任命卢彦伦营建宫室。当年还正式颁布女真小字，较女真大字笔画简省，皇统五年（1145）正式行用。金废完颜宗翰支持的刘豫齐国傀儡政权，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眷元年，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昌等把持朝政，力主对宋和议，割让河南、陕西之地，诱使宋对金称臣。天眷二年，完颜宗弼掌握金朝军政大权，于天眷三年率重兵攻宋。金军被宋将刘錡、岳飞等战败，仍于宋军班师后，夺取河南之地。皇统元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南宋向金纳币称臣，双方划定以淮水为界。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熙宗在废刘豫齐国之后，置屯田军，将契丹、女真人自东北徙入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处。按户授予官田，使业耕种，春秋量给衣物、马匹，以资接济；若遇出军，始发给钱米。皇统五年，又颁行皇统新律，共千余条，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加速金朝的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方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完颜宗傒、完颜宗弼等辅弼大臣死后，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皇统二年十二月，皇太子完颜济安死，由于裴满氏的牵制，皇嗣始终无法确立。金熙宗酗酒，乘醉杀人，其弟完颜元、完颜查剌、裴满氏及妃嫔多人都遭杀戮，群臣震恐。九年十二月，太祖孙、完颜宗傒子完颜亮、驸马唐括辩等合谋将熙宗刺死。 天会十五年（1137年）11月熙宗下诏废除刘豫伪齐政权，金宋议和。 天眷二年（1139年）正月，金、宋议和成立，南宋代替伪齐政权成为金的属国，对金称臣，金朝归还河南、陕西。但是主战派很快占了上风。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熙宗诏令兀术收复河南、陕西等地。 皇统元年（1141年），宗弼再次带兵南侵，被岳飞、韩世忠等撃退，再次和议。 熙宗废除了太祖、太宗传下来的勃极烈制度。熙宗养父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祟尚汉化，在开国之初太宗任命宗干辅助朝政制定各种制度，为女真汉化打下基础。熙宗自幼接受汉族式教育，加上养父的影响，登基后开始了汉制改革、重用汉人。太祖四子完颜宗弼（又名金兀术）是推动汉制的重臣，熙宗授以军政大权。天会十四年（1136年），宗磐、宗干和宗翰三人共同总管政府机构，“并领三省事”。金朝官制此时基本汉化，建立了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领三省事。 勃极烈制度废除前，女真的传统一般是同代相传，比如景祖乌古乃将权力传给世祖劾里钵，然后是劾里钵的四弟肃宗颇剌淑和五弟穆宗盈歌（长子劾者和三子劾孙因为柔善而被景祖跳过），这一轮过后才是最有势力家族的下一代，世祖劾里钵之子康宗乌雅束、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和辽王斜也。斜也一死，太宗把皇储谙班勃极烈的位置空闲了两年，在大家的催促下才选了一个太祖阿骨打家族的嫡长孙作皇储。 等到熙宗继位，汉化的结果就是废除了谙班勃极烈这种旧的皇储制度，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作太子。这引起了本来能在太宗朝成为太子的太宗长子完颜宗磐的不满。熙宗因此对太宗子孙比较忍让。宗翰、宗干、宗弼等太祖太宗朝的老功臣相继秉政，熙宗临朝一般不说话。所以是压抑多年。等到皇统八年（1148年）十月，宗弼去世，熙宗才有机会亲政。但悼平皇后裴满氏又很泼辣，干预政事，无所忌惮。加上熙宗的两个儿子，太子济安[1]、魏王道济[2]相继在皇统三、四年去世，帝位失嗣。熙宗开始嗜酒如命，不理朝政，滥杀无辜。 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九日，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终年31岁。天德二年（1150年）二月庚戌，被海陵王降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1155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墓群。海陵王死后，金世宗于大定元年（1161年）十一月恢复完颜亶帝号，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墓称思陵。大定十九年（1179年）四月，升祔于太庙，增谥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二月，改庙号熙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以思陵狭小，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 家庭 悼平皇后裴满氏 太子完颜济安 胙王完颜元之妃撒卯 贤妃 魏王完颜道济 德妃乌古论氏 妃夹谷氏 妃张氏 妃裴满氏 （四）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1122～116１) 中国金代皇帝。史称海陵王。女真族。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之孙，完颜宗傒次子。金熙宗朝官至右丞相兼都元帅。太保领三省事。皇统九年（1149）完颜亮与左丞相秉德、驸马唐括辩等合谋，刺杀熙宗，即皇帝位，改元天德。严厉镇压反抗的宗室官员，先后诛杀女真宗室贵族以及金太宗子孙70余人，完颜宗翰子孙30余人。同时，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以扩大政权的基础，巩固统治。天德三年(1151)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兴修宫室，下诏迁都。贞元元年(1153)改燕京为中都，作为金朝的都城，并将诸宗室亲族及其所属诸猛安尽数迁至中都及山东等地，以防止反乱。天德三年，罢世袭万户职，以改变贵族“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状况。仿中原王朝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对科举进行改革。贞元二年复钞引法，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同时又颁行“续降制书”，补订法律，与熙宗时的皇统制并行。正隆三年，又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征调各路军兵，准备南侵灭宋，统一中国。六年二月，他从中都出发南巡，六月，抵南京。海陵王亲自督大军渡淮河，出庐州(今安徽合肥)。命工部尚书苏保衡率水师由海道直趋临安(今浙江杭州)。十月，任东京留守的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发动叛变，称帝于辽阳。海陵王继续南进。苏保衡所领的水师行至胶西陈家岛时，遭到南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完颜亮所率大军在采石矶希图渡过长江，为宋虞允文所败。他于是率兵还和州(今安徽和县)，趋扬州，计划从瓜洲(今江苏扬州南)渡江。先一日，军中发生叛变，海陵王被军将完颜元宜等杀死。 （五）金世宗完颜雍 完颜雍（1123年——1189年），本名乌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1123年出生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年号大定，庙号世宗。图为大定通宝。 完颜雍从小善于骑射，才识过人，即位之前，曾先后在会宁、中京、燕京、济南、西京、辽阳等地作过地方官，对民间的疾苦有所了解。金世宗即位之前，金朝的皇帝是海陵帝完颜亮。他统治的时期，赋役繁重，战争接连不断，激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人民的不满。1161年十月，完颜雍在辽阳即位，改元“大定”，他就是金世宗。不久，海陵帝在扬州被部将所杀。总结教训，金世宗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重新整顿了金朝的统治秩序，使金朝出现了当时罕见的好局面。因此，清朝人赵翼说：“金代九君，世宗最贤。” 1162年二月的一天，在金朝首都的宫门口，有个老臣局促不安地等待着求见金世宗。他叫张浩，辽阳渤海人，从金太祖阿骨打时期起就任官，是前任丞相。金世宗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现今，我感到国君难当，生怕出现一些差错和弊端。你是国家的元老，理当齐心合力帮我治理好我们的国家，好让后世人来赞扬我们的德政。”张浩是个秉公办事的人，在他任地方官时，所在的县秩序井然，政绩显著；后任尚书时，负责监督营建燕京都城的施工，也深得民心。但是，也正是在他任丞相期间，海陵帝好大喜功，滥肆征伐，大兴土木，弄得民怨鼎沸。张浩虽曾婉言相劝，可并没有抵制。张浩深感自己未尽职责。金世宗知道张浩的为人，也怕他有此顾虑，于是就对他说：“在海陵帝时，你是丞相，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有些事与你无关，因此大家并不怪罪于你。现在，我继续请你为丞相，也就是对你的信任，请你自勉，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张浩对金世宗这番通情达理的讲话非常感激。这次会见，使君臣之间的感情得到了交流。 几天之后，金世宗对张浩说：“你是尚书令（掌管政务的宰相），凡有可用的人才，应立即推荐上来。”张浩见金世宗态度诚恳，就大胆地荐举了纥石烈志宁。 纥石烈志宁是什么人呢？他的本名叫撒曷辇，是海陵帝时的左丞（宰相）、右领军大都督（统兵元帅之一）。金世宗即位以前，他为保护海陵帝，曾与白彦敬一起联合一些地方官吏准备攻打金世宗。这时正好世宗即位，海陵帝被杀，因此进攻未成。金世宗即帝位后，派了石抹移迭等人为使者去争取他们归顺。纥石烈志宁不但不服，反而杀掉了使者九人。金世宗就命令完颜谋衍出兵征伐，结果迫使他们全部投降 一天，金世宗把纥石烈志宁等降将找来。金世宗对他们说：“海陵帝暴虐残忍，你们却大加保护；我派使者去劝你们归来，你们又杀我的使臣。现在，我如果把你们处死也是理所当然的。”纪石烈志宁回答说：“我们因为得了海陵帝的厚恩，所以不降，罪该万死。”但是，金世宗不念旧恶，又看到他们很有才能，就赦免了他们，还任用纥石烈志宁为临海节度使。他对纥石烈志宁说：“你对海陵的态度是出于忠心，希望你今后要保持忠节，更好地为国效力。”后来，张浩又推荐他，金世宗就更加重用纥石烈志宁了，拜他为右丞相，进封金源郡壬。纥石烈志宁屡建战功，为金朝作出了不少贡献。 金世宗采取不弃前嫌，唯贤才是用的政策，很得人心。因此，在他统治的大定年间，金朝政府内形成了一个精干的有能力的统治核心。核心成员中有在海陵帝时身居高位的人，有反对过金世宗的人，有资历浅薄的人，也有出身低微的人。如移刺道，原先是个都督府长史，后按资历升任翰林直学士，但是，根据他的政绩和才能，金世宗破格提拔为转运使，后又任宰相。金世宗依靠这个核心中的女真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I 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清明，金世宗尤其重视对官吏进行考察。他评定官吏的标准是看政绩的好坏。好的得到升迁，差的予以除名，赏罚分明。他有三条途径来考察官吏：第一是亲自巡行。通过传统的“巡猎”活动，既可以习武，又可视察下情；第二是派使臣专程视察；第三是鼓励各地官吏和群众“上书”言事。有一次，金世宗得知有个叫左渊的贵族子弟，在任漕司（负责漕运的官吏）时贪污钱粮，非常生气，就好意劝他改正错误。但他坚持不改，后又盗用物资。金世宗当机立断将他除了名，永不叙用。还有一个叫徒单贞的人，是太子妃徒单氏的父亲。当这个皇亲国戚的贪污罪行被揭发之后，金世宗除要他退回全部赃款、赃物外，还把他降了职，又削去他夫人的爵位。 金世宗不仅注意任用原有知识分子做官，而且注意官吏的来源，注意培养女真族的知识分子。大定初年，张浩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辞去官职，金世宗既对他极力挽留，又诏谕他不必每日上朝，即使入朝，也为他设有专座。一次，宫廷近臣中有人提议罢除科举制，金世宗就请张浩裁决。金世宗对张浩说：“自古帝王中有不用文学之士的吗？”张浩回答说：“有。”金世宗问：“谁？”张浩答：“秦始皇（指他的焚书坑儒）。”金世宗环顾左右说：“难道要把我当作秦始皇吗？”通过这次咨询，以科举取士的办法不但没有废除，反而得到充实。金世宗还创立了女真进士科，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女真太学，为女真族培养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馀力。 金世宗还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1164年，全世宗主动和宋朝议和。从此，金、宋双方休战了约三十年。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秩序，他颁发了免奴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他还采取了重视农桑、奖励垦荒，进一步开弛禁地，实行增产者奖，减产者罚等一系列措施，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实行减免租税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稳定了生产情绪。金世宗本人又提倡节俭，注意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发展手工业生产。因此，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开始，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这时，金朝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历史上，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号为小康”，而把金世宗誉为“小尧舜”。 芦沟桥就是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五月，决定修建的。不过尚未动工，金世宗就在第二年年初病逝了。这年六月，金章宗开始修建芦沟桥，三年后建成。初名“广利桥”。后因桥身跨越芦沟，人们都称它芦沟桥。早在战国时代，芦沟河渡口一带已是燕蓟的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原来只有浮桥相连接。115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宣武区西）之后，这座浮桥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车水马龙，行人相接，原有的浮桥显然已不能适应都城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交通上的需要。金世宗才诏命建桥。芦沟桥的修建，尽管已不在金世宗统治时期，但实际是金世宗“大定仁政”的一个结晶。 （六）金章宗完颜璟 元1189年登基 公元1208年去位 章宗(完颜达葛) 出生:公元1168年--去世:公元1208年(在位19年)章宗，姓完颜，名麻达葛，金世宗孙，父完颜允恭。母孝懿皇后徙单氏。金大定八年生。泰和八年卒。即位后，废除奴隶制，完成封建制的建立。使人口增长，府库充实。章宗是金朝汉文化最高的一位皇帝，诗词创作甚多，又爱好书法、绘画，在朝中设立书画院，搜集散佚的书籍和书画名品。死于1208年，时年41岁。 z0 W-c | lK0完颜璟(1168-1208年)，女真名麻达葛，祖父系世宗完颜雍，父显宗允恭，母孝懿皇后徒单氏。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世宗去逝，以皇太孙身分即帝位，庙号章宗，在位20年，对金朝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 金章宗生长于世宗执政的金朝盛世，自幼对祖父的文韬武略耳濡目染，加之对儒家文化的融会贯通。登位后，在继行祖父"仁政"之治的同时，极力效法北魏孝文帝否定本族旧制的那种翻然改进式的汉化改革，不再因循世宗的复古主义作法。不断完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实现了女真族的彻底封建化。历史网%\ M$u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二月，章宗刚即位，就解决了金朝的奴隶又称"二税户"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奴隶既要向国家纳税，又要向寺院纳租，地位最为低下，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奴隶制的存在已成为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经过章宗的努力使绝大多数的奴隶变成了平民。 对于金朝独具女真人特点的猛安谋克制，在大金国开疆拓土、灭辽伐宋历史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章宗继承了世宗的某些整改措施，又作了许多新规定。这些规定有效地制止了猛安谋克的不务正业和自由散慢。之后章宗又以法律的形式，剥夺了猛安谋克在世袭制上的特权，并淘汰了一批平庸无能的猛安谋克，从而提高了猛安谋克的整体素质 章宗在位期间，加强了官制改革，为适应形势和需要，又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同时，章宗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于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章宗继承世宗大定盛世，使女真社会封建化最后完成，这是金朝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发达，人口增长，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史家评为"宇内小康"。 金章宗时期是金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明昌六年(1206年)，女真、契丹、汉户为7223400户，48490400人，比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增加了1623700多户，8827000多人。人口增加如此迅速，没有繁荣的经济作基础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章宗时期，女真社会经历了金朝自上而下、自外至内的封建化过程。在农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昌二年(1191年)，金国库存金一千二百余铤，银五一五万余铤，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税收达到创纪录的数字。使金朝出现了鼎盛时期。 在章宗末年，边患不断，北边的鞑靼和蒙古兵，不断起兵抗金。南边宋朝也不断发动对金的战争，在战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损失惨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三次决口，泛滥成灾。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逃亡。金朝的赋税收入急剧减少，对外作战的军费却与日俱增，致使财政入不敷出，大量发行交钞(纸币)，又造成社会经济紊乱，所以说，章宗时期虽然是金朝发展的极盛阶段，同时也是金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 泰和八年(1208年)十一月，章宗病死于金中都安福殿，享年41岁。其叔父卫绍王完颜永济侥幸取得皇位。卫诏王尊章宗谥号为"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仁孝皇帝"，庙号章宗，葬于大房山道陵。 （七）金卫绍王完颜允济 公元1208年登基 公元1213年去位 卫绍王(完颜永济)出生:公元1153年--去世:公元1213年(在位5年) 卫绍王，姓完颜，名永济。金世宗第七子。“柔弱鲜智能”，政治日益腐败，而此时，蒙古迅速强盛，多次打败金军。卫绍王死于1213年，时年61岁。 （八）金宣宗完颜珣 公元1213年登基 公元1224年去位 宣宗(完颜吾睹补) 出生:公元1163年--去世:公元1224年(在位11年) 宣宗，本名吾睹补，汉文名：完颜珣 父完颜允恭。即位后与蒙古媾和。大量发行钞票，造成金国经济濒于崩溃。虽有励精图治之志，但无拨乱反正之才。死于1224年，时年61岁。 （九）金哀宗完颜守绪 金哀宗完颜守绪（生于公元1198年-卒于公元1234年）原名守礼，宣宗完颜珣第三子，公元1223-公元1234年在位，史称哀宗。守绪生逢末世，虽志大才高、卓识有为，但终因生不逢时，国中问题积重难返而回天无力，成为金朝皇帝中令人叹婉的千古悲剧人物。 卫绍王时，守绪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登基后，晋封为遂王，并任秘书监，后改枢密使，总揽金国军政大权。 面对残局，完颜守绪临危不苟，锐志不丧，试图挽救金朝于垂危之中。为此，他首先重新组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央政权，并且严明法纪，同时，他已意识到了蒙军是大金国最危险的敌人，遂与宋停，他已意识到了蒙军是大金国最危险的敌人，遂与宋停战，并与西夏修好，以便集中兵力抵抗蒙军。 但金朝这时气数已尽，钧州三峰山一战，金国主要将领大部牺牲，金军主力溃败，金朝已是大厦将倾。由于汴京城下蒙军大兵压进，所以哀宗出逃蔡州，不久汴京城便被蒙军攻破。 蔡州地处淮水支流汝水之上，与宋接壤，这里并非城坚、兵众、粮广，形势非常不利，哀宗见守御困难，打算休整之后，率军西征。此时宋朝已与蒙古商定，联合灭金。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蔡州已经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初九，蒙古军在西城凿通五门，大军涌入城中，金蒙两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直到傍晚，蒙古兵暂退。夜，哀宗召集百官，传帝位给完颜承麟。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矫捷有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之志也。"承麟推让不及，只好默许。 次日，承麟受诏即皇帝位。正在行礼，宋蒙联军已经攻进城来，君臣传位仪式只得草草收场，出去迎战。宋军攻下南城，蒙军攻破西城。激烈的巷战中，哀宗在幽兰轩中自缢而死。群臣闻之，哭奠。未毕，诸禁军举火焚子，收哀宗骨，葬于汝水。 （十）金末帝完颜承麟 金末帝完颜承麟（？——1234年），金国末代皇帝。原为金国将领，天兴三年（西元1234年）正月，金哀宗不欲做亡国之君，担心枪打锄头鸟，遂将帝位传予他。於下旨传位翌日举行即位大典，但大典未及完成宋蒙联军已攻入城内。完颜承麟唯有草草完成大典立刻带兵出迎，死於乱军之中。据史学家推测，完颜承麟在位时间不足半天，更有说指出在位时间不足一个时辰，为中国歷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根据全国身份证信息系统查询得知，全国共有 107374 个张浩

其人员的省分布情况如下：

北京市（1763人）

天津市（1607人）

河北省（9900人）

山西省（3687人）

内蒙古（2715人）

辽宁省（5118人）

吉林省（2038人）

黑龙江（2271人）

上海市（1141人）

江苏省（8330人）

浙江省（1793人）

安徽省（9753人）

福建省（691人）

江西省（1441人）

山东省（9977人）

河南省（11514人）

湖北省（6196人）

湖南省（3632人）

广东省（1669人）

广西（467人）

海南省（117人）

重庆市（2954人）

四川省（6394人）

贵州省（1477人）

云南省（1882人）

西藏（11人）

陕西省（5333人）

甘肃省（1794人）

青海省（142人）

宁夏（764人）

新疆（639人）

其他（1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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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